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与后记 公共政策 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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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作为交流手段的政策评论和案例分析

政策问题的复杂性，必定意味着政策分析工作的复杂性。不能指望少数分析者必定得出可靠的答案，即使有较为可靠的答案，也不会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为此，政策分析者必须使用各种方式交流，进行批评并获取有价值的批评意见。作者认为，政策评论和案例分析不仅是分析者的成果表达形式和教学中的必要手段，也是政策分析者之间、分析者与决策者之间、分析者及决策者与其他人之间的交流手段。通过广泛的交流，正在制定中的政策和已经实施的政策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可以被充分揭示。如果能进行善意的尖锐批评且将尖锐批评看作善意的，那么交流将给政策分析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在这篇附录里，作者将以实例介绍如何撰写政策评论文章和案例分析。

进行政策评论，是每一个学习政策分析的人必备的技能。政策评论文章的形式没有定规。就评论的“点”而言，既可以评论政策内容，也可以评论政策制定的思路和环节。就评论的时机而言，评论既可以在政策实施以前进行，也可以在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其效果已经充分显现的时候进行。就评论的方式而言，既可以从理论出发，指出政策是否符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也可以从实际效果出发，探究政策是成功还是失败，以及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就进行评论的人而言，既可以是专业的分析者，也可以是官员、时事评论家、新闻工作者。就评论的广度而言，既可以只涉及政策过程的某一方面，也可以涉及全部政策过程。以下是原载于《中国青年报》的两篇针对同一政策的评论文章1。

阅读： “城管吃皇粮”:指向执法公正的必然选择

城管吃皇粮的新闻受到关注，无疑是因为过去城市管理执法队伍由于 靠收费罚款过日子 而产生的种种弊病。在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中，尽管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不少，但分散到各支队伍后，无论工商、环保还是市容、市政等，都感到力量不足，往往要靠雇佣临时工执法；加之大多数没有经费保障，凭借 靠山吃山 的错误思想，靠罚款和收费养活执法队伍，导致执法方式简单、粗暴，乱收费、乱罚款、以罚代管的现象比较严重。人民群众意见较大，尖锐地批评有些地方和部门 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 。这无疑是一种现实背景。

毕竟不能让执法者饿着肚子来工作，来文明执法。缺乏必需的经费保障，使得 为人民服务 变成 为人民币服务 也就不算奇怪了。虽然并不排除职业道德的缺失而使执法行为演变成为 执法经济 ，但在很大程度上，城管弊病同样是来自体制的漏洞，一种 只给权不给钱 的思维方式，其实正是在制度建设中预设了 以权力为资源 的倾向。当权力事实上被默认成了执法者 自家的山水 ，权力的公共性就无从谈起，于是也就有了我们常见的 吏呼一何怒，妇泣一何苦 的场面，于是执法不公也就不在话下。

修复体制漏洞，城管 吃皇粮 是必然的 硬件支持 。报道指出，从一些试点城市的反馈情况看， 吃皇粮 使得当地城市管理执法队伍 执法形象得到明显改善 。但是很显然， 吃皇粮 的选择，并不单单着眼于此，它更是一个社会指向公正、文明执法的必然选择。就此而言，要说的话可能就多了。 靠山吃山 、以罚代管的执法不公现象又岂独以城市管理队伍为然？我们看到，在公安、司法以及其他的执法部门身上，它都曾经或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罚款指标 、 执法创收 的结果，使得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比如被指为卖淫的居然是处女等等。 1 ，2002年8月16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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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吃皇粮 仅仅代表了一种公正执法的指向。我们看到，在 吃皇粮 的背后，制度环境正在悄然改善，这就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就是要通过人员、机构的精编，变 三个和尚没水吃 的旧管理格局为 一个和尚挑八担水 的新型格局，以解决过去由于多头执法、职权交叉而导致的执法扰民、以罚代法等问题。从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到 吃皇粮 ，到执法公正，城市管理执法的这种转变过程，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社会向所有执法领域寻求公正的一个蓝本。(杨耕身)

“城管吃皇粮”更好的理由在哪里

城管吃皇粮 消息一出，许多人为之叫好。但是， 吃皇粮 的理由却让我感到无限惶惑与惆怅。

我不反对城管人员 吃皇粮 ，但吃皇粮要有一个更好的理由，并且这个理由应通过合法的程序来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吃皇粮的理由，似乎只是为了防止乱收费乱罚款和简单粗暴执法，而不是其他。照此逻辑，所有存在乱收费、乱罚款的单位都应转为 吃皇粮 ，因为 在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中，尽管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不少，但分散到各支队伍后，无论工商、环保还是市容、市政等，都感到力量不足，往往要靠雇临时工执法；加之大多数没有经费保障，凭借‘靠山吃山’的错误思想，靠罚款和收费养活执法队伍，导致执法方式简单、粗暴，乱收费、乱罚款、以罚代管的现象比较严重。 （语见新华社消息）

如果照此逻辑推理，任何部门都可以人手不够或工作管理需要为由，成立临时执法机构，招聘临时执法人员，包括根本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充当临时警察、临时法官、临时工商和税务管理人员等，然后从正式机构中划出一块权力供这些临时机构和人员 以权生钱 ，一旦 时机成熟 ，再以相似的理由将这些人和机构统统 收编 为国家正规军。

我认为，在这样的行政管理思路指导下，国家公职机关和人员不走上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 的老路才怪。它至少说明，我们的行政管理思维，还停留在落后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上，缺乏应有的全局的、法治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支持。

我不认为城管吃皇粮就一定能彻底解决 管理就是收费 和执法人员简单粗暴的问题，因为同样是吃皇粮的，同样落入 管理就是收费 泥淖的，远不是城管一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需要我来举例。

现代法治社会，任何公共权力的生成，都必须严格经过民意的许可和法律的授权，而不能由权力部门 父生子，子生孙 式地不断繁衍。否则，权力的无限扩张和膨胀将不可避免，公民的权利空间将越来越小。因此，让城管吃皇粮的前提条件，是城管权力的存在必须有足够的法律和民意支持。仅仅以城管存在执法粗暴、以罚代法现象为由，就让其 吃皇粮 ，显然回避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这一根本问题，凸现出我们的行政管理方式，包括机构、职能的设臵，以及与此相关的定编定员工作，缺乏足够的科学和理性，以及在法律约束下的制度安排。

这篇短文，并不涉及各个城市是否有必要专门设立城市管理部门，以及城管部门是否有必要 吃皇粮 的问题。它们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其职能到底是什么，以及这些职能是否能由现有的行政管理机构 分而代之 ——比如乱摆摊设点是否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环境卫生是否由城市环卫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管理，乱搭盖问题是否该由城市规划部门管理，乱占道等问题是不是由交通部门管理，等等——都应该是有关决策部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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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如果城管部门确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就请按法定、民主的程序给它确定职能、编制，并拨付相应的款项。一言以蔽之： 吃皇粮 的正当、充分的理由，应基于权力来源以及程序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因为存在 乱收费乱罚款 和执法人员简单粗暴的问题。(童大焕)

这两篇短文，前一篇评论点相对集中，后一篇视野更开阔，对于“城管吃皇粮”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前一篇主要从对文明执法的期望（政策目标）出发，认同“吃皇粮”的政策；后一篇则重新解剖政策问题，指出对问题的误读从逻辑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不论谁是谁非，两篇文章的冲突却可以将读者的思路引向深入。两篇文章的形式与其说是学术论文，不如说更像杂文。但为了与更多的人交流，专业分析者有时也应该放下“架子”，在不放弃论证的严谨性的同时，适时采用一些让人易于理解的评论形式。作为专业学者的评论，周其仁先生的“中国电信重组评论”（系列）2、毛寿龙先生的《善待贫困生问题》3等文章值得认真阅读，因为他们将学术思想化为普通人能看懂的语言形式并用于具体问题，一改纯粹书斋风气。在学习政策分析时，学习者可以试着多写对自己熟悉的政策的评论文章，即使是习作，也有提供讨论基础，锻炼分析能力的作用。

案例分析与政策评论、关于政策的研究性论文之间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而且对于案例写作的形式，人们的认识也多有不同。按照较多人的看法，案例分析应该包含以下几个要素：（1）一个可大可小，但有情节、有意义的事件或过程；

（2）事件包含政策意蕴；（3）有关理论资源和用理论对事件的评价、分析；（4）对于分析结论的开放性表述；所谓开放性表述，是指思路不一定成熟，但有启发意义，有讨论的“空间”。以下是作者本人撰写的一个案例分析要点，论证中还有不够严密之处，可以视为一篇习作。

阅读： 为什么要歧视第二志愿考生

事由：2001年7月上旬，A大学的几位教师到某省进行招生宣传。他们在与多所中学的教师、考生家长交流后，发现，先期进行宣传工作的B大学有一个很不利于A大学的举动。B校的招生宣传人员对在A校和B校之间犹豫不定的考生许诺，可以放心填报B校，如果B校不能录取，那么A校会替B校 垫着 。通常B校的社会认同程度和录取分数都要略高于A校，上一年度，A校在录取考生时，录取了B落榜的两个高分考生（他们的第二志愿是A校）；因此B校就利用了这一点。有了B校教师的定心丸，一些原先想报考A校的考生已经决定改报B校。发现这个情况后，A校的教师便在各中学利用各种场合声明，今年可能还会录取以A校为第二志愿的高分考生，但绝不录取以B校为第一志愿的考生。

政策意蕴：这个事件显然不是单一的，近年来许多高校在招生工作中都有一条不成文但执行很彻底的规矩，就是只录取以本校为第一志愿的考生。尽管教育部的相关规定是， 高等学校要正确处理志愿与分数的关系，认真对待各志愿的考生。当考生德智体、高考总成绩及相关科目成绩大体相当时，不得退掉第一志愿的考生而要求录取非第一志愿的考生 ； 当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第一志愿的考生

(档案不足时，不得拒绝录取非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

育部关于做好200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2001年3月30日），教学[2001]7号)。果真考生条件相当，学校倒也没有必要退掉第一志愿考生了；但当非第一志愿考生的成绩明显高于第一志愿考生时，学校的自主性很大。伊斯顿（David Easton）从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认为 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2

3 ，2003年1月15日下载。 ，2002年4月10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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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 按照这一描述，一些负责提供（准）公共产品的部门进行分配时的实际操作方法，无论是否见诸于条文，是否合乎 规定 ，都实际上构成了政策。近些年来，我国高校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竞争的范围日益扩大，争夺优秀生源从来就是高校的竞争重点。一所名校若总是有大量优秀考生趋之若骛，那么，进入该校就成了考生分数和能力的显示机制，该校就更容易对优秀考生产生吸引力。反过来，学校录取考生的分数也成了学校教学、科研水平及社会认同程度的显示机制。但高分考生总是有限的，他们注定成为各校的争夺重点；而好学校也是有限的，它们注定称为高分考生的争夺重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的土政策出现了。这种土政策对于各目标群体行动的约束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主管部门的正式政策；因此有必要追究，土政策何以产生。

理论资源与分析：土政策没有明确的制定者，可以认为，它是在多方参与的博弈中形成的。名校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事实上已成为招生政策的组成部分。政策的分析必须考虑各方面利益需求与获得，才能判断其合理与否。当然，这还需要有效的分析手段。高校招生是一个众多考生、学校之间的博弈过程，政策（博弈规则）的实际变化必定导致各方战略空间及支付情况的变化。到底谁能从中获益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各方是如何进行博弈的。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首先将考生与学校的情况简单化：假定超过首批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只有某相对高分、相对低分两种成绩，高分考生集合为A、低分考生集合为B；学校也只有甲、乙两所，甲校的社会声誉、学生毕业后预期收入等高于乙校。考生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要进行尽可能理性的选择，实现社会认同、预期收入等方面的最大化。学校也是 经济人 ，它必定要在招生中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按现行考试后填报志愿的制度，一个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就基本上预知自己的考分，知道自己属于集合A或B。但他不确切知道他所填报学校的分数线，也不完全知道具体专业的冷热，因此，他只能知道一些概率，或者说他判断各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进行与其他考生之间（或与 自然 ）的博弈。学校的招生政策是事先公布的，我们假定它不会因为考生的志愿事后分布而灵活地改变，学校在考生与 自然 的博弈中就只构成环境参数。不过， 自然 会影响学校的招生政策，学校公布政策也在影响 自然 ，因此存在学校与 自然 (而不是单个考生)的博弈。

任一个高分考生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作两种战略选择：将甲校作为第一志愿或将乙校作为第一志愿。假定乙校愿意招收被甲校拒绝的第二志愿考生，某高分考生第一种填报方式以甲校为第一志愿、乙校作为第二志愿；他便有三种预期，一是被甲校录取，二是被乙校录取，三是两校均不录取，只能等待第二批录取。该生赋予上述每一个预期以一个实数u1、u2、u3，便可得到这时他的预期效用函数 ：

U= u1×p1﹢u2×p2+ u3×p3 其中p1+p2+p3=1 （1）

(1)式中，u1＞u2＞u3，即不同学校录取该生对该生意味着不同的效用，按效用大小依次为甲校录取、乙校录取、第二批录取；p1、p2、p3为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如果该考生以乙校为第一志愿，他便有两种预期，一是被乙校录取，二是第二批录取；他将甲校作为第二志愿的可能性接近0，据作者对数十名历届考生的询问，考生几乎不可能将对他而言效用最大的学校填为第二志愿。这时他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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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2×p2´+u3×p3´ 其中p2´+p3´=1 (2)

（2）式中p2´、p3´为被乙校录取、被第二批录取的概率。显然，U´﹤U，这时该考生的预期效用减少了，但以乙校为第一志愿更保险。该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决定其第一志愿。

甲校的招生政策选择对后果没有明显影响，即使它愿意接纳第二志愿考生，考生也不会将它填为第二志愿；因此学校与 自然 的博弈事实上只是乙校与 自然 的博弈。假如乙校拒绝录取属于集合A、但将本校作为第二志愿的考生，考生坚持以甲校为第一志愿；他被甲校录取的可能性并未缩小，但被乙校录取的可能性不再存在，这时他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U＝u1×p1+u3×p3 其中p3=p2+p3 （3）

p3是考生被第二批录取的概率。从（3）式可知，这时考生以甲校为第一志愿，预期效用减少，风险变大了。而他如果将乙校作为第一志愿，预期效用函数与（2）式相同，风险也不变。

考生集合A中每一个成员都有其风险偏好，乙校拒绝录取第二志愿考生，加大了将甲校作为第一志愿的风险，减少了其预期效用，必定使惧怕风险的考生的战略和行动改变，以甲校为第一志愿的高分考生比例下降。反之，以乙校为第一志愿的高分考生比例将上升。所以，在甲校、乙校录取分差别较大的情况下。就吸引（迫使）更多的高分考生将乙校作为第一志愿而言，乙校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的做法是有效的。但考生的预期效用被降低了，这对考生是不利的。

然而，通过拒绝第二志愿考生来吸引较多的高分考生将本校作为第一志愿，只是乙校的手段，乙校的最终目的是录取更多的高分考生，但 参与人决策的后

（果依赖于‘自然’的选择 （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我们将被录取学生的分数定义为学校得到的效用，则学校动用一个招生名额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S＝Sa×pa+Sb×pb 其中pa＋pb=1 (4)

(4)式中，Sa、Sb分别为高分考生的分数、低分考生的分数，Pa、Pb分别为学校录取的学生中高分考生的比例、低分考生的比例，也可视为学校动用每一个招生名额时，得到高分考生、低分考生的概率。

乙校可以通过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让更多的考生将乙校作为第一志愿，但它同时也放弃了未被甲校录取的第二志愿考生（pa不一定变大），这就使乙校能否实现效用最大化变得不确定。况且，果真乙校的录取分高了，意味着考生面临的风险加大，而预期效用却没有变大； 自然 这个博弈者也有某种 理性 ，即使乙校录取考生的分数提高了，也会给 自然 一个竞争激烈的信号，导致优质生源的 大小年 现象（越是高分考生激烈竞争的学校，越易今年高分生源充足、录取的加权平均分很高，而来年情形却正好相反）加剧。我们可以定性地推论，高分考生数量不足时，如果坚持只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就会降低学校的预期效用。学校与 自然 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动态博弈，一方的行动会影响另外一方的战略选择，学校在选择招生政策时，必须考虑 自然 的战略空间，而不应将对方的战略空间人为缩小。没有证据表明，拒绝第二志愿考生对乙校肯定是有利的。下文还将证明，由于优质生源的志愿分布波动，乙校坚持采取不招收第二志愿生源的做法，会使自己蒙受损失。

现在，我们将考察学校之间在招生过程中的博弈。前文已说明，甲校乙校的录取分相差很大时，甲方在招生政策上将无可选择，因此双方无法博弈。为此我们假定甲、乙两校的实力、社会认同极为接近(u1=u2)。假定两校均不拒绝第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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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考生，这时考生将甲、乙作为第一志愿时的预期效用函数相等。如果乙校单独拒绝第二志愿考生，学生以甲校为第一志愿的预期效用函数为（3）式，以乙校为第一志愿时的预期效用函数为

U′=u2×p2′+u1×p1+u3×p3′ 其中p2′+p1+p3′=1 (5)

(5)式中，p2′乙校的第一志愿考生被录取的概率，p1乙校若不录取他时，甲校录取他的概率，p3′为他被第二批录取的概率。我们取u1=u2＞u3，p2′=p1(考生以甲校、乙校为第一志愿时，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的概率相等)，可以推出

U′＞U （6）

由（6）式可知，考生在乙校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甲校不拒绝第二志愿考生时，会有更多的人将乙校作为第一志愿。两校的预期效用情况可一般地表达为

S甲＝Sa×pa甲＋Sb×pb甲 其中pa甲＋pb甲=1 （7） S乙＝Sa×pa乙＋Sb×pb乙 其中pa乙＋pb乙＝1 （8） pa甲与pa乙是相关的；假定乙校采取行动而甲校无动于衷，pa乙将变大，pa甲会变小，甲校的预期效用会变小。甲校能做的是，采取与乙校相同的录取方法。这样双方就达到了占优战略均衡（类似于 囚徒困境 ）。

理论上看，似乎双方都占不到便宜，与以前双方都不拒绝第二志愿考生时相比，也未吃亏；但实际上，我们前面隐含了一个未说明的假设，即在博弈双方都选定战略后，考生志愿分布会因为战略改变而变化，却不会在同样战略组合下出现分布波动。严格地讲，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大量考生组成的 自然 肯定会有志愿分布的波动。两校均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会使志愿分布的波动转化为录取分数的波动，本来分数的波动是可以用吸纳第二志愿考生来减弱的。

现在假定某一年高分考生以甲校为第一志愿的居多，甲乙两校均不拒绝第二志愿考生，双方的预期效用函数分别为（7）、（8）式，这一年pa甲大于pa乙，S甲也大于S乙。但如果双方都拒绝第二志愿考生，双方地预期效用函数为

S甲′=Sa×pa甲′＋Sb×pb甲′ （9）

S乙′＝Sa×pa乙′＋Sb×pb乙′ （10）

甲校适逢 大年 ，这一年甲校无论是否接纳第二志愿考生，pa甲′不会与pa甲有明显差异，pa甲＝pa甲′；乙校地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坚持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pa乙′＜pa乙，同时由于录取分波动无法减弱，pa甲－pa乙＜pa甲′－pa乙′。于是我们可得出结论

S甲＋S乙＞S甲′＋S乙′ （11）

高分考生以乙校为第一志愿的居多时，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所以，两个没有明显强弱之分的学校的各年度平均预期效用因为占优战略均衡的实现而变小了，这与囚徒困境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而无论甲乙两校谁的生源过分充足或不足，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的做法总是让考生的利益受损。

前面我们定性地分析了甲乙两校有明显强弱之分时，乙校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的情形。如果乙校的录取分数因拒绝第二志愿考生而成功地有明显提高，使甲乙两校地录取分数接近，高分考生的志愿分布会更明显地呈现 大小年 现象，仿造甲乙两校强弱不明显时的分析方法，我们对两校强弱分明时，双方的得益作类似的分析。乙校不拒绝第二志愿考生时，双方的预期效用函数形式仍可以写作

（7）、（8）式；乙校若拒绝第二志愿考生，双方的预期效用函数形式上也可以写作（9）、（10）式。如甲校适逢 大年 ，pa甲至少不小于pa甲′，pa乙则大于pa乙′，所以（11）式仍成立。这时对（11）式的解释是，如果乙校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甲校可能预期效用减少，乙校必定预期效用减少。如果甲校适逢 小年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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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将考生甲校填为第二志愿，所以pa甲＝pa甲′，高分考生被甲校淘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乙校高分考生生源充足，实行不录取第二志愿考生实际意义极小，所以pa乙＝pa乙′，双方均不能获益。相对较弱学校即使能通过拒绝第二志愿考生获益，这种获益也是暂时的；以后，相对较弱学校将受损。

也许部分较好学校率先拒绝第二志愿考生的初衷之一，是想从更好的学校和同等学校争夺优质生源。但 最好学校 、 较好学校 、 一般学校 的数量和招生人数呈现出金字塔结构， 较好学校 能从最好学校处争来的好处是极有限的和暂时的，而在同等学校博弈达到占优战略均衡时，这些学校的年度预期效用都下降了。较多的 较好学校 从较少的 最好学校 争来的好处，不足以抵消它们陷入 囚徒困境 时的损失。

结论与讨论：从前面的分析可看出，我们如若将拒绝录取第二志愿考生称为一项政策，没有人能（长期）从这项政策中获益。但很难指望学校能自动从困境中走出。

每一个考生都是理性的，每一个学校也是理性的，就其各自的理性而言，学校拒绝录取第二志愿考生，考生避开上年度录取分较高的学校读不能算是错误的战略、行动。但这些战略、行动组合在一起，却使各方利益受损。通常公共政策的制订不能做到对每一个细节作出规定，政策执行者即使不突破政策的条文，也会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式 重新塑造 政策，形成土政策。政策分析者因此必须注重过程，事先分析 个人 的支付、战略等因素，至少也要在事中及时调整政策。当然事后的总结，对政策调整而言也是必要的。

由于主管部门不可能完全监控学校的录取过程，学校在操作中有相当的灵活性，对其招生中的具体行为也可以灵活解释；所以仅仅通过行政命令来迫使学校放弃土政策是不现实的。出路也许在于招生录取方式的彻底调整。否则，一旦哪个学校录取了第二志愿考生，就难免陷入给别的学校 垫着 的境地；换句话说，土政策在现行招生录取模式下将长期存在。

通常，案例分析与政策评论相比，切入点有很大不同，是从一个事件或过程开始的。事件形成了讨论的背景、语境，下面的分析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释事件的成因，但是案例分析也起到了评论政策、研究政策的作用。至于分析内容的表述，同样可以尽可能采用更多人士能顺利阅读的形式。只有在论证必需的时候，才采取更理论化的语言。案例分析更适宜面对面的讨论，讨论者可以在讨论中得到思维训练，进而拥有对政策的批判眼光。因此，案例分析也兼具交流手段与教学手段的双重功能。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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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月下旬，这篇作品终于初步完成了。虽然在付印以前已来不及作很大改动，但作者依旧认为作品只是初步完成，因为随着写作的深入，作者愈发感觉到自己的认识和知识还有太多的不足。作者从上世纪末就开始政策分析课程教学，今天最强烈的感觉却是惭愧，只有更不懈的工作才能使这种感觉减弱或消失。唯一的欣慰之处是，这本书虽尚存许多缺憾，但也为以后的修改充实打下了基础。

作者应该向许多人致谢。2001年初冬，作者在北京聆听了陈振明教授对公共政策分析课程结构安排方面的见解；更早的时候，毛寿龙教授在浙江大学讲述了他的制度分析专题；他们的真知灼见对作者有巨大的启发。这本书的内容、结构上的创意，很多是直接来自这些同行学长；但书中的失误，则完全是作者本人的作为。郁建兴教授不仅是这套丛书的直接策划者，而且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作者无私的帮助；作者多年的同事和好友王建安先生与作者一起对许多疑惑进行了探讨；浙江大学首届MPA周末一班和贵州班的学员在公共政策分析课程中，以谦虚和坦诚的方式和作者有过大量的观点交流。还应该感谢为我分担许多份内工作和劳碌的人，感谢分担我的焦虑、给我鼓励的人，感谢给我教益和启发的人······作者难以一一提及他们的名字，但感激是真诚的。

政策科学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得益于我国新形势下对公共管理学科的需求。这种需求有时几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恰好在本书写作后期，非典型肺炎开始蔓延，传统的管理方式及某些政策在突发疫情面前显得过于迟钝而呆板；这让作者更清楚地意识到公共管理学科暨政策科学的使命。不过，政策科学虽被赋予重要的使命，但它自身却尚未有公认的结构。在只有“准范式”的前提下，政策科学如何承担起帮助政策改进、乃至政策过程改进的重任？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一种多元、开放的精神，这不仅应体现在同行之间的交流上，而且应体现在对其他学科的态度上。一群善于交流和借鉴的“瞎子”，最终能知道“大象”为何物。

一些研究者认为，政策分析与其说是一个学科，不如说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以行动为取向的知识框架。作者没有建立“范式”的雄心，但力图梳理一个合理的框架。这个框架的思路是，由总体到部分，由理论到方法。在这个框架中吸收同类著作的长处，并纳入作者自己的思考。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一、政策科学的历史与概貌（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该部分将宏观地介绍政策研究的缘起、政策概念、影响政策的主要因素。二、政策分析的理论基础（包括第四章到第六章）；该部分试图将现有的众多理论纳入一种新的框架中，构建“理论谱系”，为政策分析者的知识增长提供生长点。三、政策分析的常用方法（包括第七章、第八章及附录），该部分将按照政策分析的主要环节介绍政策分析中常用的方法，结合实例或现实问题，探讨政策分析的技巧和方法。这样的框架力图避免政策分析中理论的杂乱无章，也避免完全将政策分析的学科内容视为工具的组合。作者在本书中采用的结构是探讨性的。这是一个开放的框架，里面写出的知识只是政策分析所用知识的极小部分，如果有部分读者发现，他们在研究实践中所用的知识是可以和书中的知识连接的，通过这种连接，他们又可以接触更多领域的有用知识，那么也许可以说，这本书还有成功之处。当然，现在作者远远没有把握说，这本书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似乎是大数学家哈代说过，年轻人应该去证明定理，老年人应该去写书。作者勉强还可以算是青年，却斗胆写了这本书。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种尝试，这本书的缺点、错漏将不止一、两处，而许多错漏只能在批评中被发现。所以，作者恳请同行、读者以既苛刻又宽容的眼光看待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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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宗

2003年4月30日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1du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