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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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

影响因素分析

文献综述

一、引言

家庭金融资产由四部分组成:银行储蓄、有价证券、手存现金、其他(含借出款、储蓄性保险、存入互助金等)。家庭金融资产的多寡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客观尺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对金融资产的内在需求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也从未停止脚步，居民可以通过各种投资工具实现财富增值，家庭的金融投资行为也日趋复杂，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和多样性程度都得到发展。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大幅度震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使居民的财富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研究家庭金融资产组合选择行为对于引导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营造理性的投资氛围有重要意义，也在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理论基础

（一）西方消费一储蓄理论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文中提出了消费和储蓄函数，标志着储蓄理论的真正形成。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当期可支配收入，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在0与1之间，且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居民的平均储蓄倾向递增。

杜森贝利（J.S.Duesnderry）提出的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

认为，消费者会根据自己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消费水准来决定消费，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而非绝对收入水平，消费同时依赖于现行收入水平和过去曾达到的收入水平。

莫迪里亚尼（Franco 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Richard Brumberg）创立了生命周期假说（Lifetime Cycle Hypothesis），认为理性消费者将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使用一生的收入，消费将取决于人们一生的收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否定“现期收入”的概念出发，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他认为，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多少并不由即期收入决定，而是由消费者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短期内的可支配收入会经常发生变动，但人们的消费却不会随着短期收入的波动而变动，所以消费和短期收入之间并不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

（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

现代资产组合理论是基于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考虑，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于更多的资产，在投资者能够接受的风险和收益范围内，找到最合适的资产组合的投资方法。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正式形成是由马科维茨（Markowitz，1952）提出的均值-方差理论奠定基础的，之后，学者们在理论前提的设定和简化计算方面做出了很多改进，资产组合理论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其中以夏普（Sharpe）、林特纳（Lintner）和莫辛（Mossin）等人发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罗斯等提出的套利定价理论最为著名。

马科维茨提出的均值-方差理论研究表明组合投资方式能够分散风险，但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看，证券组合的选择需要进行很多复杂的计算。夏普、林特纳和莫辛等学者以马科维茨的均值-方差理论为基础，将有效市场理论（EMH）和均值-方差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研究了市场微观主体的共同行动将导致怎样的市场状态，先后得出了有关资本市场均衡时证券价格形成的相同结论，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即著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罗斯（Ross）提出了套利定价理论（APT），认为预期收益与风险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由于套利活动本身会改变标的资产的价格，最终导致套利机会的消失，投

资者面临的只有较高的收益与较大的风险相匹配的投资局面。该理论认为资产的收益是多个要素的线性函数。套利定价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不以市场证券组合为限，并且在收益生成过程中可以考虑任何因素，因此其最大的特征是比较直观和容易解释。

（三）金融中介理论

关于金融中介的定义，国外学者有很多相似的界定。根据Gurley & Shaw(1956，1960)、 Benston George(1976)以及Fama (1980)的理论，金融中介是指能够对金融契约和证券进行转化的机构，包括银行、共同基金、保险公司等。John Chant(1990)认为金融中介的本质是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最终借款人和最终贷款人并不直接交易，而是由第三方作为金融活动的当事人之一参与其中，先从最终贷款人手中借钱，再将所得的款项发放给最终借款人。Freixas & Rochet(1997)则认为金融中介是专门从事证券买卖活动和金融合同交易的经济部门。从实际形态来划分，金融中介主要包括银行类中介（如商业银行、储蓄性金融机构等）、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中介（包括投资银行、证券公司、共同基金、财务公司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统的金融中介理论的得到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家们研究认为，金融中介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专业优势，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借贷双方直接交易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九十年代以来，金融中介理论已经突破了风险、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传统因素的约束，开始更强调投资者的参与成本、价值增加和风险管理要求的影响，金融中介理论已经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消极观点转化为“为最终贷款人和最终借款人提供价值增值”的积极观点。

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金融中介的功能更加体现于为客户提供财富增值。Scholtens & Wensveen(2000)认为，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存在仍然是金融中介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但是金融产品的创新动力则更多的来源于风险的存在。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中介不仅仅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中间第三方，而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参与主体，它通过金融产品创新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为客户实现财富增值。在这个过程中，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务只是手段，而为客户增加资产价值才是金融中介的真正目标。总之，金融中介提供专业服务的目的是为客户实现价值增值，通过收取服务费来赚取利润。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家庭收入

一般来说，家庭收入减少时，家庭支付能力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就较小；当家庭收入增加时，家庭支付能力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金融消费的需求也相应增加。

很多学者在资产选择模型中引入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变化和劳动供给弹性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和深度。一般用持有金融资产的家庭比例来衡量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广度，而用金融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其深度。

Merton(1971)引入工资收入发现，理性投资者以无风险利率将其工资资本化，将工资总额作为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组合的补充，他们往往会将其资产组合的总资产保持与其没有工资收入时一样。Uhler、Cragg(1971)利用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抽样数据建立logit模型，研究发现财富、年龄和家庭规模对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具有显著的决定性作用，而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Cocco、Gomes and Maenhout(2001)描述了Merton的最优规则，并通过允许未来工资收入变动而将其一般化，工资引入简单模型将导致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风险资产更多，也会使得他们在老年时更迅速地减少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数量。从理论上讲，工资不确定性的存在对资产选择会产生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投资者面对较大工资收入风险时，持有股票的比例较小，但这一影响效应很小，所以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工资收入对最优资产选择起重要的决定作用，但工资收入风险所起的作用要小。

李建军和田光宁（2001）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规律性变动，当收入增长较快时，居民偏好储蓄性金融资产，不愿多持有流动性强的现金资产；当收入增长较慢甚至下降时，居民偏好流动性强、收益高的证券资产，以及能够在未来带来较高收益的保险资产。

王聪、张海云（2010）在对比了美国SCF的数据后，认为参与股票等风险性资产投资的家庭比例会随着家庭收入上升、财富总量增加而逐渐增多，也就是说，越富有的家庭金融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越高，产生出很强的理财需求，要求金融资产科学配置，实现保值增值，也能承担一定的风险，风险性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

比重也较高。相反，低收入的家庭财富数量很少，金融资产的数量更少，他们持有金融资产一般是未来购买力暂时的栖息地，主要以储蓄存款、国债等流动性强的资产形式存在，并受数量少的限制，无法做到分散化投资，也不能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因而很少持有风险性资产。在资产相对收益方面，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会降低股市投资成本的相对重要性。而我国家庭收入水平的长期低下导致财富总量偏低，家庭的风险分担能力和投资于股市的相对收益的低下，成为造成家庭将财富主要分配到储蓄存款、国债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上，而很少投资于股票和保险等风险性资产的重要原因。

（二）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

罗旋（2004）从总量、结构、收益率三个方面研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与金融市场发展的互动机理，认为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导致家庭投资在不同金融产品上的资金量区别，同时家庭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偏爱程度，会导致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袁志刚和冯俊（2005）认为金融资产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储蓄的价值，我国现阶段低风险资产的缺乏限制了居民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因此化解我国居民高储蓄的方式在于拓展金融投资渠道。

李涛（2006）认为积极的社会互动和较高的信任程度都能够推动居民对股市的参与，并且社会互动对低学历居民参与股市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马良（2006）认为可通过国家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体系、金融机构增强自身的业务水平、家庭增强理财意识和投资意识等方面去完善和发展家庭的家庭投资理财。

韩国栋（2007）在这方面的观点是：股票市场以及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投资形式对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储蓄仍是我国居民首选的保值方式。但是，目前存款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可以从地产业的兴旺的现实中反证储蓄存款被分流和大量资金在银行体系外流动的真实情况，也说明当前我国的利率水平不同程度地没有真实反映资金的使用价格和供求状况。

王宇和周丽(2009)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限制农村居民投资金融产品的因素之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也吸引了

农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但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三）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

孙克任、谢俊（2006）认为人们的生活随时会受到各种经济冲击的影响，从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无外乎社会保障和居民通过储蓄的方式自我保障两种，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风险规避特征的行为人只能通过自我保障，即减少当前消费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收支不确定性的影响。

（四）家庭房产状况

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会影响家庭参与证券市场的愿意程度和资产选择模式。Cuoco and Liu(2000)考虑了住房和不可交易的劳动收入在内的资产选择决策，发现房产排挤了投资者持有股票，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投资者，他们的房产几乎接近其总的金融财富，虽没有考虑房产租赁市场，但其对资产组合的预测较合乎现实，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上的非市场参与现象。

不少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住房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作为风险资产引入模型，从而影响家庭投资组合。Cocco(2005)研究住房价格风险与资产组合选择间的关系，指出年轻的投资者由于要投资住房，投资在股票上的财富势必降低；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上的非市场参与现象。

史代敏、宋艳（2005）认为住房所有权与风险性金融资产之间又存在着互补关系。由于房产一般具有稳定增值性，拥有住房所有权的居民家庭必定会增加对风险资产的需求，靠租住他人房子度日的家庭，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更人，因而不敢过多地投资十风险资产。

雷晓燕、周月刚（2010）通过数据实证得到，当单独考察消费支出、房产、金融资产、以及总资产时，与生产性资产和风险性资产都是正向的关系，这反映了财富效应,即财富或收人高的人，相应的生产性资产和风险资产都要多，而二次方项要么不显著要么值非常小，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是线性的。但是当控制其

它经济因素时，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拥有量与生产性资产的关系变成负的，这表明在财富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性资产和金融资产与房产之间是替代关系。

（五）家庭房产状况

影响家庭金融消费需求的非经济性因素很多，包括社会制度、地区差异、家庭人口构成、消费心理和习惯、宗教信仰等。消费者的心理和习惯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思维倾向，它代表着一种消费偏好。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传统和教育水平下的家庭，其消费心理和习惯必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必将导致不同的金融消费需求。

Shefrin and Statman(1994，2000)在行为金融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行为资产组合理论(BPT)。Hong，Kubik and Stein(2004)考虑了社会互动，认为家庭会受身边所交往朋友和其他群体的影响，做出类似的资产选择。Gu1so，Sapienza and Zin-gales(2005)用信任来解释外界社会、金融机构等信任度高的家庭更情愿投资风险资产。

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认为勤俭持家、量入为出是我国居民的传统消费观念，这个观念至今仍对居民消费有着深厚的影响。特别是居民的生活水平正处在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多数地区还不十分富裕，传统的消费意识和消费习惯尚根深蒂固，居民消费尚缺乏开拓性，使消费水平不会过快增长。

史代敏、宋艳（2005）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快地了解和接受新型金融资产，从而在资产分散化上有更人的选择空间；人城市有较多的金融服务网点，金融咨询和服务便利，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更易分散化；证券业从业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会对分散化更加重视；另外，金融资产总量也影响分散化的程度，如果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小，购置多项资产必须付出高额成本，则资产分散化的想法难以实践。

国内外对于文化传统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并未做系统和深入的分析。把将传统资产选择理论与经济行为人的投资偏好特征相结合，纳入投资者情绪、认知偏差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变量，或许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转型期金融资产选择行为问题。近年来，西方大部分学者认为微观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典型家庭的资产组合情况，因为少数富有的家庭拥有了整个社会家庭金融资产的较为可观的份额，使宏观数据计算出家庭金融资产的社会平均构成比例与众数有偏。学者们渐渐用更

能反映家庭金融资产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一般来自问卷抽样调查。这也将成为研究家庭金融的发展方向和主导。

三、评述和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居民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规模稳步上升，金融资产组合虽然初步呈现多样性。家庭主观方面的收入水平、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对当前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教育程度和文化习俗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系统性的因素是对所有家庭都会产生影响的，为了分析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多样性，非系统性因素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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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

影响因素分析”

开题报告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同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债券、股票、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不断发展和创新，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的投资工具。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选择行为也日趋复杂，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规模和结构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促进金融资产增长的同时，来源于家庭金融资产的资金投资，对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的形成、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等方面又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对财政、市场融资的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但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股市大幅度震荡、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使居民家庭的财富受到严重影响。目前尚存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拥有的资产结构相对单一、城乡居民投资行为差异大等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家庭投资金融资产的行为也是其实现自我保障的方式之一，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如何引导家庭进行合理的金融资产投资、营造理性的投资氛围，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上述背景下，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从家庭的主观角度出发，研究影响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非系统性影响因素，可以更好的分析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个性，使政府的指导政策、金融企业的策略改进等都更具针对性。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围绕着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一话题,国内外学者研究颇为丰富，在这里我将非系统性的因素综述为家庭收入、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家庭房产状况以及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五个方面。

（一）家庭收入

李建军和田光宁(2001)认为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呈现规律性变动，当收入增长较快时，居民偏好储蓄性金融资产，不愿多持有流动性强的现金资产；当收入增长较慢甚至下降时，居民偏好流动性强、收益高的证券资产，以及能够在未来带来较高收益的保险资产。

（二）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

罗旋(2004)从总量、结构、收益率三个方面研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与金融市

场发展的互动机理，认为不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导致家庭投资在不同金融产品上的资金量区别，同时家庭对不同金融产品的偏爱程度，会导致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王宇和周丽(2009)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限制农村居民投资金融产品的因素之一，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也吸引了农村家庭参与股票市场，但这其中包含了一定的非理性因素。

（三）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

（四）家庭房产状况

不少学者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住房对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房产是家庭财产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可作为风险资产引入模型，从而影响家庭投资组合。Cocco(2005)研究住房价格风险与资产组合选择间的关系，指出年轻的投资者由于

要投资住房，投资在股票上的财富势必降低；住房价格风险对股票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证券市场上的非市场参与现象。

雷晓燕、周月刚（2010）通过数据实证得到，当单独考察消费支出、房产、金融资产、以及总资产时，与生产性资产和风险性资产都是正向的关系，这反映了财富效应,即财富或收人高的人，相应的生产性资产和风险资产都要多，而二次方项要么不显著要么值非常小，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是线性的。但是当控制其它经济因素时，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拥有量与生产性资产的关系变成负的，这表明在财富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生产性资产和金融资产与房产之间是替代关系。

（五）家庭房产状况

史代敏、宋艳（2005）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更快地了解和接受新型金融资

产，从而在资产分散化上有更人的选择空间；人城市有较多的金融服务网点，金融咨询和服务便利，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更易分散化；证券业从业人员等特定职业的人会对分散化更加重视；另外，金融资产总量也影响分散化的程度，如果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小，购置多项资产必须付出高额成本，则资产分散化的想法难以实践。

三、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内容

本文的研究旨在对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尤其是重点对家庭财富结构、居民的主观属性（如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家庭房产状况以及社会文化教育背景等）等因素进行研究，而系统性的因素的影响将通过非系统性的影响反应出来，如市场利率上升，不同资产结构的家庭将做出不完全一致的反应。因此，从家庭主观角度出发，研究非系统性因素的影响作用，构建一个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首先，本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对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其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数据，对我国居民投资行为与感受的数据库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总结归纳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影响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非系统性因素进行总结，并引出对投资者风险教育、资本市场创新、监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思考。

一、前言

二、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情况现状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数据收集、样本选择（二）调查问卷统计分析

1、家庭收入

2、居民对资本市场的投资环境的认识 3、居民对社会经济政策的预期

4、家庭房产状况 5、社会文化、教育背景（三）回归模型分析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二）研究方法

1、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方面的研究资料进行简要分析，总结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情况现状，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变动趋势加以研究和解释.

2、在东营市选取合适的地点发放至少200份问卷，整理问卷信息，利用Excel初步分析数据，按不同的影响因素单独分析。

3、利用EViews分析工具，构建经济模型，整合所分析的所有非系统性因素，研究其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

4、在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各非系统性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得出的结论，简要提出对投资者风险教育、资本市场创新、监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对策建议。

四、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首先在总结国内外在这一课题的研究结果，明确相关概念，确定非系统性影响因素的范围；设计合理有效的调查问卷，在东营市全市范围内以问卷调研的方式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Excel和EViews等统计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分别得出调查范围内的各个非系统性影响因素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构建回归模型并进行检验，分析得出这些影响因素共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并在得出以上分析结论之后针对投资者风险教育、资本市场创新、监管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又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的研究难点是，如何定义非系统性影响因素，重要的系统性因素需要通过所研究的非系统性影响因素表现出来，这要求对居民的主观因素有深刻的认识；作为对于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局部分析，必然存在一定缺陷，这些缺陷应该怎么填补和完善；另外，在得出结论后提出有实践意义性的意见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本文的研究创新点是，从居民的主观认识角度出发，研究家庭个体的风险偏好，

同时并没有完全排斥系统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研究家庭金融资产持有行为的个性，也更能提出切实有效的引导家庭资产结构优化的方法，以及规范金融市场的创新监管制度。

五、实施进度计划

本研究计划实施进度如下：

第一阶段：2010年11月26日，开题报告答辩；

第二阶段：2010年12月1日～1月中旬，完成论文初稿；第三阶段：2011年1月下旬，撰写第二稿；

第四阶段：2011年3月下旬，完成终稿并打印成册。第五阶段：2011年6月初，毕业论文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