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讨论了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然后以一个实例指出，实际翻译过程是一个决策过程，对比功能分析可以为分析在翻译中可供选择的各种语言选项及其形式、语义特征和篇章、语用使用条件提供一个总体描述框架，因而对指导具体翻译和分析译文所作选择的得失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1. 引言

对比语言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方法问题。虽然从事语言对比的研究者很多，但是思考和提出系统的、专门用于语言对比的理论模式和框架的研究者却屈指可数。波兰格但斯克大学的 Krzeszowski教授是其中的一位，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Chesterman教授是另一位这样的学者。如果说前者(1979, 1980)提出的“对比生成语法”模式(简介见许余龙 1992: 180 -181; 2002: 163 -164)主要适用于句法结构对比的话，那么后者(1998)提出的“对比功能分析”模式的适用范围则要广泛得多，不仅可以用于词汇、形态、句法、语义、语用对比，也可以用于话语分析、文体、修辞和社会语言学对比(关于其研究方法以及在英汉对比中的应用，见许余龙 2005)。而且，由于 Chesterman是一位多语交际和翻译研究专家，出版过多部语言学和翻译研究方面的专著(如 Chesterman, 1997; Chesterman & Wagner, 2002; Williams & Chesterman, 2002/2004)，因此他更加强调对比研究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将从翻译和对比功能分析的性质和特点出发，讨论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对比功能分析对翻译的指导意义。

2.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

2. 1翻译的性质和特点

著名捷克学者Levy (1967/1989: 38)指出，“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翻译的目的是将原文表达的知识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而从译者在进行实际翻译工作时的任何一刻来看，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一系列的情景需要译者在一组(通常可明确定义的 )选项中作出某种选择”。

翻译的这两个基本性质和特点在以后的一些研究中，特别是功能主义取向的研究中(如见 Hatim, 1997/2001; Hatim &Mason, 1997; Nord, 1997/2001)，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也正是翻译的这两个基本性质和特点，使得语言文化之间的对比分析和翻译成为两种具有密切联系的研究。正如 Hatim (1997/ 2001: 1)所指出，“要知道对比语言学是如何运作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翻译；而要了解翻译的过程，一种有趣的方法是看译者在处理篇章时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2. 2对比功能分析的性质和特点 所谓对比功能分析，广义而言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一对比分析模式的特点是从察觉到的两种(或多种 )语言可表达的相似意义出发，致力于确定这种相似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句法、语义、篇章、语用、语境的使用条件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会优先选用哪种形式，等等。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表现为：两者都旨在确定哪种形式在什么样的使用条件下是表达某一意义的最佳形式。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则在于：翻译的任务是要确定，在某一特定使用条件下的一种源语语言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在目标语中的最佳表达形式是什么；而对比功能分析则致力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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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某一意义在两种或多种语言中的各种表达形式及其使用条件。因此，与大多数功能主义语言研究一样，功能对比分析是一种以语义为基础的对比研究，主要分析的是语言中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而不是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着重探讨语言使用者在表达时，语言所能提供的各种选择。

2. 3语言中的相似性

对比功能分析与翻译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体现于两者赖以生存的理论基础和实际操作的立足点，这一理论基础和立足点便是语言中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

相似(包括等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Chesterman (1998: 7)首先区分了作为触发物的相似性(similarity-as-trigger)和作为赋予物的相似性(similarity-as-attribution)。前者是世上物质实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可以触发人的大脑产生相似感觉的某种特定联系，是一种从物质到大脑的认知过程的产物； 而后者是主观感觉到的、可同时赋予两个实体的某种属性，是一种从大脑到物质的认知过程的产物。相似性的这两个方面总是相依共存的。

评估相似性的两个主要认知心理学模式是心理空间模式和特征(或对比)模式。后者原先是为了克服前者的某些不足而提出的。在特征模式中，两个实体的相似性被看成是这两个实体所具有的特征集之间的交叠：两者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越多，相似性也就越大。所谓“特征”是指一个实体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特性。一个实体是否具有某一特征是相对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某一特征可以用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来分析；而两个实体之间的相似程度，可以用与某个原型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并取决于共有特征的显著性和相关性。例如，麻雀与鸽子的相似程度，要比与企鹅的相似程度大，因为虽然三者同属鸟类，但是由于前两者共同具有“能飞”这一与鸟相关的显著原型特征，因而更接近鸟的原型。

根据相似性评估的出发点不同，在语言分析中可以区分发散相似(divergent similarity)和会聚相似(convergent similarity)这两种相似关系，可分别图示为：

(1) 发散相似：A ? A’, A’’, A’’’ ...

会聚相似：A ? B

发散相似是“原件”和“复制件”、“伪造物”、“仿造物”“、误认物”等之间的相似关系，例如：

(2) They manufactured hundreds of copies of the same product every day. (复制件) (3) This is a forgery of the original painting. (伪造物)

(4) The rebuilt church looks very much like the destroyed original building. (仿造物) (5) You look so much like your father, I was sure you were he. (误认物) 翻译理论关注的焦点和立足点便是此类发散相似，因为翻译是从源语文本出发，旨在得到一个与其保持某种相似关系的译本。这种相似关系在翻译理论中称为等值。

而会聚相似则是两个独立存在的实体由于具有某种相似性而获得的一种联系，两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表现为相像( resemblance)或类似(analogy)。对比分析所关注的焦点和出发点便是这种会聚相似，因为对比分析在对两种语言中的两个语言项目或两种语言现象进行对比之前，已经假定这两个语言项目或两种语言现象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关系在对比分析中称为对应。

3. 翻译中的等值和对比分析中的对应

上一小节指出，相似性在翻译理论和对比分析中分别称为等值和对应(在英语中都称为 equivalence)，这是该两大研究领域之间的联系。但是，翻译理论所研究的通常是发散相似关系，而对比分析所研究的通常是会聚相似关系。 3. 1翻译中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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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界中存在着不同的等值观，持何种等值观主要取决于研究者在原文与译文之间能允许有多大程度的差异。Chesterman (1998: 18)认为，从翻译研究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等值问题上，大致存在如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是等同观(the equative view)，这也是最古老的等值观，基于原先“等值”在数学中的定义，即：

(6) A =A’

等同观认为，语言是表达意义的符号，不同的语言采用不同的表义符号；而意义则是绝对的、不变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是等同的。等同观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圣经》翻译中的一个两难矛盾，即，如果你认为希伯来、希腊或阿拉姆语的《圣经》真的是上帝所说的原话，那么你又如何能擅自改变它而不冒亵渎神圣之大不韪呢 ?一方面原文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另一方面上帝自己却要求其信徒(向具有其他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传播《圣经》教义。如何解决这一两难的矛盾 ?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便是提出一个建立在形式与意义相分离基础上的翻译理论：在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虽然形式改变了，但意义没有变。但是 Chesterman (1998: 19)指出，翻译并非是等同的，而是添加的。这里的 “添加(additive) ”有两层含义。首先，在翻译过程中，源语文本(A)仍然存在，但添加了一个目标语文本(A’)。其次，一个源语文本可以不同时期，由不不同的译者，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多次翻译，产生好几个其他目标语文本(A’’，A’’’... )。因此，翻译过程的添加观可图示为：

(7) A ? A, A’, A’’, A’’’...

第二种是分类观(the taxonomic view)，这一观点是为了回应对上述第一种等值观的批评而提出的。分类观认为，等值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由不同的类型构成。在翻译不同类型的文本时，某一类型的等值可能更合适。

在西方传统的翻译研究中，这种等值的分类观可追溯到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译者 Saint Jerome。他认为，非神圣文本可以比神圣文本采用更自由的译法。也就是说，在翻译非神圣文本时，目标语文本并不需要像上述第一种等值观所坚持的那样，必须与源语文本严格等同。由此可见，等值的分类观从一开始就注重语境。

在近五六十年中，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等值类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Nida (如见 Nida，1964/2004)的“形式等值”和“动态/功能等值”，Catford 1965)的“形式对应”和“语篇/翻译等值”，Koller (1979)的“所指义等值”、“内涵义等值”、“篇章规范等值”、“语用等值”和“形式等值”。(转引自 Chesterman, 1998: 23)

但是 Chesterman认为，等值的分类观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在如何确切定义某些等值类型的问题上，研究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动态/功能/语用等值为例，是否可以定义和衡量“效果”尚不清楚，更不用说怎样来衡量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不清楚能否确定目标语文本受众，以便衡量译文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同时也不清楚如何确定实际效果和作者意在取得的效果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究竟在理论上需要区分多少种不同的等值类型，似乎很难定论。而且，由于分类观并未完全抛弃等同假设，所提出的各种等值分类体系，往往在体系之间和体系内部缺乏一致性。因此，一些翻译研究者(如Snell-Hornby, 1995/2001: 22)认为，等值只是一种幻觉，不能作为翻译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应该彻底抛弃。

第三种是相对观，这一观点彻底摈弃了先前翻译研究中最基本的等同假设，以及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等值概念。这一立场背后的理论基础有二。

其一是，不再将等同作为衡量源语和目标语之间某种关系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具有相对性的概念，如相似(similarity, Ross 1981)、匹配(matching, Holmes 1988)、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 Toury 1980)等。等同关系只有一种，而相似关系可以有多种。

其二是，采用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取向(如见 Tour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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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即把源语-目标语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认为翻译理论应该将目标语文化作为出发点，而不是源语文化，因为不管怎么说，翻译文本是在目标语文化中被作为译本来接受的。翻译研究应该从已有的译本出发，研究这些译本与它们的源语文本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类型的相似性；而不是从源语文本出发，事先规定其译本应该取得的某种等值。

Chesterman认为，当今大多数翻译理论研究者不再将“等值”视为以等同假设为基础的一个概念。原文与译文之间相关的相似性并非是事先确定的，而是译者在受一系列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在头脑中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是译文的目的和翻译行为本身。

3. 2对比功能分析中的对应 在对比分析中，对应与语言对比的共同对比基础(tertium comparationis)密切联系在一起，是衡量和确定语言现象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语言之间没有共同的对比基础或参照点，就无法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对比基础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为不同类型的对比分析服务(参见许余龙 2002: §2. 2)。Chesterman认为，由于人类大脑对事物的分类往往 是模糊的，而且没有两个刺激会产生完全相同的反应，因而作为对比基础的语言之间的对应，通常也同样只是两者之间在某一方面存在的相似性，而不是完全的等同，可以用原型理论等明确寻求心理现实性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定义。不过，对比分析往往会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评判对应，评判不同语言现象之间的异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对比分析对翻译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具体的对比分析操作来看，对比功能分析实际上同时采用了如(1)所示的发散相似和会聚相似这两个概念。会聚相似公式 A ? B代表了对比功能分析的出发点和共同对比基础，即对比功能分析的出发点是两种语言中意欲表达的意义A和B，这两个意义称为初始意义(initial meaning)，具有会聚相似性。某种语言为了表达某一初意义可以采用一始些不同的语言表达式，这些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约定俗成的意义称为显示意义(manifest meaning)。这些显示意义与初始意义之间具有发散相似关系，因此发散相似公式代表了某一语言中显示意义与初始意义之间的发散相似联系。如果我们用 A’, A’’, A’’’... 来表示一种语言为了表达初始意义 A而采用的一系列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显示意义的话，我们可以用 B’, B’’, B’’’... 来表示另一种语言为了表达初始意义 B而采用的一系列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显示意义。因而，整个对比功能分析模式可图示为下面的(8)或(9)，两者等值，图(9)更清楚直观一些。

(8) ... A’’’, A’’, A’ ← A ? B ? B’, B’’, B’’’...

A’ B’ (9) A’’ ← A ? B ? B’’

A’’’ B’’’

… …

其中，中间的会聚相似公式 A/ B代表了一项具体对比功能分析的出发点，而 A’，A’’，A’’’...和 B’, B’’, B’’’... 则分别代表了在两种语言中，表达 A和 B时可供选择的不同语言表达式及其所具有的显示意义。对比功能分析所要研究的是 A’, A’’, A’’’...和 B’, B’’, B’’’...在形式和语义上的异同，以及使用这些表达式的篇章、语用和语境条件。这一对比功能分析模式可以很好地解释翻译的过程，即 2. 1节中所引 Hatim (1997P2001: 1)所说的，考察“译者在处理篇章时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种选择好还是不好或者对还是不对的总体分析框架。下面让我们以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何采用这一分析框架来作这方面的分析。

4. 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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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篇英译汉练习中的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的第一段，选自《中国翻译》1987年第6期“翻译自学之友”栏目。据译注者提供的说明，英语原文刊登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6年年终号。文章总的标题是：A Nation’s Mood: Sunlight and Shadows(国民的感觉: 既有阳光又有阴影)，副标题是: Prospectives on What the Year will Bring Vary Greatly across the Land(来年的前景各地大不一样)。该文对美国的八个地区分别作了分析，此段选自其中对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分析部分。The Issue: Flowers vs. Factories是这一部分的小标题。正如译注者所指出，整篇短文语言精练，而且由于一些表达方式与汉语不同，翻译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而，这是一篇选得很好的英译汉翻译练习，我们多次将其作为英语本科大四翻译课的作业。

The Issue: Flowers vs. Factories

Call it a tug of war between geraniums and smokestacks. For the Far West in general and California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of the late 1980s will be how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n era of galloping growth that promises to last into the next century. With a few exceptions, the region’s economy remains healthy and the preoccupation has shifted from jobs. While that problem might be welcomed as a boon in blighted regions, it troubles many in urban parts of the West. San Diego, American’s fastest growing city in the 1970s, seeks to cling to its canyons and sagebrush in the face of estimates that its population may near the 2 million mark by the year 2000. Other California cities are just as worried. In recent elections, San Francisco and Los Angeles both approved voter2initiative referendums limiting growth.

要花卉还是要工厂

这可以称之为一场天竺葵与黑烟囱的拉锯战。80年代末期对于整个最西部地区，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来说，问题将是：快速发展有如奔马，可以持续到下个世纪，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持生活质量。除个别地方外，这个地区的经济仍将是健康的，主要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就业。在境况不好的地区解决就业问题可能会认作一件大好事，但在西部城市的市区，这问题却使许多人感到烦恼。圣地亚哥是 70年代美国发展最快的城市，估计到 2000年人口可能接近 200万，面临这种形势它却希望保留其峡谷和山隘。其他加利福尼亚的城市也有同样的烦恼。在最近选举中，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城市对选民关于限制增长的倡议所进行的公民投票都获得通 过。

限于篇幅，下面我们只讨论如何运用对比功能分析的方法，分析词语翻译中的一些选择。 在词汇的层面上，英语原文小标题中的 flowers和 factories，以及第一句中的 geraniums和 smoke-stacks，都是借代(metonymy)用法。其中，flowers和 factories是以具体代抽象，分别表示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geraniums和 smokestacks则分别以特定代普通和以局部代整体，进一步代替小标题中的 flowers和 factories。在翻译此类英语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1)直接选用汉语中对应的词；2)选用汉语中表示其借代物的词。由于英语中的metonymy和汉语中的借代是两个基本对应的修辞格(见李国南, 1999)，因此为了保持原文的风格，我们通常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这也是这篇文章的译注者所选用的方法。

英语原文第一句中的 a tug of war采用的是另一种修辞手法，即 metaphor (隐喻)，直译为汉语是“拔河比赛”。可能是因为体育比赛，特别是群众性的拔河比赛，我们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所强调的是友谊第一，因此如果直接将喻体译出，似乎不能突出竞争的激烈程度，所以在这里可以采用变通的手法，将其译为“激烈争夺战”。正如李国南(1999)所指出，在处理与汉语局部对应的英语修辞格(如 metaphor, pun, zeugma)时，我们有时可以选用转换辞格、意译或其他变通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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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14g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