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理论书目简介

西方翻译理论经典

一、英国部分：

1．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bell, 1719-1796 ），《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A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with Notes, 1789） 简介：

坎贝尔的《四福音的翻译与评注》是西方最早的翻译专论之一，其理论意义体现在：第一，该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宗教翻译研究的重大转折。坎贝尔认为，《圣经》翻译“应为文学和宗教两种不同的目的服务”，这就弥合了哲罗姆提出的“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的严格区分，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该论著是最早论及“对等翻译”的翻译理论专著之一。坎贝尔在该论著中提出了从词汇、语法和风格方面取得对等的观点，成为20世纪“对等”理论的先导。第三，该论著的问世，意味着翻译理论的探究突破了前人圄于具体文本的界限，标志着系统性、原则性和抽象性的理论研究视角的出现。第四，该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认知视角的革命性嬗变。宗教翻译“三原则”的出现，意味着坎贝尔背离了斐洛、奥古斯丁等人所信守的“上帝感召”的无端依从，完全从理性认知的角度提出了宗教翻译“三原则”。因此，在相同的人文主义文化背景下，其“三原则”的具体内容同泰特勒的“三原则”有着惊人的雷同，实不足为怪。总之，坎贝尔的“三原则”同泰特勒的“三原则”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而且二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不可偏废。

2．亚历山大·弗雷瑟·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 1747-1814)，《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0) 简介：

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一书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理论意义表现在：第一，泰特勒首次以概念的形式规定了“优秀翻译”的内涵。优秀翻译定义出现，标志着泰特勒的译学主体视角具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这是西方译学史上的认知主体性的重大转折。第二，泰特勒在该论著中系统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思想。但必须指出，翻译“三原则”并非泰特勒独创，而是他将英国译学传统明确化、系统化的结果。所以他与坎贝尔殊途同归的巧遇，也属自然。总之，该论著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泰特勒对英国译学传统的全面归结，而且在于他对译学思想的系统性论述。他结束了当时英国传统译学一盘散沙的状态，标志着英国译学走向了系统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发展道路。因此，该论著的面世，标志着西方译学史上“一个时期的结束和另一个时期的开始”。

3．菲利莫尔（J.S.Phillimore，1873 - 1926），《略论翻译和译者》（Some Remarks on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1919） 简介：

菲利莫尔的的《略论翻译和译者》一书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翻译论著”，其理论意义在于：一、菲利莫尔对译学问题的探究从对译事本质的寻求转向了对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菲利莫尔不仅关注到了原语与译语之间的关系，也关注到了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他对翻译要素的关系把握，与英国人文主义文化时期崇尚“准确意译”的折中性译学倾向是一脉相承的。二、在译作的评判标准的阐述中，菲利莫尔也展示出对英国人性文化阶段的传统译学主体性的明显继承。菲利莫尔认为，“判断一篇译作的优劣，最终标准是看文学家是否把译作当作欣赏品，又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该译学倾向，实际上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化阶段的活译派代表人物科顿 “使自己译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原作”的译学思想的复活。由此可

看出菲利莫尔的译学主体性与英国传统译学主体性的承接关系。总之，菲利莫尔的译学思想的发展与形成，既是英国译学主体性传统影响的产物，也是英国当时的认知文化思潮制约的必然。

4．波斯盖特（J. P. Postgate, 1853-1926），《翻译与译作》（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s, 1922） 简介：

波斯盖特的《翻译与译作》一书是译者兼学者论译的典范，其理论意义体现在：一、波斯盖特在该书中对翻译现象所采取的综合性、抽象性的探究视角，是对西方译学认知传统的一脉相承。其译学研究倾向主要表现在对翻译现象的分类研究，即“后瞻式翻译（”retrospective translation）和“前瞻式翻译”（prospective translation）的研究。质言之，“后瞻式翻译”即为“洋化”式翻译，而“前瞻式翻译”则是“归化”式翻译。波斯盖特的翻译分类与英国德莱顿和德国歌德的区分固然不同，但其研究视角是一致的。二、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提出了“词类分类研究”的译学主张。他从语言间所存的思想一致性与表达类同性出发，将词汇分归为四类（即“完全相同的词”、“不同的词”、“部分相同的词”和“假同义词”），并根据不同的分类分别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词汇分类研究法的出现，标志着他的翻译研究已超出了对具体翻译行为和具体译本进行评价的传统译学研究模式，开始走向了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科学认知之路。三、波斯盖特在该书中论述的许多其他译学思想是对前人的译学思想进行借鉴吸收的结果。如对译文效果判断、忠实性标准、译文表达习惯、译作更新等观点，皆是对英国或西方译学思想的借鉴。总之，波斯盖特的译学思想不仅体现了时代文化精神与英国译学传统的磨合，而且也体现了英国经验主义译学研究倾向与欧陆特别是德国理性主义译学研究倾向的合流。质言之，波斯盖特在该书中所展示的译学倾向，是由崇尚“准确意译”逐渐转向崇尚“准确直译”的倾向。这是西方现代认知思潮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译学倾向不断影响的结果，换言之，波斯盖特的译学思想是时代文化和民族传统交互影响的产物。

5．斯图尔特·贝茨（E. Stuart Bates，生卒年不详），《现代翻译》（Modern Translation, 1936） 简介：

贝茨的《现代翻译》一书，似乎是为反对波斯盖特的译学观而撰写的，在对“翻译的忠实性”、“译作的生命力”、及“判断译本优劣成败的因素”等问题上，贝茨皆与波斯盖特观点相左。贝茨与波斯盖特共居一国，同处一时，而且同为古文学家、古典作品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但其译学见解却如此针锋相对，若将二人著作对比研读，自会交互发明，相得益彰。

6．弗斯（J. R. Firth, 1890-1960），《语言学与翻译》（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1957）；《语言分析与翻译》(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1968)。 简介：

弗斯严格来讲属于语言学界人士，但又是英国翻译理论界无法忽略的人物。其译学见解主要体现在《语言学与翻译》和《语言分析与翻译》两部著作中。该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一，弗斯从语言学的认知视角入手，出了“完全翻译”的概念。所谓“完全翻译”，是指“在语音、语法、语义、话语结构以及风格等层次上，经过全面分析的翻译”。可见，弗斯将语言分析作为翻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他现代语言学的结构主义认知视角审视翻译问题的表现。二，弗斯对翻译问题的审视也开始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的“他者”认知视角。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放弃了语言学派追求“对等”的翻译观。他断言，任何两种语言的某些表达方式不可能是完全对等的，其语言结构也无法全盘移植。他虽未将自己的表述绝对化，但实际已认定，完全“对等”的翻译是不现实的。这实际已“解构”了结构主义的“对等”翻译观。另一方面，弗斯对译本的评价也呈现出德里达式的“延异”倾向。他指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不可更改的，??再好的译文也可以进行修改，直至重译”。这意味着，从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看来，译本一出，译者就“死了”，为了满足译文读者的不断“延异”的需要，无数“他者”译本自然须应运而生。弗斯在当时不会采用这样的辞藻来故弄玄虚，他只是很平实地指出“完全的翻译不等于完美的翻译”而已。尽管如此，我们不难看出，解构主义的认知视角，已经象剖刀一样切入了弗斯的译学探究。总之，弗斯的“完全翻译说”与其说是对英国译界的贡献，毋宁说是将语言学研究模式引入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质言之，这不仅是大陆理性主义的认知模式对英国经验主义的认知模式进行浸润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时代文化认知主体性演化制约的表现。

7．西奥多·萨瓦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 1896-?），《翻译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 1957） 简介：

萨瓦里的《翻译艺术》一书，将对译学传统的继承、对现代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和对后现代探究视角的探索集于一体，故被誉为“英语中论述翻译的最佳之作”。其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萨瓦里在该书中的译学倾向不仅表现了他对英国译学传统的继承，而且表现了他对“现代性”的译学认知视野的认同，而且还表现了他的译学研究的后现代认知视角。因此，萨瓦里断言，翻译不仅是“一门源远流长的艺术”，而且还是一门“选择的艺术”。他的12条自相矛盾的翻译原则的提出，开辟了描写性翻译研究的先河，正是该译学观的产物。这意味着，在萨瓦里的翻译研究中，翻译原则的绝对性被初步解构，“他者”的翻译策略应运而生。总之，从萨瓦里的“选择艺术观”、“翻译原则矛盾分类法”，包括“读者分析法”所展示出的译学倾向可以看出，萨瓦里的翻译观虽然“基本上没有脱离传统译论的范围”，但是其将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融为一体的译学认知倾向，已经明确展示出其译学认知的视角在文化转型期的嬗变，因此，可以说，萨瓦里的译学倾向，同样是时代文化精神、民族认知传统和个人认知结构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不过，遗憾的是，萨瓦里颇具超前色彩的解构主义的“他者”认知视角，在浓厚的英国人性文化译学传统的气息下，显得“和其光同其尘”了。于是，保守务实的英国人只是给萨瓦里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夸赞，然后惊喜地关注着卡特福德的翻译理论“给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翻译理论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8．约翰·卡特福德（John Catford，1917-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1965）

简介：

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同时引起巨大反响，其理论意义在于：卡特福德在该书中近乎偏激地展示了翻译探究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他公然宣称：“任何翻译理论都必须采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 这样，卡特福德就把翻译探究的认知视角片面化了。但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福德借助韩礼德的“级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将翻译研究的“模式化行为”和“描写式方法”结合在一起，以求“科学地”探究和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可见，卡特福德对翻译问题的探究，最终变成了对翻译过程的阐释和描写，这是卡特福德译学研究的“后现代转向”的重要标志。另外，卡特福德认为，对等形式的存在，不可能是绝对的一对一的存在，而有可能是一对多的存在，因此，对等形式的寻求过程，往往又是一种“他者”的选择过程。一言以蔽之，翻译的目的，就是“选择语境范围有最大的重叠可能性的译语等值成分”。可见，卡特福德译学研究的认知倾向，与萨瓦里的“选择艺术观”不谋而合了。

总之，通过以上探究可看出，卡特福德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同萨瓦里一样，同样展示出文

化嬗变时期由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向后现代性认知主体视角的过度。所不同的是，萨瓦里的后现代“他者”的认知主体性，被“延异”在浓浓的传统信守之中；而卡特福德的后现代“他者”的认知主体性，则被埋没在他的现代语言学认知视角的狂热与偏激里。

9．彼德·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16-?），《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1981） 简介：

纽马克的《翻译问题探讨》一书，对翻译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几乎是面面俱到的审视，对中国译学界影响甚大，其理论意义在于：一，纽马克的译学倾向展示了科技文化思潮对英国认知传统的浸润。就纽马克而言，所谓“翻译理论”，即“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可见，纽马克对翻译理论的认定已有所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纽马克对翻译问题的认知，已经逐渐摆脱了培根式的散论，开始产生了带有明显科学认知色彩的“语言学转向”。二，纽马克的译学倾向也展示了英国认知传统对时代认知倾向的接纳和吸收。该倾向在纽马克对翻译本质的阐释中一览无余。纽马克认为，翻译不仅是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ique），而且是技巧（skill）、技艺（craft）和艺术（art）。值得注意的是，纽马克认为翻译是一门技艺的理由之一，在于“译者对文本的语法语义要素的直观把握须以经验的知识为后盾”。可见，纽马克将“翻译技艺观”融会于奈达的“翻译科学、技术、艺术和技巧综合观”，是英国经验主义认知传统对纽马克译学主体性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这也是英国认知传统对时代认知主体性的接纳和吸收的重要标志。三，在纽马克的译学倾向中，还存在着其认知视角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嬗变。这主要表现在纽马克对译法问题的探究中，纽马克一边含蓄地回避了语言学派一味追求“对等”的倾向，一边采用了萨瓦里的多项选择的“他者”策略；几经“延异”，纽马克最终采用的，是介乎“对等”与“选择”之间的折中译法：“有限选择”（limited choices）的翻译。同时，他承认，翻译理论“既非理论也非科学”，并“不能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技能”，甚至“只能自得其乐”而已。另外，在论及对翻译因素的关注时，纽马克主张不仅要关注语言学方面的因素，而且还要关注文化方面的因素。这意味着，在纽马克的译学研究视角中，已经出现了由“语言学转向”向“文化转向”过渡的端倪。可以看出，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已经呈现出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 的过渡。总之，透过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纽马克的译学主体性倾向的最大特征，就是在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译学思潮中漂流。这就是为什么这位翻译理论家虽然对译学问题进行了面面俱到的严肃研究，却既“没有创建过重点的翻译思想”、“也没有提出过具有轰动效应的系统的翻译理论”的原因。

10．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1929- ），《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1975）

简介：

1975年，随着《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的发表，斯坦纳成了“凭一部独特的著作而蜚声西方译论领域”的翻译理论家。该书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

首先，斯坦纳在该书中，借助“现代的”话语结构解构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研究模式达到了后现代之后的重构。一方面，斯坦纳的译学研究中的“现代性”倾向，体现在其译学探究的认知视角中。主要表现在：其一，斯坦纳对译学问题进行的审视，采用了“哲学、语言学、诗学、文艺批判、西方文化结构等诸角度”。其二，他对翻译与语言的辨证关系所进行的探究，采用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研究中的类比法，试图通过对语言与翻译的关系类比，在“语言——翻译——文化”的类比系统中探究翻译的真谛。其三，他对翻译类型的阐释采用了雅各布森的翻译分类方法，并“具体阐发了雅各布森分类中的第一类：语内翻译”。其四，他对翻

译活动和翻译研究发展前景的描述，采用了现代数学中的拓扑原理。可见，斯坦纳的译学认知视角呈现出现当代特有的学科性认知特色。但另一方面，斯坦纳的“现代”话语结构并未使他走向雅各布森、费道罗夫和威尔斯等人的科学认知之路，反而将现代翻译理论的话语模式解构殆尽了。主要表现在：其一，斯坦纳通过对“理论”范畴的重新反思，对“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进行了解构意义上的定位。斯坦纳指出，“理论”的特性主要在于可预测性、可检验性和可纠错性，属“准确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范畴，而哲学、诗学、美学等领域实无“理论”可言。故斯坦纳断言：“对语言的研究将永远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翻译研究，自然也不能成其为科学，而是一种“准确的艺术”（exact art）。于是，斯坦纳声称， “翻译理论”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中对翻译问题的探究，便自觉转向了对翻译行为和翻译现象的描写。因而斯坦纳指出，他对“翻译四步骤”的论述只是阐释学意义上的“对过程的理性描述”（reasoned descriptions of processes）。其二，斯坦纳通过对“语言”的重新阐释，对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信息——交际”的语义结构进行了颠覆性的解构。斯坦纳认为，“语言与翻译血肉相连，澄清了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澄清了翻译的本质。” 因此，在论及翻译本质之前，斯坦纳对语言的本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阐述，然后一语道破天机：“语言从本质上是虚构的，因为现实是语言的敌人”，而“语言又终将摆脱语义的奴役而成为人类的反寇”。换言之，“语言”既不等同于“信息”，也不等同于“交际”。这意味着，“语言——信息——交际”之间的内在关联被解构了。语内信息的理解与交际尚且如此，那么在语际转换的翻译过程中，追求“信息对等”和“功能对等”是徒劳的，翻译只能是在不同语言间进行“调适”（modulation）的过程。这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语言学派和交际派翻译理论的搁浅。

此外，该书所展示的斯坦纳译学研究的另一独特倾向，不仅表现在他颇具哲学思辨色彩的认知方式中（主要表现为同一性与多样性（或求同性与求异性）的认知倾向的统一），而且还表现在将对现代译学问题的后现代解构与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的历史性阐释的有机结合中。总之，斯坦纳不管通过自身对语言和翻译本质的形而上的剖析，还是通过对西方翻译活动和译学研究的历史性考察，都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规范性和模式化的现代翻译科学的理论体系已难以独领风骚，阐释性和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正应运而生。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四步骤说”，并明确宣布，他对“四步骤说”的论述并不是具有科学意义上的规范性翻译理论，而只是对翻译过程的理性描述而已。可见，斯坦纳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模式的阐释性探究，不仅否定了规范性的翻译模式的存在，而且也否定了“科学的”翻译研究模式的存在。那么，翻译活动和译学研究该向何处去？斯坦纳引进了数学上“拓扑”（topological）概念，认为不管是翻译活动的开展，还是译学研究模式的建构，都应是拓扑学意义上的动态的“多元互补”。换言之，译事之至道，应是“由直译、释意、模仿（mimesis）、模拟（pastiche）到相同主题的变异”等各种译法的应机“调适”；而译学之正轨，应是兼容科学认知模式的同时更着意于诗学阐释的妙谛。一言以蔽之，不管是翻译活动，还是译学研究，都应求同存异，一多合一，方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就是斯坦纳在论译之余推出的“文化拓扑结构说”。

质言之，斯坦纳是不用解构主义辞藻的解构主义者。其译学认知方式，与其是从现代结构主义到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过渡，毋宁说是传统、现代和后现代认知方式的辨证统一。

11．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 1980）

简介：

巴斯内特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其《翻译研究》一书的问世，成为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该书的理论意义有二：一、对翻译本质和翻译研究模式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与重建；二、对翻译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全新视角的重新审视。总之，该书在文化转向的“他者”视角下，翻译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应进行重新的审视，

庸”的主体性倾向，体现了西方理性文化的认知主体性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和制约。这与洪堡在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如出一辙。总之，施莱尔马赫在该书中所展示的的综合关注、分类探析的翻译观，是对德国译学传统的一脉相承；他从语言与思维的辨证关系来阐述译学真谛的主体倾向，是时代文化精神影响的必然；而他的“释译”、“拟译”既不能折中、也不能相混的“反中庸”认知倾向，则是西方“天人相分”的认知习性的自然表达。因此，其译学思想，必须在特定的时代精神、民族传统和个人倾向的背景下具体把握。

3．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译者的任务》（1923） 简介：

本雅明是20世纪上半叶在德国翻译研究领域“最有建树、影响最大”的人物，其译学建树主要见于《译者的任务》一文。现将其理论意义剖析如下：一、本雅明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阐述译学问题，对原作和译作的关系进行了独到的论述。他引入了“生命”（life）和“转世”（afterlife）的概念，提出了“转世翻译”的思想，这与钱钟书“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的“化境说”旨趣大同。二、除去神秘而理性的论译视角之外，本雅明的译学主体性倾向也是对德国译学传统继承的结果。本雅明在本文中所推崇的理想翻译，是逐行对照式翻译，这是对歌德译学思想的继承。另外，本雅明不仅继承了歌德的“语言共性说”，而且还直接采用了荷尔德林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观念，而且也承袭了洪堡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辩证观点。总之，本雅明的译学思想既有对以歌德和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求同性”认知模式的继承，也有对以洪堡为代表的“求异性”认知模式的借鉴，虽然本雅明试图对两种认知视角的调和几乎使他自己的译学思想陷入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但毕竟开始了将各异的译学研究模式兼收并蓄的努力。虽然本雅明的努力并未立即为他人所认同，但他所提出的“中道”式的翻译观，以及他对译者任务的独特界定（“译者的任务是，用他自己的语言来释放出在另一种语言中拼读出来的纯语言，通过他自己的译作的再创造，使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获得自由。”），已经展示出其译学研究的综合性主体倾向。该倾向在当代德国翻译理论家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那里，得到了初具规模的发挥。

4．沃尔夫兰·威尔斯（Wolfram Wilss, 1925- ），《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Probleme und Methoden, 1977） 简介：

作为“德语翻译理论界的一位重要人物”，威尔斯因其《翻译学的问题与方法》一书，不仅奠定了在西方译学界的地位，而且对中国译界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其理论意义在于：

第一，威尔斯的译学研究是对德国理性主义的译学认知传统一脉相承的结果。他将翻译研究称之为“翻译学”（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并指出其翻译学研究的系统性认知理路实际上是对19世纪德国洪堡和施雷格尔的译学研究传统的继承。因此，威尔斯所提倡的从德国译学传统脱胎而来的翻译学研究，本来就是大陆理性主义的认知架构随着语言学的发展而顺水行舟的必然。因此，威尔斯理所当然地认定翻译是一门科学，并“批评奈达、图里等人不敢理直气壮地把翻译视为科学”。奈达在翻译观念上的摇摆，实是美国特定的文化架构对其译学主体性进行影响和制约的结果，图里的译学观也是如此，而威尔斯在语言学的认知视角下对翻译学的理性探究，实际是根深蒂固的德意志理性主义科学认知传统的一意孤行。 第二，威尔斯的译学主体性倾向也是西方幻灭文化阶段的后现代文化认知思潮对德国译学主体性进行浸润的产物。在威尔斯的译学思想中，已经很明显地展示出了一种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度。主要体现在：第一，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威尔斯的译学研究方法，已经由对双语结构的纯粹“公理性推论”（axiomatic deduction），转向了对翻译过程的“经验性归纳”（empirical induction），即描述性和应用性的译学研究。该译学主体性倾向的转变，与其说

是由德国理性主义的认知主体性向英国经验主义认知主体性的过渡，毋宁说是由现代主义的一元化绝对真理的探求转向了对后现代“他者”认知理路的接纳。第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威尔斯对翻译本质的把握，已经由纯客观性语言视角，逐渐添加了对翻译的交际功能的认识。这意味着，在威尔斯对翻译本质的现代语言学视角的客观性探究之中，已逐渐增添了对翻译的主体性因素的判定。因此，威尔斯宣称：“翻译就是与语言学活动及判定行为相关的语际交流的具体形式。” 第三，从研究视野的角度来看，威尔斯不仅试图对译学领域中的本质问题进行“总体性”的把握，而且还试图对“翻译过程中的具体程序进行详细的描述”。可见，威尔斯的译学研究既关注翻译的过程，又关注翻译的结果。他对翻译学研究区域的三大划分已经明确地展示了其译学研究的整体性与局部性向结合的理论视野。最后，从对翻译单位的认定而言，威尔斯指出，翻译“应以语篇为基本单位”，这虽是“翻译研究中语篇语言学派的一种观点”，但毕竟已显示出由传统和现代翻译研究中的翻译单位观到后现代翻译研究中的翻译单位观的中间性过渡，此不多论。

总之，通过以上探究可看出，威尔斯坚持立足于语言学的学科视角对“翻译科学”进行研究，不过是对德国理性主义认知主体性传统的继承；他采用经验性归纳的研究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描写性阐释，既是对英国经验主义认识主体性传统在文化全球化时代的吸收融会，也是在后现代时代对“他者”认知视角的采纳。一言以蔽之，他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所进行的“普通翻译学”、“特指翻译学”及“应用翻译学”的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的规划，其实是西方后现代的文化认知主体性倾向、德国特有的理性主义认知传统在他个人的语言学认知视野内相互作用的结果。

现在可以解释，为什么奈达先提出“翻译科学观”，而后又公开背弃之？为什么威尔斯在有意无意地实现了翻译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之后，依然紧抱着“翻译科学观”的招牌不肯放手？从时代文化精神、民族认知传统和个人知识架构的三重角度下，便可作出明确地回答。

5．凯撒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1923- ），《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翻译质量评价的类型及标准》（1971）和《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 Limitations, 1971/2000） 简介：

赖斯是德国功能派的翻译研究的肇始者，她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翻译质量评价的类型及标准》和《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两书，最先“从功能的视角审视翻译过程”，但“依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她通过“对文本进行了系统分类和语用分析”进行翻译研究，旨在“制定可靠的标准对译文进行系统的评估”。因此，赖斯固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派理论奠基人，但却是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研究的启动者。

6．汉斯·弗米尔（Hans J. Vermeer），《普通翻译理论的框架》（1978）、《关于翻译理论》（1983）、《翻译行动中的目的与委托》（1989）、《论目的与翻译委托》（1989/1992）、《翻译目的理论：正论与反论》、《是不再问什么叫翻译学的时候了》及《翻译教学法》（1998） 简介：

弗米尔在以上译学专著中，以其具有开创意义的翻译理论的功能性和目的性研究，在德意志理性主义的认知文化传统的架构内实现了译学认知视角的转向，从而掀起了一场具有颠覆意义的革命。其理论意义在于：

首先，弗米尔的译学主体性倾向的形成或转向，是与他对翻译概念的重新把握息息相关的。弗米尔把他的翻译理论称为功能性或目的性理论（the skopos theory）。在弗米尔眼里，翻译活动已经由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语际语码的对等转换，变成了一个由翻译委托人或翻译客户进行主观操纵、由作为翻译专家的译者进行多向选择的过程，其宗旨已不在于能否对原文

进行对等的语际转换，而在于能否达到翻译的功能性目的。另一方面，弗米尔还指出，翻译委托的实现“取决于译语文化语境而非原语文化语境”，这意味着，其翻译功能的实现的途径应是以译文文本为关注对象的“归化式翻译”。可见，弗米尔的功能性或目的性翻译观念的提出，标志着德国译学界的翻译研究由对原语文本客观语言结构的权威性认定，转向了对译文文本的主体地位的诉求，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所株守的“对等”理念被解构了。

其次，弗米尔的功能性或目的性翻译观念，既是后现代翻译研究的认知主体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转向的标志。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弗米尔在对翻译功能或翻译目的的理论探究中，通过对译者的专家地位和委托人或客户的操纵者地位的主体性探讨，开启了对译者和委托人或客户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弗米尔的功能性或目的性翻译研究中，他还提出了源语文本与“译品”（translatum; translat）之间的“互文连贯性”（intertextual coherence）概念。弗米尔认为，“互文连贯性”固然指的是 “对源文本结构的准确模仿”，但是该模仿却是“在翻译目的的制约下来确定的”。质言之，功能性或目的性翻译中的“互文连贯”已不是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对等”，而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在将源文本的中心地位解构殆尽之后对文本关系的“后解构主义”的重构。从这一意义上讲，弗米尔的功能性或目的性翻译研究，不仅沿用了后现代主义的“他者”主体视角，而且又展示出了向“后现代之后”的认知视角的转变。

总之，弗米尔注重功能或目的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必然会导致对译者和委托人（或客户）的主体间性的推重，这自然又会导致由“源语文本中心论”向“译语文本中心论”的认知视角的偏移。这一观点似乎与解构主义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理念相悖，于是，弗米尔又提出了“互文连贯性”的译学理念，这既是对“译语文本中心论”的译学观念的矫枉过正，也是对“后现代之后”的认知倾向的呼应。

7．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翻译中的文本分析》（Textanalyse und übersetzen, 1991）；《翻译即目的型活动——功能翻译理论诠释》（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1997）

简介：

诺德在以上两专著中，不仅以颇具创见的“忠诚”（loyalty）翻译原则修正了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而且全面系统地整理归纳了功能派的各种学术思想。前者与严复“修辞立诚”的译学观念相呼应，而后者则令中国译界更好地领略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要略。 8．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988/1995）

简介：

霍恩比在其《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凭借自己所开创的翻译研究的“综合性”理念，不仅成为“综合性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而且也是“西方翻译研究学派或翻译文化学派在德语世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其理论意义在于：一、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的总体视野，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二、从格式塔整体理论和原型学的理论视角对翻译研究的不同流派进行整合，从而试图创建翻译研究的综合性方法。质言之，霍恩比在国际翻译研究界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来自她本人翻译研究的建设性独创，毋宁说是来自他对他人翻译研究成果的批判性整合。而有趣的是，霍恩比对译学研究流派的整合，既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大势呼应，也几乎与德国的政治格局的整合同步。固不能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必然联系，但从文化总体架构的演变角度着眼，这种巧合确实耐人寻味。

五、苏联部分

1．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 Чуковский,1882-1969），《崇高的艺术》（Высокое uскуссмво, 1941） 简介：

丘科夫斯基的《崇高的艺术》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对文艺翻译的灼见而被指为苏联译学界“惟一可以指出的”重要著作。在该书中，丘科夫斯基的作家兼诗人的特有视角，对翻译问题进行了独到的探究，宣称“翻译是一种崇高的艺术”。他所关注的，是译作的艺术价值，而不是译作的字眼。该译学探究视角，是他作家兼诗人的世界观的必然反映。因此，该书堪称为苏联文艺派翻译理论的扛鼎之作。

2．安德烈·费道罗夫（Андрей В. Ф?доров，1906-？），《翻译理论概要》（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перевода，1953） 简介：

费道罗夫是苏联翻译理论语言学派的奠基人，其《翻译理论概要》一书的问世，开辟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理论的先河，第一个在苏联译学界将翻译研究纳入了语言学的认知视野。他声称，“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求得解决”，“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而且翻译研究在译文与原文之间“确立确切对等的关系”。该语言学视角不仅受到了苏联译学界的广泛重视，而且也招来了文艺派的激烈攻讦，最终导致了苏联翻译研究的两大流派（即语言学派和文艺派）的形成。质言之，费道罗夫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理论进行科学化的探究，开启了苏联翻译研究的学科化的先河，迅速得到了西方译学界的响应。这不仅是翻译学的学科建构的较早的尝试，也是对翻译理论学科化研究规范的继承。

3．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语言与翻译》（1975） 简介：

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一书，不再表现出对现代语言学的认知模式的固守，而是展示了现代翻译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主要体现在：一、巴尔胡达罗夫由单一的语言学视角向多学科的“他者”视角的转变。巴尔胡达罗夫固然依旧认为“翻译理论是一门语言学学科”，但他已明确承认，翻译应是“各种科学而不是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意味着，巴尔胡达罗夫不仅跳出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语言学视野，而且也跳出了语言学与文艺学互相对峙的片面眼界，走向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多学科视角的认知理路。二、巴尔胡达罗夫开始了由翻译的规定性研究（prescriptive studies）向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ies）的转变。他指出：“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是一种兼有描写性和规定性两个方面的学科，其中以描写性为主，规定性为辅，但后者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见，巴尔胡达罗夫固然已放下了对现代科学的认知立场的株守，但也没有完全转向对前者的彻底解构，因此，他只是杂猱于现代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之间摇摆观望而已。三、巴尔胡达罗夫对翻译研究的多元模式的诉求则体现了明显的翻译研究的“他者”立场。他指出，在翻译理论研究中，试图“建立一种统一的?万能?模式”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补充指出，翻译理论研究的多元模式“并不互相排斥，在很多方面它们是一致的，并且只有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给翻译的过程提供一个全貌”。这意味着，其翻译理论的研究模式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互补的。四、巴尔胡达罗夫对超语言因素的关注，标志着他的翻译理论研究也开始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巴尔胡达罗夫认为，对总体上的翻译研究而言，翻译理论既属于宏观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也属于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畴。所谓宏观语言学的范畴，实际上是巴斯内特所指的“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范畴，只是巴尔胡达罗夫未用该术语来界定而已。因此，这其实还是体现了一种对翻译理论研究的现代性视角和后现代转向的一种过渡。五、巴尔胡达罗夫从“绝对等值翻译”到“相对等值翻译”的转变，展示了巴尔胡达罗夫在翻译理论研究中由结构主义的认知视角向解构主义

视角的过渡。

总之，通过以上探究可看出，固然“巴尔胡达罗夫的翻译理论中的语言学成分多于费道罗夫”，但其翻译理论中的非语言学成分也同样多于费道罗夫。这既是苏俄幻灭文化阶段的文化认知模式的影响使然，也与巴尔胡达罗夫本人的认知主体倾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4．基维·加切奇拉泽（Гиви. Р. Гачечиладзе, 1914-1974），《文艺翻译理论问题》（ВопросЫ теории худож-есв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1964）、《文艺翻译理论概论》（1970）和《文艺翻译与文学交流》（Художесв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1972） 简介：

加切奇拉泽是苏联著名文学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以上所列专著集中体现了他的翻译观点，成为苏联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其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一，加切奇拉泽在该书中，从文艺学角度“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苏联文艺学派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学派的艺术见解”。可见，加切奇拉泽对翻译问题的关注，采取了与语言学派针锋相对的文艺观点，实是其文艺学的认知立场使然，也是与普希金、别林斯基等文学大师的译学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二，加切奇拉泽对文艺翻译理论的建构，也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的，这与费道罗夫“始终以马列主义学说为指南”特别是以“斯大林的语言学观”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研究如出一辙。由此可见，不管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是文艺学派的翻译研究，都无不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制约，从而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息。但另一方面，加切奇拉泽凭借“马列主义认识论基础”所形成的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实际是从卡什金那里继承而来的现实主义翻译理论，不仅与费道罗夫引以为指南的“马列主义学说”大相径庭，更与“斯大林的语言学观”风马牛不相及。这样，革命导师和政党领袖的言辞不仅成了攻击对方的利矛，而且成了保护自身的坚盾。这种“革命的”研究模式在当时的苏联风行一时。

总之，加切奇拉泽的文艺学派的译学主体性倾向，其实是其文艺学的认知主体性在苏联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下的必然表现。不仅加切奇拉泽如此，其他文艺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也是如此。

六、以色列部分

1．基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生卒年不详），《探询翻译理论》（An Inquiry of Translation Theory, 1980）和《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ud, 1995） 简介：

图里虽“被普遍视为文化和操纵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在以上两书中，他却展示出两派所不具备的译学研究新倾向：即以“多元系统论”和“文化转向”为理论基点，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研究路径，以建构多元翻译规范为研究目标，开启了“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的新篇章。图里对翻译规范多元性的探讨，与赫曼斯的多元规范的翻译研究理路是一致的，只是图里翻译规范说的形成要远远早于赫曼斯。从该意义上说，图里的多元规范思想，标志着“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的最新动向。质言之，图里对多元翻译规范的关注，实质是对现代结构主义的绝对规范的否定之否定，也是对解构主义译学研究视角的解构之后的重构。 另外，图里的译学研究也是以“翻译研究”理路为路径而登堂入室的结果。早在1972年，霍姆斯提出将描述翻译研究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的构想，而图里在《描写翻译研究及其他》一书中，初步建立起了描述翻译研究的理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翻译研究三大目标（描述、解释和预测）之一的描述性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中枢性地位（pivotal position）。这其实将霍姆斯的理论设想付诸实施。

总之，图里在译学研究中所展现出的对多元文化认知视角、对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模式、以及对翻译多元规范的诉求，不仅体现了他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一脉相承，而且还展示出了“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新动向。可以断言，图里（和赫曼斯）对多元翻译规范的关注，实际上是对解构一切的后现代译学认知模式的修正。但是，可以看出，图里译学研究的“后后现代”的认知视角不过是由对绝对认知视角的固执、到对绝对认知视角的消解、再到对相对认知视角的混杂的机械摆荡，并未参悟华夏圣贤固有的“一即多、多即一”的众妙之门。故笔者认为，若不能参破亦同亦异的一多玄机，若无法领悟“太一”（The One）与“他者”（The Other）的不二实相，西方翻译研究者要么会重新向绝对主义归降，要么会导致“自性”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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