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老头》中父爱悲剧性原因

浅析《高老头》中父爱悲剧性的原因

摘要：《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之一，巴尔扎克对高老头的描写全部集中在父爱的欲念上。通过高老头爱女儿，最终却被女儿抛弃的悲剧性遭遇，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冷酷的金钱关系。造成高老头悲剧的除了当时在金钱势力支配下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的因素之外，高老头对两个女儿没有分寸地过分宠爱和纵容也是造成这种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金钱、父爱、资本主义、宗法制

雨果论巴尔扎克及其《人间喜剧》时说：“他所有的书仅仅组成一部书:一部生动的、闪光的、深刻的书，在这部书里，我们看到我们的整个现代文明在来去、走动，带着我也说不清楚的、和现实掺杂在一起的惊惶与恐怖之感;一部了不起的书，诗人题作喜剧，而他本可以题作历史的??”

长篇小说《高老头》写于1831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人物体系上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故事发生在1819年冬一座寒呛的伏盖公离中。众多的房客里有三个人特别引人注目:高老头、法科大学生拉斯蒂涅和苦役逃犯伏脱冷。而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扮商人。这个暴发户拥有几百万家财，然而他仍保持着市民的温清，在妻子去世后便把全部感情都放在两个女儿身上，用金钱去满足女儿们的一切愿望。他对女儿的爱近乎痴狂，以致将自己的最后一点养老金也给了两个贪心的女儿，终于被女儿和女婿抛弃他的痴狂的父爱给自己带来了灭难。

作品中巴尔扎克就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生气勃勃的明快笔锋为我们诠释了一种新的有悖常理的父爱，而高老头盲目的爱换来的却是被女儿们遗弃的可悲结局。对于高老头这样一个父爱的悲剧人物，巴

尔扎克立足于生活的真实，从伦理与人性、社会与自然等多层面表现悲剧所具有的典型性和深刻性。高老头的死是对社会进行震撼人心的揭露和控诉，暴露了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和毁灭。巴尔扎克透过高老头的悲剧，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对伦理道德的有力冲击。

当然，巴尔扎克作为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也并没有放弃对美好人性——这个人类赖以生存和延续、社会赖以维持和发展的支柱的张扬与呐喊。他从人性的立场出发，用人之为人的审美眼光观察周围的一切，落入审美视野中的仍旧是人性的搏斗——社会中充满着善性与恶性的较量，企图以此寻找到这个血腥社会的病毒根源，并给以医治。于是，在巴尔扎克的倡导之下，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又一次响了对美好人性——平等、博爱的大声呼唤。

《高老头》中的主人公高里昂先生作为一位父亲，对于自己的两位女儿奉献出了他自认为的全部的爱，但是其结局却是极其悲惨了，在临死之前才终于明白自己的女儿根本就不爱自己。高里昂先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悲剧结局，其原因是复杂的。 一、 悲剧的温床——社会原因

从社会角度而言，高老头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社会畸形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一方面新兴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人追逐金钱,期待新的时代;另一方面各人心里又多少残留着对于过去时代的缅怀,对于那种象征安定的宗法制家庭思想和象征高贵的贵族阶级制度的不舍。在天翻地覆中的变化中,矛盾迅速瓦解,崩溃,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唱响了一个时代的悲歌。

“巴黎的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7]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

在各个领域的角逐中，无论是庸俗腐酸的伏盖公寓，还是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都充满了金钱的诱惑，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向金钱顶礼膜拜，金钱处处冲击着贵族头衔，在这里，比较有代表性就是鲍赛昂子爵夫人的命运，鲍赛昂子爵夫人作为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始终敌不过“二十法郎利息的陪嫁”被情妇抛弃，不得不离开巴黎。另外，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社会变革浪潮的洗礼，在纷纭复杂的巴黎社会，攀附显贵的远亲，来到了鲍德府邸，做了纽沁根夫人的情人，完成了自我的教育，学会了在资本主义阶级的利己主义下，如何“把男男女女当驿马骑”，“以牙还牙对待这个社会”。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的金钱和享乐使他从一个纯朴幼稚的乡村青年蜕变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野心家。作品竭力地塑造各个阶层社会的金钱俘虏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角落，无不充斥着铜臭味。

高老头是资本家出身，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他将金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没有金钱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他将对女儿的爱看做是一场金钱的交易，用钱来捆绑女儿的感情，高老头的心思没有那么细腻，作为男性，和大多男性家长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只注重对女儿物质生活方面的付出，从而忽略了对其精神上的沟通和关爱，只会用金钱来满足女儿的要求。甚至为了给女儿找钱，他愿意杀人放火；当他无力替女儿还债时，他觉得惭愧死了；手头没有钱给女儿时，他说：“不中用了，再不能说是父亲了！”[8]在他的人生哲学里，金钱和父爱似乎可以划等号。最后，高老头在伏盖公寓寒碜的小阁楼念叨女儿的名字，对已经一文不值的亲情还抱着一丝天真的幻想，直至最后被

金钱至上的原则击得粉碎，落到悲剧下场。在临死之际，他仍然坚信钱能买到一切，甚至女儿。他还想着“啊！假如我有钱，假如我能守住我的产业，假如我没有把财产给她们，她俩就会在这里，甚至会用亲吻来舔我的脸。”[9]愚蠢地试图用钱继续买女儿的爱。就算给高老头重生，他的这种思想定会再次葬送自己，酿成悲剧的。可见高老头是在这个充斥金钱的社会下众多拜金主义者之典型代表，最后无奈沦为拜金主义的牺牲品。金钱能买到感情，又能使感情毁灭，能使人们互相倾轧，互相利用，最终越来越沦为金钱的奴隶，作家万分感慨地说：“不管人家把上流社会说得怎么坏，你相信就是，没有一个讽刺作家能写尽隐藏在金银珠宝底下的丑恶”。[10]

《高老头》以其极大的艺术力量揭露了金钱的统治作用和拜金主义的种种罪恶。这是一个唯钱是亲，自私自利和尔虞我诈的社会，这里断然看不到美的存在，金钱与拜金主义腐蚀着社会，腐蚀着人心。在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金钱控制着一切，每个人都成为金钱的俘虏。

二、 悲剧的助燃剂——个人原因

高老头对小女儿但斐纳谈到父亲的责任时说：“你的生命是我给的，你的快乐还是我给的，这才是父亲所以成其为父亲。” [5]高老头所谓的给是给爱、给金钱，爱通过给金钱来表达，这可以说是高老头父爱中复杂的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高老头》中，高老头表达父爱的资产阶级方式是随处可见的。他使女儿生活的奢华象一个有钱的贵族爵爷养的情妇。他的乐事只在于满足女儿的任何要求，而只要求女儿跟她亲热一下作为回敬。很明显

高老头是在用金钱和纵容收买女儿的感情，而且是高价收买，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从感情上讲，高老头的爱本是出于封建宗法制的观念，这一家庭观念是以血缘关系、骨肉之情为内容的。由于高老头是用金钱和纵容表达自己的父爱，换取女儿的感情的，所以自己的行动给女儿造成的影响是：父女之情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女儿对父亲的感情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以金钱和纵容作为交换条件，家庭关系和感情是以金钱的多少为转移的。这样，女儿们心中的家不是以家庭为轴心，而被金钱所代替，父亲只有和金钱联系起来才成其为父亲，女儿只有和金钱联系起来才成其为女儿。所以高老头表达父爱的资产阶级方式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养成女儿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爱女儿本是要维持自己的家庭，但在它的作用下，他的家庭正慢慢走向危险的边缘。由此看来，在封建宗法制家庭大厦的基地上，高老头既是一个建筑者，又是一个破坏者。

因此，高老头的家庭悲剧，客观上是由女儿们抛弃他造成的，主观上却是由于他的过分宠爱和放纵女儿造成的。作为一个善良、有德行的资产者，他千方百计用金钱以示父爱，维持封建宗法制度家庭关系，使自己在女儿们的眼中成了财神的代名词，他虽然没有直接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在客观上纵容了女儿这样做。他把封建宗法观念挂在女儿们所乘的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马车上，并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它的费用，作为它的消费来源。高老头对女儿是有用的，而当他带着自己的家庭观念要和女儿们一同前进时，对女儿们显然是一种束缚和累赘，他钱财散尽时女儿们抛弃了他。高老头死后，每日挥金如土的女儿竞不肯拿出一分钱安葬自己的父亲。高老头的父爱既包含有封建

宗法观念的色彩，也有资产阶级的色彩，说明了在当时新旧交替的的那个时代，身为资产阶级的商人，他们虽然在主观上极力维护旧的家庭关系，又无形中参与了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关系的破坏和摧毁。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时代的悲剧，又是他们阶级自身的悲剧。

总而言之，高老头的悲剧性命运，既是个性发展导致的个人悲剧，也是时代作用下的社会悲剧，其实质是封建宗法观念被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道德原则战胜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高老头的悲剧折射出这样一个社会现实：人性被社会扭曲、异化，从而滋生出一群拜金的丑恶灵魂。他的惨死，正是金钱毁灭人性，败坏良心，破坏家庭的证明，金钱的魔力，享乐主义的诱惑，摧毁了一切人类的感情，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有力的控诉了金钱毒害人性，使人性泯灭和败坏道德的罪恶。揭露了资本主义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化，特别是家庭关系金钱化的可悲景象。高老头的悲剧正是对《共产党宣言》那句名言的一种非常形象化地说明：“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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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老头作为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不止是一个人物，而是

时代的典型，他不仅是那个时代与时俱进的资产者，有着那个时代人追逐金钱的本能和自私自利的共性，同时他也是宗法制社会父爱的典型。但是对宗法制“父爱”的夸张和美化，最终表现了巴尔扎克世界观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郑克鲁(编).《外国文学史(上)》[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 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全集第四卷:人间喜剧[法]》[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3] 张秀章,解灵芝.《巴尔扎克妙语录》[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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