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28讲 - 第8讲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第8讲 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出发，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此，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共同签署了《双十协定》，确定了和平建国的方针。此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大地一度出现和平的曙光。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为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拒不承认人民在抗战中已经取得的权利，无意实行任何民主改革，并背信弃义地撕毁包括《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在内的一系列协定和协议，甚至不惜发动内战。这样，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的大决战终究不可避免。

一、战后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了一个和平建国的难得机遇。然而，战后初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十分复杂，充满着种种矛盾和斗争，既存在着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的因素，也潜伏着极大的内战危机。

从国际形势来看，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帝国主义势力大大削弱，国际民主进步力量空前壮大。资本主义营垒中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打败，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也受到极大削弱。战后，社会主义苏联作

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国际影响大大增强，东欧和东南欧一些国家相继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人民斗争也不断发展。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空前高涨，在大战中遭受重创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一步趋于瓦解。世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发展，对各国反动势力是一种有力的制约，有利于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和平的 事业。

然而，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又是动荡不定的。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的两大盟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在处理战后一系列问题时产生了种种矛盾。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力急剧膨胀，成为战后世界的头号强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美国政府即设想了一幅以美国为领导的战后世界的蓝图。战后，美国一方面着力巩固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加强对资本主义各国的控制；一方面把苏联视为与之竞争的主要对手，竭力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又多方插手亚非事务，力图限制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影响其发展方向。苏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大国地位，但在战争中遭受了空前的破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苏联鱼须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战争末期，美苏关系就开始逆转。战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仅反映着两国不同的利益考虑，而且很快带上了意识形态冲突的性质。这对战后世界

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日战争期间，美苏两国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从战争后期到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演变以及两国采取的对华政策，是影响战后中国局势的重要因素。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达成协议，事实上把中国纳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但美国也允许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殊利益，并对中国保持一定影响。双方还商定，战后共同支持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容纳共产党代表参加的政府，以实现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一。雅尔塔会议之前，美国采取赞助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既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又表示愿与中共发展关系。但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美国政府考虑的重点是战后问题，其政策转向扶蒋反共，企图通过压迫共产党接受国民党条件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的统一抗战末红期，苏联借出兵东北的机会，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一系列相关协定，基本恢复了沙俄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所强占的权益；作为交换，苏联政府在条约中同意，向中国提供的援助只给予国民党政府。战后，美苏矛盾虽然日趋尖锐，但双方斗争的重点在欧洲，两国都担心日趋激烈的国共斗争会引发它们之间的冲突，因此在中国问题上仍能维持一定的合作。

从国内形势来看，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不仅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也有很大增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经由民主联合政

府的途径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赞同。1945年8月巧日，中国民主同盟首先发出《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主张“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反民主的和制造分裂引起内战的行动。随后，其他一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出实现国内和平的呼吁。全国人民热切期望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愿望和要求，汇成一股强大的 潮流，对战后的国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实行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不过，党在七大时虽然已经作了迎接最后胜利的部署，但由于抗战很快就结束了，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还没有来得及取得预期的发展，还不足以抑制国民党的内战图谋。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把大批军队撤退到大后方，力图保存实力。结果，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官员日益腐败，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随着抗战胜利行将到来，国

民党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维护其战后的统治上来，试图通过种种手段来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压制国统区的民主力量。1945年5月下旬，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说，他的责任是“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指责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国共斗争无法妥协。虽然国民党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求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正是在国民党加紧反共、积极准备内战的情况 下，国共关系日趋紧张。

1945年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中国战局立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随着抗日战争迅速进人尾声，国共矛盾也立刻变得十分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的敌伪向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说这是“非法行动”。11日，蒋介石下了三道“命令”：一是命令国民党政府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二是命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三是命令伪军“反正”后“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些都是蒋介石决心争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果实和积极准备内战的迹象。

在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曾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当蒋介石下达了禁止中共部队参加受降

的命令后，中共中央立即决定把反对内战危机臵于各项政策的首位。8月13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准备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然而，国民党在这时还没有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并有美国飞机军舰运送的便利，但它们绝大部分仍滞留在大后方，远离敌占区，无法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这种战场态势，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武力解决的方案，转而采取政治解决的手段。后来，蒋介石毫不隐讳地说，国民党的战后方针是：或者以和平谈判方式迫使中国共产党“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或者通过“放手动员作战”的办法来消灭中共的武装。

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关于中国前途与命运的较量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展开的。

二、重庆谈判与《双十协定》的签订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后，蒋介石接连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发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问题”。此时，全国人民正热烈欢庆抗战胜利，并用各种方式表达对于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蒋介石在这时突然发出邀请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

和平谈判，把内战责任推卸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来了，则可以施加政治压力，让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还可以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准备内战。

经过一周左右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它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党按照七大确定的路线方针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应以审慎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

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我党现在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同情。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在会上，毛泽东把这种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并形象地说“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他说：“这个弯路将使我

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①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实现民主政治、成立联合政府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鉴于形势的发展，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其中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人民军队的数量，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

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个《通知》把党对当前时局的态度、主张及与国民党谈判的主要方针策略系统地阐述明白了。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抵达重庆．毛泽东亲赴重庆，这是当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许多人由此感受到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主要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谈判开始后，中共方面首先提出11点意见，内容涉及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等。提案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坚定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作出让步，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立足现状，开价较高。由于国民党事前未准备任何提案，处于被动。以至追随国民党的 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刻薄地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迟至9月8日，国民党终于拿出一个方案，其特点是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核心，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减中共军队并取消解放区，同时在形式上作出一些安排，以示允许中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于蒋介石的基本态度，中共中央事先是估计到的。为了迫使蒋介石兑现其民主的承诺，为了争取全国人民所需要的和平民主，为了揭穿所谓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中共中央事先就准备了预案，并在谈判中有步骤地作出让步，以推动谈判取得进展。比如，在承认解放区人民政权合法地位的前提下，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可重新举行人民普选，选出的各级政府由国民党政府加以委任；在公平合理地整顿全国军队的前提下，可将自己领导的军队缩编为24个师或至少20个师，使它占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并且把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的部队撤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是谈判中双方争执的焦点。尽管共产党方面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直到最后也未能达成协议，只得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待继续商谈。

在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会见了大批的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中共代表团的这些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多次作出的让步，使中共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是促进这次国共谈判取得某些积极成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前后历时43天的艰苦的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文件也称《双十协定》。

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 “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并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党争取和平民主斗争的重大成果。会谈达成的协议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顽固立场，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和军队整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就为后来的分裂和内战留下了伏笔。

重庆谈判虽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能取得突破，但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政府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①，也被迫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经过重庆谈判，国民党方面被迫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这样，如果国民党政府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中国共产党就更有理由进行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与围绕政协协议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表面上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仍然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秘密指示各战区司令长官：目前与中共谈

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碑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迫不及待地颁发“剿匪”密令，要求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国民党的战略企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着重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并打开进人东北的通道；然后利用中苏条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运兵占领整个东北。从8月中旬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解放区的30座城市。

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也没有对国民党政府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积极进行发展自己的力量，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南方作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解放区；完全控制热、察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等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并从各解放区先后抽调2万多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赴东

北。在干部中，包括中央委员10人（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

与此同时，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国民党军队的进犯给以必要的自卫还击。在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取得上党战役的胜利，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止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10月中下旬，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取得自卫战争的重大胜利。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的面积，1.49亿人口和506座城市。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没有从失败中接受教训，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而是继续将大批军队调往内战前线。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加上收编的伪军，总兵力已达190万人以上。这种违背全国人民和平意愿的政策和行动，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许多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的接收，也激起各阶层民众的强烈不满。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迅速发展，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更加活跃，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扩大，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

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运动

的掀起，表明国民党政府要通过发动内战以控制中国面临着极大障碍。

1945年11月26日，美国政府任命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调处”国共争端。美国政府在交给马歇尔的训令中规定：一方面，他要“运用美国的影响”,“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之统一”；另一方面，要继续从各方面支持和扶助国民党政府，立即帮助它将军队运到东北，并做好运往华北的准备。在使华之前，杜鲁门总统给马歇尔的调停定下底线，即如果蒋介石不顾美国的反对，顽固坚持以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美国政府为着自己的利益最终也还得支持他。这就决定了美国的调解，在本质上不可能是公允的。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声称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获致中国之统一”。但他又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的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国民军”。12月17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发表公报，也认为“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

由于蒋介石一时还摸不清美国的底牌，在马歇尔来华的情况

下，他不得不履行承诺，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苏共中央也告诫中共，无沦如何应决心停止内战，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实行民主化；还特别提醒说，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再不停战，美国的陆军和空军就会压下来。

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战协定。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由国民党政府召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在会议参加者中，政治倾向各不相同。在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共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派有许多共同点。会议期间，中共代表常同民盟代表等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事先协商，取得一致，采取共同行动。

政协会议历时22天，于1946年1月31日结束。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这些协议规定，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充任，而所有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赞成始得决议。改组后的政府为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到实施宪政的过渡时期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会议通过的宪法草案规定：立法院为相当于议会的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并对立法院负责；

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种制度，在设计上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议会制和内阁制。实行这种政体，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否定，有利于中国迈向政治民主化。宪法草案又规定，中央同地方分权，省为地方自治的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可以制定省宪等。这对于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存在，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政协协议还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军党分立，就是任何党派或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协议还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中共军队的整编办法，并按照国民党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来整编国民党军队。

以上协议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因而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并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准备严格履行政协会议通过的诸项协议。毛泽东在停战令颁布时指出：“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全党应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政协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

党发出指示，指出：由于政协五项协议的成立及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民党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①。与此同时，党也认识到，蒋介石接受协议是被迫的，“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长期的”，因此，要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

在国民党内部，对政协协议存在严重分歧。国民党反动集团因政协协议限制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处心积虑地予以破坏。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国民党暴徒即制造沧白堂事件，破坏重庆各界为促进政协成功而组织的报告会。政协会议刚闭幕，国民党当局即指使特务破坏重庆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打伤民主人士多名，制造了校场口事件。在此前后，国民党当局还在各地镇压群众游行集会，策动反苏反共游行，指使暴徒捣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捣毁中共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封闭中共在北平主办的《解放报》及其他多种进步报刊。政协会议刚闭幕，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一些人即说政协协议是“国民党的失败”,“党国的自杀”。蒋介石也在会上说：“我对宪草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公开号召破坏政协决议，说应“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次会议通过五项决议，公然推翻政协会议

提出的宪法原则，并只字未提国民党准备执行《整军方案》。这是局势全面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4月1日，在由国民党包办、中共代表拒绝出席的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公然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它“果真成了这样一个会议”，那“是决不能承认的”。这样，就把政协会议关于改造政府等项协议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些情况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不仅根本反对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要求，就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也不能容忍。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商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国民党的行为，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广大人民的同意。中共将“绝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①。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指示。

尽管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建国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自恃兵力强大，又得到美国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因而毫不顾忌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不准备遵守任何协议，仍加紧进行内战准备。

四、国共关系的破裂

正当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全力维护政协协议的时候，国

际局势却开始逆转，变得紧张起来。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个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要求苏联人民对此有所准备。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以“铁幕”一词闻名于世的讲演，鼓吹“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结成兄弟联盟”对抗共产主义。这两篇演说后来被看作东、西方进行“冷战”的两纸宣言。同时，在亚洲、欧洲一些地区，先后出现了美、苏两国军队直接对峙甚至剑拔弩张的局面。一时间，国际舆论对美、苏战争议论纷纷，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

在中国国内，很多人对是否会爆发美、苏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十分担忧。当时，中国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苏关系的晴雨表。“美苏必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们对中国内战的 担心。

美苏矛盾的加剧使蒋介石感到有机可乘。国民党在破坏政协协议的同时，开始在军事方面发起大规模进攻。由于东北地区的停战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国共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首先在这里爆发。1946年3月中旬，苏联军队撤退，国民党军队进驻沈阳。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四平街的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猛烈进攻，随后于5月占领四平和长春。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美国的支持，蒋介石也因此摸清了马歇尔的底牌。此后，他便开始无所顾忌地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当时，如何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这关系到党如何制定方针政策。从七大到重庆谈判，再到政治协商会议，党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共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当时党对整个形势的看法是：战后，在国际上美苏维持某种合作关系的条件下，国共两党有可能取得妥协，以实现和平建国。现在，美、苏两国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这就使得许多问题都需要重新考虑。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对战后国际形势作了新的科学的预见。1946年4月，他写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针对人们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国内形势恶化的担忧，毛泽东明确回答：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同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美、苏两国寻求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在自己的国内斗争中跟着妥协，美、苏妥协的实现只能是各国人民斗争的结果。当年8月，在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他指出，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的辽阔的中间地带，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毛泽东的分析，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即国际范围内的斗争与各国人民的国内斗争如何配合，特别是各国人民的斗争如何与苏联的斗争互相配合的问题。这在党的思想上和策略上是一个

很大的发展。

在国际形势逆转和国内局势恶化的形势之下，党仍然作出巨大的努力以挽救时局。1946年4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民党和美国两方面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对美国则除非公开全面地支持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它弄僵。要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5月上旬，毛泽东仍认为，力争和平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要继续执行‘。中立美国”的政策，避免美国转向公开援蒋内战，同时要求东北人民军队坚决顶住和挫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然而，当时人民军队还无法制止国民党军队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大规模进攻，党挽救时局的种种努力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挑起全面内战的种种阴谋，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和各解放区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并为此发出一系列指示。一是要求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原则，有理、有利、有节地给进犯者以坚决打击，保卫解放区。二是指示各部队加强建设，进行精简整编和练兵运动。各解放区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普遍地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改进和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这就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增强了战斗力。三是针对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存在的厌战思想，要求各级国军工作部门在国民党军队中，广泛开展以邯郸战役中起义将领高树勋为榜样的“高树勋运动”,

从各方面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以争取大批官兵高举反内战义旗，退出内战，为实现和平、民主、独立而奋斗。四是要求加强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各中央局和解放区各级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1945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首先开展反奸反特、清匪反霸、控诉与清算汉奸和特务等斗争，摧毁旧政权，建立民主政权和农会、工会等群众团体，接着转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然后，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又于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调动农民发展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削弱封建势力。各解放区鼓励农民积极发展生产，并引导农民发展农村变工队、互助组等组织，还及时地发放农业信用贷款和工业贷款。在动用民力时，尽力做到不逢农时，减少误工，爱惜人力、物力；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也适当参加农业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业、工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准备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从1946年5月底开始，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党不仅面临着与国民党全面破裂的危险，而且也面临着与美国破裂的问题。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国共关系尚未完全破裂。当时要下决心立即面对两个破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准备同国民党彻底破裂的问题，毛泽

东思考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虽然国共两党关系最终是否破裂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中共采取的方针策略却会对中国的前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全面内战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政治、谈判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的工作，到1946年9月底，党已基本做好面对两个破裂的准备。9月29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蒂尔发表谈话，批评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他强调，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10月4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在马歇尔、司徒雷登声称要退出调停时，我方不必再表示挽留。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方面的再三警告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侵占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这标志着国共关系破裂。n月巧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一意孤行，强行在南京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拒绝出席。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大部分成员离开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国共关系调停。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被迫全部撤退。通过谈判争取和平的大门完全被国民党关闭，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着国际国内错综复杂和迅速变化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适应形势发展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时，党带领全国人民为争取中国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同时不放松自卫战争的准备。当国民党统治集团加紧准备发动全面内战时，党揭露其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时领导解放区军民大力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从而保证了党在由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主动地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思考题

1．杭战胜利后党为实现国内的和平民主作了哪些努力？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怎样分析和应对抗战胜利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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