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绿色基础设施几个问题的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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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园林

有关绿色基础设施几个问题的重思Rethinking of Several Issues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贺

炜/ HE Wei

摘

要：首先分析了绿色基础设施概念的来源，认为绿色基础设施相对于绿带、绿道、生态网络这些绿地规划概念，它在规划的主

刘滨谊/ LIU Bin-yi

动性、功能的复合型和弹性3个方面表现出优势。最后探讨目前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实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单一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不能充分发挥绿色基础设施功效，市场条件下绿色基础设施参与利益博弈，参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编制主体单一，行政藩篱一定程度上阻碍规划实施这4个方面。最后提出了解决困境的方法和策略。关键词：风景园林；绿色基础设施；主动性规划；功能复合；弹性文章编号：1000-6664(2011)01-0088-05中图分类号：TU 986文献标志码： A收稿日期：2009-11-10;修回日期：2010-10-19 Abstract: The origin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concept is analyzed first, and it is thought that it has three advantages of initiative planning, compound function and flexibility comparing with green belt, green way, and ecological network. Then current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are discussed,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green infrastructure at a single scale can not be fully effective, green infrastructure under the market conditions is involved in interest battling, the maker of green infrastructure planning is un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hinder the implementation to some extent. Finally, the methods and strategies to re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reen infrastructure; initiative planning; functional composite; flexibility

21世纪初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保护和引导城市空间发展的空间形式，这几年在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在2009年第9期的《中国园林》上已经对绿色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它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概念逐渐形成[1]。霍华德在他的“田园城市”理论中设想通过广阔的农田地和游憩绿地环抱城市形成绿带来控制城市的蔓延和增长。绿带的概念影响了世界不少城市的绿地规划实践，例如伦敦的绿带、渥太华的城市绿带、柏林的城市绿带等。绿带实践的直接原因是由城市的扩张对周边农田及自然绿地带来的侵蚀。它试图通过对城市外围绿地及农田的保护来实现一种更为优化的城市及城市区域空间形态。但是，由于城市空间拓展的不

1绿色基础设施不是一个新概念绿色基础设施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和绿道、生态网络等概念一脉相承，互相联

系,它们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规划城市开放空间体系来创造一个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绿色基础设施概念是公园体系、绿带、绿道、生态基础设施等城市绿地建设理论的延伸。 1.1公园体系 19世纪80年代年奥姆斯特德等人提出并规划了波士顿公园体系。公园体系实践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恶化，其目的是通过系统化的城市公共绿地来为人们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场所，通过城市内部公共空间的改善来实现城市环境的优化。 1.2绿带 18和19世纪欧洲城市的城墙被推倒使得位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绿带的

可避免，以及绿带本身的建构通常不是依托河流等自然要素自然天成，而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地形成，使其实践遇到不少困难。 1.3绿道绿道这个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新概念，最初在北美盛行，不少城市展开了引人注目的绿道规划实践[2]。规划者提倡通过大都市区的绿道网络来限制城市蔓延，改善环境，实现经济和社区复兴[3]。艾里克森(Erickson)将绿道定义为沿着自然或者人工要素，如河流、山脊线、铁路、运河或者道路的线性开放空间；它们被规划和设计为连接需要保护的自然生态区、风景区、游憩地、文化遗址区[2]。相比绿带，绿道能够更好地适应城市空间的发展，绿带由于是“一种专制式的边界，在图纸上看起来如此干净，但是在实际中这个边界很难保持，相反与山脊、河谷、特别是小溪和河流相结合的绿地却更容易保护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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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道网络中心

站点网络中心廊道

站点

廊道

网络中心

区域之间的连接

图1绿色基础设施的模式(图片来源:Green infrastructure, 2006[7])

图2绿色基础设施和城市设计的融合

1.4生态网络生态网络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期欧洲和北美，它被用作一种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其理论基础来自于群落生物学和景观生态学。20世纪70年代原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最早开始生态网络的实践，至20世纪90年代末期，生态网络作为一项重要的空间政策工具在欧洲18个国家被运用到规划设计中。保罗·奥丹姆(Paul Opdam)认为生态网络是多种同一类型生态系统的集合(一个景观中可能包含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它们的集合构成了生态网络),这个生态系统通过生物流使其在空间上形成一个连贯的系统，且和它周边的基质不断相互作用，更关注网络的整体性和生态过程，虽然其局部地方可能不生态,但是在整个区域尺度上是生态的[6]。[5]

的城市生态问题等方面显得力不从心，绿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生态的规划设计手法，应该和城市规划和设计相互融合(图2)。因此，绿地

的规划建设只有通过主动的方式来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才能够不被置于被动的地位。它应该和其他城市基础设施一样能够引导城市发展[8]。中国城市化仍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通过绿地来限制城市空间拓展、保护生态环境的方法是不符合当今国情的。可持续发展观念需要绿地的布局不但能够恢复被扰动的自然生境，而且要能够促进城市功能更新和发展。绿色基础设施寻求的是一种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平衡，通过这种平衡

2绿色基础设施新在哪里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方法和基本理论依据虽然与集中绿地规划概念相同，它的理论模型依旧是建立在绿道和生态网络的模式上，通过廊道 (corridor)、网络中心(hub)、站点(site)的空间模式来维系和恢复生态过程[7] (图1),但是它赋予了绿地网络更多的内涵，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 2.1主动性规划道路、水、电、气等是我们所熟知城市发展中必要的基础设施，城市绿地一直是城市建设中锦上添花的设施，并且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被保护的绿地常常让位给其他用地。绿地建设的被动地位符合城市经济市场化的客观规律，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牺牲绿地空间而开发居住、商业确实能减少政府的机会成本，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且对于土地稀缺的城市而言将更多的绿地转换为城市发展用地，增加了土地供应，从而降低了房价。但是绿地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在维系城市生态系统平衡、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城市魅力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同样也是城市必需品，和道路、水、电等一样，城市的发展需要通过绿地建设来进行引导。查尔斯·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教授，“景观都市主义”的发起人之一，认为传统的城市规划和设计方法在面对城市环境问题和后工业化图3结合河道洪水过程的河滨绿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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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2 ANOS

TR 5 ANOS

TR 10 ANOS

图4河道洪水过程模拟

的维系来实现主动性的绿地规划。在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目标选择过程当中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战略重点，通过牺牲某些局部利益来获取整体利益，同时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应该先于其他专项规划。 2.2功能复合绿色基础设施考虑的内容不仅仅是“绿色”,其概念中包含了2个基本功能：1)通过保护和连接分散的绿地来服务于市民(休息、健康、审美等); 2)保护和连接自然区域来维系生物多样性和避免生境的破碎。功能单一的绿地在面对城市高速扩张时显得势单力薄，功能的复合为绿地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当一块绿地面临将被取代的境地时，政府和规划人员不得不权衡各方利益而作出抉择。保护城市水质、优化水文过程、净

化空气质量、提供更多的游憩场所、提升城市形象这些绿色基础设施所能带来的价值对于城市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重点介绍绿色基础设施在优化水文过程和提升城市审美品位方面所起的作用。绿色基础设施能够优化城市水文过程。城市地表覆盖硬质化和地表水流的渠化会带来诸如洪水频率和洪水量的改变，以及水体污染等问题。绿色基础设施能够让城市的水文过程重回自然。例如滨河的大面积绿地可以作为洪水来临时的滞洪区，减少洪水的危害；结合道路和水体设置的绿地可以减少暴雨径流带来的大量污染物。滨水绿地空间的规划设计应该基于对城市河流水利过程的模拟，使绿地能够适应不同时期的河流水位变化(图3、4)。[7]

景观的视觉问题在绿地系统的构建和规划中常常被忽视，绿色基础设施的概念使我们重新认识到绿地景观视觉价值的重要性。哈佛大学的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教授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区域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前期工作中重点考虑了区域视觉资源的保护问题，他认为传统的通过视线通廊、视觉轴线来组织城市视觉景观常常是无效的，并通过具体深入地沿着城市主要街道的实地拍照，然后通过公共参与的方式将区域景观资源分为5个等级，再将这些信息在GIS中数据化，这些数据是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的重要依据(图5、6)。美不美是市民最直接的感受，结合视觉资源的绿地网络能够为它迎来市民最为广泛的支持，同时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城市开放空间系统能提高城市形象，给城市带来更多发展机会。 2.3弹性面对城市快速发展的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原先规划好的绿地空间常常面临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往往是难以预计的，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绿地基础设施应该具有弹性。弹性理论是当代景观规划与设计的前沿性课题，是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的基础[9]。弹性理论是一种战略性的思维，而非存在一个标准模式，所谓弹性应该始终基于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社会人文和经济现状，并且融入不同尺度的规划设计中。

图5公众参与城市视觉景观评价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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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适应处于不同阶段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在不同类型干扰的影响下，可能随时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外一个阶段[10],如图7中的软枫木林生态系统在洪水过程作用下会进入另一个软枫木湿地生态系统，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应该能够适应生态系统的不同状态(图8)。

3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及实施的困境绿色基础设施常常被描述为蜿蜒在城市、区域甚至是国家之间的乌托邦式的绿色网络。虽然相对于绿带、绿道、生态

网络，绿色基础设施由于更具主动性、功能复合性和弹性，使其更能适应城市发展的要求，但是在它的规划实施中仍然可能面临如下困境。一是单一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不能充分发挥绿色基础设施功效。科学合理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体系应该是多尺度的。目前我国的绿地系统规划主要停留在城市这个尺度。但绿色基础设施在维持物种迁徙、维持流域水文过程等方面的功能需要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才能体现，而诸如减轻暴雨径流污染等功能要在更为细节的层面才能体现。单一尺度的绿地规划无法充分发挥绿色基础设施的功效，并且在规划过程中因无法明确规划目标而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图6城市视觉景观视觉质量的统计和GIS数据化处理

二是市场条件下绿色基础设施参与利益博弈。相对于其他用地，绿地很难为开发商和政府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当面临选择时，开发商和政府

弹性是生态网络的特性之一。生态网络结构一旦形成，虽然网络会随着时间改变，但是对于目标种群保护的潜在功能不会丧失；网络的弹性体现在网络中某个部件的生态功能下降可以通过网络中其他部件生态功能的提高进行补偿。马萨诸萨大学的杰克·埃亨(Jack Ahren)认为应通过5个战略来实现绿色基础设施的弹性：多样性(diversity)、多尺度网络(multiscalenetwork)、多功能(mutifunction)、模块化(modularization)和适应设计 (adaptive design)。多样性包括生物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反馈的多样性。多尺度的网络是指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应该在不同空间尺度(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采用不同的战略重点和规划目标，使其适应不同尺度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经济和社会问题。多功能的绿色基础设施应具有复合性的功能。模块化是指绿色基础设施的构件如同电脑的零件，可以依据不同的目标进行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效益。适应设计是指，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要[6]

往往牺牲绿地来发展其他用地。绿地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它的开发理应由城市政府主导实施，但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同样是市场的参与者，同一块用地政府选择开发绿地意味着以极高的机会成本换取较少的既得利益。当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压力或者高地价诱惑时，极有可能放弃对绿色基础设施的实施。三是参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编制主体单一。我国的公共参与制度尚不完善，与绿色基础设施规划较为相近的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很大程度上是由城市规划部门编制完成，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单一部门主导的编制对于某些问题的考虑会不周全，将不利于规划未来实施。四是

行政藩篱一定程度上阻碍规划实施。区域性的绿色基础设施需要自上而下的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但是在具体实施环节，政府很容易就“市”论“市”,城市权利不平衡和地方保护主义，使得绿色基础设施很难在区域范围内得以实施。例如区域性的重要生物通廊可能由于某些城市的地方保护使廊道不得不被中断。

洪水作用

软枫林生态系统

干扰

软枫林湿地生态系统

图7处于不同阶段的软枫林生态系统(图片来源: Large Parks,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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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储馈

图8绿色基础设施对处于不同阶段生态系统的适应示意(a、 、r、k分别表示处于不同阶段的生态系统，但是生态系统并非一定按照大环上的循序即K-a-r-Ω进行转换，不同状态之间的转换依据干扰类型的不同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例如，由于外界干扰生态系统可能从大环K状态进入到小环中的a状态，并从a状态进入Ω状态，并再次由Ω状态进入到K状态，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应能够对这些不同的状态进行预判断，使规划更具适应性)

反

参考文献：[1] Manfred K. Greenbelt and Green Heart: separating and integrating landscapes in European city region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7, 64: 19-27.[2] Erickson D L. The relationship of historic city form and contemporary greenway implementation: a comparison of Milwaukee, Wisconsin (USA)

4对策面对以上种种困境，本文提出了如下可供参考的对策。组织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参与规划；打破行政藩篱，加强不同部门和涉及区域不同城市政府之间的合作。实行一定的土地政策，鼓励更多人参与绿色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容积率奖励政策，通过奖励开发商较高的容积率来鼓励开发商进行周边相应区域的绿地建设，减少政府投入。建立多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体系。建立国家、区域、城市和分区尺度的绿地系统规划体系，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应贯穿于这些尺度。依据不同尺度确定不同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目标和战略重点，并且区域尺度、城市尺度和分区尺度的绿色基础规划应该能分别和城镇体系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相互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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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Rio De Janeiro, BRAZIL: IFLA, Associacao Brasileira de注：文中图片除注明外，其余来源于第 4 6届 I F L A会议论文集《G r e e n Arquitetos Paisagistas, 2009.[9] Jack A. Green Infrastructure and Resilience: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in a changing urban world[C]//46 th world IFLA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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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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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s .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New York, 2007.(编辑/曹娟)作者简介：贺炜/1980年生/男/湖北武汉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刘滨谊/1957年生/男/辽宁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景观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风景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现代景观与旅游规划设计的教学与实践/本刊副主编(上海 20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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