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从地理学到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 ——文献史和问题史中的哈维

胡大平

一 引论

大卫·哈维（Harvey，D. 1935－），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其教学生涯后，其后一直作为一名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然而，他在当代人文研究中的影响已不是地理学所能够概括，在全球化、社会理论、文化研究、激进政治学、后现代主义等多个论域中，他已经成为被广泛引述的理论家之一。

在哈维的研究和著述中，充分体现了哈贝马斯所称的那种“解放旨趣”，以地理学想象为依托，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空间构型中包含的剥削和压迫，展望可能世界的乌托邦。在实现这一理论抱负的过程中，哈维一方面把自身的理论逻辑严格地限制于马克思的传统之中， 另一方面则试图以空间视角来整合由各种新社会运动提出的新型实践旨趣（如生态、差异等等），因此提出一种洋洋洒洒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Ecosocialist Politics）。 在今天的激进政治话语中，哈维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虽然他的相关结论（如“时空压缩”、“弹性积累”等）被广泛引作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源，

但实际上他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分析发展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空间理论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显著的矛盾，他的理论是通过他本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他并不以为然的“文化研究”得到广泛扩散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文化转向的加速及其在中国学术界的扩散，哈维可能仍然不为多数中国人文研究学者所知，而只局限于被称为“地理学”的那个学科中。

哈维在论及马克思主义传统时曾经指出，人们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过去主要集中于历史性（时间），而在空间研究中显著局促。如果能够将这个观点泛化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在更为广泛的人文社会研究传统中亦是如此。因此，更进一步，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下列问题呢：无论是所谓“全球化”在当代直接表征为一种空间的布展从而给我们提出某些空间问题，还是哈维著述被人们接受这一事实见证了他的判断中包含着真知灼见，都说明我国当前的人文社会研究应该扩大对这一类理论和思想资源的重视。我认为，这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了学科或者知识的完整性而进行“补白”工作。事实上，它内在于我们理解整个现代性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变迁的需要。 在这一背景下，对哈维的关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实证主义传统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学术路径提出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立场之间的沟通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种范例指示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的空间和路径，这些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学科和论域的内部，而广泛地与今天的知识学进步、知识分子定位等重要问题联系在一起。

作为《社会理论论丛》（哈维专辑）的一篇介绍性文章，本文并不以评论为重点，而是以文献为线索从总体上描述他所提出的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的重要论见。更进一步，在更大的社会和思想变迁中，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定位，阐明哈维的学术路径和理论逻辑，从而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一个“砖头”。在我看来，在引介和挪用西方思想资源过程中，这样的

“砖头”是必要的，这并不仅仅因为它将引来锤子或诱出宝玉，更为重要的是，在起点上为一种话语在不同语境中的生成和扩散提供规范性条件，从而防范对象误置和方法滥用等老掉牙的的问题。

二 哈维著述概况

综观哈维的著述，他占据了地理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学想象的进展。

在相关研究中，对哈维文献的一般引用最早的是载于1967出版的《地理学中的模式》一书的《地理学中的空间样态进化模式》 一文，虽然哈维在该文中指出全部的地理学必然都是历史地理学，并因此强调通过研究社会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时空变迁来理解当代地理，从而实际指出他本人在其后长期持有的技术路径，但它仍然是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专业论文。因此我们并不抬高这个起点。

事实上，哈维在2001年出版的《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 ，这本书可以作为述评路径的直接参照。这是因为，这一著作精选了其1974至2000年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含访谈）。在编排的时候，哈维有意把它们分成两个部分：“地理学知识/政治力量”和“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这两个标题恰当地概括了哈维学术旨趣的两翼：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和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这两翼是由马克思主义所维系的，1973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马克思主义既是主要的方法论资源，又为上述两翼注入了基本的价值目标。

不过，使哈维在学术界中声名鹊起的，首先却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著述，而是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 也就是说，在其学术生涯中，哈维首先是以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出现的。然而，1973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逆转其早期的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一方面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当代空间构型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致力于使地理学成为“人性化的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对巴尔的摩等城市的经验研究，不断发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的视角，把空间研究与日常生活分析结合起来，从而为拒斥后现代，高举马克思主义研究纲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资源。在近30多年研究中，哈维以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视角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而且为“现代性”、“全球化”、“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多个论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并成为占据这些论域的一个重要左派旗手。

因此，在介绍、评论以及借鉴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阐明他的这种变化。在哈维的评论者中，人们往往喜欢用“重要的逆转”（significant reversal）来定位这一变化， 虽然我们在哈维的全部著述中都会看到早年实证主义训练所形成的分析风格，但这种“逆转”或“颠覆”的意义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仅使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地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质。正是这一原因，哈维虽然可以视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本人亦多次强调这一点），但他在这个学科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获得了这个学科的

一些重要先驱（如哈特向，Hartshorne ,R.）都不具有的殊荣。把实证主义方法论在地理学科中推上顶峰，然后反戈一击，由此造成的震惊感确实不能以学科内部的挑衅性姿态来概括，它远远超出了学科或内部纪律（ discipline），而与西方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论变迁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最初亦是通过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并为人类地理（空间）设计提供确定性依据。《地理学中的解释》无疑代表了这种取向。但是，正如广义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所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启蒙理性批判之斧底抽薪式打击，地理学亦在“传统理论”中走到它的边缘处：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顽强地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实际上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学应有之义外。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内部不仅已经出现了对“与社会相关的”(social relevant )地理学主题的研究， 而且到70年代，相关性（relevance）甚至被用来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这一变迁的实质与霍克海默所伸张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过渡一致，即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969年，一份叫做《反对面：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人文地理学之激进传统的形成。在这一地理学转向过程中，哈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非常明确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这一倾向可以看作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结论的践履，在那一文献中霍克海默说：“思想家的活动的本质促使它去改变历史并在人们之间建立正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向中，哈维持续地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因此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我受到了深切的不安。” 由于这一点，哈维到美国以后便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而在此时，拉铁摩尔的故事促进他以新的方式来思考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推动他研究大学以及城市的政治历史，并最终促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

拉铁摩尔并非激进主义地理学家，更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 他的奇特性在于因为独特的中国经历、相关中国研究以及对华外交政策主张而遭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1969年，哈维来到约翰·霍普斯金大学，他听到了拉铁摩尔的故事，并十分感兴趣。哈维不仅访问了他，而且甚至试图要求曾经粗暴地对待他的威特夫做出解释。 后来，1983年，哈维曾写过一篇名为《欧文·拉铁摩尔：回忆》的回忆文章，在其中，他强调，“拉铁摩尔或许已经赢得了他的私人战斗，但是他失去了影响美国公共意见并因此影响美国对华和远东政策的战争。直到越南战争的痛苦教训，以及尼克松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打出‘中国牌’，那一战场上的战斗才恢复。但是，拉铁摩尔的例子同样表明，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培养那些远离狭隘国家利益概念或者冒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的视角是如何危险。” 正是对这一类问题的考虑，哈维不仅没有退缩，反而不断加强其学术研究的政治诉求，在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的研究中重新定位地理学的科学方向，并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中坚力量。1973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只是这个方向的起点。

在《社会正义和城市》的“导论”中，哈维开篇便讲这本书是对先前那本讨论方法论的著作所“故意忽视”的某些哲学问题的探索，这便是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的观念对地理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对于空间的本质、理论的本质、甚至知识的本质和科学研究的本质都有重要的影响，它们不应该被排除在空间研究之外。事实上，哈维所言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问题也即是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与实践（或语言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结构与过程、生产和分配、效率与平等（公正、正义）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各个不同学科的内部存在着重大争论，从而产生不同学科内部对

立的流派，如经济学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而且在根本上纠缠着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在哲学层次上，它们都汇总到主/客体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由于它们的重要性，在全部西方思想史中，围绕它们的争论从来也就没有平息过（只不过不同时代的表现方式有很大的差异）。20世纪早期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之间的争论，亦留下十分丰富的文献。只是，由于地理学学科实证主义转向较为迟缓，这个问题在地理学中相对来说是沉默的。前面已经说过，《地理学中的解释》已经涉及上述问题，只是由于这本书的主旨是从方法论角度为哈特向所提出的“地理学性质”问题提供一种说明，因此哈维不能照顾观念和道德（即价值问题）在规划和区域科学中的影响。而现在则不同了，在美国通过拉铁摩尔这样的人物例子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例子，哈维必须直接面对这些问题。

哈维似乎一古脑地把几个“本质”问题全都拿出来了，但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却遵从了自己的学科语境，并保留了《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充分展示出来的科学方法论偏好。因此，他实际入手的问题是，是否应该以及怎样在把空间和地理学原则应用到城市和区域规划中时贯彻社会正义的原则。这个问题既延续了他早期论著的主题，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因为“社会正义”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引起美国思想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只要注意到罗尔斯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所产生的反响，我们便可理解这一点。 而从这一点，我们亦可断定，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便是有关空间和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价值问题。

但是，把价值引入科学，存在着诸多难题，诸如，怎样弥合事实与价值的分裂？怎样建立一个评价各种价值的标准？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和过程（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案。

在哈维看来，传统地理学，不仅在研究各种具体问题时采取了孤立的视角，例如他在本书第1、2章演示的那样，在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再分配问题上的各自为政，而且在根本上把空间视为脱离人的社会活动的“物自体”（即绝对空间），最重要的是，它没有意识到地理学理论和空间形式（的生产）之间的关联（即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而他强调，理论的本质、空间的本质、社会正义的本质和城市生活的本质等四个基础性的论题在地理学中围绕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这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和不变的中心——复杂地纠合在一起，它们必须在人类实践上得到统一。因此，在“什么是空间”这个关涉地理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对象问题上，哈维坚决主张，空间绝非绝对的、同其自身相关的东西（即物自体），而是同时依赖于环境的事实（即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必须从“社会的－过程－空间的－形式”这个中心主题来研究地理问题。传统地理学的失误，与事实与价值二分这个近代哲学（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的一贯主题相关，而马克思通过实践对这个问题的克服对地理学来说同样是重要。他强调，“对马克思来说，观察行为就是评价行为并且把它们分开将会武断地制造出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人类实践的分裂。” 由此，他把试图把价值纳入事实（过程）。与早期卢卡奇一样，当哈维以过程视角来消解地理现象之永恒性外观——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即是物化和拜物教，并不是为所有的价值辩护，而是为以“社会正义”为中心的人道价值打开登上历史舞台的通道。也因此，他需要进一步回答，“社会正义”原则为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样实施。这个问题构成其后来研究的中轴并推动着其理论的深化。在《社会正义与城市》这个起点上，他从一般理论的角度强调，就价值本身来说，它不是人类历史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由社会总体所影响的偶然性的东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把观念理解成特定历史语境产物，这是一种从哲学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向。通过这一点，他顺利地从（社会正义的）价值诉求进入马克思主义。在上述基础上，哈维把对空间形式和城市生活的重新定位为那本书的主线，通过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相反立场的对比，来概括革命的地理学的认识论框，并预示一种“社会的－地理学理论”（socio-geographic theory）。

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哈维的讨论方式也十分有趣，他把全书分成“自由主义的表述”、“社会主义的表述”和“综合”三个组成部分，恰好构成一个典型的黑格尔式“正、反、合”三段论结构。第1、2章分别孤立地讨论两个表面上独立的城市问题（城市规划和实际收入的再分配），第3章给出一种弥合方案。这三章是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来写的。第4-6章则站到相反的社会主义立场上，其中第4章通过重新评估问题和解决方案区分了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理论，并提出革命理论的任务。第5、6章给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这三章构成第二部分“社会主义的表述”。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反思”，从本体论和方法论角度阐明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对城市生活的本质进行了探讨 。

这一结构，既是偶然的结果，也是刻意的安排。说它是偶然的，那是因为，前四章是以前公开发表的论文，它们形成于哈维在美国的最初岁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那时他尚驻留于自由主义立场。 第5、6两章是新写的，此时，他已经发现自由主义不管用了。说它的刻意的，那是因为，在“导论”中，他清晰地强调，这种结构将有助于读者判断哪一种表述更具有解释力。 事实上，这种结构充分显示了他对困扰西方思想史的二元论的分析及其弥合，演示了哈维以空间研究为入口从自由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哈维在这本书中提供的马克思主义框架确实是初步的。当然，由于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分析城市问题的框架，哈维在建构过程中只是依赖个别的判断和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理解，而此时他尚没有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基础问题的独立看法。在这一本书中，哈维看重的是马克思科学方法的启示意义。早期实证主义分析传统的方法论训练仍然给了他很大帮助， 在直接的意义上，他只是在元理论层面将马克思的总体性（主客体辩证法）

引入地理学研究。在其后的相长时间内，他才逐步从这种元理论发展出一套适用于地理分析的框架。而在此时，虽然他已经把作为社会形式（social form）的城市生活、作为人工形式(built form)的城市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作为焦点问题，但在分析后一问题时并没有独立见解，只是使用了马克思的一些基本观点。而到1982年《资本的界限》出版后，他才从空间角度消化了《资本论》的逻辑，并开始提出一些马克思不曾遇到的问题，从而形成较为精致的解释当代城市化和空间问题的框架。

四、新起点：探索“资本的界限”或超越“《资本论》的界限”

1982年，哈维公开出版The Limits to Capital一书。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著作，或更严格讲，是一本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学著作。哈维自己回忆，这本书的初始意图是澄清马克思的相关理论，而结果则形成了他以后全部研究的基础。因此，在他的全部著述中，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但是，也正如哈维所言，这也是最少受人关注的著作。我们已经看到，在今天的相关论域中，他的《后现代性的状况》成了必读书，被几乎所有重要的研究引用，但《资本的界限》却很少出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一方面，这可能和这本书的风格有关。作为经济学著作，他所强调的地理和空间视角长期被主流经济学忽视（直到90年代克鲁格曼的相关论著出现才有较大的改观），其论述虽然与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阿明、弗兰克等人具有可以沟通的旨趣，但后者宏观研究普遍地受到不发达问题、第三世界问题的支持，因而处于显著位置。因此，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哈维这本书具有从空间角度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提供基本理论这种宏大的抱负，但其更接近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元理

元论体系。）所以，他认为，意识的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独立于资本的城市化来理解，同样也不能脱离前者来理解后者，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个辩证的过程。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对城市过程进行解释的任务是，检视通过个体、阶级、共同体、国家以及家庭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模式而产生的意识，它们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路径和质量的，反过来，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又是如何改变着作为意识城市化基础的这些关系模式的。” 正是这一点，必须从资本主义的矛盾入手。而在后一专题中，他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积累和阶级关系、劳动力的变化、商品、货币、生产的空间组织形式以及空间关系的转变、信息运动、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等等复杂的问题，在全球尺度上描绘当前空间运动的复杂格局。与前一专题相呼应，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空间政治学的操作，哈维强调由于不能以某种尚不现实的社会主义蓝图直接替代资本主义，必须在对资本主义的矛盾进行深入剖析后，更为广泛地考虑社会主义的城市化之路。

在导论中，哈维强调了综合性的理论和元理论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概念形式和理论构造总是人类活动中至关重大的方面。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地图，通过它我们发现隐藏在复杂的和变化的环境中的道路。但是，认知地图或许并不稳定或甚至也不是连贯的，经验总是使我们建构、改变和修正它。因此，在日益多变和丰富的城市变迁中，一种认识城市过程的元理论是十分迫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认识几乎也是同时左派文化研究人士的共识，故而在哈维的研究中也能读到他们的一些主题。但是与其他西方左派学者不一样的是，哈维不是从历史角度而是从地理角度来认识资本主义的，在先前的文献中，他已经直接断言自己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空盒”，在这里，他更明确地强调自己的理论创新在于“打开一条道路，把城市过程理论化为阶级斗争和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的一个积极的部分” ，在直接的意义上，他所实现的正是他在1984年那个地理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纲领中所提出的“人民的地理学”目标。

在第一章中，哈维概括了资本主义历史和地理发展中城市过程不同作用的历史概况。而其焦点在于多余的资本和劳动力在物质和社会基础实施的生产中被制造进而被使用的方式。他强调，资本（和价值）通过已建环境的生产和使用而发生的流通，这是城市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这一点看，资本主义的地理景观是资本流动的表现。而他以不同地区的例证指出，这些流动经常会转变方向（部门性的或地理上的），并暗含在各种危机的形成和解决之中。而第二、三章则集中于地租和住宅差异的有关理论，由此解释一个城市的空间组织如何一方面被资本流与土地开发所共同塑造，另一方面又如何被劳动力和阶级关系的需求所生产。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哈维考察了，市区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中获得不稳定的、常常模糊却又有效的“结构化一致”，以及这种现象与地方化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为创立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提供了基础，这些联盟会把市区变成劳动力地理分工内的一个准竞争单位。因此，通过考查了市区之间竞争的政治策略，人们对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地理学的创建方面的作用将有真正的认识。

在第6章中，哈维反省在资本流通占据社会生活支配地位的状况下，货币、时间和空间互相连结并被赋予特定意义的方式。他试图说明我们用以代表性地描述世界的那些看起来分散的范畴从根本上来说是互相联系的——不依赖时间或空间就不能理解货币，而时间和空间只有在货币化的经济中才具有特定含意。通过大量的文学证据，哈维清晰地阐明了货币、时间、空间和资本积累及阶级斗争一体化的主题。

在第7章中，哈维考查的是巴黎的个案。通过历史分析，他说明了Sacre Coeur长方形基督教堂的结构，以及它是如何卷入到巴黎第二帝国时期由于资本积累的独特问题而引发的阶级斗争之中的。在他看来，这个长方形基督教堂可以很轻易地被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象征；实际上多年来它一直处于争论之中以至于它的峻工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第8章中，哈维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城市经验会以如此矛盾的方式引领我们去了解城市过程和一般的社会。最后一章是关于弹性积累、城市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在这一章中，他努力去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转变与城市过程——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城市过程——的迅速转化是互相联系的，并产生了一组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符号来再现资本主义城市化所力求的东西。在这一章中，他强调，由于积累方式的转变所产生的日常生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文化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从战后时期相对稳定的凯恩斯和福特构造发展到由增加的竞争、企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一个更加“灵活的”制度。而这一主题，他在《后现代性的状况》中更加详细地展开了。

六、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在哈维的文献中，有几篇收录在他人主编文集中的文章值得拿出来专门讨论一下，其中重要的便是“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 。按照哈维自己的说法，这一文献旨在思考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地缘政治后果，而其方法则是在理论上再现资本主义的历史，这个理论当然是其在《资本的极限》中所发挥的经济－空间分析，也是同一年出版的《意识和城市经验》和《资本的城市化》两书的主题。在这一文献中，他对一些基本问题作了高度的概括。在他看来，日常生活的再生产是依赖于商品生产的，而商品生产则是在资本循环体系中实现的，资本生产又服从于它的直接利润目标。基于这个理解，他把资本主义利润实现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定义出资本循环的10个核心特点，这些特点在《资本

的极限》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其核心又是从“人的关系”来解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定义的“物”的关系，或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物化还原成人的关系，从而把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矛盾视为阶级斗争的结果。

1、 资本循环的连续性依赖于商品生产的价值的连续扩大；

2、 增长是通过生产中的活劳动的应用来实现的；

3、 利润的来源是对生产中的活劳动的剥削；

4、 资本循环伴随着和依赖于阶级关系；

5、 这个阶级关系意味着对立面、对抗性和斗争；

6、 必然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上是动态的；

7、 技术和组织变迁通常需要资本和劳动力的投资；

8、 资本循环是不稳定的；

9、 危机典型地表现为一种状况，在其中维持资本主义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剩余不再被吸收；

10、 不能被吸收的剩余发生贬值，有时甚至被物理地破坏。

在上述前提下，哈维强调资本和劳动的剩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它决定着资本主义投资的方向和特征（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哈维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投资又改变着全球的空间格局，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问题。因此，在哈维看来，地理扩张和重组正是资本克服自身危机的外在标志。在抽象的社会空间含义上，哈维认为，获得剩余劳动时间并把它转化为利润是在一个社会必要流通时间（socially-necessary turnover time）内实现的。 这一过程的实现包含着两种基本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空间是作为一种必须克服的障碍出现的，故出现了马克思所言的“用时间消灭空间”的现象；在第二种情形中，空间的组织必须克服空间。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便是如此矛盾地生产着的。在他看来，受制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全部的经济行动者（个体、组织和机构）都在一种固定或运动的紧张环境中决定他们资本的循环和劳动力的配置，这种紧张关系的变化决定着区域的阶级联盟的形式的稳定性。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因为，“区域间和国际间的劳动分工现在正处于通过强大的技术变迁和资本的地理流动而进行的理性化和重构过程中”。通过上述理论，哈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观察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变动的框架，这也正是其关于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批判的依据。

七 地理学想象：从模式到话语的自我省思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1mv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