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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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评何清涟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

编者按:　何清涟女士所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是今日中国出版

社组织出版的《中国问题报告》系列丛书的一种。今年刚一出版,立刻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6月底,作者来陕,应陕西社会科学界之邀,就该书进行座谈。这里发表的3篇书评的作者

都参加了座谈会,他们都是陕西社会科学界的名流。这组书评从不同的角度对该书进行了评

介,我们特意推荐给读者,希望对您了解此书及思考中国当代的经济社会问题能有所帮助。

当代中国亟需人文关怀

赵馥洁

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是一部反思中国20年改革道路的书,也是一部追寻学者生命真谛的

书。它从“阐扬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堕”的崇高学术使命出发,以关心民族前途命运的拳拳之心,用大量的实证材料为依据,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居安”时而“思危”机,处“盛世”而讲“危言”,深刻剖析了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扩大,人口、就业与犯罪,农村宗法组织复燃和地方恶势力兴起,黑色经济活动与黑社会组织勃兴等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察、发人深省、启人深思的独到学术见解,匠心独具,用心良苦。初读此书,深感作者在论述和评判这些问题时,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是深切地呼唤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书中着力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转轨时期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人文精神!”在作者看来,以公平和正义为内涵的人文精神,是保证社会和经济健康发展,从而也是评判改革评价现代化成就的“阿基米德支点”。

人文精神是尊崇人的价值、重视人的道德、提升人的境界的精神;是追求理想、信仰、道德、美感的精

神。就个人而言,它表现为对终极价值和普遍意义的寻求;就社会而言,它表现为对精神文明和公平、正义的坚持。人文精神的这种内涵决定了它的超越性特征,在追求目标上它是超越物欲、功利的精神追求,在生存理性上它是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许多人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把追求功利以满足私欲作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严重扭曲了社会的价值理性,导致了人文精神的失

收稿日期:1998-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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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于是“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在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

(现代化的陷阱》耻追逐”《第375页)。正是出于对人文精神含义的深刻理解和对人文精神失落的深切忧患,该书才大力呼吁人文精神。

那么,呼唤人文精神,对于当代中国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首先,就经济发展本身而言,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克服了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浪费和物资匮乏的缺陷,使中国在短时期内变成了一个比较丰裕的社会。然而,由于在经济转轨时期,过分强调效率优先而不重视社会公平和正义,致使一些人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占有财富,造成了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而这种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该书对这一严重社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伦理追问、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尖锐地指出“:不谈公平,仅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从理论说是“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从道义上看是“没有良心”的经济学,从实践而言是“奢谈屠龙术”的经济学。为此,它提出必须为经济发展“引进公平这一社会因素”,必须为中国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只有如此,才能使市场运行严格遵守伦理规范,使经济发展充分兼顾社会公平,使中国的经济学富有人文精神。这些精辟见解,不但切中时弊而且立意高远。

其次,从社会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在1994年已经提出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无疑是对社会发展本质的正确把握。然而,实际上,仍然有人固守“发展=经济”的残缺发展观,迷恋“现代化=物质文明”的狭隘观念。持此看法者,把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物质生活的提高,误以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和唯一目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工具轻价值、重科技轻人文的偏颇,由此,也误导了一些人物欲膨胀、道义泯灭、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对此,该书认为“现代化应该有其特定的精神内容,没有精神追求的社会,财富最后都会花费到畸形消费上去”“,缺乏对物质之外更深远的精神追求,这个社会一定不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同时,它根据国外学者提出的“综合发展观”即发展是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因素的总和,主张我们应该选择“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人文价值引入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作者对发展观的理解和关于我国发展战略的建议,既富有时代精神也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所得出的科学结论。

再次,从人的素质提高来看,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人的主体活动,经济、社会、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过程。现代化建设固然有诸多动力因素如物质、技术、制度、管理等等,但人的素质无疑是最根本的因素;现代化建设无疑有多方面的目标,但人的现代化显然是最核心的目标。因此,提高人的素质乃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课题。而要提高人的素质,就不但要进行科技知识教育,更要重视人文精神教化。特别是在重科技轻人文、重功利轻道德、重谋生手段轻本体价值的价值取向,使人有沦为“物质奴隶”危险的今天,高扬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质就显得更为迫切,极端重要。对此《现代化的陷阱》,作了精辟论述,它针对当前“社会道德大滑坡,人心浮躁飘荡”“、代表爱和智慧之源的人文科学在中国正处于日益衰竭之中”、“教育实践沦入了实用的技术性和工具性教育”的严峻现实,沉切地提出“:恢复社会良知就必须仰赖于人文教育,因为人的品质决定于人文教育的品质”“,精神世界的所有问题,只能仰赖于人文科学作出解释。人文科学的作用,就是为人们寻找精神家园”。一些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正因为有了一大批被人文素质和历史良知熏陶出来的人民,所以才能维系人类精神于不坠,并为精神文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动力。因此,我们在进行非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要“重视以意义为导向的人文教育,赋予社会以理想,赋予社会成员以生活意义”。特别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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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些人在抛弃“计划偶象”的同时又迷信“市场偶象”的时候,要提示人们“金钱不能代替价值,科学技术不产生伦理道德,工具理性不能取代价值理性”。这些既富有哲理又富于激情的话语,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咀嚼、深入思考吗?

《现代化的陷阱》就是这样立足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学者的良知,从理论的高度,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呼唤人文精神,为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探寻阿基米德支点,语重心长,言之切切!在我看来,该书的警示和忠告,表达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个人理想,也是所有希望中国改革能够深化,能够健康发展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作者　陕西省哲学学会会长、西北政法学院教授]

《陷阱》在警世　学者担重任

焦兴国

1998年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叫《现代化的陷阱》,读后使人产生许多感触。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将以邓小平、改革开放、辉煌成就这样一些主题词载入世界编年史。这20年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以及涌流出的社会财富和前80年相比,不知要高出多少倍。1998年夏秋之交,我国长江、松花江、嫩江发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的袭击,洪水流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举国上下无不为之震动。但我们能战而胜之,应该说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决策的结果,是全国党心、军心、民心大凝聚的结果,也是对20年改革成就的一次大检查大考验。20世纪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改革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强大了,并为今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国人都有共同的认识。但是,摆在中国学者、研究者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不能停留在“总结经验,歌颂成就”的层面上,他们应该站在今天,想着明天,关心未来的发展态势。诚如该书导言所说“现在要做的事主要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映,

(包括不良反映)说清楚,不能只向人们展示美好的前景,却不揭示潜在危机”。为了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拓展改革前进的空间,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应该做,其中包括“揭示问题,总结教训”这一重要方面。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析,还应该达到振聋发聩、引起国人警惕的程度。何清涟女士的这本大作,我以为就起了这样的作用。

《陷阱》一书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这里试举几例: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单纯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试图做一些区分,显然不是出于学术的需要,而是指不能单纯用经济学的理论指导经济改革。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很深刻、很具体,但是在局部领域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放在更大的背景中来处理,小处所得就会被大处所失削减或冲消。《陷阱》对此的说法是“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我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或提示,尽管今后仍然不会出现尽善尽美的改革举措。

第二,关于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即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国有资产的流失是比计划经济时代国有资产营运低效率更为可怕的一种现象,它甚至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可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说继续沿用近年来我们所操持的办法,流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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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将继续存在。这里并不存在一个“流失不可避免论”,但倘若国家放弃了对国有资产的严格的监理守护,经营者又没有购买它,又没有交纳保值增值抵押金,国有资产处在与“公”断了根、与“私”没有根的模糊状态,那就非流失不可。一部分国有企业“翻版”为公司就是这样。应该说,这是个制度性的难题,还有待集中民族的智慧,予以突破。

第三,关于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和过大问题。国际社会也没有一个收入差距的合理限度,但不让收入差距过大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又不让平均主义蔓延成为压抑生产力发展的思潮,则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目标。在这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研究收入差距的“度”在哪里,因为在高收入的群落里,有一部分人的总收入中占大头的部分是“灰色的”、“黑色的”,数字究竟是多少谁也说不清,所以收入差距的度便无法做出贴近实际的计算。但在对一些人的收入无法“量度”的现实下,对收入的“合理性”却可以实施“社会追问”,譬如说,打击贪污受贿,走私贩私,禁止公款高消费,逐步理顺垄断性的行业高收入等,就是实施“社会追问”的一些办法。在社会成员的收入经得起这个“追问”之后,不论收入差距多大,国家都有宏观的调节办法。

第四,关于人文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问题。《陷阱》谈到的这个问题令人震动,也必然引起读者的共鸣。作者以十分深刻而又明白的语言说“:事实说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到自制、理性、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无耻追逐。这样的‘发展’就算是暂时获得了效益,但充其量只是一种残缺的发展”。回顾我们走过的路“市场”,真的一步一步成了社会的“偶像”,好象大家也真的都成了十分专注的“经济人”,可是大家几乎又都有另一种体会,那就是人际关系中的冷漠和自私,个人心灵中的空虚和孤独,不是随着富裕而削减、消失,有时反呈日见严重之势。“单腿跳”是不行的,以为过去那些塑造人文精神的传统办法随意拿来即用即有效的认识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必须像考虑经济改革那样,认真思考人文精神的塑造问题,且不要把二者割裂,而是把经济改革的即期和远期效应分析置于人文精神的目标框架之内。

末了,有两个意思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出自对改革、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考察,提出了许多值得国人认真讨论的问题。我这短文只是出自随意、随机、有限时间和认知本能,不是对《陷阱》的概介。二是关心改革又愿意分析问题的人,不妨抽点时间看看这本书。因为这书的文字十分好读,且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具有较高较远的思维境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当许多人都知道了“陷阱”可能会出在什么地方,那么避免滑入陷阱的办法通过您的参与也就会逐步产生出来。

[作者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并非耸人听闻的“危言”

钟兴瑜

《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作者何清涟致力于中国国情研究,在大陆和香港发表有关中国人口、农村宗法势力、现阶段权钱交易和贫富差距等中国突出问题的多篇论文而为学术界注意。《陷阱》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各方面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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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论述中国当前改革与众不同,甚或是反常,不是论证中国当前改革和现代化的必然性、必要性以及成就、业绩,它“主要是将经济决策的事后反应(包括不良反应)说清楚,不能只向世人展示美好前景,

(陷阱》却不揭示潜在危机”《第19页,以下只注页码)。举凡重大改革举措,诸如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对

外开放引资和高科技的“开发区”、市场经济体制及其价格与竞争、农村经济改革、个人收益分配改革等等,

(第49页),即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名义下有无不产出相应的“扭曲现象”“陷阱”、中外合资名义下有“陷

阱”、资产重组活动中有“陷阱”、开发区土地批租过程中有“陷阱”、市场竞争有“陷阱”、效率优先有“陷阱”……。全书通篇是采自报刊、国家部门、公检法机关、党纪机关公布的确凿的大量的事实和数字的例证,以俯拾皆是的事实进行实证性研究。如“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就有郭东风和刘兆彬文章中的数据、深圳市监察局审计室报告和处分决定、1991年中国爆炸性新闻“原野风波”、新华社1995年6月1日所揭露的山西晋安化工厂张某等借“股份制改造”之名趁机掠夺国有资产的事实与数据等多则实例。“国有资产改革”全章及其附文,全篇是实例与数字。“圈地运动”、“资本原始积累”、“市场游戏”、“贫富差距”等等,无不是大量的事实与吃惊的数字。事实胜于雄辩,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数据,怎能不令人警醒和深思?

平心而论《陷阱》,所揭露的问题和腐败事实,无不摆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有深切感觉,绝非危言耸听。正如本书末的《主编手记》所言“:何清涟这部书是谈问题的,而且是尖锐地谈问题的”“盛世不能不讲,‘危言’”“,腐败!腐败不除,改革无望。这是全体公民的呼声。本书利用公开披露的材料,从理论上剖析了这

(第390-391页)。个问题的种种复杂性、危险性。这无疑是一种盛世危言”

“危言并非耸听”。诸多“陷阱”,都是“权力经济”以改革为名或钻营改革空子设下。“权力渗透”、“权力不法使用者”“、权力市场化”“、权力和金钱结盟”、“蛀食企业的‘法人代表’”、“黑白合流”、“寻租活动”、“金权政治”等等,到处都有权力腐败。作者指出“:德国的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

(第117页),仅比不久前垮台的印尼苏哈托政权高1个名次。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于第40位”

就算这项评估不是十分准确,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如何遏制腐败,防止进一步‘软政权化’,阻止分利集团与政治结盟,在中国目前其实已经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已经泥

(第117页)为了改革的成功,必须承认腐败的存在、足深陷。”腐败的严重、腐败的危害。本书开头就写道:

(第1页)。“知耻者为勇,思索痛切才会领悟深刻。可以说,改革的更大成功,有赖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

作者还在书后留有一篇《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的“后记”,表白自己不写“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趋时之作”,

(第387要求自己讲究“学术良心”,成为“具有人格力量的人文知识份子”,以“承担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任”

页)。文如其人。《陷阱》在“盛世”讲“危言”,恰是如此。

《陷阱》作者之见,已是当今同时代、同经历、同感受的有识之士的共识。据《中华读书报》1998年7月1日第9版信息,又有名为《新盛世危言》一书出版。这里不妨抄录记者的介绍如下:

上个世纪末,著名学者郑观应呕心沥血作《盛世危言》,针砭时弊,旨在救国救世。该书震动

朝野,传诵一时。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新闻学系专家学者联袂编写的《新盛世危言》则秉承郑氏忧国忧民之心志,以现代学者的视角,以改革开放兴盛期的中国为标本,深入分析了影响中国前途的100个社会问题。该书融新闻纪实和社会问题分析于一体,既有新闻记者敢于直言、弘扬正义的锐气,又体现社会学者分析问题、小心求解的理智。……“忧国爱民之心溢于纸间,富国强邦之志著于笔端。”

《陷阱》与《新盛世危言》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所见略同!

[作者　西北政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责任编辑　张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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