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

儒法道三家的治国思想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反对以法治国，主张人治，反对法治；法家主张“法”“术”“势”三者统一；道家主张无为而治。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反对依法治国，主张人治反对法治。“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意思是说，用政治来引导，用刑法来统一，老百姓就会免于刑罚但不知羞耻；用道德来引导，用礼来统一，老百姓就会有羞耻感并且不会犯法。儒家把治国寄希望于有道德的君主身上，主张君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儒家主张人治，认为法制禁令是人制定的，法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法令最终靠人来执行，愚笨的人遵守法令，聪明的人制定法令。儒家也主张无为而治，但前提是为政以德，“恭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程颐说：“为政以德，然后无为。”（《四书章句集注》）“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也与？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

法家主张“法”“术”“势”。“法”是政府制定发布的法律条文；“术”是君主驾奴臣下的方法，是用人之道；“势”代表当权者的政治权威。“法”，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法律规章，法令彰显，号令严明。不过法令的推行，必须有专政权力，即“势”的支撑。君主必须占据把握巩固特定的势位，掌握足够大的实权，他才能控制臣民，立法用术。势位具体表现为君主的“二柄”，即赏罚，也称为刑罚或刑德。赏罚必须“必”，当赏则赏，当罚则罚。君主如何确定官员的赏罚呢？这就牵扯到“术”的运用。“术”包含了权诈，阴谋，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玩弄手段等勾当，堪称“国粹”，是政治最黑暗险恶惹人生厌的部分。不过法家所称的“术”的更明确含义是“审合刑名”。一个官职有一个官名（“名”）对应于特定的任务（“形”或“实”）官员名实吻合则受赏，否则挨罚。这就叫“循名核实”。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国家百姓有其自身发展的轨道，反对国君过多的干预社会干扰百姓。老子讲：“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意思是无所作为却什么都可以做成，治理天下总是无所事事，等到有事可做，就不配治理天下了。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意思是治理大国要像烹调小鱼。“若烹小鱼”，河上公的注释是“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小鱼如果去肠去鳞的话，很容易烂掉，“不敢挠”是指不要随便搅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要人尽量无为而治。老子讲：“太上，下而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意思是说，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人民亲近他并称赞他；再次一等的，人民害怕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就不信任他。最好的统治者，都是那么悠闲，他很少发号施令，等到大功告成，万事顺利，百姓都认为：我们是自己如此的。老子描绘出了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道家反对有为，反对以智治国。老子讲：“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人民之所以难治理，是因为他们智巧太多。因此以智巧来治国，是国家的祸患；不以智巧来治国，是国家的福气。老子讲：“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人民难以治理，是因为统治者喜欢有所作为，因此难以治理。

儒家，虽然讲政治，也有从政之心，但不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他对于政治的见解多偏于理想而远离实际。他面对社会历史的挑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希望社会和平过渡，各阶级能够和平相处，共同获益。他想用一个药方救治所有社会弊病—掠夺、冲突、战争、道德败坏，至于君主的权利和国家的统一并非他们的急务。儒家重礼治，德治，构想了一个

“礼仪的乌托邦”，儒家的思想起初并不为统治者接受，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但实质上封建统治者阳儒阴法，儒家思想被用来伪装粉饰封建的统治，成了封建统治的点缀。

法家的人多是职业政治家，对实际政治的阴暗面理解的很深，对社会现实也观察得透彻，因而乐于承认现实就是合理的，宁愿向现实妥协而非向理想妥协。法家都是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者，对世界没有一丝温情的念头。法家教君主玩弄赏罚权术，利用人的弱点让天下人人自为，然后君主坐收渔翁之利：富国强兵，巩固王权。法家迎合了诸侯的心理，法家的思想为诸侯们所采用。秦孝公重视法家人物商鞅，实行商鞅变法，实行连坐法，鼓励发展生产，奖励军功。商鞅的变法使秦国迅速的强大起来，为秦国最终灭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这是法家思想的胜利。但是秦朝建立后，实行暴政，法令繁多而且重，使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堪重负，导致秦朝迅速灭亡。这就暴漏了法家思想的缺陷和不足。《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法家一切以法为准绳，不讲人情，统治者严而少恩，容易引起人民不满，失去民心。后世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将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外儒内法，既获取民心又实现自己的权利，维护了自己的统治。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实行人治，把治国寄希望于有道德的君主身上，一个朝代碰上有道德能力的君主，则国家兴盛，碰上没有道德没有能力的君主，则国家衰落甚至灭亡，君主以个人的好恶来统治国家，容易影响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影响政权的稳定性，导致政权的交替更迭频繁，引起社会的混乱，经济社会的倒退，有极大的弊端。

法家虽然主张以法治国，但实质上，法家所推行的依然是人治。因为封建社会的法是君主制定的，体现了君主个人的意志，并且君主的权力大于法，当法与君主的权力利益相抵触时，法要服从于君主的个人利益和权力。“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法只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统治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人治有其根本的缺陷，所以现代国家都实行法治，依法治国，使法律和制度不依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保持了内政外交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保证经济政治社会稳定健康的发展。实行法治是现代各国的共识，是历史的选择。同时道德对治理一个国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治国必须重视道德，依法治国，辅之以德。中国就是依法治国辅之以德治国。

道家的思想往往为一朝开国时统治者采用，用于缓和阶级矛盾，予民以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生产。西汉初期，文景二帝，就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轻徭薄赋，少干扰百姓，让人民休养生息，使社会生产迅速恢复，国力日渐强大，终于形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为汉武帝朝征伐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当社会生产恢复起来后，阶级关系复杂，社会事务繁多，需要国家采取政策，调节阶级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加强与外国交往，甚至发动战争抵制外侮，再奉行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不合适宜了。现代国家吸取道家的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该由政府主导干预的政府就主导干预，不该由政府干预的就不干预，例如对于市场经济，既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又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总而言之，儒家法家道家治国的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缺陷的一面，不可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抛弃，我们要批判的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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