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矛盾与问题

冯玉军

? 2011-03-05 10:38:34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开始了全面的社会转型进程。但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并未实现其政治精英的理想预期，而是引发了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政治上，新国家体制的建设既缺乏周密设计的制度安排，又没有对民主观念充分尊重的政治文化，导致政局动荡，权力危机频发；经济上，全面私有化并未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寡头坐大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较量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最终成型；社会上，权力重组并未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外交上，“国家身份”的模糊使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俄罗斯的转轨之痛对任何一个社会转型国家都是应该警醒的教训，总结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 社会转型 制度变迁

[作者介绍]冯玉军，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副研究员。 苏联解体之初，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为本国公众描绘了一幅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导取向的美好前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由休克疗法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由实行“三权分立”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社会功能发育不全经由培育中产阶级向“公民社会”的发展，将使俄罗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公正和国家强盛。但十多年的转轨实践并未实现这些政治精英们的美好预期，改革之初确定的目标已经扭曲，历史的合力使俄罗斯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长期的痛苦转轨进程。那么，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究

竟存在哪些矛盾与问题?它的转型之痛何时才能够终结?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总结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与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全盘西化与“可控民主”

新俄罗斯政治体制建设的总体趋势是由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向“分权制”过渡。在联邦一级，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上，强调联邦制原则，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但“权力制衡”不是一个抽象原则，需要细致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有条不紊的贯彻落实。而俄罗斯在政治制度创新实践中却再次体现出“激进激烈”的民族特性，制度漏洞不少，权力危机频发。

回顾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政权体制建设，可以看到“双头政治”与“超级总统制”均不完善，导致政治斗争激烈、政局长期动荡。独立初期，不完善的旧宪法使俄存在着两个“权力核心”，以总统为中心的执行权力机构为一方，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的立法机构为另一方，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斗争愈演愈烈。最后，叶利钦以“炮打白宫”的极端方式击溃反对派，并通过了赋予总统极大权力的1993年新宪法。但“超级总统制”需要强人治国，而晚年的叶利钦却体弱多病，思维混乱。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已完全让位于对个人权力的维系。仅1998年，叶利钦就三次解散政府，使政权危机与金融危机相互激荡，对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都造成沉重打击。

普京继任后，在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中央权力，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建立起了一套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的制 度。[1]所谓“可控民主”，就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

政治体系。其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

2004年普京连任总统后，进一步加强了垂直权力体系。首先是将联邦主体领导人直选改为总统提名、地方议会通过，借此加强了总统对地方的控制。其次是取消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单席位选区制，改为全部按政党选举产生，减少反对派“入围”的可能性。普京还对刚刚实施不久 的《政党法》再做修改，将政党注册资格从1万人增加到5万人，且把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入围”线从5%的得票率提高到7%，[2]进一步增强了“统一俄罗斯”党对议会的控制力。 普京的上述做法在俄罗斯社会引发了不同的反响。在政界，普京一方面得到了官僚阶层的“一致拥护”；另一方面引发了来自右翼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普京是在践踏俄罗斯十多年来来之不易的民主，是在“走回头路”。学界的观点也不一致。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精英研究中心主任奥·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认为，民主的主要表现不是选举，而是权 力分割的原则。只要权力有限，社会可以监督它，无法无天的事就会少。她认为：“叶利钦执政期间出现了权力分割的萌芽，议会成为相对独立的机构。而普京不仅没有继续发扬议会的独立性，相反还尽力在议会中建立政权的金字塔。独立法院和言论自由也不存在。因此，普京未必称得上是民主派。”[3]在她看来，“可控民主”的后果是“民主的右翼力量联盟和‘亚博卢’垮台，而俄共正在作垂死挣扎。如果现在举行选举，人们根本不知道该投谁的票。不是党失去了选民，而是选民没了自己的党”。[4]而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会长维·尼科诺夫则认为，普京治国战略 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强大的国家及其强力机构，独立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尊重传统、继承性和爱国主义。“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分类法，奉行这套政策的人一般被定义为右翼政治家、保守派，这些政治家如同现在的普京一样，往往都受到反民主和搞独裁的指责。”但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有独裁的危险。普京的战略不是独裁

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在不改变俄罗斯宪法的情况下建立能够发挥作用的有效民主。”[5]

“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和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还需要在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加以验证。

权力重组与精英延续

社会的转型必然引发权力的重组，但这种权力重组是否能够根除旧体制的“顽疾”，是否符合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回顾一下俄罗斯的社会转轨进程，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旧执政阶层仍然当权，旧的政治行为和传统仍然延续。

波兰社会学家雅泽克·瓦西列夫斯基在分析1988—1993年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精英组成时得出结论：在这一时期的国家官员中，有1/3是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旧有精英。在一些部门这一比例更高，比如，50.7%的经济精英、48.2%的政治精英和40.8%的文化精英都是旧有人物。[6]在俄罗斯的旧有精英阶层中，有86%的人进入新精英阶层，而只有10%失去了原来地位。1993年后，俄罗斯的新式精英中有49%是旧有精英“梯队”中的后备人才。

到1996年，苏联时期的官僚在总统机构中占75%，政府中占74.3%，政党领袖中占57.1%，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7]

后苏联时期的官僚阶层是现行俄罗斯政权的主要社会支持力量之一。政权更迭、时代转换和制度变迁并没有终止俄罗斯官僚阶层的生息繁衍。从1991年苏

联解体到1995年，俄罗斯的官僚机构增长了1.5倍，人数达到125万。他们不仅“人数迅速增长，而且大部分无力胜任所担负的管理工作”。根据1993年12月22日公布的第2267号总统令，国家官员可以享受从财政、医疗到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的优惠与补贴。自1993年12月成立后，总统事务管理局就承担了为国家所有政治精英服务的责任，它精心照料着1.2万名包括部长、议员、高级法官、审计署领导和其他国家高级公务人员在内的高级官僚。[8]

在新包装下所进行的实质上的“精英延续”使很多旧的管理模式与风格仍然保留在新体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权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当代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使人们很难将其与苏联时代的党政干部区别开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著名政治学家舍夫佐娃认为，“缺乏责任感是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存在于政治结构的各个层面”，“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使俄罗斯政治有一种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气息”。[9]尽管普京十分清楚，官僚主义是俄罗斯的主要恶习和主要敌人，并试图通过加强“垂直政权”和行政改革来加以限制，“但是官僚总是会从总统手中夺取这种政权，官僚只放行对自己有利的总统决定”。[10] 与精英阶层的相对稳定相反，俄罗斯整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却非常严重，民主社会得以发展的基础——中产阶级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尚不能成为所有权的真正主体和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础。1996年调查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50%以上，其中赤贫人口超过20%。[11]根据1999年统计，俄罗斯10%最富阶层与10%最穷居民的收入差距近15倍。[12]

尽管政治多元化造就了多党制，但大规模、全局性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生活状况恶化使大多数居民政治参与热情下降，普遍的政治冷漠导致难有一个政党和政治运动具备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政党或政治运动很难完成自己的基本职能——表达和整合不同选民阶层的利益，这反过来又使社会利益难以得到保障的普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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