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研究

欧阳修研究

欧阳修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当时诗文革新的领袖。他对梅尧臣与苏舜钦的推崇、对太学体的反对，都在宋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对西昆文学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否定。本世纪的欧阳修研究，一是分析评价他的文学地位，特别是在八十年代初期，还有一场关于欧阳修文学领袖地位的争论。二是分析欧阳修诗、词、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相比于苏轼的研究，欧阳修研究在文章数量上远远不如，因而还显得稍微薄弱。总的看来，研究者都能够认识到欧阳修的重要性，对其文学创作特性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第一节 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问题 本世纪研究欧阳修生平与思想的主要成果，是几部传记和几部作品选的前言，专门的研究文章不多。已出的欧阳修的传记有：梁容若的《欧阳修》，台湾《中国文学论集》1958年第4期；刘子健的《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印行；袁行云编的《欧阳修》，中华书局1961年版；蔡世明《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张华盛的《欧阳修》，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正忠的《欧阳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洪本健的《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及其《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一、生平、籍贯与谪滁前的狱事 研究者一般都将欧阳修的生平按仕途的发展分期，比如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中，将欧阳修的一生分为六节论述：1、西京留守推官时期；2、从贬官夷陵到复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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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庆历变法；4、中年的蹉跎与再起；5、嘉祐治平之治；6、由剥而复的晚年。 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将欧阳修的生平分为以下五个阶段并描述了其特征：1、三十九岁即庆历五年以前，“满怀豪情，以天下为己任”，反对“西昆体”，倡导古文运动，很快被公认为文坛领袖；2、三十九岁到四十八岁，“思想上开始萌发了消极的因素，但主导倾向仍是对新政失败不甘心”，具有个人思想和艺术特色的诗篇多写于此时；3、四十八岁到六十一岁（至和元年到治平四年）重新被起用，但思想苦闷，报国无方，“归颍”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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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六十一到六十五岁，年已垂暮，又来了一次打击，“虽仍在官身，早已身游家园了。” 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论述了欧阳修的籍贯与家世以后，将其生平分为青少年、初入仕途、庆历新政、十年辗转、重返朝廷等五个时期，也相应地分析了他在每一个阶段的特点。3

关于欧阳修的籍贯，宋人吴充、韩琦撰写的欧阳修行状和墓志都说他是“永丰人”，本世纪的《辞源》、《辞海》等都说他是“吉安人”，王树、王水根在《欧阳修籍贯辨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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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认为欧阳修是江西永丰人，而非吉水或吉安人。 魏峡在《欧阳修籍贯小议》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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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籍贯不是庐陵，而是四川绵阳。 关于欧阳修的生平考证文章，还有杨忠的《〈宋史·欧阳修传〉勘误》（《争鸣》1985年第3期）等。

庆历五年五月，欧阳修外甥女张氏因私通仆人而下开封府狱，欧阳修也因被认为与张氏有暧昧关系被牵连入狱，八月落榜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史贬知滁州。《宋史》对此事含糊其词，古代论者多为欧公辩诬，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为此事展开了一场论争。胡适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中指出：“欧阳修两次被人用家庭昧事参劾，一次在庆历五年（1045）， 12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17至36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2至3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欧阳修论稿》第36至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

《争鸣》1984年第4期。 5

《文史杂志》1986年第2期。

他年三十九；一次在治平四年（1067），他年六十一。”后一次属“无根之言”，而第一次牵涉他的外甥女张氏，王銍《默记》记录最详。胡适认为：“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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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之多了。” 认为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储皖峰在《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中，考证了涉及张氏的艳词《忆江南》是欧阳修所作，且以为“他受了‘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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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便投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谭正璧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虽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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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可靠性“很脆弱”，但也基本上认为欧阳修与张氏有暧昧关系。 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否认欧阳修张甥案与长媳案的可靠性，但他指出，在西京任官时，欧阳修少年得意，心怀大志，可私生活不免放纵，以至成为了日后两件风流案──张生案与长媳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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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诬告的原因。

谢桃坊在《欧阳修狱事考》中，详细考证了欧阳修狱事的始末及其政治原因，分析了与欧阳修“盗甥”之诬有关的艳词，认为“欧阳修因张氏案而入狱，是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守旧势力对庆历政治革新的最后一次打击，采用了卑劣的制造阴私丑闻的手段。案件的审理过程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激烈和守旧势力的阴谋安排。虽然当时欧阳修‘盗甥’之诬已辩清，且有定论，而十二年之后政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旧案重提，煽动下度举子的反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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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会上似是而非的艳词以广传播。” 认为此案与苏轼的“乌台诗案”一样，事本莫须有，应该加以廓清。

二、政治态度、处世态度和人格 关于欧阳修在王安石变法中的政治态度，是有关他思想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世纪之初，梁启超在《王安石评传》中虽极力赞美王安石，也不过仅仅说欧阳修是王安石的“诤臣”。而建国以后，一些人则以王安石变法为尺度衡量欧阳修，认为他是“保守派”。至八十年代中期，谈敏还在《欧阳修晚年政治态度之我见》中认为，欧阳修晚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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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是保守的。 该文似乎是针对郭预衡的《论欧阳修》一文，郭文对欧阳修的政治思想作了重新评价，认为欧阳修“不是保守派，而是改革家”，并分析了欧阳修对宋代兵骄吏冗等现实问题的改革主张，认为他针对多年的积弊提出了大胆的改革措施。但没有被统治者采纳，“改革虽不成功，但欧阳修的这些主张，却有文献可征，其思想光辉不可湮灭。”他还认为，青苗法的目的是在取利，是为国家解决财政问题，而欧阳修主张“惠民”，他反对“表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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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钱”，“正表现了他的认真负责，既向朝廷负责，又向百姓负责的精神。”

总体上看，近二十年来，同意郭预衡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认为，说欧阳修的政治理论有不足之处，其政治实践有局限性是可以讨论的，但说他思想保守、反对改革，则论据不充分。作者认为，欧阳修的政治活动，以滁州之贬为界限，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后期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有着显著变化，受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又都有着明显不足。但是，贯穿欧阳修一生政治活动的思想基调，是革弊兴利、忧国爱民。”该书还认为，王安石重国计、轻民生的作法，违背了欧阳修的政治理论──人情说、宽简说、爱民说，况且欧阳修“算不得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他晚年从未对王安石变法在整体上作出否定。相反地，王安石变法却借鉴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与实践。”作者将欧阳修的朝政改革思想概括为：一，精选官吏，堵塞滥员；二，按察官吏，淘汰冗滥；三，改革科举，复兴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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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月刊》第1期，1924年。

《现代学生》第3卷第8期，1933年。 3

《青年界》第8卷第3号，1935年。 4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19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5

《文史》第28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 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7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四，力戒因循，稳健求变。 施培毅在《欧阳修诗选》的《前言》中认为，不能根据反对“青苗法”而称欧阳修为“保守派”，因为他反对新法的言论仅此一件，不久后即退休，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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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不久以前反对青苗法的错误”。 陈新、杜维沫在《欧阳修选集》的《前言》中也认为，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是欧阳修一生的理想，他是不避危难参与庆历新政的，他为政主张宽简，不务高论，注重实际，书中认为，“如果仅根据青苗法上的分歧，来判断欧阳修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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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趋向保守、反对变革，证据是不充分的。”

此外，在所谓“濮议”中，欧阳修成为言路攻击的主要对象。多数学者认为，这场争论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欧阳修的态度也并不值得肯定。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说，欧阳修“能通经文，善言敢言，压倒众人，使人不能抬头，于是众人也以去之为快，反倒把主持此事的韩琦认为次要。”因此，他说“濮议之争是欧阳修政治经历上的一段悲喜剧”。4

施培毅《欧阳修诗选》的前言说：“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头脑中的封建糟粕。”5

欧阳修为人处世的态度，蔡世明在《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中概括为：刚正的性格，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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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襟怀，进贤的热诚、谋国的忠实。 刘德清的《欧阳修论稿》概括为：1、性格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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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代行事；2、襟怀坦白，宽厚待人；3、奖掖后进，爱人以德；4，谦虚谨慎，廉洁奉公。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将欧阳修的人格个性概括为两个方面，并作了详尽的论述：1、“履之以身”，“施之于事”与“见于文章”。作者认为，欧阳修“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兼求并祁的‘复古明道’思想，有机揉合了儒学复古精神与士人传统中功名、文章两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是一个道义为本，而又通变致用、积业成德，有著广泛的社会和人生实践性的人生理想，是兼具了学者、官僚、文士等多种角色内涵的‘士大夫’、‘文人’的人格模式，‘明道’的思想，从根本上决定了士大夫淑世仁德的倾向，促进了良知和责任的自觉；事功的祁向，保证了济时泽物社会功能的实施；而‘文章’既是‘施用’的职能，更是润身自饰的内容。这些事业的诸多方面，使士大夫的人生追求不失道德之正，同时又显得左右逢源，进退宽绰。”也就是说，与传统士人徘徊于“仕”与“隐”的两难境地不同，欧阳修的人格理想提供了更多的进退选择机会，“这种多元的价值观包含了对现实处境的理智认取和谨慎设计，其中又体现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广大庶族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的积极执著精神。”2、“达老”、“醉翁”与“六一居士”。作者认为，欧阳修洛阳时期诗酒浪漫的生活，虽然只维持了短短三年，但他在以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忆，几乎构成了他的诗歌吟咏不尽的主题，这折射出他“性格深处淘洗不尽的疏漫之气”，但早年放逸不羁中已“有一份感慨多思、达观迈往的理智”，景祐年间贬放夷凌，一反古人悲戚之态，超出了东京士人激进的“明道”观的思想影响，显示了其它方面的精神影响。滁州以后，欧阳修“走向山水须借助于酒的力量，以自己的颓然忘我与鸟兽的自然无知相谐和，从而把握心灵的自由欢乐”，与早年相比，“从自发的青春之乐到‘醉翁’的达理而后为乐，为乐则同，而人格心理已是有了绵历世事的理性厚度”。熙宁三年以后欧阳修更号六一居士，“反映了他开始从早年的诗酒雅放、性气外烁转向晚年的文史自娱、恬退闲适”，显示了高雅的趣味，更见出文化创造的品位，“这种多面的才艺和趣味，给文学带来了多样化的情趣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上述人格特点表现于文学创作，使其创作具审美情感和艺术趣味具有多样化和复杂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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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论稿》第页101至11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4至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欧阳修选集·前言》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

《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页237至238页，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版。 5

《欧阳修诗选·前言》第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

《欧阳修的生平与学术》第47至57页，台湾文史出版社1980年版。 7

《欧阳修论稿》第63至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为“感慨”、“豪宕”与“愉悦”以及“平易”、“融通”与“博雅”的特色。

第二节 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在唐宋古文运动中，宋代古文运动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散文领域，而且影响到诗歌创作，如“以文为诗”的流行，所以人们又习惯于将发生于北宋中叶的这场文学变革称为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在这场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贡献？以及他对待“西昆体”和“太学体”的态度，都是研究者很感兴趣的问题。

一、在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领袖地位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北宋的诗文革新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古今的一种共识了。如《四库提要》云：“宋初诗文，尚沿唐末五代之习，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力有未逮。欧阳修崛起为雄，力复古格，于时曾巩、三苏、陈师道、黄庭坚等，皆尚未显，其佐修以变文体者，尹洙；佐修以变诗体者，则梅尧臣也。”柯敦伯《宋文学史》说：“宋代文坛，修为巨擘，四六诗词，亦所兼擅，尤于古文居于承先启后之重要地位。??故论宋代古文者，莫不知欧阳之后有曾、王、三苏，曾、王与欧阳皆江西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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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皆出欧阳门下，故是时领袖文坛以承先启后，舍欧阳修其谁耶。” 刘大杰在《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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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史》中说：“士风的转变，古文的复兴，都在他的手中开展起来。” 振甫在《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中指出，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宋朝人说，‘欧阳子，今之李白也’，这话是恰当的”，并认为欧阳修领导的古文运动比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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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的发展。 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说，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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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北宋中叶文坛的领袖。”

王冰彦在《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说：“欧阳修作为作家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算不上是一流的，但是他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文论和创作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代的影响却不能低估”，他甚至认为在这一点上，“文起八代之衰，道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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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溺”的韩愈也无法与欧阳修相媲美。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认为，欧阳修“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既反对‘剽拟故事，雕刻破碎’的昆体与骈文的流弊，又吸收了宋代以来古文家写作的失败经验，才把建立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风格作为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开创了一代文风，这是他对中国散文史的最突出的贡献。” 7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认为欧阳修领导并完成的第二次古文运动，确立了散体文的正宗地位，并说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对诗文革新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团结尹洙、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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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范仲淹、苏舜钦、梅尧臣诸人，在仁宗年间开创了新的局面。 周振甫在《唐宋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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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中也说“宋代六大家中，以欧阳修为古文革新运动的开创者。”

有的学者则从宋诗发展的角度，指出了欧阳修文坛领袖地位。如胡守仁在《论欧阳修诗》中说“当时有不少与他志同道合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朋侪如梅圣俞、苏子美，后学如曾巩、王安石、苏轼，都在诗歌上有高度成就，这样一来，便取代了盛行于宋初的西昆体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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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所谓宋诗。” 郑孟彤在《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美学价值》一文中也指出，梅尧臣、苏舜钦的努力对纠正西昆派的流靡诗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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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180至212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宋文学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3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6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中华书局1949年初版。 4

《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5

《中国文学史》（二）第5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6

《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7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8

《两宋文学史》第33至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9

《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10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阳修“继承了古代现实主义的传统，以他的理论和创作的巨大影响，又进一步将西昆派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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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专重辞藻的风气扭转了过来，把诗歌重新纳入正轨，使之向健康方面发展。”

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完成者。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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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宋代诗文的复古运动，到欧阳修总集大成，此后的发展，便逐渐分化。” 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认为：“欧阳修通过他与后辈文人的交往，致力于纠正从太学流传到社会上的怪癖文风，??将曾巩和苏轼兄弟拔在高等，??使‘场屋之习，从是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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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历时百年之久的诗文革新运动至此才取得全面胜利。”但也有人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怀疑。朱靖华在《苏轼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真正完成者》一文中指出，这一问题“尚待商榷”。他认为：“衡量文学史上任何一次文学运动的完成标准，都要看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文学的特质和内在规律，看它是否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看它是否廓清了自己的对立面的流毒和影响”，他认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世纪末，柳开等人提倡恢复古道；第二阶段是十一世纪初至十一世纪中叶，欧阳修等人从理论上矫正了运动初期重道轻文的倾向，并在诗文创作上树立起革新的楷模，取得初步成果；第三阶段是自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一世纪末，以苏轼为代表，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除旧布新，廓清了西昆的流毒，促成了创作的繁荣，完成了运动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欧阳修作为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曾煊赫一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有着深刻的矛盾，晚年甚至“大肆吹捧起西昆体的作家作品来”，“转向了保守的立场，其消极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其词也沿袭着词为艳科的传统词风，与诗文革新的积极精神背谬。这些都说明了欧阳修“在领导诗文革新运动中的不彻底性”，只有待苏轼来担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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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运动的重任。

姜书阁在《苏轼在宋代文学革新中的领袖地位》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既不是诗文革新的领导者，更不能成为诗文革新的领袖”，原因是欧阳修“学古文较诸友为迟”，且一直以韩愈为式，“对于文论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创见，大抵循守韩愈、李翱之旧，他对时文及西昆的批评也没有超出宋初以来王禹偁、柳开??等人的范围，甚至还不及他们的某些批评痛切”，因此作者认为欧阳修的主张只能说是“复古”，“看不出多少文学革新的内容”，而且其词仍然沿袭南唐遗风，虽与《花间》略异，却仍属于婉约之作，“以艳情为主”，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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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苏轼才能称为文学革新的领袖。 但郑孟彤在《欧阳修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逐一反驳了姜书阁的观点，并指出，第一、欧阳修沿着范仲淹走的道路，利用他在政治上的方便和文学上的崇高地位，吸取柳开等人反对宋初形式主义文风的成果，大声疾呼，倡导新古文运动，逐渐形成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声势；第二、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提倡古文、反对时文，“直接地影响到全国士子读书作文风尚的转变，有力地推动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第三、欧阳修注意团结人才，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第四、欧阳修对革新理论的阐发和提倡有很大的意义，以他为首的文人的创作是在其指导之下，他的创作实践起了很大示范作用。作者还认为，承认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并不否认苏轼在古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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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王奇珍《论欧阳修在宋代诗文革新中的领袖地位──兼与姜书阁商榷》中认为：欧阳修领袖地位的确立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历史必然；他解决了诗文革新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创作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与革新精神。作者认为，欧阳修的领袖地位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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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早已确立，推举他的几乎全是这场革新运动的参与者，其中尤以苏轼最具有代表性。 12

《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4

《苏轼新论》第148至179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5

《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6

《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7

《文艺理论家》1987年第1期。

黄宝华在《北宋古文运动发微》一文中，将苏轼与欧阳修的贡献做了比较，指出：“经过欧阳修的努力终于形成一种平易畅达、自然委婉的文风，苏轼则进一步推衍发展，达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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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行云流水’的化境。” 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也说：“曾巩、王安石和苏轼父子先后受知于欧阳修，成为宋代古文运动中的新一代作家，由于有他们的加入，欧阳修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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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文革新方能获得全面的胜利。”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指出，在当时的士林，欧阳修不是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是在范仲淹、石介等等京东士人的影响下投身当时“复古明道思潮”的，“但成长环境和习养传统上的差异，又使欧阳修从一开始就与京东士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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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出理论和实践风格上的区别。”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人物。

二、欧阳修与西昆体、太学体

一般认为，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是针对西昆体体的文学改革。如刘麟生认为，“当时反对西昆体的，有林逋的闲逸，王禹偁的平易，可惜势力太小，不久便有苏舜钦的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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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的幽淡，极力廓清西昆体的乌烟瘴气，而欧阳修是其中一个大领袖。” 张华盛在《欧阳修》一书中说，《六一诗话》“对横扫西昆，继承和发展诗歌的优良传统，树立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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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起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曾枣庄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中说：“欧阳修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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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历了一个从学西昆体到反西昆体的过程”。 但有人认为欧阳修对西昆体是有所肯定的。陈尚君《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认为，欧阳修和石介对西昆体的看法有较大分歧，欧阳修本人“表示了对杨、刘等人由衷的钦仰，作了充分的肯定”，“从未像石介那样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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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鼓地呵斥杨刘诸人”。同时他还指出，倡导诗文革新的几位领导者与西昆作者关系十分密切，都曾受到西昆诗的启蒙。朱大刚在《读〈六一诗话〉评西昆诗》一文中也认为，石介等人攻击西昆，而欧阳修“却以冷静客观而又全面分析的方法对待西昆诗”，对西昆诗人的态度基本是肯定的。这种肯定“并不仅仅是对西昆诗人一联一句的肯定，或某一个人的肯定，而是从整体上，从宋初诗歌演变的过程中，给了西昆诗人以肯定。”作者还认为，欧阳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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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对我们评价西昆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的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较为折中，如白敦仁的《宋初诗坛及“三体”》认为，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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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反对杨、刘等西昆诗人的是他们的骈四俪六之文，并不是一般地反对西昆体诗。 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一文中认为：“欧阳修等人倡导的诗文革新，并非针对西昆体而发，而是针对真宗、仁宗二朝北宋诗坛上一片歌咏升平的颂声，提出了承平之世诗文仍应以兴讽怨刺为主的重要思想，这就比唐代文人强调世治而颂，世乱而怨的观念大大前进了一步”，正因如此，“他们对杨刘时文的形式反倒采取了一种通达而又辩正的态度，与石介过激的高调完全不同。”欧阳修还在《归田录》中称赞杨亿“真一代文豪也”杨亿虽是时文领袖，但为人刚直，风格雄健，“欧阳修革新时风与文风的目的最终在培养一代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鲠直清正的品格，以及合于时用的才能”，偶俪声病，“只是艺术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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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为古道所用。” 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说：“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的起点是在洛阳，就是在西昆派钱惟演的手下成长起来的，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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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认为，古文运动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先驱者在文学观念 12

《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宋代文学思想史》第66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3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181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4

《中国诗词概论》第43页，收入《中国文学八论》，世界书局1936年版。 5

《欧阳修》第7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7

《研究生论文选集》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华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9

《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10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1

《两宋文学史》第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上的分歧还直接体现在对西昆文风的态度上，“欧阳修等人是不满西昆文风的”，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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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着眼点在于西昆文风无‘属情藉事’之实，并未否定文辞的作用。”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认为，韩、柳等古文运动先驱者的文学成就粲然可观，但他们只视文为载道的工具，振兴古道才是他们复古的重点，而在欧阳修，“文章”成了一个与道德、政事基本并列的方面，基于他对文学独立价值的肯定，欧阳修对包括昆体、时文等在内的作家都给予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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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理解。

欧阳修对“太学体”的批评，是当时诗文革新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事情。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指出：“于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拟为石介而过也。及修以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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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学士知嘉祐二年贡举，痛排抑之，务求平淡典要。” 曾枣庄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中认为，欧阳修对当时的古文不满，原因一是水平太低，根本不能与韩、柳古文媲美；二是有模拟韩文之弊；三是狂怪艰涩，“生涩可以宋祁为代表”，“狂怪可以杜默为代表”。4

葛晓音在《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一文中，纠正并补充了曾枣庄的某些观点，说：“我认为所谓‘太学体’，主要是指庆历中以来，因石介、孙复、胡瑗等在太学复古过当所造成的流弊。”文章分析了欧阳修与所谓“太学体”的关系，说“欧阳修痛黜太学体，还不仅是因为这种怪僻生涩的文风不合他喜尚平淡简要的趣味，更重要的是其内容的迂阔诡激与他‘研穷六经旨’必须‘究切当世之务’的一贯主张相悖”，认为这次斗争的意义“不只是使文风由怪变易，从此建立起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散文风格，而且还有力地扭转了古文复兴之后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说“这场斗争在文学上促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避免了重蹈中唐古文运动的覆辙”，使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后继有人，而且更加发扬光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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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场排抑太学体的斗争与反对西昆体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洪本健在《从韩柳欧苏文看唐宋文的差异》中指出，为了打击“太学体”以怪僻代替华糜、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歪风，“欧阳修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自己‘易知易明’的创派主张，撰写了大量平易生动的古文，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而且“知贡举时，利用政治手段，极力排抑险恶奇涩的太学体，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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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文章晓畅的二苏、曾巩等英才”，最后取得了胜利。黄宝华《北宋古文运动发微》认为，太学体的形成与石介有很大关系，欧阳修虽然对石介的业绩作出过崇高的评价，但“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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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道方面，而不是在文章方面”，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擢拔的都是文风平易的后劲。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太学体的出现是儒家“道统”理论对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是孙复、石介等人主张宗经复古的结果，与欧阳修等主张通经明古的主张是不同的。“明古能加强作家的历史感，写出有深度的作品；而复古则可能导致作家脱离现实，一味以古为尚”，“成为束缚作家思想的理性框架，遏制作家的个性和才情，使文学成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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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伦理的附庸而失去新鲜可感的生命力。”而欧阳修针砭时弊，奖掖后进，使得宋代古文创作在克服了浮靡文风的同时，又避免了宗经复古的弊端，形成一种平易自然、流畅条达的成熟风格。

第三节 欧阳修的散文艺术

在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中，以散文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因此，欧阳修的散文在本世纪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其散文艺术的各个方面都被论说到了。要之，有以下诸端： 12

《宋代文学思想史》第62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18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3

《中国文学史》 第503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4

《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5

《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

《文史哲》1990年第3期。 7

《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8

《宋代文学思想史》第64、65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一、艺术渊源及风格特色

关于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渊源，人们普遍认为是学韩。陈桂在《中国散文史》中引《石遗室论文》云：“其实昌黎文有功夫者多，有神味者少，??欧公文实多学《史记》，似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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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作者也说：“大抵欧文最工吞吐夷犹”。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总评欧阳修之文说：“其为文章，苍坚雄遒，力橅韩愈者，集中如《本论上》、《集古录目序》??特其文学韩愈而能自出变化。韩愈之不可及者，在雄快而发以重难；而修之不可及者，在俊迈而出之容易。韩愈雄其辞，沛其气，举重若轻，修则舒其气，暇其神，以重驭轻。韩愈风力高骞，修则风神骀荡；然备尽众体，变化开閤，因物命意，各极其工，而不可以一格拘，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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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可及也。”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三）认为：“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似澄净潋滟的陂塘。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著痛快，欧文委婉含蓄。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他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纡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略无滞涩窘迫之感。又注意语气的轻重和声调的谐和。欧阳修在散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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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毫无愧色的。” 崔际银在《始于笃学，终乎新变──略论欧阳修对韩愈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欧文经过了“学韩”、“似韩”、“变韩”三个时期。文章还从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及作者的品性、主观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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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等方面探讨了欧阳修“变韩”的原因。 何沛雄的《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一文指出“欧阳修的散文深受韩愈的影响，更可以说源自韩愈，但由于本性冲和恬静，高官厚禄，生活优游，加上尽得太史公行文的‘逸气’，故下笔深醇，开古文阴柔一派，与韩文的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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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并辟衢路，垂范千古。”

多数学者认为，欧文的基本风格是平易流畅中善于曲折变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二）指出：“欧阳修等却在五代以来的怪癖、艰涩的文风的斗争中，发展了韩愈文论中‘易’的一面，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后世的文章家大都继承和发展这一风格。这也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要贡献。欧阳修的各体文章，就是这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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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代表。无论是议论或叙事，他都能写得明畅简洁，而又丰满生动。”万若增的《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认为：“欧阳修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就，是在学习司马迁、韩愈等前代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将议论、叙事、写景和抒情融合而成为情文并茂，无所不可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不受对偶声调束缚的散文写作的优越性。以作品的内容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叙事，善于写景，善于抒情，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写作的技巧而言，欧阳修的散文善于用宕笔，善于用疏笔，善于吞吐夷犹，善于抑扬顿挫。读起来感到层次曲折，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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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音节铿锵，情韵优美，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振甫《欧阳修散文的艺术特色》认为欧阳修提倡实用散文，并将欧文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总结为五点：一、婉转曲折，态度从容；二、气势旺盛，措辞平易；三、结构严密，富有逻辑力量；四、一唱三叹，富有韵致；五、用词造句精练而有变化。这些特点与韩愈的雄健、古奥、奇崛相比，更切近、实用。文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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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欧文以抒情见长，而不擅长刻画人物。 孙犁在《欧阳修的散文》中分析欧文的艺术特点，说他“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乃至写到中间或写到最后，其文章所含蓄的道理也是惊人不凡的。”认为欧文以理取胜，并 12

《中国散文史》第24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中国文学史》第50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3

《中国文学史》（三）第591至5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4

《河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5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 6

《中国文学史》（二）第5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7

《语文学习》1979年第4期。 8

《新闻战线》1960年第5期。

且在写作前认真观察、反复思考，融会于心，然后动笔，写完后又不厌其烦地推敲修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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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文章以力得来，非以才得来。”

胡念贻在《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中说：“欧阳修散文的佳处往往是这样：他所表现的思想看来是一些平常的道理，然而写地富有感情；他所描写的景物也多是一些寻常的景物，然而他写地是那样幽美。将平常的道理和寻常的景物用散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却使人感到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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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具有魅力，这就是它的特色。” 王冰彦《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说：“由于欧阳修强调文学的‘致用’，因此，他的散文措辞平易，用当时通行的文言写，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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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奥的文字，以此来叙事说理、抒情，更显得条达疏畅，无不如意。” 刘宁的《欧阳修提倡平易文风的思想渊源和时代意义》认为，欧阳修散文基本上摆脱了以往同类文章类似寓言的创作模式，并不刻意地选择人物、场景以及按照寓意的逻辑来组织内容，显示出明显的类比痕迹，他只是自然地叙事，自然地抒怀，“在事与理看似散漫不经的安排中，使读者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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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寻常之事中体悟出难以言传的高远境界。” 陈尚君的《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分析欧文的艺术上的特点有五：一、不用冷僻怪异的字，不生早词；二、多用语助词；三、大量化用骈文语句；四、注意文章的声韵；五、善于利用文句的长短变化、语气的停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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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强文句间联系，使文章文气流转，曲折多变而又条达畅快。 张毅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欧阳修的时代，普遍的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使得其创作中理念意识加强，“古文写作不纯是为了记叙一件事，更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说明有关政治教化的道理。因此‘明经通古’成为散文写作的首要条件，??明古的目的在于究明古今治乱之原，为古文的写作提供事例，不至于使义理流于空泛。义理畅达和引证丰富是宋代散文的一大特色，如欧阳修的《朋党论》，主要道理前半部分就已说清楚了，后半部分主要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引出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丰富的征引使义理的阐述化为文气灌注的铺叙，成为形成文章结构和风格的重要手段。不仅有助于布局的完整，义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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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达，而且能造成汪洋恣肆的文势，增加文章的感染力。”

二、六一风神

这是欧阳修散文的美学品格。洪本健在《略论欧阳修散文的阴柔之美》一文中，专门谈了欧文的阴柔之美，说：“欧阳修的散文情韵深美，偏向阴柔一路发展，显示出典型和成熟的艺术风格”，并将其阴柔之美总结为：1、蕴蓄吞吐之美；2、委婉曲折之美；3、平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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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美；4、清音幽韵之美。 后来，他又在《略论“六一风神”》中除指出阴柔之美为六一风神之归属以外，还补充了以下观点：一是散文的诗化，是六一风神之标志，通过比兴手法以含蓄情意，声韵和谐，节奏鲜明。二是情感的外显，是六一风神的本质，说欧文常着眼于感情的抒发，至于时间的叙述、场景的描绘、形象的刻画等，往往略去。因此，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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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行间，情意深至而韵味缅邈。”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中，将欧阳修散文风格的美学层次──六一风神──总结为“从崇尚骨力到倾心于风神姿态，从阳刚到阴柔的转变”。另外，其结构层次上的“以极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回环曲折、吞吐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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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语言层次上的“平易自然”，都形成了“六一风神”的构成要素。 柏寒的《风神绝世的优美散文──欧阳修散文的艺术风格》一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欧文的特色：1、“笔端饱含着浓重、充沛、真挚的感情”，是形象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富有醇厚的诗意”； 12

《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8期。 《散文》1981年第9期。 3

《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 4

《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5

《研究生论文选集》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宋代文学思想史》第60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8

《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9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2、富有理趣；3、“纡徐圆转，款款道来，不紧不迫，浑然天成”但又在结构上并非平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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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而是波澜叠起的”。

风神是心态的表露。陈晓芬在《欧阳修的心态特点和他的散文风格》一文中，从欧阳修的心态入手，分析了欧阳修散文“平易”风格的形成，认为：韩愈“竭力把儒道上升到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理论高度”，欧阳修与他不同，“要使儒道降落到现实生活的土壤中，显得切实可行”，注重儒道的现实作用和实际功效，没有更多的超常之想，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散文的平易性”，缩小了和读者的心理距离，容易激发起读者的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从而感到可以亲近。与他们的心态对应，韩愈散文多用排比的句式、递进的层次，追求整齐美与排山倒海的气势；欧阳修散文则以“参差变化的外观形式，形象地显示了思维感情自然流转变化的图象轨迹”，其自然淡逸的风格“不是简单地依靠意志力的控制，或完全依赖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所能实现的，确切地说，是欧阳修固有的心理特点，使其他多种创作因素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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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显示了作用。” 刘宁在《欧阳修提倡平易文风的思想渊源和时代意义》一文中不仅论述了欧阳修散文平易自然的艺术风格，而且深入到欧阳修思想的深层去考察其原因，指出“平易”、“简要”是欧阳修思想的核心观念，他主张施政本乎人情，尚宽简、去繁难，使人易知易行，在学术、立身、处世方面“都提倡脚踏实地的朴素作风”，因而，他在艺术上体现的平易风格，是“对平易精神的自觉追求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宋代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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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文化心理的变化和精神面貌的特色”，体现了他们“掌握政权以后的主人翁心态”。 刘德清《欧阳修论稿》认为，“六一风神”的特点是：第一，平易自然，婉曲有致；第二，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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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委备，顿挫抑扬；第三，偏于阴柔，情韵绵邈；第四，含蓄蕴藉，诗味醇浓。

三、创作分期与分体评说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一文中详细地探讨了欧阳修散文发展的阶段以及其艺术风格的变化，将其散文创作分为五个阶段：（一）洛中三年对欧阳修的散文创作起过一锤定音式的重要作用，在此期，他编校韩集，并崇尚“道”的实践性品格，并提高了知名度，声誉鹊起，为后日主盟文坛创造了条件，孕育了他独特散文风格的萌芽。此期散文有三十多篇，其特点是学韩、崇尚简古的风格、多有骈句。（二）景祐元年到庆历五年，第一次的夷陵之贬对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创作道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论思想也臻于成熟。对“道”有了明确的阐述，创作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配合，写了不少有关政治革新的文章，由于文名卓著，他应邀写了不少墓碑文，与曾巩之擅长写目录序、王安石擅长经义序不同，欧阳修以精于诗文集序著称。（三）庆历五年到至和三年，欧阳修第二次被贬，他散文的主体风格却由此走向成熟，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六一风神”的三个层次（见上述）。（四）至和元年到治平四年，欧阳修在朝任职，形成了以他为盟主的嘉祐文人集团，利用知贡举的机会，与当时的太学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奠定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群体风格，取得了古文运动的全面胜利。（五）治平四年到熙宁五年，《归田录》、《六一诗话》是此期的重要收获。这时期欧的散文集中表达了“迟暮之感”，流露出老之将至的迟暮心态，创作上时有出语重复之病，乃至老人式的细致絮叨，但这“反而增添了感人的力量”，《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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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录》、《六一诗话》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

陈桂《中国散文史》引陈衍《石遗室论文》云：“永叔以序跋杂记为最长，杂记犹以《丰乐亭记》为最完美，起一小段已简括全亭风景，乃横插滁于五代干戈之际，得势有力。然后说由乱到治，与由治回想到乱，一波三折，将实事于虚空中摩荡盘旋，此欧公平生擅长之技， 12

《重庆师院学报》1989年第4期。 《华东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 3

《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4

《欧阳修论稿》第265至27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所谓风神也。”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论欧阳修的各体文章时说：“碑传之文，随事曲注，而工为提掇，跌宕昭彰，大含细入，不矜愈之奇辞奥句”；“论说之文，因事抒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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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工于辨析，条达疏畅，理惬情餍，不同愈之盛气强辩。” 万若增在《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1、墓志一类的作品在欧阳修集中占一半以上，虽不乏谀墓之作，“但主要的是在作者为一些好友如石曼卿、苏子美、梅圣俞、江邻几、尹师鲁等人所作的墓志中，却创造出作者特有的情文并茂的风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2、序跋一类的作品，最突出的是《五代史》，文笔清洁老练，许多传序“既是沉痛的史论，又是优美的散文”，为好友写的诗文集序，“也摆脱前人创作的规律，创造出自己的风格”。3、杂记一类的作品，与《水经注》、柳宗元等人的杂记文不同，“兼有幽雅和富丽两种特点，使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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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身入景色秀美的园林，极赏心娱目的能事。”

陈尚君在《欧阳修与北宋文学革新的成功》中分析欧阳修各体文章之特点说：“其奏议政论文多步法陆贽，内容充实，概念准确，善于在纡徐舒缓的述理中，提出犀利的见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史论则不同，多设疑、多感叹，曲折往复，情理俱胜，史书传记和墓铭碑状文字简略，只书大节，反对繁缛空言，多撷取典型事件以反映其面貌。其记叙文善于融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注意谋篇立意，剪裁精当。欧文一般都有笔触多情的特点，而感情色彩最浓郁的当推其哀祭文，多是对文学知己、政治同志的哀悼，声泪俱下，情见于词。”4

唐骥在《欧阳修碑志泛览》中指出，欧阳修的碑志文“可以说是庆历风云录，系乎治乱之文”，它全面地反映了庆历新政前后北宋政坛上围绕革新进行的激烈斗争，借碑志系统地宣传了革新思想，这些碑志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以及布局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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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唐、北宋中期事实上存在着的变法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黄中梵在《欧阳修碑志文简论》中也指出，欧阳修的碑志文在形式上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碑志文作为古代应用文之一的僵化模式，不少篇章写得感情真挚，语言朴实流畅，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从而显示了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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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特色。 关于欧阳修的赋，程千帆、吴新雷在《两宋文学史》中说：“一方面他仍然吸取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另一方面却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骈赋、律赋的格律与模式，完全出之以散文。这一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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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受《秋声赋》的直接影响而写出的。” 王水照在《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中指出，欧阳修的赋“既保持了诗的特质和情韵，又采取了散文的笔致笔调，打破了原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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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式、韵律，形成了一种亦诗亦文、情韵不匮的新型赋体，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样式。”

刘德清在《欧阳修论稿》中将欧阳修的散文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三大类，说议论文“包括直陈时事，阐述政治主张的政论，以古喻今，用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论，评述作家作品、探讨文章得失的文论”等，其风格是多样化的，其共同的特点是“长于说理，逻辑严密，持论平实，婉曲多姿”；记叙文的特点是，虽长于记叙和描写，但不是文章的重点，它们只是文章的关联点，由它生发议论，引发抒情，而且记叙议论抒情三者往往融为一炉，相得益彰，“叙事写景中寓含深情或哲理，议论抒情又使得记叙的境界得以升华。”抒情文包括祭文辞赋及一部分以抒情为主的序、题跋、书简等，其特点是“感情真挚，哀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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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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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史》第24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

《中国文学史》第505、507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3

《语文学习》1979年第4期。 4

《研究生论文选集》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

《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6

《广西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7

《两宋文学史》第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8

《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9

《欧阳修论稿》第235至2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四节 欧阳修的诗和词

欧阳修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与后来的王安石、苏轼及黄庭坚相比虽然略显逊色，但仍可然是宋代文学史上的一位自成一家的诗人，对宋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他的词，上承五代南唐词的情韵，下启东坡词的疏隽与少游词的深婉，在宋词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除了文学史著作外，本世纪研究欧阳修诗词的文章不算多，所论多集中于谈欧阳修诗词的渊源、特点及成就方面。

一、欧诗的渊源及特点

陈延杰的《宋诗之派别》认为：“欧阳修诗原出昌黎，痛绮靡之作，始矫昆体，以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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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故其诗敷腴，宋诗风气为之一变，最长七言古体，幽咽豪迈，不可一世。” 梁崑《宋诗派别论》则直接称欧阳修等人为“昌黎派”，说：“此体作者皆古文家，故曰古文诗体亦可。彼辈生于西昆体盛行之际，目击其弊，自然立帜相抗，为其反动；及西昆既衰，此派势力始继之而大张，实为宋诗最富权威者之一体。后世诗家受其影响者颇不乏人，至其创始者虽为穆伯长，而领袖终当推欧阳修。”又说：“古文家奉昌黎古文如天日，而于诗，欧公既每以昌黎自况，众人亦每以昌黎推之，故其宗主昌黎无疑。诸家近体尽或有不与韩侔者，若古体则多半为韩格。”认为昌黎为诗主气格而贱丽藻，所谓“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是也；古文诗派亦主气格，“此于欧、梅辈相互评赞之语可证，如曰古健，曰古硬、曰气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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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气豪、曰奇怪、曰奇壮、曰奔放、曰险绝、曰体逸、曰思峭，斯皆气格所致耳。”

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欧阳修与苏、梅过从久，其诗出入二家，则以舜钦豪放之笔，写尧臣瘦炼之之句；而斅李白之振奇，同韩愈之俶诡；非不欲为李也，欲为李而仅得韩也；人巧可阶，天才难为也。”又谓其“大抵以中唐晚唐之清炼，祛盛唐之浮阔；而以盛唐中唐之豪荡，舒晚唐之危仄”。又论其对宋诗 的开拓之功说：“由修而拗怒，则为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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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坚，为陈师道；由修而舒坦，则为苏轼，为陆游。诗之由唐而宋，惟修管其枢也。” 在《宋诗略说》中，顾随指出，欧阳修诗文均学韩愈，但“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工部、退之已然，至欧更大显，尤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他又认为，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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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自负《庐山高》非太白不能为，可以说“太白诗真不像欧”。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欧阳修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要想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地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在以文为诗这一点上，他为王安石、苏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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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奠了基础，同时也替道学家像邵雍、徐积之流开了个端。”

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欧阳修诗歌的单篇论文增多，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欧诗的特点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赵仁圭在《欧阳修的‘文道’观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中，分析欧阳修对“道”的见解所影响于诗歌创作者有四点：一是以“百事”为道，把“切于世事”、“养生送死”作为王道之本，表现于诗歌之内容，是诗歌反映面拓宽，涉猎面“杂”的特点；特别是很多表现经济生活与民风民俗的诗。其二是使创作的形式体制出现了两个特点，即古体诗占的比重增大，古近体诗风呈现迥异之特点。其三是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确定了他诗歌格调上的一些特点，“有时洋溢着乐观豪爽的情调，有时又充满了沉郁深重的激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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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便是以议论为诗。 柏年在《论欧阳修的诗歌与宋诗风格的形成》一文中指出，欧阳修在诗歌题材方面的开拓具有开创意义，“欧阳修不仅利用诗歌讨论时政、评说历史、探讨学 12

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版。 《宋诗派别论》第39至47页，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3

《中国文学史》第515、520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4

《顾羡季先生诗词讲记》第272页，台湾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2年版。 5

《宋诗选注》第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版，原1958年版。 6

《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术问题、鉴赏文物书画，而且在诗歌中歌咏和表现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诸如鸟啼虫鸣、捕蝗祁雨、赛龙驯鹿，甚至鱼鹰、蚊子、鸡头、鸭脚、车鳌、竹簟、石枕等都要写入诗，到了苏、黄，题材进一步扩大。”又指出，欧阳修在表情达意上追求深刻创新，“在艺术构思上，不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现象的描绘，不满足于客观的摹写，而是透过这些现象进一步表现他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态度。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情入景或情景交融”。作者认为，“欧阳修的诗歌开创了取材广泛、命意新颖、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一代诗风。这些特点无疑是对传统诗歌意绪表现范围的解放，代表着中国诗歌发展新的方向”，“体现了宋代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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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思想的解放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诗歌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秦寰明在《论北宋仁宗朝的诗歌革新与欧、梅、苏三家诗》一文中论述欧阳修诗的地位时说“欧诗抨击时政没有苏诗那样激烈，感叹民瘼没有梅诗那样深切，艺术风格也没有苏、梅那样鲜明，但欧诗的价值以及在当时的诗歌革新中所起的作用是苏、梅所不能替代的。”原因一是他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之高之广，二是“他的创作实践力求避免当时诗风的一些偏失，包括苏诗的过于犷悍和梅诗的过于粗拙，而使诗歌归于雅化，使士人之诗具备廊庙之声的资格获取更多的人文品格。”作者还指，出欧诗的特色为“更多贯注着人文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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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诗中人文意象开始取代自然意象在诗歌创作中的主导地位。” 这对宋诗的产生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在对欧阳修诗歌特点进行阐释时，有人注重阐发其“平易”之特色，有人注重论述其“以文为诗”。胡守仁在《论欧阳修诗》一文中说：“欧诗虽有摹韩的痕迹，却一般是平易流畅、闲淡容与，风格究竟不同于韩。他是宋诗的创始人，也是其中能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3

刘宁在《论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一文中专门分析了欧阳修诗歌平易的特征，说：“平易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其核心是追求表达上的深入浅出和明白易懂”，而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不用难词和难字，“欧诗围绕说理的需要，在深入浅出的原则下，对诗歌语言、构思作出调整，在语言上，能根据内容的不同特点，灵活采用多种表达方式，融合多种语言风格，使人易知易懂；在构思上，能立足人情物理进行议论叙事，尽量将一己的好恶融化在理智的见解中，从而为说理的内容进入诗歌创造了新的表现方式。由此形成的新的诗风，在艺术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宋诗注重说理的革新要求”，这“对宋诗时代风格的发凡起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文章还指出，欧诗不以感情的鲜明热烈取胜，而以思致的宽和通达见长，其近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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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特色是思致之美。

郑孟彤《论欧阳修以文为诗的美学价值》指出，欧阳修诗的散文化有三种表现：其一是用古文式的章法写诗，讲究转折顿挫、虚实正反；其二是句子结构的散文化，彻底散行，长短句杂出，少骈偶对仗句，故意做得似对非对，句子造成散文调而非诗调；其三是诗中常用散文常用的语助词或在句子中用散文式的介词。又指出，欧诗议论的内容，一是对朝廷政策的批评。二是对小人当道的指责，三是对人生事态的慨叹。欧文议论的方式是，一是把抒情与说理、写景与议论融为一炉，其议论常置于全诗的肯綮处，或出之以形象的语言、生动的比喻，因而富有艺术感染力；二是直接铺叙，直抒胸臆，进行议论，语言饱含感情，语句凝练生动。文章还指出，欧诗散文化的美学价值，一是在于开拓了诗歌艺术美的领域，在以均衡对称、和谐圆润为美的唐诗以外建立了一种以参差错落之美取胜的美。二是在于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既保留了诗歌传统的形式而又使之具有较大的弹性，既保留了诗歌相对的整齐凝练，又接近散文的流动潇洒，使诗的节奏、声律多变，语言自然流畅，别有风趣与韵味。其议论化的美学效果，一是能给读者以认识真理、认识生活本质的东西，二是扩大了 12

《重庆师院学报》1990年第3期。 《文学遗产》1993年第1期。 3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

《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诗歌的题材领域，增强了诗歌的说理性，丰富了诗歌的构思和布局，变化了诗歌的句法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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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使诗歌具有了唐诗以外的新的韵味。

此外，意象分析是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黎烈南的《欧阳修诗词中的飞鸟意象》对欧诗中的飞鸟意象作了分析，认为它能折射出欧阳修一生各个时期的心态：早年“清闲、愉悦”，中年“融入了对国事的责任感及对人生的艰险抗争的意识，而显得更加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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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高浑深邃”。

二、关于欧阳修艳词的真伪和评价

欧阳修是否创作过大量的艳词，其《醉翁琴趣外编》中的艳词是否属他人伪作？对此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当今学者大多以为这些词并非他人伪作，但对其评价则不太一致。

胡适认为，欧阳修虽称“一代儒宗”，但并非没有侧艳之词，他说：“北宋不是一个道学的时代，作艳词并不犯禁，正人君子并不以此为讳。曾慥序《乐府雅词》，说‘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然曾慥所收入十多首内即有‘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一首，这不是艳曲吗？??欧阳修的词直接五代，仍是《花间》一派，故他的词往往与冯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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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的词相混。” 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说，欧阳修“认定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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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是有情痴’??便在人群里肆弄他的轻狂”，并认为这是他“艳词的来源”。黄畲《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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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修词笺注》认为，欧词有“二百四十首零半阕”，则是将这写艳词包含在内，以为这些艳词是欧阳修所作。

有些学者则从不同的角度指出，这些艳词并非欧阳修所作。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认为，《琴趣外编》中的艳词和六一词的作风太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同一词人的手笔。他认为，这些词相当不坏，真情而质朴，可能是刘煇的伪作，或仅是集了当时的民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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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说。 叶嘉莹在《论欧阳修词》中认为，欧阳修以游戏之笔写为小词，“在其表面所写的谴玩艳赏之豪兴中，乃往往具有极深远之含蕴”，这是我们要细心体会的，“至于在欧词中所混杂的一些鄙俚俗恶的作品，则就其表现之技巧及情意之境界而言，确实不似欧阳修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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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据谢桃坊《欧阳修词集考》考证，《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五十五首艳词皆非欧公所作，说“《景宋吉州本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三卷，收词一百九十四首，除去混入他人之作五十五首，另加上集外词《少年游》、《桃源忆故人》、《阮郎归》三首，则欧公实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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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应为一百四十二首。”

罗弘基在《欧阳修词集斟疑》一文中，从版本流传的角度考证了欧阳修的词，认为今天我们判断《醉翁琴趣外编》的真伪，一般是先假设《近体乐府》为可靠。但据作者考证，《近体乐府》是欧词的一种选本，已非原貌。而今天我们尚能见到《醉翁琴趣外编》的南宋中期本，保留了大量《近体乐府》所无的佚作。该书有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对前人怀疑为他人伪作的欧词一无所汰，这些作品多为艳词，且稍涉淫媟，如《醉蓬莱》之类；其二是除艳词外，所收词多为情感强烈之作，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等，相反，对于联章组词《采桑子》之类感情较为平和的词则弃之不取。作者认为，“《醉翁琴趣》似为南宋后期闽中书坊应妓乐之盛而编的一部欧公词选，当时庆元本《近体乐府》虽已流行，然其祖本及《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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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之类尚未绝迹，因而选编这样一本词集是完全可能的。”

有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艳词（或说恋情词）。如薛砺若在《宋词通 12

《文学遗产》1987年第1期。 《文史知识》1995年第1期。 3

吴奔星、李兴华选编《胡适诗话》第486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4

《现代学生》第3卷第8期，1933年。 5

《欧阳修词笺注·前言》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4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北平朴社1932年初版。 7

《唐宋词名家论稿》第68、6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

《文献》1986年第2期。 9

《求是学刊》1990年第3期。

论》中将欧阳修与二晏、张先并称“北宋初期四大开祖”，指出：因为欧阳修的词写得太柔媚，太女性化，与他“文以载道”的古文家身份似乎不太相称，推崇他的人以为是一种亵渎，陈振孙以为是“仇人无名子所为”，罗长源以为是刘煇伪作，“若一定就他的人品，以定词的去取，那就很危险了。以晏元献之刚峻，而词则柔媚如十七八女郎，司马温公与寇莱公之耿介，而其词亦婉柔淡远，不类其为人。何况是最富感情的欧阳永叔呢！” 又说：“我们在他的诗与散文里面，只看到他那副严肃护道的面孔，使我们将要疑心他是怎样一个古板而顽强的人呵！但我们一读他的词集，这种推断立刻就要推翻了。当我们沉醉在他那种轻柔而妩媚的作风里时，我们深深的认识了他的本来面目与心灵──一颗极强烈颤动的心—我们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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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的文章真正价值与风调。” 徐伯鸿、徐虹的《千姿百态总关情──试论欧阳修的恋情词》说，欧阳修词虽然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对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认为“欧阳修词中数量最多，写的也比较好的，却是沿袭晚唐五代题材，描写豆蔻相思、离情别恨、花前樽下的生活”，其成就在于“洗去无病呻吟之风，继之以情感人，词风清新，自然率真、隽永的恋情词”。说这些词中对所表现的女子特别是青楼女子“持同情、赞美──也有少许是持玩弄──的态度，与他在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正统、严肃的儒家卫道者的面目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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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同。”

认定这些艳词是欧阳修做的同时，有的学者认为它们体现了欧阳修风格的另一面，主张对这些艳词持平允的态度，不必赞美，也不必厚非。如邓魁英的《欧阳修在词史上的地位》认为，曾慥的这个说法之所以在南宋产生，除了人们对欧阳修人品的估计外，还可能和道学家将诗词韵语视为小道有一定的关系。作者认为，欧阳修“这部分‘浅近’、‘浮艳’的词正体现了欧阳修创作中的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写离别相思、男女恋情时，不再是典雅婉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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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比较通俗、泼辣。” 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说“在《醉翁琴趣外编》中我们就看到了他那些不同于《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它主要收录其‘雅词’）面目的俗词作品──而且有意思的是，它们又较多采用慢词长调的形式写出。”又说欧阳修的艳词是“市民阶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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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风和艺术趣味”渗透到士大夫营垒中来的结果。 洪本健在《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中指出：“欧阳修的所谓艳词中，其实有不少是描写纯洁健康的爱情生活的，以男女真诚相爱之情抗无端压抑人情之理，在冲破传统的束缚，反对旧礼教的虚伪上，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作者认为，这类词的特点是“充满热烈的情感，而活泼率真，善于表现人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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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三、欧词的成就、地位、风格及其它

对于欧阳修的词，古人已有较高的评价。冯煦在《送六十家词选》中说：“宋初大臣之为词者，??独文忠与元献，学之既至，为之亦勤，翔双鹄于交衢，驭二龙于天路。且文忠家庐陵而元献家临川，词家遂有江西一派。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之。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而论，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台静农在《宋初词人》一文中说，在欧阳修同时的词人中，只有他能够“接续晏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文章还指出，欧阳修词的成功之处在于：第一是抒情的，第二是描述自然的，第三是乐府的精神。说欧阳修词有着“丰富的感情与高超的艺术手腕，而可以同时得到一种沉著的浑厚的伟大气象，他的这种填词的力量，实在在别的作家很少看到。”又说欧阳修词是天然生动的，是有生命的，不是“照片式的”写景。其天然的音调与婉和不破的情绪，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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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读后“不禁地便生出一种悠然的遐想”。这种评价可谓相当高。钱基博在《中国文学 12

《宋词通论》第87页，开明书店1949年第三版，原1937年版。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3

《光明日报》1963年4月14日。 4

《唐宋词史》第2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

《醉翁的世界──欧阳修评传》第27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

郑振铎主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史》中也说，欧词“与晏殊容出南唐，蹊径已变，而规模未大。然思路甚隽，而笔意有二：有冶丽同晏殊，而特为深婉开秦观者；??有空灵出韦庄，而抒以疏隽开苏轼者”，又谓“晏词婉丽，尚是晚唐之风流；而欧笔屈折，已开苏词之跌宕。盖以南唐而参《花间》，此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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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开必先也。”

胡云翼在《宋词选》中对欧词的评价不高。他指出：刘熙载说欧阳修词得冯延巳之“深”，“大约是说欧比晏反映的情感真挚、深刻一点，但他主要还是写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题材的范围仍然很狭隘，我们看不出欧阳修的词和晏殊的词有什么基本的差异。”又说欧阳修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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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苏轼、秦观）的影响“比较微末”，在词的发展史上没有什么突出的意义。 这种看法基本可以代表当时的一个研究阶段的意见。

邓魁英在其《欧阳修在词史上的地位》一文中首先分析了欧阳修在诗、文与词创作成就上的不平衡现象，认为这正可以看出在当时诗文和词发展的某种不平衡状态。而欧阳修在词创作上虽不是当时最卓越的，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上有许多可取之处，在词史上占着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他的婉约词对后来李清照的婉约词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他“还有一部分直抒胸臆的词，记录了他的生活反映了他多方面的思想感情，在扩大词的题材范围、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上有着更大的意义。”文章还指出：“他在众人多作小令时已开始采用了慢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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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这在整个宋词发展中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关于这一问题，黄畲在《欧阳修词笺注》的前言中也说：“若以词调创新论，他不只有唐五代常见的小令，还填有大量的《渔家傲》的新调和《御带花》、《越溪春》、《梁州令》、《千秋岁》、《醉蓬莱》、《于飞乐》、《鼓笛慢》、《看花回》、《洞仙歌令》、《踏莎行慢》、《满路花》、《摸鱼儿》等慢词的尝试。过去一般认为扩大文人词的领域和慢词的创新（敦煌民间词已早有长调词的发现）归功于柳永，现在从欧词来看，那么词的由内容到形式的改革，就不能完全归功于柳永一人，以欧阳修一位文章钜公与同时的柳永共同提倡词体的扩大改革，其影响后来周邦彦等大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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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谱写，起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柏寒在《风花中有大家词—论欧阳修词的历史地位》中认为，欧阳修与晏殊不同，不是反映富贵闲愁，表现为圆融俊雅的风格，而是侧重把坎坷仕途的感受寄寓于词中，“把一个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在坎坷仕途上，在朋党水火中忧患凋零的真实感受写到了词里”；又注意向民歌学习，所以在题材方面较晏殊有所拓展，在艺术手法上也有更多的创造性。其词大体是呈现两种风格，一种是深婉含蓄，一种是清新疏隽。其《浪淘沙》等“联系现实，有感而发的咏史词，开了北宋末至南宋反映现实词的先河”；其即景抒情的词，“较少有晚唐五代词的脂粉气味，那清新明晰的景物，深澈隽永的情致，使词格向清疏俊洁方面发展，其后苏轼写词直抒胸臆，将词体提到与诗同等，是欧阳修开风气之先的。”作者又指出，欧阳修的爱情词通过外形描写和心理刻画，在词中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妇女形象，“把代言体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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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抒情之作”，“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进一步发挥了词的抒情功能。”（该文之题目是出自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风庭泪眼乱红时，井水传歌到四陲。坛坫从来嗤欧柳，风花中有大家词”。）

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分析了欧阳修词的“自家面目”，如温醇雅正的人格、心平气和的气象以及流露出大时代的轻松，甚至是愉悦的气氛等，这样概括欧阳修的词：“综观欧阳修词，其中既有着‘雅’的一面，又有着‘俗’的一面；既有小令，又有慢词；既反映了他的艳情、冶游的生活，又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宦途风波和地方风情；既保持了士大夫文人的艺术风貌，又吸收了一定的民间文学风味，堪称风格多样和初具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向。” 12

《中国文学史》第521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原1939年（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铅字排印本。 《宋词选》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初版。 3

《光明日报》1963年4月14日。 4

《欧阳修词笺注·前言》第9至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

《文史哲》198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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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潜《论晏殊、欧阳修词风》一文专门比较了欧、晏词风之异同，指出二人词风同出于南唐，特别受冯延巳的影响较大，其不同在于“晏词的主要特点是风流隽永、和婉明丽，而欧词则显得深致沉着，委婉蕴藉。”又说晏殊词以一种高远的意境取胜，引人遐想，欧阳修词则以描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景物形象来表现执著深沉的感情，感人深至。文章还指出，二人之语言也有不同，“晏词中极少出现感情色彩强烈的字眼，而多用经过高度提炼、富有韵味却寓于平淡的语言”；而“欧阳修词的语言则平易通畅，明白如话，部分词里还吸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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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生动的口语。” 叶嘉莹在《论欧阳修词》中指出，冯延巳、晏殊、欧阳修三家词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能掌握运用词体的要眇宜修之特质，而且都在无意中结合了自己的学养与襟抱，为词体创造出一种深隐幽微而含蕴丰美之意境。”其不同在于，冯延巳词缠绵郁结、热烈执著，晏殊的风格是圆融温润，澄澈晶莹，欧阳修的风格则是抑扬唱叹、豪宕沉挚。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于其以不同的心性感受，在写作时所结合的不同的声吻。”如果就三家词对后世词人流变之影响而言，“则冯词曾影响及于晏、欧二家；而欧阳修词则又影响及于后此之苏轼与秦观；至于晏殊词，则后人能得其温润圆融之风格者，却并不多见。”她指出，在欧阳修那些风月多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他在心性中所具有的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赏爱之深情与对生命之苦难无常的悲慨，以及他在赏爱与悲慨交杂的心情中对人生的感受和态度，她引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话：“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后，指出这对欧词而言实在是极能掌握其特色的一段评语。“欧词之所以能具有既豪放又沉着之风格的缘故，就正因为欧词在其表面看来虽有着极为飞扬的遣玩之兴，但在内中却实在又隐含有对苦难无偿之极为沉重的悲慨。赏玩之意兴使其词有豪放之气，而悲慨之感情则使其词有沉著之致。”并指出：“这两种相反相成之力量，不仅是形成欧词之特殊风格的一项重要原因，而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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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在人生之途中，虽历经挫折贬斥，而仍能自我排遣慰藉的一种精神力量。”

陈晓云在《论民间歌曲对欧阳修词的影响》一文中分析了欧阳修对民间歌曲的继承与创新，认为：1、欧阳修的某些令词与一般的小令不同，不以含蓄不露为特色，而是“感情不加掩饰地流露于字里行间，直接让人听到了主人公的心声，感受到人物难抑的情思”，写出了那些一味追求柔婉的词所不能表现的内心。2、学习注重情节描写的特点，“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生活的某一片段”，以强烈的叙事性为特点，其情节“不是借助第三者的客观叙述，而是借助任务感情的变化而得到展示，是在主人公抒情的过程中加以完成的”。3、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女性形象。4、在语言方面多用口语、俚语、双关语、谐语等。作者认为，欧阳修词对民间歌曲有意识的继承与发展使得这种词在艺术上得到了提高，“这是词曲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曲折发展中的文学现象”，在词史上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许多后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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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地接受了这种词的影响。

黄畲将欧词按内容题材分为四类：1、叙述民间俗习的一种新腔的风土词。这种腔调在欧词中特别多，“比七律之多两个三言句式的双调，在民间常作为定格联章，轮番连唱，如《十二时歌》、《五更转》、《百岁歌》等，都编来顺手，唱来随口”。欧词用《渔家傲》词牌写十二月节令的两套，主要是反映一年十二个月的应时节物景色和民间习俗，“大多是说唱文学，不掺杂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语言明白流畅，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还有同一词牌描写水乡村娃采莲词等多篇，也保留着民歌清新可喜的风格。2、描绘自然界秀丽的景物词。如写颍州西湖的十三首《采桑子》，“完整的色彩绚烂的画面，读 12

《唐宋词史》第20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福建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下卷。 3

《唐宋词名家论稿》第65至7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

起来给人以清新美好的感受”。3、艳丽婉转的抒情词。如《南歌子》把新妇快乐喜悦心情，“细腻地写的活灵活现”，描写生动逼真，《诉衷情》“体验入微地道出歌伎强颜欢笑接待客人的苦闷心情，刻画人物的情态，写的很成功”。4、寄托忠爱悲愤的慨叹词。在贬谪期间，“未能施展抱负，抑郁不得志，往往运用词这种意内言外便于寄托体裁，以惜别、伤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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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老的内容抒发个人忠爱悲愤心情，写了不少好的词篇。”

第五节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

欧阳修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文论和诗论中，文论讲文道关系，诗论以《六一诗话》为创构。现将有关的研究意见分述如下。

一、欧阳修的文道观

欧阳修的文论，一个主要内容是关于文道关系的问题，许多学者将欧阳修的“道”与韩愈以及传统的儒家之“道”作了比较，有些学者将欧阳修的“道”与即将兴起的道学家所说的“道”作了比较，并以此为参照确定欧阳修所谓“道”的特征。熊材炎在《欧阳修的文学批评概述》中认为，欧阳修在文学上推重和模仿韩愈，而在“道”的问题上则“简直不满于韩愈而推重韩愈的支下重道的一派底李翱”，指出李翱“隐隐地开启了宋代道学家的先河，而欧阳修更是紧紧的承受了这种气息，渐渐的显示些道学家的风味”，其“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似和道学家的“有德者必有言”的话一鼻孔出气，其实是他因为学者溺于文而不知道，中间不过有些微微过激的话，“他到底与道学家的不文不同，他只是觉着文思一定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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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道才能文”，他不是为求道而求道，“同时也是为着文的辉光”。 朱东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说：“古文家好言道，永叔亦言道，然细味之，其言与前人异。六一题跋，斥柳子厚甚至，其读李翱文一篇，更扬习之而抑昌黎。”又指出，他言修道与文之关系较韩愈为深刻，与乐秀才书，大旨谓道盛者文不难自至，故其敦勉后学，大率以学道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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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亟亟于学文，此其与韩愈之不同处。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指出，欧阳修步趋韩愈的地方确实很多，但进于韩愈的地方也不少，最重要的就是“事信言文”，他以“事信”释“道胜”，认为只是“知古明道”还不够，必须“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而又见之以文章”。文章的至不至及传不传，决定于事的信否大小与言的文或不文。言的文或不文是韩愈颇计较的，事的信否大小韩愈并未言及。这是欧阳修的新见解。并认为：“这种新见解对宋代文学的影响极大，一方面直接领导了议论派的事理文学，一方面间接领导了经卫派的政教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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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激起了道学派的力言作文害道，别创道流为文的文说。”

郭预衡在《论欧阳修》中指出：“欧阳修的道不同于道学家，却近似韩愈。他一面反对性理之学，一面也反对佛老。”又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却也并不等于韩愈。韩愈比较迂腐，欧阳修则比较切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出处进退、立身行事方面，欧阳修的刚正不阿、无所畏惧，又远在韩愈之上。”且欧阳修不像韩愈那样急于做官，但他却很重视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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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道”是为人之大节，而“欧阳修的各类文章都是体现着他的为人之道的”。 云天在《欧阳修的文论与北宋文风》一文中，分析欧阳修文论的特点是：“与宋代政治家、道学家的文论相并立，具有古文家一派的特点。”又指出他论作品的构成，可以归结为道、事、言三个组成部分，三者之间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又以道纯、事信、言文概括了作品的政治标准和美学标准。他还分析了欧阳修的创作论，指出：“欧阳修的创作论具体地阐明了用道的修养端正创作思想的意义，提出了道与用结合、道与行统一的修养论；致道必‘关心百事’为文当‘言以载事’，确立了创作与现实的关系；规定了文章的构成因素及其美学标准。” 12

《欧阳修词笺注·前言》第2至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文史丛刊》第1卷第1期，1935年7月。 3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1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开明书店1946年初版。 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1962年版。 5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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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青在其《北宋古文与道学》中说欧阳修的“道”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工夫而非终身学问，他的散文创作“道学气更为稀薄”，“反有些老庄、玄学一派的‘委顺自然’的意蕴了。”2

曾子鲁的《简论欧阳修的文道观》认为：欧阳修在对道的理解上，“力求把儒家的理论与北宋政治、经济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做到明确具体、切实致用；他充分肯定了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又不忽视文对道的反作用”，提出了“道胜文至”的重要观点，对宋代古文运动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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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程杰在《北宋诗文革新研究》中认为，欧阳修不满于石介等人“舍近取远，务高言而远事实”的倾向而强调“道”的平常性。在他的心目中，“道不是某种售世的资本，而是士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某种伦理教条，而是士人人生信念的准则。”因而与石介等人动辄三皇五帝、空谈古初、张皇道统不同，欧阳修更注重发明学古明道、履之以身的实践意义，“更注意鼓励士人培养道德信念，化成君子人格，然后在此基础上开出向外的功用事业。”这反映了其人生价值追求的广阔视野和积极精神。他还指出，欧阳修有一种追求垂名后世的积极精神，“垂世不朽的意识和深长的历史观念不仅激发其行道立德与文章著述的积极性，而且影响其从传之久远的目标出发对治学著文处处严格要求，带来了文学观上一些富有特色的思考和主张。”如从颜渊以德行世、千古不泯，而秦汉以来著述万千、存传百不一二的现实推导出“不可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之间”、学文之士不可以文学为止境的观点；又如他认为所谓传世传真不传伪，传大不传小，影响于碑志文写作，主张实录存真，文求简略，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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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节；在文风上主张各因其性、修辞立诚；在创作态度上主张慎重为文，期于精能等。

二、《六一诗话》及其它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随笔式的诗论著作，在诗话体制上有开创之功。朱东润说：“六一诗话与司马光续诗话，及刘攽中山诗话，在北宋诗话中称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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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虽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体兼说部，然亦有深切入细之论。” 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考述了该书的版本流传，指出：“是书以《杂书》为其前身，故撰述宗旨初非严正，《宋四库缺书目》列入小说一类，盖非无因。后世诗话之作与说部难以犁别，亦不可谓非是书为之先也。日人近藤元粹复据欧公《试笔》《归田录》二书辑其论诗之语以为附录刊入《萤雪轩丛书》中，亦可知诗话与笔记之本难犁别矣。”他还认为，后人对是书的非议也是没有道理的，“至其《诗话》中论诗之语，则多不刊之论。许印芳《诗法粹编》录其写难写之景含不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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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诸语，甚称其得文章秘要，则知此虽欧氏不经意之作，固亦自有精意可採矣。”

顾易生在《涉笔成趣精义多──欧阳修〈六一诗话〉》一文中说，《六一诗话》是欧阳修文论的重要补充，它“在发扬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对形式主义诗风方面，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还对不同风格的诗人进行了确当的评论”，“强调描写细节的真实性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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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文“富有情韵之美，声音笑貌跃然纸上。” 张华盛在《欧阳修》一书中指出，《六一诗话》是继钟嵘《诗品》之后的又一杰作，它在诗歌的来源借鉴、创作态度、艺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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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律节奏、诗的致用、诗章结构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

刘德重、张彭寅《诗话概说》指出，在《六一诗话》的“闲谈”中，可以看出欧阳修的论诗主张，从破的方面看，欧阳修不满并加以揶揄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倾向：一是像宋初九僧那样离开风云草木之类的陈词俗字便无法作诗的陋习；二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不通所造成 12

《延安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 3

《文学研究丛刊》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4

《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180至188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 5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开明书店1946年初版。 6

《宋诗话考》第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7

《文史知识》1984年第8期。 8

《欧阳修》第77至7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的弊病；三是“义理虽通，语涉浅俗可笑者”；四是“后进”学者仿效西昆体，“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的流弊”。从立的方面说，可以看出欧阳修的主张：内容上要求有真情实感，强调来自生活的亲身感受对创作的重要意义；艺术上要求进行苦思锻炼，而不赞成模仿，推重韩愈的“工于用韵”、“因难见巧”，他引述梅尧臣“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话，“实际上是从内容立意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对诗歌创作提出了贵创新、忌粗率、贵含蓄、忌浅俗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符合诗歌创作的形象特点和艺术规律的。”1

唐代韩愈有“穷苦之言易好”的主张，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又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欧阳修的话和韩愈的话是一致的，“止是韩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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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很简单，欧阳修进而有多方面的论述而已。” 葛晓音在《北宋诗文革新的曲折历程》中指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的说法“提出了要将忧思怨愤化为怨刺的问题，既比韩愈更明晰地说出了‘穷苦之言易好’的道理，又委婉地批评了柳开、石介为代表的一批困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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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只为个人叹穷嗟卑，或为求自达而一味歌诗颂圣的创作倾向。” 顾易生等人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指出：欧阳修的说法进一步接触到作家的生活遭遇对其创作成就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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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梅尧臣的惋惜，则“反映出作者思想中的矛盾”。 周裕锴在《自适与自持──宋人论诗的心理功能》一文中认为，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提出“穷而后工”说，表现出了宋人论诗的新观念：第一、对“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提出异议，因为宋代士人地位明显高于唐人；第二、韩愈理解的“穷”字属于经济范畴，欧阳修用以指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处境；第三、对“羁愁感叹之音”极为惋惜甚至轻视。文章认为这种观点对宋人的反感伤传统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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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了以“自适”、“自持”为特征的宋代诗学。

黄鸣奋在《欧阳修、苏轼的文艺价值观》中，指出欧阳修和苏轼先后提出“文如金玉，各有定价”的观点，标志着古代对艺术美本质认识的飞跃，“欧阳修、苏轼处在自唐中叶以来的文学革新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作为宋代的文坛领袖，他们从韩文默默无闻的二百年之后大行天下，看到了精金美玉的价值是不会因人们的一时偏见而埋没的，从古文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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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的确立看到了结束喧议竞争、准的无依局面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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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概说》第19至20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三）第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原中华书局1962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4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5

《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 6

《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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