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古代青铜文化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云南古代青铜文化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

——访我国著名古代铜鼓研究专家李昆声教授

李昆声：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铜鼓研究领军人物，著有《李昆声文物考古论集》、《云南艺术史》和《云南文物古迹》等专著，最近与黄德荣合写《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一书，引起国际国内铜鼓研究专家的关注和好评。

记者：云南古代青铜文化创造了辉煌，至今以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史上闪耀着独特而璀璨的光芒，云南青铜文化在考古和研究方面，取得了那些主要的成果，您认为云南青铜文化在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史上处于什么地位？

李昆声：云南青铜时代的考古最重要的成果是出版了《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呈贡天子庙滇墓》、《昆明羊甫头墓地》等一批专著和发掘报告。江川李家山、昆明

羊甫头、剑川海门口等青铜时代墓地和遗址均曾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云南青铜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中国青铜时代。云南青铜时代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

记者：云南青铜时代还有多少未解之谜？云南青铜文化研究主要应在哪些方面重点突破？

李昆声：首先，云南青铜时代的起源至今是个未解之谜。云南青铜时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何地区发源？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中国青铜时代起源于夏代，即公元前2070年开始，结束于春秋，即公元前476年，长达1500多年。从云南现有的考古资料看，云南青铜时代结束于西汉末期，大致可以定在公元1世纪.开始于何时呢？根据近60年云南考古发掘的资料，云南青铜时代最早的地点是剑川海门口遗址。经过1957年和1978年的两次发掘和年代的测定，通常取公元前1115年这个数据，那就是商代末期。省外有几位中青年学者认为太早，发表论文把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推迟到春秋时期。因为他们不了解云南的考古资料，我们也不必和他们一般见识。2008年元月至5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剑川海门口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达1395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这个遗址内早期大型“干栏式”建筑的建筑面积达2万至2.5万平方米，此次发掘清理出建筑构件桩柱和横木4000余根。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到青铜时代的超大型的、滨水而居的“干栏式”建筑聚落。省考古所的闵锐副研究员把海门口遗址的年代分为三期，属于早期青铜时代的第二期，可能会早到距今3800多年，比过去已知的云南最早的青铜时代的年代要早

六、七百年。也就是说，云南可能在夏代早期就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了。所以，我们对云南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和古文明的水平就不应低估和妄自菲薄。 从宏观上来讲，云南青铜文化的研究应该重点解决云南青铜文化的来源。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起源的时间为距今3800年（即夏代早期）的剑川海门口第二期是不是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还有没有更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或墓葬？关于起源地从目前考古资料上来看，滇西青铜文化早于滇池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最终要确定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滇西地区还有待于更多新的田野考古资料的发现。

从微观上来说，云南青铜文化的许多个案研究，某些青铜器的定名并不准确，起源、发展和演变规律尚不清楚。云南青铜器上的一些花纹和立体雕塑所表达的意义尚无科学合理的解释，因为云南青铜时代并没有文字，这些图像和纹饰的实际功能就相当于文字。

记者：请您重点谈谈李家山青铜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以青铜文化为依托发展当地的青铜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李昆声：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苏秉琦教授的理论指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是遵循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模式发展演进的。

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属于战国西汉时期一个方国创造的青铜文化。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出现在战国时期，此时中国内地正处于诸侯林立、群雄割据、东周王室衰微时期。到秦帝国统一中国和随后的汉帝国取而代之，江川李家山属汉帝国版图下的一个方国，到东汉时消失。

江川李家山古墓群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第二次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表明了李家山青铜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两次发掘86座古墓，共获青铜器近4000件、金银器约6000件、玉器4000件，以及陶器、竹器、木器、漆器、玛瑙、水晶、琉璃、海贝、琥珀、蚀花石髓珠等一大批珍贵文物。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前后延续长达500多年之久，在我国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为依托，发展江川县乃至整个玉溪市的旅游业的思路很好。江川县振兴旅游业的口号“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很响亮、很生动！人们常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中国是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文物在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像江川李家山青铜文化所拥有的无比珍贵的文物，对发展当地旅游业，无疑是最重要的闪光点。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价值、，均堪称国际一流。应设计专门的李家山青铜文化之旅游路线，出版一批介绍李家山青铜文化的系列科普读物，拍摄李家山青铜文化电视科教专题片，重建或扩建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使其能陈列展览更多的李家山青铜时代文物，目前的馆比较狭小而又陈旧，完全不适应发展旅游与文化产业的要求。 记者：您是古代铜鼓研究的著名专家，请介绍下我国古代铜鼓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以及最新研究成果。此外，您提出世界古代铜鼓最早起源于中国云南的滇中和滇西，也就是说云南是古代铜鼓发源地之一，依据是什么？

李昆声：铜鼓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在1902年，奥地利学者弗兰茨·黑格尔就出版了《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开创了用

考古类型学方法对铜鼓进行分类的先河。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铜鼓研究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铜鼓研究的著作和专家主要集中在中国、越南和日本。从1988年至今2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中国昆明、南宁、贵阳、桂林、文山召开过5次铜鼓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国学者出版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主编的《中国古代铜鼓》（1988年出版）；蒋廷瑜著《古代铜鼓通论》（1999年出版）；李伟卿著《铜鼓及其纹饰》（2000年出版）；崔剑峰、吴小红著《铅同位素考古研究》（2008年出版）；李昆声、黄德荣著《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2009年出版）以及集体编著的《文山铜鼓》（2004年出版）、《河池铜鼓》（2009年出版）等。 关于铜鼓研究中，国际上争论最多，也是聚讼难决的问题是古代铜鼓起源地的问题。越南学者坚持说铜鼓起源于越南北方。中国学者则认为起源于云南。1980年，我和黄德荣先生最早在《昆明师院学报》上发表论文，提出古代铜鼓起源于滇中至滇西地带。当时可供研究万家坝型铜鼓仅有16面，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在云南楚雄万家坝科学发掘出土的5面万家坝型铜鼓，用碳十四测定年代为春秋时期，共生器物群的研究与测定年代吻合。确认为世界最早的铜鼓。1990年，我们在《考古》杂志上著文，再次重申这一观点，那时的研究资料已有29面万家坝型铜鼓。2007年我们在《考古学报》上发表近四万字的长篇论文《再论万家坝型铜鼓》，当时全世界已发现62面万家坝型铜鼓。我国学者用同位素方法确认，滇中至滇西是万家坝型铜鼓矿料产源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用实验室的数据支持世界铜鼓起源地在滇中至滇西地带的观点。

再造古滇国青铜文化辉煌

—江川：将延续了四个朝代的奇迹推向未来

《古滇神韵》音乐会

祭祀贮贝器

开栏的话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走进古滇国青铜文化征文”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了。

征文启事刊发后，引起社会和读者的关注，我们收到不少读者、作者和专家的稿件和来信。今天，刊发本报记者深入古滇国青铜文化发源地之一江川采访的报道和对铜鼓研究专家李昆声的专访，以后将陆续择优刊发来稿和记者采写的稿件。

云南古滇国青铜文化光辉灿烂，在全国乃至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云南古代青铜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是云南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晋宁石寨山的滇王印、楚雄万家坝和铜鼓之乡文山的铜鼓、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墓地??遍布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工艺、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折射出云南古代青铜文化的辉煌，透出古代云南独特的文化景观和当时的社会生产生活信息。挖掘、发现、研究、弘扬古滇国青铜文化，对于促进我省文化建设、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具有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田欣在考察江川时，提出开发古滇国青铜文化、打造青铜文化产业， 并要求把古滇文化、青铜文化与旅游相结合，以资产为纽带，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共同开发古滇国青铜文化。这为我省开发、保护古滇国青铜文化提供了发展思路。本次征文活动，是宣传古滇国青铜文化的一次历史与现实的文化之旅，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对古滇国青铜文化会有新的发现和认识，为打造古滇国青铜文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夏秋之交，我们与江川亲密接触，站在这古滇王国文明的源头，耳濡目染的是一部青铜镂刻浇铸的古滇王国的《史记》，是厚重而充满铿锵质感的又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两千多年前，抚仙湖畔的古滇王国，奇迹般地崛起，五百年后谜一般地消失，留下了无尽的猜想和悬念。但数千件用青铜器皿那形象可感的、掷地有声的“特殊语言”，又为我们留下了解读这个神秘王国的历史巨著。李家山的青铜文明之光，至今依然烛照着当代人，在回望和洞明古滇国这个充满神秘奇幻色彩的古王国时，从中汲取到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为书写江川今天的灿烂辉煌，去揭开那深埋了两千年的伏笔，传承这片沃土上曾经的斑斓璀璨，将延续了四个朝代的古滇国奇迹彪炳向未来。 历史文化丰赡遗产富可敌国

流连于江川县青铜博物馆，三千多件（套）生动精美的青铜器物，是该县富可敌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给予了我们和世界的不仅是震撼，还有渺无涯际的想象。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堪称无与伦比的国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上海博物馆馆长说，李家山现出土的青铜文物只需三分之一就可建成一个世界一流的青铜器博物馆。诚哉，斯言！

这些可与古罗马雕塑媲美的艺术瑰宝，诠释着古滇国卓尔不凡的史前文明。从那些青铜浇铸的“象形文字”，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古滇国水草肥美、国泰民安的迷人景象。这个由西南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奴隶制王国，奇迹般兴起，繁盛于战国至西汉时代，被正式纳入大汉帝国版图，其国王被册封为诸侯王滇王，并赐予“滇王之印”。滇国鼎盛之时，雄踞滇中腹地，与

贵州西部夜郎国并驾齐驱，声威震撼云贵高原，影响远播东南亚半岛，直到东汉时倏忽消隐。

与古滇国早期同时，中原大地正旷日持久地进行着“大一统”的社会变革，王公贵族掠土封疆，互不相属，而李家山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牛线盒”，传递的却是古滇国天下一统的信息。盒盖上，四头牛安立于东南西北四方，一头体格健硕、双角粗壮有力的牛昂首睁目雄踞其中，显示出“中央”一统天下的权威地位和天圆地方的哲学思想。

古滇国，“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仅就李家山一地发掘的青铜器看，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形制之独特，做工之精美，在世界青铜考古史上首屈一指。在中原地区仅将青铜铸为祭祀的宗法重器和兵器时，古滇国人却将尊贵的青铜农具视为寻常之物，田间地头，到处翻飞着雕花绣朵、图案精美的铜锄、铜铲、铜镰；举手投足间，铜碗、铜钵、铜饰品??应有尽有。

古滇国的富庶强盛，已通过璀璨斑斓的青铜器物，不着一字，尽显出其风流。大一统的江山社稷，较发达的稻作文明，蜀身毒道的通商贸易，给古滇国带来了高速的发展，牛羊、铜鼓、贝币、珠宝、黄金??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发展阶段创造的财富，这个史前王国早已拥有。古滇国的国力执云贵高原及东南亚地区牛耳，人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他们腰系金腰带，手戴大玉镯，胸佩金项链;武士们手套金板指，胸佩兽形金饰。腰挎金鞘铜剑；首领、酋长则拥有镶金铜鼓，用金杯饮酒，极尽奢华，令后人惊羡不已的五金宝货尽在囊中。

国力的强盛使古滇王国先民崇尚自然、张扬个性、自由开放、风情万种。在农耕渔猎之余，人们尽情地享乐歌舞。古滇王国还是西南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开放的国度引得万方来朝，八方商人、南北民族都在这里汇聚，不少人甚至在滇长期居住。繁荣的商贸还带来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古滇国的繁华盛景，凝结成了铮铮铜器，凛然彪炳后世千秋。 孕育青铜文明的神奇母土

江川，正是这片丰沃的母土，孕育了堪称世界奇观的古滇青铜文明。这里两湖环绕，水肥鱼跃，物阜民丰，地灵人杰。

江川因水而美，是名副其实的高原水乡。境内百里湖光，山环水绕，河流交错，景致迷人。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有两个在江川境内。抚仙湖水浩渺清澈，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星云湖因夜间星云皎洁，银河照映湖心而得名，湖面清波荡漾，水天一色。江川风景名胜众多，有“巍然形胜冠南州”的孤山岛、“武当别院”碧云寺，“阳光-沙滩-碧浪”的阳光海岸，更有“两湖相交，鱼不往来”的界鱼石、鱼会嗑瓜子的神鱼泉及孤山青鱼阵、“车水捕鱼”等奇观。投资4.5亿元的云南最大的水利、环保工程——抚仙湖、星云湖出流改道工程，是江川又一壮丽的生态景观；2500亩湖滨湿地是云南最大的自然生态湿地。

江川因水兴渔，星云湖因而成为了天然的淡水鱼养殖场，所产大头鱼和抚仙湖的抗浪鱼久负盛名，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节庆活动和辐射西南的淡水鱼交易中心。云南江川“开渔节”暨高原湖泊水产品交易会已成为在全省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节庆活动。

江川不仅地灵，更有人杰。抚仙湖、星云湖孕育了一代代英雄豪杰和名家名将。被誉为“滇中完人”的护国名将唐淮源、与朱德并列滇军“四大金刚”的金汉鼎，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孙中山亲手题词“邦家之光”的抗日名将鲁子材以及书法名家杨嘉善、普文治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悠悠古乐翻作新韵出华彩

跨越古今的青铜器物，无声地在当今揭开了古滇国的惊世之美；当美丽的抚仙湖畔响起悠悠古乐声，一群头挽高髻、身着古朴雅致对襟长衫的乐师，演奏着古滇音律，描绘着人们心中绚丽的古滇国??这具有穿透力的声音又将每位聆听者的思绪带入时光隧道，回到两干多年前的古滇国。这是江川县“古滇国乐队”为再现古滇国昔日的璀璨而推出演奏的一台名为《古滇神韵》的音乐会。

滇国魂远水乡在，古曲新韵出华彩。洪亮的编钟，一声声敲打出古滇国太平盛世强音，古琴悠扬，弹奏出古滇民的离合悲欢。一曲《古滇明月》拉开了这一台音乐会的序幕。开篇乐曲的柔美旋律，为听众呈现出一幅风清月白的夜景，充满诗情画意。弹拨乐器轻快的节奏，编钟、云锣的空旷音色，形象地描绘出一片浩瀚的夜空，让人沉浸于恬静的美好岁月中。

江川县“古滇国乐队”通过《古滇神韵》音乐会，把近些年来整理的涉及古滇国人民节庆、打猎、祭祀、农耕、娱乐、军事等约13首乐曲一一搬上了舞台，其中的《农耕曲》《神农祭》《滇中舞曲》《庆典》等，或高亢激昂，或轻柔舒缓，或反复咏叹，乐师们精湛的技艺将人们的思绪，时而带到扣人心弦的狩猎现场，时而带到金秋时节欢快的打谷场上，闭眼聆听，似

可看到伴随着古朴的旋律，滇国先祖身披历史风尘，捧着牛虎铜案，从远古走来。乐师们在用声音再现两千多年前的绚丽画卷。

江川李家山墓地曾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青铜铸造的葫芦笙、一套6枚编钟和其他乐器，一件扣饰上还铸有18人手拉手的“圆圈舞”高浮雕图案，这些都是反映古滇国音乐、舞蹈表演的活化石。秉承这种精神而建立的江川县“古滇国乐队”，成员由江川本土艺人组成，最年长的乐师年过六旬。他们通过对古滇国青铜文化、民间习俗的研究，对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创作并演奏了《古滇神韵》音乐会。江川人，以不拘一格的多样化形式，将传统文化很好地加以传承和推崇，《古滇神韵》的音乐会，让他们的先民铸造的古老而鲜活的文化灵魂，更深深地扎根于丰厚的民间沃土。 以古滇之魂打造后古滇盛世

拥有古滇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抚仙湖美丽的自然风光，当今的江川县开发旅游文化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古滇国后人正意气风发地奋力以古滇之魂打造后古滇盛世，再一次在灵山秀水间构想并实现着走向未来的蓝图。他们正致力于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拓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培养形成一批大而强的文化企业集团，实现文化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把江川建成抚仙湖康体健身、休闲度假、商务会展、古滇青铜文化和体育培训五大旅游产品基地，使江川的文化产业达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

江川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紧紧围绕“把两湖打造成对内接省内外、对外连接东盟的国际性高原湖泊休闲度假目的地和运动生态胜地”的目标，大力规划、开发和建设“两环四片区”，积极引进和推进重大项目建设，重

点打造“高原湖泊度假游”、“水乡饮食美味游”、“生态运动保健游”、“渔文化游”、“古滇国文化游”等类型多样的旅游精品区，逐步形成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品种齐全的旅游产品体系，不断提升旅游接待的档次和水平、掘深厚的文化内涵，不断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变成为经济发展优势，真正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为江川的支柱产业。宣传打造“滇国故里，高原水乡，青铜文化源头，古滇国中心” 。

文化是江川旅游的灵魂，湖泊生态是江川旅游的根，休闲养生是江川旅游的本。江川始终坚持用深厚的文化底蕴熔铸旅游产业，以旅游业为载体开发特色文化资源，探索出了一条“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开发结合、文化与旅游联姻”的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路；始终坚持走高端休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子，打造了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化、湖泊生态产业化的和谐美景。经过多年发展，以古滇青铜文化为内涵，以抚仙湖风光为载体，以孤山景区为中心，以特色旅游品牌为依托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综合接待能力和经济效益逐年上升。文化旅游业正逐步成为江川的潜力产业和新兴产业。

立足新的发展起点，江川确立了建设环境优美、特色突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适宜人居住的高原湖泊生态县的宏伟目标。江川紧紧抓住国家把云南作为旅游规划示范省及省政府把抚仙湖——星云湖确定为生态建设与旅游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的机遇，围绕把抚仙湖——星云湖打造成“对内连接省内外、对外连接东盟的国际性高原湖泊休闲度假目的地和运动生态保健胜地”的目标，重点规划、开发、建设环抚仙湖、星云湖“两环四片区”，重点打造“高原湖泊度假游”、“水乡饮食美味游”、“生态运动保健游”、

“渔文化游”、“古滇国文化游”等类型多样的旅游精品区，着力构建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品种齐全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

一个古老文明与现代元素和谐共生的高原湖泊生态县，既有远古的辉煌文明，又有大自然厚赐的一流自然生态，既有四季如春的气候，又据畅通快捷的交通区位。随着高端休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旅游体系的完善，江川这块热土必将成为养生保健的胜地，成为旅游休闲的乐园，成为享受高原海滩风光的天堂，成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倾两湖深情，迎四海嘉宾；走进古滇国，探秘抚仙湖。近期江川县委书记张延明在2009年世界文化旅游论坛上作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代表江川人民，向世界各地发出了最诚挚的邀请??

云南文山是中国古代“铜鼓文化”又一中心

被视为中国西南和东南亚民族文化的重要代表——“铜鼓文化”研究近来有了新进展。地处西南山区、与越南接壤的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因发现种类繁多的铜鼓，而被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铜鼓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同时还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铜鼓自100多年前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对于铜鼓起源地之争，多数学者赞同其诞生于云南。1975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久远的铜鼓。近年来，在云南文山陆续出土和发现民间收藏的138面铜鼓。其中已确认有6面是最早类型的万家坝型铜鼓，分布密度仅次于楚雄。铜鼓研究专家、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昆声教授考证，这些铜鼓出现的时代大约在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

与整个万家坝铜鼓的年代框架一致，因此他提出，云南文山很可能是除楚雄外铜鼓的又一个诞生地。

学者们认为，文山在铜鼓演变过程中也有特殊地位。1919年出土于文山广南县的石寨山型铜鼓，是万家坝铜鼓之后的又一代表类型，因造型精美、花纹繁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鼓面上有明显的万家坝型花纹“遗传”。北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云南早期铜鼓进行铅同位素分析，认为广南鼓矿料来源于滇中地区。李昆声等人提出，这证明文山在最早的万家坝铜鼓向石寨山铜鼓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铜鼓文化在东南亚国家也曾一度兴盛，尤其是在越南，铜鼓蕴藏数量仅次于中国，至今越南仍以铜鼓作为国家的一个象征。云南中部地区、广西和越南北部被看作铜鼓分布的三大中心地带。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铜鼓传播的路线大体上是自滇西、滇中一带，逐步向东和向南扩散。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品流通重要驿道的文山，恰好处于三大中心的枢纽位置，因此还可以把文山看作铜鼓传播和民族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

对于铜鼓的历史地位，学术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称。公元前七世纪，当中原“青铜时代”逐渐衰落时，与中原文明中“鼎”一样占有重要地位的铜鼓，开始在中国长江以南和东南亚许多民族中诞生和流传。

不少学者认为，铜鼓铸造技术与中原青铜铸造一脉相承。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研究员指出，铜鼓纹饰中有太阳纹、云雷纹、蛙纹等，描绘了龙舟竞渡、集体围猎等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点的图案。这些都印证了中原文化与南方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共同组成了丰富博大的中华文化。同时，“铜鼓文化”纵横上万里，绵延数千年，从中国

南方到东南亚半岛，都共同拥有造型各异的铜鼓，这正是铜鼓受到国际上多领域学者研究重视的关键原因。

古代云南与老挝的佛教文化交流

作者：吴平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点击数：301

古代云南与老挝的佛教文化交流 吴平

作者职称职务：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古籍部主任

[内容提要]有关古代云南与老挝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空白，主要原因在于资料匮乏。本文从中国古籍中搜罗了一些资料，对古代云南与老挝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作了一番粗线条的论述，意在抛砖引玉。 [关键词]云南 老挝 佛教文化

老挝与中国的云南省有着860公里的边界，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由于自然的地理条件，同一脉络的山峰和同一源头的河流把云南人民与老挝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山相依，水相连，使得云南与老挝的经济联系与文化交流有着密切而悠久的历史，佛教文化交流也不例外。

早在老挝建国之前，两国人民就有了往来和接触。老挝邻近云南的地区在三国东吴时称“堂明”或“道明”。东吴黄武六年（227），堂明遣使来贡，揭开了两国交往的序幕。公元七世纪后期，大约相当于中国唐高宗时，真腊分成南北两半。北半部多山阜，号称陆真腊，国都建在文单城（今老挝万象），又称文单国，所统治的区域包括今老挝的南部地区，与云南的南诏国接界。文单国是中国的一个亲密邻邦，与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曾先后四次向唐朝

派遣使者，唐朝每次都给予盛情接待。

佛教传入老挝，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以前，现在下寮占巴塞著名的佛教古刹瓦普寺，就是当年佛教初传老挝的遗迹。不过当时佛教还不兴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崇拜大自在天的婆罗门教和原始的拜神信鬼活动。这在中国史书中有所记载：“国尚佛道及天神，天神为大，佛道次之。”（1） 从公元八世纪中叶起，割据云南的南诏国的统治势力曾经到达老挝北部。《南诏德化碑》记载：“建都镇塞，银生于墨觜之乡。”（2）即在“墨觜”（傣族）人居住的地方建筑城镇，设银生节度。《蛮书》也有记载：“银生城（在今西双版纳境内）在扑赕之南，??东南有通镫川，??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3）这里所说的通镫川、送江川、邛鹅川、林记川，地理位置在现在老挝北部的会晒、琅勃拉邦、丰沙里等地，当时在银生节度（驻银生城）的管辖范围之内。在《南诏德化碑》的碑阴职官题名中有“大军将赏二色绫袍金带赵龙细利”，南诏的大军将在朝内随清平官议政，出外镇守重要城镇担任节度使。

南诏在征服了各地区的傣族之后，便设置了永昌、镇西、开南、银生等节度来对各地的傣族进行军事管理。这种军事管理往往又是利用傣族原有的地方政权来进行的，而且直接任命傣族中的首领担任节度使。唐代，西双版纳（时称勐泐）的傣族先民建立了“茫乃”地方政权，即勐泐王国。据尤中先生考证，“赵龙细利”就是勐泐王，同时担任南诏国的银生节度使。（4）“赵龙”即“召龙”，傣语音译，意为“大官人”，“细利”是巴利文音译，意为“吉利”、“光华”。泰国学者素察?蒲媚波里叻认为：“不管是哪个民族，总是喜欢用自己民族的或是自己所信奉的宗教的语言的美好词语来命名，取其吉祥的意思。??在《泐史》这一书中，也出现在一千年前便有西双版

纳一些傣泐部落的首领用巴利文或梵文来命名的名字，如‘照巴沙嘎’、‘照素拉旺’、‘照喃玛占’等，这是不是因为受到来自南诏的大乘佛教的影响的缘故？”（5）用宗教词语取名是客观事实，说西双版纳的佛教受南诏大乘佛教的影响却不是事实。据勐混总佛寺保存的《佛陀史话》记载：公元615年，佛教从缅甸孟族地区传入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一座佛寺——瓦巴姐寺，取代了该地区原有的祭祀祖先的社神。还有一种说法是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也只是口耳相传，亦未建立正规的僧团。可见自公元7世纪起，也就是南诏建国前，南传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南诏的势力到达西双版纳地区后，大乘佛教应该对这一地区有所影响，只是由于资料匮乏，无从知晓。

佛教从印度、缅甸、西藏、中原等地传入南诏，其中以中原佛教的影响最大。南诏从国王到臣民均崇奉佛教，融合中印文化且带有地方民族色彩的大乘佛教也应该在这个时候从西双版纳地区传入老挝的上寮地区，至今居住在长山山脉西坡的山地泰人还在信奉大乘佛教，祖先崇拜也十分浓厚。（6） 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帕雅真（又名叭真）统一了西双版纳各邦，以景洪为都城，建立了“景咙金殿国”。帕雅真尊崇佛教，自称“景咙金殿国至尊佛主”，既是国王，又是佛主，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景咙金殿国是大理国的藩属国，并随大理国同奉宋朝皇帝为共主。大理国王特意用黑色大理石做了一个有龙佛图案的石雕送给帕雅真，其用意是让龙和佛的光辉照耀两国人民平安幸福。宋孝宗也派遣使者至景咙金殿国颁发虎头金印，“命为一方之主”。（7）

帕雅真还将兰那（今泰国北部清莱府至清迈府北部一带地区）、勐老（今老挝北部、中部）、勐交（今缅甸南掸邦之地和泰国清迈府北部地带）等邦

国降为属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这些属国共尊帕雅真为盟主，政治上形成了一体化。

景咙金殿国实行封建领主制，土地王有，王权世袭，采邑分封。据《泐史》记载：“叭真生四子：长子名匋伻冷，食采于兰那；次子名匋埃伻，食采于勐交；三子名匋伊钪冷，食采于勐老；四子名匋钪冷，后继父为景咙金殿国至尊佛主。”（8）

景洪、勐老、勐交、兰那等地区的联合统一，促使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从原始分散的部落状态跨入封建文明的境界，在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时，以景洪为中心的西双版纳、以琅勃拉邦为中心的老挝北部、以景栋为中心的勐交、以清线为中心的兰那共同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区，这表明政治上的统一必将带来佛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和。

元朝军队进入大理国前夕，勐老（老告）与景咙国分裂。元朝军队征讨八百媳妇国时，经车里（今西双版纳），降服景咙国王，设立车里军民总管府。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夏，车里军民总管府“总管率各酋长求净土密要于大理崇圣寺。”（9）通过这一条间接资料，可以推断大乘佛教通过西双版纳影响到毗邻的老挝。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老挝主动向元朝廷入贡，元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隶属云南行省。

公元1353年，法昂率领军队占领了琅勃拉邦，建立了澜沧王国。元朝也在公元1368年被朱元璋推翻。澜沧王国各民族统一局面的形成，明朝与海外各国交往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与老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明建文二年（1400），澜沧王国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位使者，此后一直至公元1613年，据《明实录》记载，老挝共向明朝派遣使者34次，明

朝向老挝派遣使者9次。永乐二年（1404），明朝正式在老挝设立“军民宣慰使司”，这是出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对澜沧王国进行形式上的管辖，对其内政并不加以干涉。老挝到中国朝贡和贸易所带多为大象等物，时间一长，形成了一条“贡象道路”。（10）这既是官方往来的通道，又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的商道。

明朝末年，澜沧王国被缅甸东吁王朝侵占，丧失了独立，导致中国与老挝的交往中断。公元1707年和1713年，琅勃拉邦和占巴塞分别独立，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到了清雍正年间，老挝国内的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北部的琅勃拉邦国（南掌国） 又开始了与中国的交往。据《清实录》记载，自雍正七年（1729）至咸丰三年（1853），清朝共正式接待南掌国使臣19次。 清朝没有沿袭明朝的做法，而是正式承认南掌国为清王朝的属国，保持定期的朝贡关系。南掌国对此受宠若惊，感恩不尽，他们用佛教的仪礼来迎接清朝皇帝的敕书。据鄂尔泰《朱批鄂太保奏折》所载：“[雍正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南掌国夷目叭猛花等进贡回滇，臣委员照看起程，并差目兵二名，暨土把总召猛比伴送回国。嗣据普洱总兵官邱名扬、知府终世阴等禀报，该差等伴送夷目，于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该国界内之戈奈地方，有猛洒、叭先率领数百人于五十里外跪道迎接，将敕书安设龙亭，供奉缅寺。??该国王岛孙，先差大叭目四员，带领二千余人，备金银彩花龙船四十余号，设龙亭香案，亲出五十里外，跪迎至新造公馆内。供奉敕书御赐毕，岛孙行三跪九叩头礼，复斋戒三日，始恭迎进署，行礼如初，然后叭猛花敬捧敕书，跪授岛孙。”（11）

佛像、佛经也成为两国政府之间互相馈赠的物品。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高宗八十寿辰，“南掌国王召温猛遣头目等庆万寿，进驯象二，

与年贡驯象二并进。特赐国王玉佛、如意、御书扇。”（12）乾隆六十年（1795），“南掌国王遣陪臣叭猛先、叭整烘等十六人祝厘赍蒲叶表文恭进《长生经》一卷、象牙四十、夷锦十、阿魏二十斤。《会典事例》：??八月初三，于万树园特赐缅甸国王、南掌国王玉佛、如意各一、玉朝珠各一盘、金字佛经各一部。”（13）

通过交流，中国人对老挝的佛教有所了解，在古文献中也有了对老挝佛教的描述：

老挝一番僧，驻锡水涯，水内白龟长阔丈余。僧每诵经，龟必出听，僧若出游水陆，背乘往还。至今尚存。僧固高僧，而龟亦神龟也。（14） 八百馆八百大甸，??其俗事佛敬僧，见客无跪拜之节，把手为礼，男女皆刺花样眉目间以为饰。老挝、车里亦如之。（15）

老挝人??务耕种畜牧，亦能铸造纺织，多奉佛教，故皆好生恶杀。（16） 又问来差金字表文为何写在蒲叶上，据称：“小国没有纸，敬天敬佛才用蒲叶写金字。若文书用芭蕉叶写字，其余俱竹片子写字，这蒲叶金字进贡皇帝与敬天敬佛一样。”（17）

南掌人顶发一握，混沌无机械，细螺为钱，金银积造佛塔，不用也。（18） 南掌国都曰隆勃剌邦，据湄公江左岸，江东折南流，南冈江自东来会，曲注如玦环，城在山下，当南冈江会流处，水穿城而过。王宫在城之北，背山建屋，规制壮丽。佛墓寺塔森立城市中。濒江两岸多花园。居民大半老挝种，或喀木种。老挝种人??奉佛教，好生恶杀。务耕种、畜牧、能铸造、纺织。（19）

老挝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其古代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佛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法昂幼年曾随父流亡高棉，受摩诃波沙曼多长老教养，王后

又是高棉王之女，是虔诚的佛教徒。法昂受其影响，于是恭请高僧、铸造佛像、建立波沙曼寺，使得澜沧王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拍耶三成泰王在位时，曾建立摩那兰寺，并提倡佛学研究。维苏王在位时，建立了著名的维苏寺以供奉佛舍利。至悉达提拉王在位时，又在万象建造了老挝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物“塔銮”塔，成为当今老挝佛教的中心和国家的象征。老挝佛教在得到王权的护持之后，开始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老挝人民笃信佛教，而佛教在中国也流传久远，因此，佛教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老挝的古寺、佛塔、石窟装饰精致、色彩绚丽，与中国云南地区的寺院、佛塔、石窟有相同之处，同样具有东方风格。（20）老挝的佛教虽与东南亚各国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同出一源，但又有其不同之处，那就是受奉祀鬼神、崇拜自然精灵等原始宗教的影响，这与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有相似之处。云南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长期的传播发展中，为了得到广大信众的支持，改变了原来不信鬼神和巫术的教义，融合了傣族的原始宗教，从而使南传上座部佛教的教义、教理、教规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表现出佛巫合一的特色。在佛教的崇拜系统中，掺入了不少原始宗教神灵。例如在庄严肃穆的佛寺附近建造有供祭原始宗教神的龛，有寨神、社神、祖先神、猎神等。这些原始宗教神融合在南传上座部佛教里，共同受到人们的崇拜。佛教僧人不仅修持佛法，也兼行原始宗教活动，如替人占卜消灾，主持丧葬仪式，为死者亡灵引路、超度，为村民驱鬼，祭祀寨神、祖先神、社神等。

自清咸丰三年（1853）起，中国与老挝的官方联系开始中断，这主要是因为两国都受到了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使得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遭到了人为的阻碍。但两国民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并没有中断。中老边境线两侧居住着傣

族、哈尼族、瑶族的边民，村寨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边民过境耕种、狩猎、采集，活动频繁。佛教信仰是他们沟通的媒介和桥梁，例如，西双版纳总佛寺是历代宣慰使拜佛的场所，老挝的佛教信徒亦时常前来礼拜。（21）现今老挝的老龙族和西双版纳的傣族，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只有少量词语不同，可见双方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总之，古代云南与老挝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是平等、友好、双向，历代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甚少，本文也只是粗线条地加以描述，希望后出转精，有更多更好的论述问世。 [注释]

（1） 《旧唐书》卷一九七，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 （2） 《滇南古金石录》，清阮福辑，《文选楼丛书》，清仪征阮氏刊本。

（3） 《蛮书》卷六，唐樊绰撰，《武英殿聚珍版全书》，清同治十三年（1874）江西书局刊本。

（4） 《云南民族史》第188—189页，尤中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5） 《实地考察南诏的历史》，见《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第24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

（6） 《东南亚各国民族与文化》第57—58页，陈鹏著，民族出版社，1991年1月。

（7） 《泐史》上卷，李拂一撰，《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92册第429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8） 同（7），第430页。

（9） 《景洪县志》第6页，何昆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 （10） （隆庆）《云南通志》卷十六“贡象道路”，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21册第371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

（11） 《朱批鄂太保奏折》，清鄂尔泰撰，清朱墨抄本。

（12）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清刘锦藻撰，1915年铅印本。 （13） （17）（光绪）《云南通志》卷二○六，清岑毓英等篡修，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

（14） 《西南夷风土记》，明朱孟震撰，《学海类编》，清道光十一年（1831）六安晁氏木活字排印本。

（15） 《蛮司合志》卷八，清毛奇龄撰，《西河全集》，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刊本。

（16）《庸庵全集?出使日记续刻》卷五，清薛福成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刊本。

（18）《请缨日记》卷二，清唐景嵩撰，清光绪十九年（1893）台湾布政使署刊本。

（19）《清史稿》卷五百二十八，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12月。

（20）胡之滢：《中国和老挝人民的友好关系》，《大公报》，1956年8月21日。

（21）《西双版纳自治州志》中册，第969页，郑纯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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