2018翻硕考研明代诗文流派评析

2018翻硕考研明代诗文流派评析

明代初期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或文，或诗，或诗文兼长。永乐、弘治前后，诗坛上出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台阁重臣，所作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其形式则是追求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给人以枯燥乏味、平庸呆板之感。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所以追随者很多风靡一时。 台阁体：台阁体是明代前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其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这种文风垄断了当时的文坛。 茶陵诗派：是继台阁体之后，明代前期的又一个诗歌流派，因代表人物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而得名。它形成并活跃于弘治至正德年间的诗坛。李东阳的成就最大，他的诗论着眼于形式，强调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格律，忽视内容。因此，他的作品大多是抒发封建士大夫情怀的应酬题赠之作，缺乏现实内容，其形式典雅工丽，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之弊。 明中叶以后，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学传统，提出一定的文学主张，表现一定的创作倾向，相互排斥，此起彼伏，直至明亡才告结束。 前七子：“前七子”复古运动出现在弘治、正德年间，他们包括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桢卿等七人，这些人反对粉饰太平、文风柔靡的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扫除台阁体千篇一律、呆板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把秦汉古文当范本，刻意模仿，从而滋长了文坛上的模拟剽窃的风气，或以形式上的古奥艰深掩盖内容的贫乏浅薄，扼杀了文学创新的能力。“前七子”中以李梦阳、何景明的文章最有代表性。 后七子：嘉靖、万历年间，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古文运动。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前七子一脉相承，他们进一步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王世贞语)。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们在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维护问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但他们太过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 唐宋派：嘉靖初年，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毛坤等为首的唐宋派出现在文坛，他们最早起来反对拟古文学运动，继承南宋以来推崇韩、柳、欧、曾古文的传统，提出“文从字顺”的主张来矫正前后七子的创作弊病。由于他们崇尚唐宋古文，故世称“唐宋派”。这一派以复古的理论来反对复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在当时看到了拟古派给文学带来了危机，竭力反对文学复古，就这一点来说是进步的。

公安派：“公安派”是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人物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因“三袁”是湖北公安人，故得名“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他们的文学理论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认为文学的发展方向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新”;二是反对文学创作剽窃模拟，矫饰虚假，强调文学创作要发抒自己的实际感受和独到见解;三是反对古奥艰涩，隐晦难懂，主张意达辞畅。“公安派”在创作上的主要贡献是散文，他们的游记、随笔等，写景抒情，自然地表露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公安派”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竟陵派：“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一个诗文流派，其实两者在理论和实践

上并无太大的差别。“竟陵派”只是力图纠正“公安派”末流的弊病。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钟星和谭元春，因其都是湖北竟陵人，故得名。其文学主张主要见于钟、谭二人编选的《诗归》一书。他们提出“求古人真诗”，既学“古”，也学“真”，强调“独抒性灵”，但过于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他们的偏狭性。

童心说：李贽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也竭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提出了“童心说”。李贽认为，所谓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是一种未被道学礼教所蒙蔽的内在情感。在他看来，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他明确申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的学说推动了明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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