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选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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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穆延柯093205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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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其对范成大的影响

提要：佛教和儒家发展到宋代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双方通过进一步斗争与融合，各自产生了新的特点；而自幼生活于宦门的范成大由于时代和自身遭遇的影响，其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当时盛行的佛学思想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成为了周汝昌先生笔下“好用释典禅语”①者，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引《说郛》卷二十载吴萃《视听钞》语：“多用释氏语”②，并且说范成大“也许是黄庭坚以后，钱谦益以前用佛典最多，最内行的名诗人”③。由于诗歌是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所以由此可见其受佛教影响很大。本文主要探讨一下宋代佛儒思想的碰撞及对范成大的影响。

关键词：佛儒思想 碰撞 范成大 影响

宋代儒佛思想的碰撞

1、禅教并重和援儒入佛

自武宗会昌灭佛，继之以五代之战乱，佛教之气运大衰。宋朝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安定社会，巩固政权，于是在建隆元年下诏保存未经后周毁废的诸路寺院，停止反佛，并对佛教采取扶植、利用和管理的宗教政策。太祖、太宗以下赵宋诸帝，除徽宗一朝稍稍排斥佛教外，基本上延续着这一国策，历代都保护并弘扬佛教，使得佛教大为兴盛，深渗宋人生活；另一方面佛教在宋代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对内，佛教各宗派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并最终形成了禅净双修兼及其他宗派的主流思想，而其简易的教义和修行方法使得佛教思想的到广泛传播。对外，援儒入佛，疏通儒佛，使之融会贯通，使得佛教更易为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宋代文人中有很多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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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38页。 钱钟书《宋诗选注》三联书店2008年9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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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的斗争和融合经南北朝、隋唐，至宋达到了顶峰，宋代佛教出现了禅教并重、援儒入佛的情况。宋代高僧延寿（904-975）针对当时天台、华严、唯识诸教相互矛盾及与禅宗的矛盾，约请三宗“知法比丘”，就佛教的一些基本问题共同讨论，并以“心宗旨要”而折中之。使得佛教内部各教派的佛法思想基本得到统一。高僧智圆（976-1022）自号“中庸子”，他宣扬儒佛合一，晚年更提出“总如为本”的见解。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而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是高僧契嵩（1007-1072），他将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佛教的慈悲、布施等教义等同起来。认为佛教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极力宣扬儒佛“心同而迹异”，盛赞中庸，大谈孝道。

2、援佛入儒

就儒家而言，宋代已经出现许多不出家受戒的佛门弟子，如杨亿、李遵勗、张商英等，还有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但却精通佛典，而很多的文人大家如王安石、二程、二苏、杨时、晁公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发掘佛教的思辨方法，建构起了一个完整的范畴体系。这个体系以“明于庶物，察于人伦”为原则，将理与气、动与静、体与用、心与物、性与情、诚与敬、仁与爱、理与欲、知与学等作为相互对应的范畴来使用，使儒学更富有思辨性和哲理性，从更高层次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人和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克立先生说，宋代儒学“以复兴儒学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受到了佛、道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重视本体论之建构和心性

①哲学中心地位之确立。”方克立先生的这句话正好谙合了宋代禅宗所

信奉的“顿悟”、“见性成佛”、“非心非佛”等学说。体现了儒家对佛教的吸收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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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训、朱保书主编《中国宋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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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代儒佛之分

虽说儒佛两家相互融合，并且都从对方那里找到了对自身有所助益的因素，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的关系，但这种融合并不是根本性的融合，是一种互为妥协的融合。其实，自从佛家传入以后，与儒家一直都处于争斗之中。但当历史的车轮转入宋代，一方面，由于汉代儒学专注章句训诂之学，其繁琐哲学使之逐渐走向僵化，有碍发展。历经唐五代，佛教开始凌驾于儒家之上。宋代儒学家基于此，才不得已吸收了佛家的讲学方式、思维方式、修养工夫等有利于儒家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外来的教派，它要在中国立足与生存，那就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当佛家的思辨哲学被宋儒吸收后，佛教自身的优势开始失去，为了求得其生存地位，它就必须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双方都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才共同抗日的，都有所妥协，只因当时的目的相同，但两党的党性、宗旨在根本上是有区别的，是不能混淆的。

同时这种融合也是一种相对片面的融合，儒家对于佛教的吸收主要表现在对它的思辨及讲学方式、性命修养等形式方面上的东西，在通过这些途径达到自身修养及思辨能力的提升后，其最终目的还是经世致用；佛教虽然也认同儒家治道学说，并认为佛教同样有利于治道，有利于社会安定。从表面上看，佛教竟然也有了入世的思想，但事实上佛教的这种入世只是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入世，它所表明的只是佛教有利于教化的功能而已，它的终极目标还是使人在明辨善恶的基础上，修己内心，向往来世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并不能就此认同智圆所说的儒佛合一，而流于表象，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其实，两者的主体性和方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从根本上来说，佛教和儒家的精神实质就是不一样的，佛教从变化、流动、无常的视觉来观察人生，认为人及其所处的环境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自身的生老病死，作为生理规律是不可改变的。人类对自由、永恒的主观追求，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形成冲突，这都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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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人生，痛苦的人生。在佛教看来，人生便是痛苦，人间世界便是苦海。因而，佛教主张人要出家修行，专心静穆，屏除百事，亦即超俗出世，以求彻底解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而儒家则重视人生的地位，并赞美人生，重视社会组织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整体结构。儒家的人生理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积极入世的。二者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合一”，更不可能简单地“合并”。 就像牟宗三说的：“人皆谓宋明儒受佛老之影响，是阳儒阴释，儒释混杂。实则宋明儒对于佛老了解实粗略，受其影响盖甚小。??故儒自是儒，道自是道，佛自是佛，虽有其共通之形态，而宗义之殊异不可泯。”①

佛儒思想对范成大的影响

范成大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一生有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诗歌创作贯穿其整个一生。诗歌作为诗人主体思想情感的载体，我们可以通过它探究到诗人的思想及生命历程，所以从范成大的诗歌中可以清楚的把握到佛家思想对范成大的一生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与范成大等传统士大夫所固有的儒家思想始终进行着激烈的碰撞，此起彼伏，但最终占据了范成大的思想之主流。

关于范成大诗歌创作的分期，今人周汝昌先生提出了“五个分期”说。他在《范成大诗选·引言》中谈到：“综观范成大一生，约略可分为五个时期：由十四、五岁始为诗文、连遭亲丧起，十年不出，为第一个时期。从习举业、中进士、初作徽州司户，这十年左右，为第二个时期。入杭作京官以下，约十年，为第三个时期。外任镇帅，亦约十年，为第四个时期。从建康告闲退休，亦约十年，为最后一个时期。②如果是对范成大的生平和对诗歌进行整体或分类研究的话，这个分期都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探究范成大的佛儒思想，这个分期则显得不太分明，所以本文将范成大的一生分为未仕时期、仕宦时期、至仕时期，以便更好的对范成大的儒佛思想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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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97、498页。 周汝昌 《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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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仕时期佛儒思想的纠结

范父雩，少蜚声太学，中宣和六年进士，以秘书郎至仕。母蔡氏，乃北宋名臣蔡襄女孙，文彦博外孙女。如此家世，忠君报国等传统儒家思想的说教肯定从小在范成大的耳边便不绝如缕。同时，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曾记曰：“公（案：指范成大）在怀抱，已识屏间字，少师（案：指范雩）力教之。年十二，遍读经史。十四能文词。”①于此可见，成大自幼时便受到其父的严格教导。这种家庭的背景和熏陶应当对成大的成长产生着极大的影响。由于家庭良好的教育，范成大在少年时代便颇具才学，并在贺韦后南归的献赋活动中脱颖而出：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言：“绍兴壬戌夏，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伯氏仲信（案，指王明清之兄王廉清）年十八，作《慈宁殿赋》以进。??奏赋之时，与范至能成大诏俱赴南宫。”②，以上表明范成大自少才学已经突显并且已具备了积极用世之心。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佛教在宋代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和自身的发展，已经深入人民的生活并且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与佛门高僧结交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史料有载，范成大十五岁时就开始常往来临安桐扣山中，与佛日净慧禅寺举上人游：范成大在淳熙四年（1177）的《题佛日净慧寺东坡题名跋》中言：“右文忠公（案，指苏轼）倅杭时送客至佛日山寺壁间所题。余年十五，往来山中，常与举上人游居其下。”③这是已知范成大与佛僧交往的最早的记录。南宋佛禅盛行，在这一世风的影响下，成大从少年时期便开始结交禅僧，并从其游历丛林、寻访名刹。

另一方面，在其诗集卷三十四《问天医赋》序：“余幼而气弱，常慕同队儿之强壮，生十四年，大病濒死。”如此年纪就经逢生死的考验，这对范成大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而次年则开始于佛门中人交游，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念，超脱社会人生附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和苦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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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275页。 孔凡礼.范成大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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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方法，或许是深深吸引范成大的一个地方，它为范成大提供了一个心灵得以庇护及安息的场所，所以这应该也是范成大自少就与佛家结缘的一个原因。

范成大在父母病故之前，生活可以说还是很富足的，其情绪也是高昂和激越的：

少年豪气合摧锋，青鬓朱颜万事慵。畴昔四愁无梦到，及时一笑有谁供。诗情饮兴如云薄，草色花光似酒醲。千里春心吟不尽，下楼分付晚烟钟。”（《登西楼》）

少年行乐怳尚记，瑶林珠树中成蹊。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

少年豪纵。袍锦团花凤。曾是京城游子，驰宝马，飞金鞚。旧游浑似梦。鬓点吴霜重。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霜天晓角·少年豪纵》）①

由上所引可以看出，在范成大青少年时期确实度过了一段放浪不羁的车马衣轻裘的快意生活：华衣宝马，驰骋京城，尽显意气豪纵的英姿；寻访青楼勾栏，留恋酒色欢娱，一派“京城游子”的举止风貌；还有酒兴诗发，秉烛夜吟的风流雅趣；雪中猎兔，奔走穷追的粗豪都形象地展现了范成大少年时代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

但是随着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范母的亡故、绍兴十三年范父的去世，范成大便移居昆山荐严资福禅寺。周必大《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曰：“少师（案：指范雩）薨。公茕然哀慕，十年不出。??无意科举。欲买山，无赀，取唐人‘只在此山中’之语，自号‘此山居士’。”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在范成大父母相继去世后，其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大不如前，不仅如此，他还要担起家中抚弟嫁妹的重任，加之以日常生计之琐屑，成大持家之艰难可想而知。范成大在遭际家庭变故之后，回忆、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生活、气性时亦曾感慨地写道：“少年豪壮今如此，略与残僧气味同”（《元日山寺》）。有与无的戏剧般的幻灭加重了他对人生变化无常的了解，加深了他对佛教思想的认同，所以在父母亡故之后，他才有了十年寄居荐严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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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8月第3、107、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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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十年寄居荐严寺期间写了不少诗歌，其中有的反映了其与寺僧的参禅悟道：“会心不在远，顷步便得之。长风吹月来，清影落半池。屋头见木叶，玲珑剪琉璃。红尘绊两足，大笑儿辈痴。老禅挽我游，高论方轩眉。??笑我两枯木，独于三冬期。”（《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时叙诵新词甚工》）；有的描写了他与寺僧的交游：“筒泉烹御米，聊共老僧倾。”（《独游虎跑泉小庵》）；“命乖逢鬼国，缘合遇篷丘”（《戏答澹庵小偈》）；“春色重来意未阑，故人一去肯复还？”（《范老前岁相别，约归括苍，便游四明，今不知何地，暇日有怀》）；更多的诗歌抒发了他自身的感悟：“衲被蒙头笼两袖，藜床无地著功名。”；“一点斜光明纸帐，悟知檐雀已穿窗。”（《宴坐庵四首》）；“丈夫解却维摩缚，八字轰开不二门。”（《病中三偈》）；“人言佛陀让三昧，断取世界如旋蓬。”（《岁旱，邑人祷第五罗汉得雨，乐先生有诗，次韵）》；“堂下心如铁，庵中语似雷。有人参此语，三个一坑埋。”（《题立雪图》）；“忆昔三生住翠微，偶来平地著征衣。山中故人应大笑，扁舟坐稳何当归？”（《癸亥日泊舟吴会亭》）；“北山山下小庵居，佛劫仙尘只故吾。八万四千空色界，不离一法认昆庐。”（《题记事册》）；“花木禅房都不见，但余蝙蝠昼群飞。”（《乌戍密印寺》）；“峰头挥手笑红尘，天人双眸洗翳昏。”；“万里西风熟粳稻，白云堆里著黄云。”（《高景庵泉亭》）。另外，他还经常参加荐严寺僧佛的莲社活动：“三十年来共葛藤，如今莲社冷如冰。茶瓜樱笋游山会，从此斋厨欠一僧。”（《题现老真》），（此诗约作于淳熙九年，上溯三十年为成大寄居荐严寺期间）。可以说这一时期，佛家思想在范成大的思想体系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他通过学习佛法，与僧人论佛，静穆苦思，参与佛寺活动等来加深对佛家思想的理解，并希望借佛法修行来看破人世的生死、幻灭和痛苦。

但值得注意的是，据《骖鸾录》载，在这十年之中，范成大尝有赴太学试之行，并在这十年中写下了很多关心时事的诗歌。其中有着意于农村之疾苦的如：“遥怜老农苦，敢厌游子倦？”（《大暑舟行含山道中，雨骤至，霆奔龙挂可骇》）；“今年那暇织绢著，明日西门卖丝去。”（《缲丝行》）；有悲感国家不振的如：“莫把江山夸北客，冷云寒水更荒凉”（《秋日二绝》）；“谩展东封图画看，不如浓酒乱平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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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露寺遗事二首》）；有描写世间不平事的如“传呼津吏至，弊盖凌高埃。嗫嚅议讥征，叫怒不可裁”（《长安闸》）；“姑不恶，怨姑还当被姑责。但愿生身复作妇，死别不如生见乐。”（《姑恶并序》）；有着意于评论历史人物的如“嫡长承祧有大伦，老公爱子本平均。”（《读唐太宗纪》）；“父子情深苦亦深，盖天神武一沾襟。”（《重读唐太宗纪》）等。这些诗歌表明范成大在遭受生死考验及家世颓变后，虽对人生痛苦及虚无有所看破，但自小父母那里因袭到的积极用世之心在其体内与佛家的摒弃外物，超脱尘世等思想进行着激烈的碰撞，其内心深处矛盾不堪。

2、仕宦时期儒家思想的凸显

周必大在《资政殿大学士赠银青光禄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中所记范雩同年王葆对成大所言“子之先君，期尔禄仕，志可违乎！”①从字面上来看，范成大转入仕宦生涯的原因乃是其父辈好友的诘责以及恐有违父命，但从上文所提到的范成大自少所经受的教育及其在荐严寺十年的矛盾思想可以看出，潜藏在范成大骨子里的文人士大夫的儒家入世用世之心才是真正促使他进入宦途的根本原因，而王葆之诘责与不敢有违父命都只是外因，这种借口就像吴梅村非不欲殉人主，奈何其母尚在一样。但无论如何，随着范成大的应试成功，其三十年的儒家治世功业就此展开，儒家积极用命的思想在这三十年中占据了其思想的主流。

作为文人的范成大在三十年官宦生涯中的业绩是可圈可点的：在处州任上，设法兴修水利，灌溉很广，又在当地人自创的基础上设立了义役法，使胥吏无法措手贪索，减轻了役法害民的程度，处州因为丁钱重得连男婴都不敢养育，他也设法请减；在起居舍人任上，曾就处理狱犯的酷虐和两浙丁钱太重等问题上书进言，均获得了一些采纳。在范成大的官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在出使金国是表现出来了那种不畏强权，舍身为国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传统文人士大夫忠君爱国思想的最有力的体现。后来他流转于静江、成都、明州、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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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山.范成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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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地方大吏。在静江，他抑制监司以解州县盐税之苟敛，对边区人们平等对待，深受百姓尊重；在四川能够治兵选将，施利惠农，边防得到巩固，并且减酒税，停科籴；在明州罢虐政；在建康移军米赈济灾民，减租米，代下户输纳秋苗钱和丁钱。在这些任上，他都能在职权范围之内或多或少的施行一些善政，做到了入世文人身忧家国，心系天下的宏伟壮志。

然而范成大在仕宦生涯期间也未曾中断与僧佛的交往：“一枕清风四十霜，孤生无处话凄凉。相看有庞眉客，还在云丘旧草堂。”；“青山面目想依依，水石风林入梦思。白发苍颜心故在，只如当日看山时。”（《赠举书记归云丘》）。诗中叙述了范成大和慧举禅师长达数十年的交谊和思念之情。此外，淳熙七年（1180年）范成大在知明州时，曾请名僧足庵禅师智鉴主报恩寺、石窗禅师法恭住雪窦。此后无论是居官在外，还是归返故里，范成大都与这些早年的方外友人保持着交往关系，时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现老卒后，范成大感伤地写道：“三十年来共葛藤，如今莲社冷如冰。茶瓜樱笋游山会，从此斋厨欠一僧。”（《题现老真》）。淳熙十二年（1185年），诗人在《再赠寿老》的诗后注曰：“顷与海斋兄游洞庭、林屋，并澹庵现老、眉庵寿老偕。今十年矣。寿老见过话旧事，二澹已为古人。”此中均可看出范成大与这些佛僧交往之深、之密。范成大与佛智禅师也相知甚厚。范氏友人卫泾称“初，范公成大与师厚。至范公欲得师住承天，则师曰：‘愿从公杖履行，不愿承天也。’范公每谓师‘佛名而儒行’。故余因范公知师甚详。及观师之始终一念于君师父母者，则范公之言信矣。”由此可以看出范成大在仕宦期间并未中断与佛门的交游，我们也可轻易地得出结论，在其为官任上也并未放弃对佛法的参悟。

当范成大不得志或饱受羁旅行役之苦时，其诗歌便也会流露出社会人生对人的种种束缚的不满和对出世生活的向往。范成大在徽州参军任上共历三位州官，说明他在这一时期的宦途是很沉滞的，参看《范成大年谱》就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他基本上是没有作为的，所记之事也不过是与同僚的酬唱和送别，总是一些反反复复的迎来送往。而在他的诗歌中也大部分是这些应景性的诗作，没有什么真实情感。而真正让人咂摸出味道的是《竹下》：“我亦縻斗升，三年去丘壑。二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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