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写真-王珂的绘画

朴素的写真

——王珂的水墨人物画

王镛

王珂恰巧与我的女儿同名，所以他格外引起我的注意。我在北京的许多画展和美术刊物上都看到过王珂的水墨人物画作品，也知道他的作品曾经屡次获奖。近几年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审稿会上，我参与评审过龙瑞与王珂合作的中国画《红旗渠》，龙瑞画山水，王珂画人物，可谓珠联璧合。

2009年5月中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学员作品观摩时，我终于见到了画家王珂本人，十分惊喜。他说他早就认识我，可惜我记不清了。他外表看上去普普通通，在茫茫人海中难免会失之交臂。通过进一步接触，我发现王珂是一个敦厚朴实的山东汉子，性格单纯，非常阳光，在淳朴中透出儒雅，在谦和中不失自信。他虽然早已成名，在艺术界和市场上都有良好的口碑和业绩，却不事张扬，始终保持平淡自然的心态，追求质朴无华的艺术——“心向朴素”。最近，我读了王珂的艺术简历和他的几本画册以及他的文章《心向朴素》，更感到他朴实的人品与朴素的画品是高度一致的，“平易中见淳厚，质朴中寓性灵”（贾德江）。虽然我们常说画如其人，但有时人品与画品未必一致，不过人品低劣的画家永远无法达到画品的最高境界——朴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老庄哲学所谓朴素，既是指最高的人生境界，又是指最高的审美境界。中国古典

文学崇尚“天然去雕饰”的朴素之美，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也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美学散步》）我觉得王珂的水墨人物画就是一种朴素的写真。写真是中国人物肖像画的传统名称，亦称传神、写照（现在常见的写真一词多指日本对摄影包括人体摄影的名称）。王珂的水墨人物画多半描绘人物肖像，尤其擅长描绘陕北农民和藏族同胞的肖像，他以质朴无华的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为淳朴善良的普通人物传神写照，同时也表达了画家朴素真实的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朴素的写真。

王珂的朴素审美观念，恐怕主要不是受老庄哲学的启示或古典文学的熏陶，而是来自他纯真朴实的性格和他对农民纯真朴实的生活的体验。他1960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的一个工人家庭，青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时期，他曾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在农村插队的青春岁月他与朴实善良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自述从此“朴实善良便成了我做人的准则和一生的艺术追求，我只希望我的画能传达出一种朴素的真实的情感。”（王珂《心向朴素》）而今，王珂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居住在北京，他仍然经常去陕北农村或西藏雪域写生创作。前几年，他走遍了陕北延安、榆林地区的农村，与一般画家猎奇式的“采风”不同，他坚持住窑洞，睡土炕，粗茶淡饭，真正体验农民的生活。农民也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向他敞开心扉，袒露真情，乐意做他的模特儿。于是在画家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朴实、生动、感人的农民形象。朴素的本质是真实。现在有些画家往往把农民画得满面

愁容。王珂根据自己的体验发现：尽管现在农民的生活还不富裕，但他们脸上总是挂满了快乐，所以他画的陕北农民群像题名为《快乐陕北》。这不是粉饰现实，而是对农民的乐观天性的深入了解和真实写照。当然，现实生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面部表情异常丰富，不能简单化地处理成千人一面的笑容，因此王珂面对各种活生生的人物写生，都力求准确地把握对象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气质，捕捉各种具体微妙的表情和动态。他即使不表现人物的笑容也是健康的，阳光的，而不是病态的，阴郁的。他画的陕北农民或藏族人物形象，外表平凡，本色自然，没有刻意美化或丑化，不加任何矫饰或夸张，却自有一种朴实淳厚、真切动人的内在的美感，有些人物的面貌特征和个性表情刻画得相当真实、生动而深刻。这就是朴素的写真。

王珂的水墨人物画朴素的写真，从农村生活源泉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从学院式中国人物画素描教学中训练了写实造型，从传统水墨画包括文人画中提炼了笔墨语言，把严谨的写实造型与精湛的笔墨语言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王珂1973年13岁起曾跟随于希宁的侄子于衍堂学习素描人物；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美术系；1993年入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进修一年；200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韩国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历班学习两年；2002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博士课程班，师从卢沉、张立辰教授；2008年又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冯远工作室进修一年。在诸位名师指导下，王珂的水墨人物画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日益精进，对中国人物画的传统精神与现代变革的理解也日益

深入。

中国人物画传统的精髓在于传神。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原来主要是针对人物画的品评标准。“六法”重视形似（应物象形，随类赋彩），更重视传神（气韵生动）。从东晋顾恺之的传神论到清代丁皋的《写真秘诀》都把传神作为人物画的重心。宋元以降随着山水画、花鸟画、文人画的兴盛，“六法”也成为山水画、花鸟画、文人画的品评标准，文人画突出强调笔墨特别是书法用笔，人物画相对式微。近代中国人物画除了陈洪绶、任伯年等少数名家，几乎都受到笔墨程式的束缚，人物造型的程式化、概念化相当严重。直到现代“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写实绘画的素描造型的引进，才打破了中国传统人物画千人一面的僵局。徐悲鸿是倡导输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的一代宗师。1932年徐悲鸿提出了改良中国画的“新七法”：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新七法”是中西画法融合的方案，旨在以西方写实绘画的长处弥补中国传统人物画的不足，“传神阿堵”继承了顾恺之的传神论，同时又强调“传神之道，首主精确”。1947年徐悲鸿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中明确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必须有十分严格之训练，积稿千百纸方能达到心手相应之用。”1949年以来，以徐悲鸿、蒋兆和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画素描教学体系，在全国美术院校的中国人物画专业教学中占有主导地位。

王珂从小接受中国人物画素描教学的严格训练，经过多年速写、素描写生实践，具备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

画坛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从两个相反方面对中国人物画素描教学体系形成了冲击，写实水墨人物画被新潮派视为“过时”、“保守”而放弃，“徐蒋体系”被复古派认为偏离了中国画笔墨传统而遭受质疑。王珂却不为时尚潮流左右，一直坚持表现时代精神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塑造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农民形象。正如冯远所说：“传统绘画中的程式化、概念化的技术方法和平面的、病态的人物形象不可能表现出时代精神。而采纳西方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础训练方式，使得我们作品中的人物丰富饱满起来，更为贴近生活。”（《世纪风骨》）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确实存在矛盾，但从徐悲鸿、蒋兆和到周思聪、卢沉、冯远、王明明、韩国榛等画家的写实水墨人物画，都力图把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这一对矛盾调和起来，开拓写实造型与笔墨语言融合的多种可能的空间，这也为王珂的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提供了直接的参照和范本。王珂的水墨人物画既重视写实造型的严谨，又重视笔墨语言的精湛。他画了很多写实造型的现代人物，也画了不少逸笔草草的古装人物，两种人物属于两种造型、两种笔墨——这是当代中国人物画家的普遍现象，固然有艺术市场需求的外因，但也有画家追求传统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笔墨趣味的内因。两种人物前者的造型倾向个性化，后者的造型倾向程式化；前者的笔墨注重写实性，后者的笔墨注重写意性。我比较看重王珂的是他没有一味迎合艺术市场的需求，写实造型的现代人物始终是他的主攻方向，逸笔草草的古装人物仅仅是他的副业，而他又把现代人物的个性化、写实性造型与传统中国画包括文人画的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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