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达评陆子刚款玉器

杨伯达评陆子刚款玉器

陆子刚，太仓州人，生卒年不详。从地方志和同时代文人著录，可知其为嘉万时期人，嘉靖晚期至万历前期在世，相当于十六世纪的下半叶（？-1592？）。 陆氏长年在苏州府琢玉，在世期间已名噪一时，可与缙绅同坐。明末文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目睹摩挲陆子刚所琢玉器，如白玉辟邪（水注）、玉水中丞、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玉簪、百乳白玉觯等数器，备受赞赏。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说文房器具》中，对陆氏玉器评价有两条评价：一是“法古旧形，滑熟可爱”，关键词是“滑熟”，做到“滑熟”是不容易的。二是“工致侔古”，似可作为辨证陆氏玉器的具体标准。关键词是“工致”，“工致”系指其工艺而言，“工”即工巧，“致”即精致。“工致”有着工巧精致之意。然徐渭《咏水仙》七言诗对其略有贬意。他的评语“昆吾锋尽终难似”，指其功力不足，使尽浑身解数终究也达不到相似的水平，碾琢远不能与绘画相比，尤其“似”这个字十分重要，是神似还是形似？抑或形神兼备？

关于陆氏碾玉，向有刀刻之说，如《太仓州志》（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行）指明陆子刚治玉“用刀雕刻，遂擅绝今”。而略早的徐渭（1521-1593年）却有“昆吾锋尽终难似”句，若联系中国琢玉工艺史及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当时玉工普遍用水凳砂碾治玉，而不用刀雕刻，上述记载颇令人费解，莫非《太仓州志》的记载是受到了徐渭的影响？看来关于陆子刚治玉是用刀刻还是用砂碾，确为鉴定陆子刚玉的一个关键环节！然文献记载仅有上述几个字，并无济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今后须从现存子刚款玉器来考察，方可得出答案。

陆子刚所治玉器，价格极为昂贵，非普通士庶所能承担，如“所遗玉簪，价一枝五六十金”，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州地区，这个价格亦令人咋舌。明末王世贞亦指出，苏州的陆子刚玉器、鲍天成的犀角器、朱碧山的银器“皆比常价再倍”。陆子刚器行市既然如此被看好，难免为趋利若鹜的商人相中，便指使玉工仿制，以获高额利润。高濂《遵生八笺》记有四件陆子刚所制玉器，其中一件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可知仿陆子刚玉器在明万历初期已甚普遍，想必至清已泛滥成灾，并累害至今。

陆子刚玉既然有大量伪器，我们就有责任去伪存真，恢复历史原貌。可是这项工作难度颇大，非轻易可为。因其传世数量有限，国内各博物馆收藏子刚款玉估计不超出二百件，且收藏地点分散，信息不畅，情况不明。目前比较便捷的方法是先由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做起，各自先将收藏的子刚款玉器收集齐全，经过周密研究，作出可靠的结论，之后再公诸于世，以推动子刚款玉器的综合研究工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子刚款玉器大约三十件，大部分是清宫旧藏，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漆笔、磬、佩、璜、觿、带钩、簪等等。《故宫周刊》第四册364期发表了《明陆子刚制茶晶花插》，肯定其为陆子刚手制之器；1960年故宫博物院将该器定为一级乙，定级缘由是“陆子刚作品传世极少”，再次确认其为陆子刚真品。然笔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整理陆子刚款玉器时认为：“子刚款器风格不一、优劣悬殊，其中必有缘故”，需要重新系统整理，排比研究，掌握规律，再作综合鉴定，并在拙文《古玉精萃·前言》中作过概略介绍。由于受客观条件制约，系统整理陆子刚玉器的工作未能纳入计划。

近二十年来，博物馆界对陆子刚玉器给予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学者撰写论文公之于世，以推动其研究和辨伪工作的深入开展。首先被鉴定为子刚真器的是1962年出土于北京小西天索尼孙女黑舍里氏墓的“青玉?子刚?款环把有盖樽”。之后周南泉《陆子刚琢玉及“子冈”款玉器的鉴别》一文，首先指出明墓出土的螭把觥形器“为真品的可能性很大”，接着又肯定上述玉杯，“其真实性也与明墓出土一件有同样可靠性”。该文又在“陆子刚制玉器几例”一节中说：“有子刚款的玉器确实不少，故宫博物院藏品就为数不少，但有子刚款玉器并不全是真品，现仅就所知所见可作为真品的典型作品分述如下。”接着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子冈?婴戏图执壶”、“青玉?子刚制?款合卺杯”、“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三件子刚款玉器。又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收录了上述三件作品，还增加了“青玉?子刚制?款桃形杯”。其文字说明中不再见“可作为真品的典型作品”的肯定语，反而增加了不少模糊度。但该卷《导言》却明确表示：“本卷所录数件原清宫旧藏，即为其精美的代表作。”也就是说这四件子刚款玉器不仅是陆氏手制，而且是“其精美的代表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明其观点并无任何改变，仅将肯定语的用词稍作变更而已。

台北“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玉器科科长邓淑苹女士认真研究了子刚款玉器，公开发表了《陆子刚及其雕玉》的长篇论文，首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屈志仁先生主办的“汉代到清代中国玉器展览”收集的自明嘉靖至清乾隆的子刚款玉器二十二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资料，使得多年来漫无标准的所谓子刚玉器有了较清楚的界说”。又列举该展览目录中的第一一四号“白玉小圆盒”，器底阴镌“嘉靖辛酉陆子刚制”八字篆体款，进而言明此器是“在目前为世人所知的子刚款玉器中以这件最为精美，也最可能是陆子刚在嘉靖辛酉年（1561年）所亲自雕制的”。此外还指明玉水仙花簪头、辟邪形水注（109号）、卮形杯（104号）“可能是子刚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陆子刚款玉器已发现的有七件，“这七件玉器在器形的设计、纹饰的雕琢以及诗文和款的题刻上，优劣程度相差得很大”。她认为最精美的一件是白玉方盒，“玉质温润、雕工精良的青玉香炉及器壁上的仿古花纹雕琢，堪称细致整齐的黄玉连座小洗”，“可称为佳品”。邓女士自谦云：“拙著这篇小文，不敢奢望就此树立鉴定子刚玉器真伪的标准，惟愿将本院所藏的七件玉器及个人研究心得公之于世，以期与同好相切磋。”

笔者曾公开披露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九件子刚款玉器，所见而未披露者尚有若干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九件子刚款玉器中，镌诗铭者即有六件，占有三分之二。这六件有诗铭的子刚款玉器，有两件为清初或下限到清初，可知清初康熙时期的伪古玉玩中，凡此类有诗铭玉玩，大多不用人工沁色或少用人工沁色。这一特点虽然不能认作是辨伪的标准之一，至少尚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玉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子刚款玉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均为清宫旧藏，很可能与清代皇家有联系。但是这些究竟是内廷玉作所治，还是由苏州加工贡进皇家，确实难以查明。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为苏州玉工碾治是千真万确的。这九件子刚款玉器的时间界限为明末至清初（嘉靖末至乾隆二十五年）大约二百年的限度内，造型多样，纹饰复杂，做工各有特点。款识虽均为篆体，然区别较大，如“子刚制”三字款、“子冈”或“子刚”二字款，排行分为单直行、二直行两种，单直行还有圆、方两种组合形式；结体有正规与变异的两种；文色有白、朱之异；篆法有精、糙之分；刻工有狂、谨之别；神韵有刚、柔之殊。总之，各

有殊异，共性极少。这种情况笔者在二十年前排比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款识时也曾遇到，其款识亦同样复杂多变，真是无独有偶。这是否像高濂所指出的那样“今多效制”，因为利益驱动，伪陆子刚玉器遂大量出笼。

迄今为止，笔者过手的子刚款玉器已有数十件，上述九件欺骗性较大，貌是实非。子刚牌和其他子刚款器都与上述九款的情形大同小异，一时尚不易找出堪称真陆玉的遗存，所以在此不能提出陆玉的标准器，这种形势颇与宣德炉的传世情况类似，值得我们认真思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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