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诗综》文献采摭考述

内容摘要：文献采摭是总集编撰的基础。作为明诗总集的代表性文本，《明诗综》在诗选和诗话两个主体内容方面呈现出其文献采摭的视野与方法，体现了朱彝尊博综的学术旨趣。《明诗综》诗作编选将文献采摭的范围扩大到史部、子部、集部三大部类所属的多个类目，集部文献是《明诗综》选诗来源文献的主体，手稿、口诵、断纸、题扇、馆阁课录等多种原始文献形式进入编选诗作的文献范围，对于域外文献亦多有采摭。钞本是《明诗综》选诗来源文献最为重要的版本类型。朱彝尊自撰诗话是《明诗综》文本的重要组成，其诗话写作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以助评论、考证，诗话因此兼有诗学批评和文献考据两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诗话依据的文献涵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下的多个类目，还涉及有戏曲、丛书等。《明诗综》文献采摭方面所树立的文献方法、范围和视野，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总集编撰。

关键词：朱彝尊;《明诗综》;文献采摭

清初总集编纂之风颇盛，多种兼具文献保存和理论批评意义的大型断代和通代总集均成书于此时，影响以迄于今，朱彝尊编撰完成的明诗总集《明诗综》即为其中代表性文本之一。《明诗综》编选诗人诗作“上自帝后，近而宫壼宗潢，远而蕃服，旁及妇寺僧尼道流，幽索之鬼神，下征诸谣谚”[1]。共收录诗人3338位，诗作10165首，卷帙多达 100卷。清代学者张宗泰评价《明诗综》曰：“《诗综》共一百卷，中分上下卷者凡九，实一百九卷。其书虽云编诗，实于一代政治之污隆，人才之贤奸，可略得其梗概，而于贤人君子之嘉言懿行，流风余韵，尤乐为津津道之。大率每人之下，先列前贤之评论，而以己所作《静志居诗话》附于其后，或纠弹其偏曲，或增益其本事，或摘录其名句，不激不随，粹然一出于和平。其无可附丽者，亦不强为论说。尤足贵者，每举一事，辄元元本本，有伦有要，而其才学之渊博，实足以副之，不惟有资于谈诗，兼有资于说史，洵一代总集之翘楚矣。”[2]作为朱彝尊晚年所系心力最多的撰著，《明诗综》体现出相当高的文献价值和理论水准，这一方面根源于朱彝尊本人钞书和藏书活动所提供的丰富的文献采摭基础，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其文学创作与批评方面的深厚素养和明确的理论表达意识。对《明诗综》诗选编辑的文献来源和诗话撰写的文献依据进行专门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此书的内容和价值，也庶几能为今人编撰总集提供值得借鉴的方法与经验。

一、《明诗综》诗选编辑的文献来源

《明诗综》编定成书后，朱彝尊写给王士禛的信札中说：“至云选家通病，往往严于古人而宽于近世，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辄当绅书韦配，力矫其弊。惟是自淮以北，私集之流传江左者，久而日希。赖中立王孙之《海岳灵秀集》、李伯承少卿之《明隽》、赵微生副使之《梁园风雅》，专录北音。然统计之，北只十三，而南有十七，终莫得而均也。”[3]主要讨论的是总集编撰中诗选的文献来源问题。具体到《明诗综》的编撰，我们不禁要问，这三千多位诗人的一万余首诗作都是从哪些文献中编选出来的呢?朱彝尊撰有《明诗综采摭书目》，但仅列编选所据总集之目，共计283种，“专集暨府州县志概不载”[4]。这就为我们考察《明诗综》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不载”的“专集”恰恰是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明诗综》的文献采摭范围极广，朱彝尊在《成卜周诗集序》中说：“予近录明三百年诗，阅集不下四千部。”[5]总集仅是其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之一，文献来源还包括朱彝尊所言“专集”、“府州县志”，以及大量史部、子部文献和诸如手稿、画卷、馆阁课录等。因为在《明诗综》的编撰体例中，条目单元并未有诗人诗作文献来源的标注，所以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每位诗人诗作的编选来源，这意味着考证其文献来源工作的必要。同时，《明诗综》编选诗作所据的文献，很多都已亡佚，大量诗人诗作仅依赖《明诗综》得以存世，考证其来源因此又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因为《明诗综》本身卷帙浩繁，入选诗人诗作数量庞大，而且选诗数量在5首以下的诗人占全书总量的85.65%，具体到每位元诗人条目单元，在编选者未说明编选依据的前提下，这种情况基本无法运用版本对勘的方法确定其文献来源。好在《明诗综》所附朱彝尊自撰的一千四百余条《静志居诗话》中对于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有时会作简单说明，虽然涉及的来源文献数量比较有限，但这毕竟给出了最为直接的考证基础，也为考证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让我们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明诗综》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情况有一个大略的了解。

从《静志居诗话》之中对于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有所说明的条目来看，《明诗综》编选诗作的文献采摭范围涵盖了史部、子部和集部三大部类，其中涉及的史部文献有传记类、地理类和目录类，文献类型则包括了家乘、家谱、州府县志和游记、金石;子部文献有杂家类和小说家类，杂家本有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类，小说家则“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6];集部文献是《明诗综》选诗来源文献的主体。朱彝尊有意识地将手稿、口诵、断纸、题扇、馆阁课录等多种原始文献形式纳入其编选诗作的文献视野，扩大了传统总集编撰的资料收集范围。

根据总集的编选原则，选诗以诗人别集为文献基础乃是最佳。首先，别集具备相对的文本可靠性，较为接近诗人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其次，别集为编选者提供了整片的“森林”而不是零散的“树木”，使编选者不至于一叶障目。但是对于《明诗综》这样一部汇辑有明一代各时段各流派和大量中小诗人，且诗人总量高达三千余人的诗歌总集来说，限于当时的文献采摭条件，朱彝尊是无法做到每位诗人的诗作都从其别集中选出的，前人和时人已编选汇辑的明诗总集成为《明诗综》选诗非常倚重的文献资料。朱彝尊屡有说明考量：刘仔肩《诗话》：“汝弼一应鹤书，旋集都人士诗，为《雅颂正音》，而以已作附之，殆游大人以成名者。是时许中丽仲孚则编《光岳英华》;偶桓武盂则编《乾坤清气》;赖良善卿则编《大雅集》;沈巽士偁则编《明诗选》。虽择焉不精，然草昧之初，干戈甫戢，风雅未坠于地，至今得存，不可谓非群贤扬扢之力也”[7];偶桓《诗话》：“明初诗家操选政者，赖良直卿、许中丽仲孚、刘仔肩汝弼、沈巽士偁、王偁孟敭，皆有所蔽。惟瞎牛《乾坤清气》一编，能开生面，惜予所钞，阙七言近体绝句，未得全书，恒以为憾”[8];俞宪《诗话》：“汝成手辑《盛明百家诗》，足称好事。而甄综未当，舍彼兰蕙，反存菉葹。卷首题识，都不成文”[9];李先芳《诗话》：“观其《诗隽》一书，详于淮北，远及巴蜀，而独黜大江以南。盖以吴楚、扬、粤之间，七子实居其五，其微意可窥也”[10]。这种对于总集的权衡鲜明地反映在《明诗综》的编选实践中，大量诗人诗作选自普通型、地域性、专门性的明诗总集，来源文献辑录“总集”一目比较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明诗综》卷九十五为“属国”，分为上、下卷，共收录高丽、朝鲜、安南、占城、日本等明王朝属国诗人65位，诗作155首，从这一类目诗作编选的文献来源可以看出朱彝尊编撰《明诗综》的域外视野与局限。“高丽”类目《诗话》：

高丽文教，远胜他邦。自元以前，诗曾经大司成鸡林崔瀣彦明父选录，目曰《东人之文》，凡二十五卷，度必有可观，惜无从访求。今之存者，仅会稽吴明济子鱼《朝鲜诗选》而已。牧斋钱氏为王氏诸臣白冤，可谓发潜德之幽光矣。予更证以《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史略》、《殊域周咨录》、《皇华集》、《輶轩录》，订其异同，补其疏漏，论次稍加详焉。[11]

从这一类目的编撰实践来看，朱彝尊当时所能见到的域外文人别集确实是极为有限，仅有权近《应制集》、申叔舟《汎翁集》、徐居正《北征稿》、徐敬德《花潭集》和《荪谷集诗》五种，朝鲜诗人诗作主要采辑自唱和诗总集《皇华集》，以及《朝鲜采风录》、《朝鲜诗选》等诗选，朱彝尊“订其异同，补其疏漏”所依据的《高丽史》、《东国通鉴》、《东国史略》、《殊域周咨录》、《皇华集》和《輶轩录》诸书，都是当时较为易得的书籍，并未有更多别集作为其订补的来源。安南部分则是全部从李文凤所编诗选《越峤集》中选出。朱彝尊为编撰“属国”一目，曾特意访求域外图籍，他在《明诗综》卷九十五下《荪谷集诗》诗话中提到：“天启中，毛总兵文龙守皮岛，属访求东国图籍，以此集见寄。”[12]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在《明诗综》的编撰上自是不肯轻率，实是因为域外学者文人的诗歌文本在清初流传稀少，这一点从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也可以有所认识。

与以往编选诗作单纯以集部文献作为采摭来源的诗歌总集不同，《明诗综》将文献采摭的范围扩大到史部、子部、集部三大部类所属的多个类目，这一方面是《明诗综》自身编撰结构的需要，同时也反映出朱彝尊博综的学术视野和对于总集编撰方法的努力尝试与实践。

虽然《明诗综》在编撰体例上并未对选诗来源文献的版本一一加以标注，使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知晓每位诗人诗作编选所据版本为何，但是《诗话》中保存的部分版本资料却仍然包含有版本类型、版本来源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从辑录的《诗话》资料可以看出，钞本是《明诗综》选诗来源文献最为重要的版本类型。《诗话》中明确说明选诗来自抄本的就有朱右《白云稿》、谢应芳《龟巢集》、黎贞《秫坡集》、林枝《效颦集》、黄瑜《双槐诗集》、沈愚《筼籁集》、邢参《处士集》、严一鹏《三知轩稿》以及顾超的诗作等。

从文献来源上看，《明诗综》的文献采摭主要来自友朋藏书、内阁藏书和游历岭南、闽南所得。钞借友朋藏书是《明诗综》选诗文献的重要版本来源，其中如吕希周《杂诗》手稿钞录自曹溶静惕堂：“东汇于诗亦沾沾自喜，其集不甚传，由其子请论定于陆武惠也。同里曹秋岳侍郎，博征文献，集明三百年名公卿手书墨迹，装潢成册，多至七百家。东汇《杂诗》在焉。比集中所载者较胜，亟录之。”[13];郑文康《平桥集》借阅于徐元文含经堂：“《平桥集》文胜于诗。尝从徐立斋阁老，借含经堂所藏本读之。爱其简质，有类石守道、尹师鲁诸公。诗亦蕴藉”[14];沈筠以先世手钞《筼籁集》相示：“近东田学士示以先世手钞《筼籁集》，私印尚存，增益八首”[15];胡奎《斗南老人集》则借录于马思赞所藏：“吾乡云东逸史曾手书其稿，旧藏项氏天籁阁，继归高氏稽古堂，今为华山马思赞所藏。余借观，录其六首”[16]。《明诗综》中部分诗人诗作的选入，得益于朱彝尊任职史馆的钞书经历，如林弼《林登州集》：“相传龙溪林弼、元凯亦与史局，然余曾见内阁所储《林登州集》，其序传均未言其修史，盖林所修者《礼书》也”[17];曾在内阁见到朱右《白云稿》，但未钞录：“《白云稿》凡十卷，予仅钞得前五卷，止有《琴操》无诗。其后五卷，仅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琴操》有郭公葵跋”[18];张洪《张宗海集》也是见于内阁藏书：“张宗海集一册，予在史官曾见之，无足采者。仍录《东门行》一首”[19]。顺治十四年(1657)，朱彝尊做客岭南，应曹溶之请编选《岭南诗选》，得友朋屈大均等人之助，钞录不少岭南诗人诗集，如黎贞《秫坡集》：“诗多庸实，予游岭南，借得钞本，录其一篇”[20];黄瑜《双槐诗集》：“是诗依南海欧奏孚所藏录本，与《广东通志》所载不同”[21];欧大任《思玄堂》诸集：“桢伯吟稿过多，先后发雕，年分地别，不尽流传岭外。岁丁酉，吾乡曹侍郎洁躬出领粤东左辖，思辑《岭南诗选》，属予甄录。予从桢伯孙博士正式借足本，正式请予持择稍宽，予束版载归、点以朱墨，后数载，不知何人窃去，深以为憾。迩年复理明人诗，念之不能释怀。忽从戴生錡书屋见之，言获诸质库中，不禁狂喜。因载为施铅，录古今诗三十首，吟诵数过，似不为滥。”[22]。康熙三十七年(1698)，朱彝尊同查慎行作闽南之游，与林侗等人结识，《明诗综》所选闽人诗作大多采辑于此行，如张时《自怡集》：“张君《自怡集》，乡里罕传。康熙戊寅，客福州，从林秀才侗借观钞本，录其二首、归。询之武林耆旧，未有知其姓氏者矣”[23];赵迪《鸣秋集》：“福州林孝廉佶，获徐兴公所藏钞本《鸣秋集》，有景泰五年迪仲子壮后序，中云：‘先人值时多故，投老林泉。’”[24]。

对于《明诗综》编选诗作的文献来源，朱彝尊表现出较为自觉的版本辨别和文本校勘的学术意识。如朱彝尊藏有徐一夔《大章遗稿》，后来又在京师王士禛藏书中见到四册本，卷数是其家藏版本的一倍，但是“然验其目无诗，犹未是足本也”[25];杨基《眉菴集》有张企翱编校本，秀水项氏天籁阁同时藏有孟载手录本六卷，朱彝尊借以对勘：“中阙七言绝句，以勘张本，亦无大异”[26];明初蓝仁有《蓝山集》，其弟蓝智有《蓝涧集》，选家经常误有参错，朱彝尊“今依明初雕本刊正”[27];任原《诗话》：“其诗互刊于唐仲实《白云集》中，今从炖煌程氏《新安文献志》定为任作”[28];黄瑜《井》诗后附《诗话》：“是诗依南海欧奏孚所藏录本，与《广东通志》所载不同”[29];董继《唐宫词》诗后所附《诗话》：“此诗曾刊入《今诗粹》，及见子长稿本改定，觉词意倍工。诗所以贵推敲审酌也”[30]。

二、《明诗综》诗话撰写的文献依据

清代学者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评论《明诗综》所附朱彝尊《静志居诗话》曰：

诗话之编，始于欧阳文忠公，自宋以来，无虑百家。大抵皆一知半解，词组单词，虽云扬榷风雅，标示诸法，悉在可有可无之间，从未有如我朝朱竹垞太史彝尊所撰之《静志居诗话》二十四卷。虽名曰“诗话”，所有胜朝三百年诗学源流，升降转移，风气淳薄，人情变幻，悉具其中。搜罗广博，议论精严，评骘允协，允为历代诗话之冠，固非他家一枝一节所能比拟。实由于太史学问渊富，兼工诗古文词，故能有此鸿编巨制，洵非他人所能学步也。[31]

朱彝尊治学以博综著称，“于书无所不窥”，精于考据之学，这一治学特点在《明诗综》的编撰中有所反映，同时，由于《明诗综》“以诗存史”的旨趣，所以他在撰写《诗话》时，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以助评论、考证，《诗话》因此兼有诗学批评和文献考据两个方面的特征和内容。诗学批评本是诗话的题中之义，而文献考据则体现了朱彝尊对于诗话传统的沿袭和开拓。诗话之涉考证，始于宋代，但是“考据成为诗话的特色之一，则是到了清代才出现”[32]。《诗话》正是朱彝尊治学特点在诗学领域的延伸，因此而具有鲜明的学术性特征。蒋寅对此已有认识：“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由博综兼取而臻洁净精微的境地。他无论治经学还是治文学，都由考据入手，代表性著作分别是《经义考》和《明诗综》。”[33]虽然未能遽定《静志居诗话》为“历代诗话之冠”，但是刘声木所言“搜罗广博”、“议论精严”、“鸿编巨制”，洵非过誉之词。朱彝尊所撰《诗话》条目共有一千四百余条，评论和考据所依据的文献总量约有235种之多，涵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下的多个类目，同时还涉及有戏曲、丛书等。

从《静志居诗话》标明依据文献的条目来看，《明诗综》撰写《诗话》的文献征引范围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文献包括《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和小学类等5个类目;史部文献是《诗话》撰写依据较多的部类，其中有正史类、编年类、杂史类、诏令奏记类、传记类、载记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等10个类目，地理类之下又涉及都会郡县、杂记、河渠、游记等4个小的类目;子部文献依旧是小说家类占据主体，旁及儒家类、术数类、艺术类、杂家类、类书类、释家类;集部文献数量与史部大略相当，也占有较大的比例，别集和总集本来就是集部的主要构成，《诗话》对集部文献的征引也以别集和总集为主，楚辞类、诗文评类、词曲类也均有贡献。四部之外的文献类型还有戏曲和丛书，四部集部词曲类依例仅收曲谱和曲调，曲文则不录，故置此类于四部之外，共14种;丛书仅1种，即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

《诗话》征引频次最高的两部书分别为《明实录》和《列朝诗集》，一为史部编年类，一为集部总集类。

明代共修纂有十三朝《实录》，保存了有关明代历史的大量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诗话》在考证人物、史实的时候，多以《实录》所载作为最为可靠的资料依据，有直接征引《实录》者，如严震直《诗话》：“载考《文皇帝实录》壬午七月二十三日诏云：‘朕居藩邸，凡百姓艰苦，靡不知之。数年来兵兴，北方之民疲劳尤甚。朕所以举义者，为宗社生民计。今宗社既安，而北方之民未安，朕夙夜不安。乃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户部致仕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东、陕西等布政司，巡视民瘼，何弊当革，何利当建，速具奏来。’”[34];也有以《实录》所载与诗作、小传相呼应者，如史靖可《诗话》：“潜溪之归也，孝陵论之云：‘大江春来风浪多，宜就里河达于家。’靖可送行诗，盖赋诗以纪实也。靖可以吏部奏差，洪武九年十一月，授中书舍人，载《实录》”[35];有在陈述诸多史实后终以《实录》作为判断依据者，如许天锡《诗话》：“当以《世宗实录》为正”[36];还有补《实录》之阙者，如邹元标《诗话》：“先生晚总西台，入朝而踬，御史前纠失仪，先文恪公进言曰：‘元标在先朝，直言受杖，至今余痛未除也。’德陵意解，此事《实录》不载，附识于此”[37]，权近《诗话》：“阳村赐游酒楼，《实录》未之载”[38]。

因为朱彝尊编撰《明诗综》本有“意在补《列朝》选本之阙漏”的旨趣。[39]所以《诗话》中评论诗人诗作和补阙考证，时以《列朝诗集》为标的和对照，如吴去疾《诗话》：“去疾《列朝诗集》不载其官阀”[40];谢林《诗话》：“璚树名林，本系一人。《列朝诗集》复出，误也”[41];李杰《诗话》：“钱氏《列朝诗集》搜罗乡曲先进靡遗，独不及文安，何哉”[42];郑明选《诗话》：“先生之诗，遂无人赏激者，以致钱牧斋《列朝诗集》，仅录数首。予故取先生之作特多，天下之宝，要当与天下共之也”[43];陈翼飞《诗话》：“牧斋钱氏与求仲、臣虎、元朋皆同籍，而《列朝诗》概削去不录”[44];赵云仡《诗话》：“钱氏《列朝诗》定为嘉靖中人，然当以郑氏《高丽史》为正”[45]。

《元史》和《高丽史》也是朱彝尊在《诗话》撰写中依据使用较多的两部文献。《元史》修纂于明初洪武年间，《明诗综》卷四、卷五、卷六所收都是受诏参与修纂《元史》的文人，共有四十余人，这三卷诗人《诗话》中多谈及《元史》，诗作与史实互证，如宋禧《诗话》：“其《寄景濂学士》诗云：‘修史与末役，乏才愧群贤。强述外国传，荒疏仅成篇。’则自《高丽传》以下，悉无逸手笔，览《元史》者所当知也”[46];朱右《诗话》：“《元史》初成，为期不过六月，故极其牵率。徐大年诗所云‘草草便垂千载后，迟迟难俟百年余’是已。李善长表进文亦云：‘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年粗完之史。’于时以顺帝三十六年事，无《实录》可征，未为完书。孝陵复诏仪曹，分遣吕复、张贯、欧阳佑、黄盅等一十二人，分行天下，凡涉史事者，令郡国上之。又遣儒生危于等，历燕南北，开局于故国子监，采访文字，请行中书官印封识达京师。三年二月，仍命宋濓、王褘为总裁官，续完《元史》”[47]。《高丽史》为朝鲜学者郑麟趾奉王命所编撰，书成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体例悉依正史。因为此书编成后刊行范围较广，所以明清文人多能见到，成为他们了解高丽、朝鲜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明诗综》“属国”类目中以收高丽、朝鲜诗人诗作为最多，此卷《诗话》谈及诗人生平事迹的时候，《高丽史》经常被作为评论、考证的依据，如郑梦周《诗话》：“靖难君臣改修《明太祖实录》，因方孝孺，而其父克勤循吏也，乃没其实。黄观景清修《书传会选》而削其名，且诬方先生叩头乞哀。观于郑麟趾《高丽史》，梦周图李成桂不克，为芳远所杀。芳远犹知赠官易名，麟趾等亦直书其事，是簒窃之芳远贤于长陵，而下国之史官胜于杨士奇辈多矣。可叹也夫”[48];赵云仡《诗话》：“钱氏《列朝诗》定为嘉靖中人，然当以郑氏《高丽史》为正”[49];申叔舟《诗话》：“考叔舟于景泰二年八月，国人郑麟趾进《高丽史表》，修史官三十二人，叔舟与焉”[50]。

朱彝尊在文学创作上标举“醇雅”，这一观念同样在其文学批评中有所体现，《诗话》常以《风》、《雅》作为评价诗人诗作的重要标准，这一点从辑录文献经部《诗》类条目可以看出。如董守谕《诗话》：“次公于诗，不屑寄人篱下，然与《风》、《雅》尚远”[51];吴本泰《诗话》：“吏部当正声微茫之日，独操大雅之音，而扬扢《风》《雅》者或不及焉，益信曲高者和弥寡也”[52];周之璵《读史感怀》诗后所附《诗话》：“玉凫《读史感怀》六十首，援右验今，不失《国风》《小雅》之旨”[53];“庆成宴”类目《诗话》：“两朝乐章，词臣分撰，杂以曲谱，合乎《雅》、《颂》”[54]。

《诗话》对戏曲剧目的点评和征引，一方面是因为明代很多诗人本身又有剧作家的身份，如郑若庸、梁辰鱼、汤显祖、沈自征等，言其生平、诗作必及剧作，另一方面，《诗话》可以看出朱彝尊对于诸多戏曲剧目的熟知和赏评的专业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时期戏曲创作演出的繁盛和学者文人在文学批评领域对戏曲的接纳与认同。

蒋寅曾指出《明诗综》附载自传诗话体例的意义：“诗选附载诗话，并非《明诗综》首创。南宋的《竹庄诗话》和《诗林广纪》，无论视其为题作诗话的诗选，还是题作诗选的诗话，都已开诗选附诗话的先例。不过它们附录的是他人诗话，而《明诗综》附录的《静志居诗话》是朱彝尊自撰，这就开了编诗选附自撰诗话的风气。”[55]朱彝尊《明诗综》附录自撰诗话，不仅在体例上开风气之先，在自撰诗话中广泛征引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和批评体现出朱彝尊颇有个性的学术风格和文学旨趣。

结 语

《明诗综》文献采摭方面所树立的文献方法、范围和视野，深刻影响了其后的总集编撰。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包括郑王臣《莆风清籁集》、宋弼《山左明诗钞》、王昶《湖海诗传》、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其中最为突出者当属晚清徐世昌所编的《晚晴簃诗汇》，这部大型清诗总集在整体框架卷次和具体诗人条目单元等各项编撰体例和文献采摭方面可谓全面沿袭《明诗综》。[56]总集编撰涉及到文献采摭的来源、范围和类型等方面，编撰过程中对于文献的版本、内容又有严谨的考辨，其中评论文字的撰写更需要综合的文献视野。对于现今学术界正在进行的总集文献编撰活动而言，《明诗综》作为经典总集文本依然能够为我们提供诸多方面的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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