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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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李文海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19日 01 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目。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历史启示呢？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是“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

首先，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解放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宣称：“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孙中山全集》，第2卷，158页）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8年间，全国共设厂6393家，而民国建立后，3年内建厂3669家，年设厂率大大超过了晚清时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资总额达1.4亿多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16年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多万元。民族资本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报》一篇名为《新祝词》的文章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实体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

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一点，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当时全国报纸的数量已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各种思潮奔涌而至的情况下一起传了进来，并由于主客观社会条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时，积极寻找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外的新路。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国内局势此时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朱德称他自己“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回忆》）。另外许多共产党人，如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读过当时的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员的启蒙。如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经过思考，他“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

二、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晚年的转变

1922年6月，孙中山特别倚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乘机对他落井下石，孙中山陷入了空前的窘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都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转告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26页）是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实质上即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8月，中共负责人李大钊等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据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全集》，第4卷，715页）。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会议精神，李大钊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经过谈判，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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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41名，其中中共党员有10名，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毛泽东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三、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继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先后失败之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做了深情的回应：“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梦萦魂牵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而且把它更加地发扬光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历史阶段，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回顾辛亥革命直至今天的100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既相互联系、前后继承又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辩证关系。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铭记辛亥志士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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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演讲人：卫绍生 时间：9月15日 地点：河南省社科院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19日 05 版）

卫绍生 河南项城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

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

兼职教授。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发表《竹林七贤若

干问题考辨》、《竹林七贤缘何游于山阳》、《嵇康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魏晋风度的当代意义》等论文，出版《魏晋文学与中原文化》、《出神入化阴阳家》等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竹林七贤集》辑考及研究”和省级社科规划项目多项。

唐代孙位绘《竹林七贤图》摹本（局部） 卫绍生摄

魏晋之际，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着一群文士，他们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也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们就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称谓的由来

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称为竹林七贤的，是西晋左将军阴澹。他在《魏纪》中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由于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王戎卒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与阴澹生活的时代约略相同，而之后紧接着便是“永嘉之乱”。所以，竹林七贤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到了东晋，竹林七贤之称才广为流行。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写道：“（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玡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对竹林七贤行实多有记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述魏晋名士风流，特拈出竹林七贤：“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可见，自东晋开始，竹林七贤之称已广为传响。这一时期，也有称竹林七贤为竹林名士的。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称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等人称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传》三卷。

《世说新语》述袁宏作《名士传》的一段话，使后人对“竹林七贤”之称产生了争议：“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依谢安之说，所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时戏言，而袁宏却信以为真，写成了《名士传》。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 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贤”之说，谢安自称“特作狡狯”，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若谓为虚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缘何聚于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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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

以今之区划而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来自安徽省宿州，王戎来自山东省临沂，阮籍和阮咸叔侄来自河南尉氏，山涛和向秀来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区隔，年齿相悬，既无旧谊，亦无姻亲，原本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晋书·阮籍传》所说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贤相聚于山阳，共游于竹林，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使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汉末形成的“处士横议”之风，在魏晋之际演变为清议，并内化为文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携入林，谈玄清议，把酒言欢，该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晋时期盛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诗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而在古山阳，不论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阳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许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长生的所谓“上药”，嵇康和隐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药”石髓的奇遇。既然这里有酒和“上药”，文士焉有不趋之若鹜之理？所以，魏晋之际，山阳曾经是名士的集聚地，不仅有竹林七贤，还有吕安、吕巽兄弟以及阮侃、赵至等人。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与山阳的地理形势和嵇公竹林的象征意义不无关系。太行山是南北走向的山脉，素有“天下之脊”的美称。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至于嵇公竹林，其象征意义就更为明显了。竹子“寒风不变终身节”，“比德于君子”，成为君子之友。东晋名士王徽之非常喜爱竹子，曾言：“何可一日无此君邪？”嵇康在其寓居地种植竹林，何尝不是出于对竹子象征意义的认同呢？阮籍等人与嵇康畅游于嵇公竹林，不仅因为他们有《魏纪》所说的“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等共同点，同时也有他们对竹林象征意义的心有灵犀。

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嵇康。尽管人们说起竹林七贤，有的以嵇康领起，有的以阮籍领起，有的将嵇康、阮籍、山涛三人并列。但最早记述竹林七贤事迹的《魏纪》和《魏氏春秋》，言及竹林之游则皆是以嵇康领起。这是一种叙述方式，更是对嵇康在竹林之游核心地位的肯定。《晋书》和《资治通鉴》叙及竹林七贤，也是以嵇康领起，表明其作者已经认同嵇康在竹林之游中的主导作用。嵇康虽是魏室女婿，但他对政治并不热心，所以婚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表明了不愿介入政治的态度。他既具有“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等显于外的风度，又具有“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藏瑕，宽简有大量”的高洁品格，以至于当时许多文士皆欲与之交，吕安、赵至为见嵇康一面，皆曾千里命驾；钟会携书欲与之交而不得，因而衔怨构隙。阮籍、山涛虽年长于嵇康，但为其人格魅力所折服，皆倾心与之交，《竹林七贤论》所谓“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

人生态度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

阴澹曾经用“豪尚虚无，轻蔑礼法”八个字概括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对于山阳之游时的竹林七贤来说，这样的概括大抵是不错的。汉末以来，礼崩乐坏，人心思乱，而主张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老庄哲学则大行其道。受其影响，竹林七贤崇尚老庄，质性自然。阮籍、嵇康尤好老庄，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庄，为《庄子》作注，“发眀奇趣，振起玄风”，使“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刘伶、阮咸皈依老庄，自然淡泊。刘伶在对策之时，还盛言“无为之化”，结果竟“独以无用罢”。至于山涛和王戎，虽然皆是西晋官场中人，官高位显，摄居要津，但他们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为竹林之游时，无不以自然为尚。即使是后来高居庙堂之上，同样也是心属老庄。王衍曾这样评价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看来，老庄精神已经完全内化为他们自觉的思想意识。

竹林七贤虽然被后人视为一个群体，而且又被阴澹贴上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的标签，但仔细分析，七贤的人生态度却不尽相同。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得到证明。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年纪轻轻就步入官场，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是，嵇康却成了竹林七贤中最不愿意涉足官场是非的人物。他娶长乐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阳，远离了是非之地，过上了不过问政治的处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钟会构陷被杀；“少年好诗书”的阮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他既崇尚老庄，轻蔑礼法，又无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对政治则不免是外冷内热，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刘伶、阮咸之辈皆曾是官场过客，对政治并不是特别热心。嵇康遇害后，与嵇康感情甚笃的向秀一时“失图”，应郡举入洛，司马昭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令司马昭大为感慨。山涛和王戎对政治则很有热情，竹林之游结束后，他们先后步入仕途，在强敌环伺、险象丛生的西晋官场以老庄哲学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至位总鼎司，且能皆得善终。

就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而言，竹林七贤中真正忠于曹魏者不多。如果说有，嵇康或许可以算一个，终身不与司马氏合作，可谓明证。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与父亲一样，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当时的形势，尤其是“高平陵之变”以后，阮籍对曹魏和司马氏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好恶，即使传说他醉酒草就的《为郑冲劝晋王笺》，在盛赞司马昭“翼辅魏室，以绥天下”功德的同时，也不忘附缀两句折中的话：“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勋，超乎桓文”；向秀、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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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咸皆由魏入晋，他们既无遗民心态，亦无贰臣之想，历史兴替，魏晋易代，皆作等闲看；山涛和王戎在曹魏时期默默无闻，至西晋始青云直上，故对晋室忠心耿耿，竭尽股肱之力。山涛执掌吏部十余年，前后所选几乎涉及朝中百官，却能“举无失才”，为西晋初年的短暂升平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戎为官颇受诟病，但他对晋室的忠心却不容怀疑。晋惠帝司马衷自荡阴蒙尘之后，王戎始终追随而不弃之，“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着实难得。

处世方式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现这一特征的，就是谈玄和饮酒。

人生态度是人们对人生与社会的基本观点与看法，处世方式是人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点。人生态度不同，其处世方式也就必然会有差异。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大抵相近，处世方式也趋于一致，最恰贴的表述应是嵇康所说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体表现为任情和率性。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贤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现这一特征的，就是谈玄和饮酒。哲学观念上的皈依老庄，使竹林七贤对畅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阮籍著有《通老论》、《通易论》、《达庄论》和《道德论》，嵇康有《养生论》、《言不尽意论》，阮咸有《易义》，向秀有《儒道论》、《周易义》，等等。在谈玄方面，七贤与时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让。即使是不读老庄、不以谈玄自居的山涛，其发言吟咏亦往往暗与老庄之旨相合。至于饮酒，更是竹林七贤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贤生当魏晋之际，深知既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便通过饮酒来增加生命的密度。阮籍好酒，知步兵营厨有酒，便求为步兵校尉。司马昭要与他攀亲家，他不好拒绝，就以醉酒拒之。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籍与王戎时常到其酒店饮酒，醉后便眠于妇侧。其夫开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观察，方知阮籍终无他意；刘伶嗜酒如命，饮酒之后，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见后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饮，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阮咸便随之而上，一同饮之。山涛能饮酒八斗，可谓海量。晋武帝想试一试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涛却是尽其量而止，不肯多饮。在竹林七贤中，山涛饮酒大概是最有节制的了。

既要任情和率性，则不免给人“简傲”之印象。阮籍与王戎共饮，推杯换盏，言笑甚欢。兖州刺史刘公荣当时也在座，却是杯酒不得。而言语谈戏，三人无异。有人问阮籍为何如此，阮籍回答说：“胜公荣者，不得不与饮酒；不如公荣者，不可不与饮酒；惟公荣，可不与饮酒。”其所回答，颇具玄理意味。嵇康与向秀在大柳树下打铁，钟会来访，嵇康半天不理他。钟会无趣，只好离去。这时，嵇康才发话，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的回答也颇耐人寻味：“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任情和率性很难拿捏得恰到好处，稍稍过之，便近乎狂放和任诞了，而一入此途，便为世俗所不容。阮籍为母守丧期间，饮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弹劾。何曾还当面指责阮籍：“卿恣情任性，败俗之人也。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徒，何可长也？”阮咸居丧期间与姑姑的鲜卑侍女私通，后又骑驴追之，一起乘驴子返回，不仅惹得世议纷然，而且导致阮咸长期沉沦闾巷。当然，世俗之见未必公允，如阮籍叔嫂通问，竟然也引起世人非议，就有点“道学”的味道了。

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曾经令许多人感到不爽。批评者有之，指责者有之，攻击者亦有之。最为典型者是元代历史学家郝经，他对何晏、王弼与嵇康、阮籍等人大加挞伐：“汉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谈，谓之玄学。学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风波荡，不可防制。于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皆一时名流，跌宕太行之阿，号竹林七贤，蔑弃礼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禄，污秽朝廷，婆娑偃蹇，遗落世故，颠颠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汤武，至于败俗伤化，大害名教。或临丧而剧饮，或途穷而恸哭，或箕踞而为锻，或荷锸以自埋，解弛乐浪，旷然以为高。”

虽然后人对竹林七贤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多所批评，虽然很多人并不欣赏竹林七贤的所作所为，但竹林名士风流却愈扇愈炽，流及百代，并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只要一提及魏晋，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贤，想起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想起一个时代的名士风流。

文学创作

说起魏晋文学，人们常常把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但就现存作品而论，真正对魏晋文学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较大影响者，只有阮籍和嵇康。

竹林七贤大多是文章高手，除王戎外皆曾有文集行世。但以现存作品而论，只有阮籍和嵇康堪称魏晋时期的一流作家。 作为魏晋时期的著名作家，阮籍的82首五言《咏怀诗》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咏怀诗》是探讨阮籍心路历程的重要材料，而且因为阮籍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其在借诗言志之时不得不把真实的思想情感隐藏在一个又一个意象背后，故而其诗“归趣难求”。南朝宋颜延之以为，阮籍“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晦。百代以下，难以情测”，不仅道出了阮籍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而且道出了阮籍的创作心态。此后不少诗家都接受了这种观点。清代学者沈德潜的观点很有代表性：“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其中，令读者莫求归趣。”《咏怀诗》之所以“归趣难求”，不是阮籍好为晦涩之语，而是时势使然。魏晋之际的社会政治局势，使对政治一直抱有极大热情的阮籍，不得不对政治存有很深的戒心，不得不以冷峻的面孔来掩饰内心的热情。正像《咏怀诗》第三十三首所写的那样：“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辞赋最值得注意者是《清思赋》，此赋重点不在体物写志，而在于借辞赋这种形式来阐发玄理，把声、色、美、善等魏晋玄学经常涉及的范畴作为辞赋的立论主旨，从立意构思到遣词造句，都充满玄理色彩，开以辞赋言玄理之先河，表现出魏晋玄风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阮籍散文如《通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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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老论》和《达庄论》等，以论说为主调，以辨析玄理为特色，对魏晋玄学的盛行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乐论》着眼于一个“和”字，从礼乐的关系角度，阐明了“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的道理，对孔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大人先生传》是阮籍留给后人的一篇奇文，文章以一位服膺老庄思想的老者为描写对象，通过老者与君子、隐士、薪者的不同对话，表现了老者的非凡气韵，高尚品格，豁达情怀，反映出作者的人生观念和社会理想。

嵇康的文学创作是魏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嵇康思想文化观念的鲜明表现，流露出诗人生活在曹魏政权与司马氏集团激烈政治斗争夹缝中的痛苦和无奈。在四言诗歌创作上，嵇康远承《诗经》，近学建安，继承创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晋之际四言诗歌创作的高峰。其五言诗自具面目，《述志诗》、《游仙诗》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托喻高远，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诗创作的成就。钟嵘说嵇康诗“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然托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其高流矣”，可谓深得诗中三昧之评。嵇康散文长于说理和辩难，刘师培评之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亦阮氏所不及也”。《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等都表现出长于思辨、析理绵密的特色，尤其是《养生论》和《声无哀乐论》，以正面阐述作者的思想观念为主，集中反映出嵇康对人生和音乐的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答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和《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属于难答性论说文，思辨色彩浓厚，深受孟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影响。《与山巨源绝交书》堪称奇文，在平白朴实却又峻切尖刻的言辞中，表明了作者特立独行的个性和不与世沉浮的决绝。其用语之辛辣尖刻，鲜明地反映出嵇康“讦直露才”的性格，如“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虽有区区之意，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可谓嬉笑谩骂皆成文章。

说起魏晋文学，人们常常把竹林七贤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但就现存作品而论，真正对魏晋文学及其后的文学创作产生较大影响者，只有阮籍和嵇康。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竹林七贤的时候，几乎毫无例外地仅仅拈出阮籍和嵇康二人，再向外延伸，也就是对向秀的《思旧赋》略加论述。这是客观情况使然。因为宋代以后，竹林七贤的集子大多失传，现在看到的阮籍和嵇康的集子，多是明人辑本。而山涛等人的集子散佚既久，又不见明清学人的辑本，自然也就很难对他们的文学创作加以评说了。

艺术风采

竹林七贤不可能像老庄、李杜那样令人高山仰止，但他们却凭借脱俗之举和非凡之作，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传统文人。

竹林七贤多才多艺，在音乐、书法和绘画等方面各有擅场，成就斐然。

阮籍和嵇康是著名的音乐理论家，阮籍《乐论》和嵇康《声无哀乐论》，涉及音乐美学的一些重要命题，最具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堪称魏晋音乐美学史上的“双璧”。嵇康长于琴技，临终之时，索琴而弹，一曲《广陵散》，遂成千古绝调；阮籍琴艺不俗，但他最拿手的则是“啸”，其“啸”韵响嘹亮，声闻数百步。他入苏门山寻访孙登，曾以“啸”与孙登进行交流。阮咸是魏晋时期音乐名家，深识音律，精于鉴赏，时谓“神解”。光禄大夫荀勖制律吕，校太乐，自谓八音克谐。阮咸闻之，知其非中和之音，无一句赞美的话，竟因此而被贬出京城。后得周时玉尺，荀勖以之校正原作乐器，发现皆短一黍，这才不得不佩服阮咸“神识”。阮咸还是乐器大师，他对传统乐器琵琶进行改造，制作出四弦十二柱的长颈琵琶。后人以其名字来命名，称为“阮咸”。今乐器大阮、中阮和小阮，系由“阮咸”发展而来。此外，传说著名琴曲《三峡流泉》亦出自阮咸之手。

竹林七贤的书法创作各有所擅。唐人评嵇康书法“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乌乍散”，道出了嵇康书法舒缓特立的特色。阮籍、阮咸叔侄工行草，山涛工楷书和行书，刘伶善草书，向秀善行书，王戎善隶书和行书。竹林七贤的书法作品早已失传，但从有关文献记载中，依稀可见他们的书法风采。欧阳修《集古录》载有《晋七贤帖》，云七贤书法“得之李丕绪少卿家。丕绪多藏古书，然不知此为真否。七子书迹世罕传，故录之”。

在绘画艺术方面，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擅长绘画且曾经有作品传世者。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有嵇康《巢由洗耳图》和《狮子击象图》，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亦将嵇康归入“历代能画人名”之列。

往事越千年，名士风流已被雨打风吹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竹林七贤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任情和率性，也不仅仅是那些和任情率性相关的故事。他们的人格精神，他们的潇洒怀抱，他们的处世方式，他们的文学创作，他们的多才多艺，都给后人以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之感。他们不可能像老庄、李杜那样令人高山仰止，但他们却凭借脱俗之举和非凡之作，影响了一个时代，影响着中国文化和传统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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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

叶恭绰(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19日 06 版）

“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鄙人前自欧美归来,目击其新潮,颇有思感。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

“夫学术之事,自有其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我国积习以衡文为进取之阶,于是百艺均废惟儒术仅存。虽科举之制为其历阶,亦由学者不察,不能辨科名学术为两事也。美国工艺之盛甲于世界,然说者谓其偏重出品之量及成功利益,以至学术之精神不敌欧陆,此又不辨利禄与学术为两事,是故求学术造诣之深,必先以学术为独立之事,不受外界之利诱,而后读书真乐,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 “交通大学自成立以来,积极改良已为有目共见,虽因出世甚晚,较之欧美先进相形见绌,然退而言之,彼之秘密我得窥见,彼之失败我未身尝,倘以最新最后之方法猛晋追求,未必无同趋一轨之日,是在我大学同人之努力矣。”

(本文摘自叶恭绰1921年在交通大学的开学演讲。略有删节，标题系编者所加。)

求真、创新 育人、引领

张 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 《 光明日报 》（ 2011年09月19日 06 版）

因为有着共同的追求与梦想,我们在交大相遇。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既充满了激动,又充满了期待,也充满了信心。然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走好大学人生的“第一步”。只有理解了大学是什么,大学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你们才能为自己未来的人生作好科学的规划。溯本求源,需要首先从大学的本质谈起。

大学是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旅程,是自由探索、追求真理的知识殿堂,是挖掘潜力、掌舵自我的人生舞台,是陶冶情操、磨练意志的精神家园,是在不断地认识自我的基础上修正自我的成长历程。我所理解的大学本质,可以简言之为“求真、创新、育人、引领”。

“求真”就是学术探索、追求真理。自大学有雏形之日起,大学即以探寻本源、传播知识和研究学问为其最高理想。大学一直努力站在科学发展的最前沿,探索世界,追求真理,创新知识,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进步。

“创新”就是创造知识、创新价值观。大学的本质要求就是不断地进行创新。当今社会正处在知识创造价值、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大学拥有着最富有激情和创造力的莘莘学子以及对科学和育人有着执著追求的教师,大学就应当成为知识产出和价值观创新的理想场所。

“育人”就是培育英才。大学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汇聚在一起,让他们互相激发,互相学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学生产生终身受益的智慧和创造力。大学正是在对求学者的教育和训练中完成知识与文化的传承,知识与文化又在师生间的“教学相长”中得到提升。大学所具有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确保大学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潜心地研究高深学问、不断地追求和认识客观真理,并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和创新文化,这正是大学的生机和活力所在。

“引领”就是引领社会发展。大学是精英汇聚之地,是科学和文化的先驱,是道德和智慧的顶峰,它引领社会向着更高尚、更先进前行。当今时代更是如此,大学的引领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大学作为一种理想的存在,这种理想是一种人类之于天地万物的理想,对这种理想的追求就成为大学永恒的追求。但是,当今社会的大学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甚至违背了大学的本质所在。这就需要我和在座的各位以及全体交大人为之不懈奋斗。

(本文摘自张杰在上海交通大学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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