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活着》在文化中镌刻责任

更新时间:2024-03-06 08:58:01 阅读量: 综合文库 文档下载

说明:文章内容仅供预览,部分内容可能不全。下载后的文档,内容与下面显示的完全一致。下载之前请确认下面内容是否您想要的,是否完整无缺。

《含泪活着》在文化中镌刻责任

2009岁末,以留日中国人的经历为题材的纪录片《含泪活着》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有媒体称“中国纪录片感动日本”①。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丁尚彪在日本的奋斗经历。丁尚彪是上海人“文革”,期间在农村度过了十多年,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文革”结束后,回到上海的丁尚彪发现自己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很难适应城市的现代化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丁尚彪看到一个日本日语学校的招生材料。为了改变命运,丁尚彪举债出国。在日期间,他萌生了要送女儿到世界一流大学学习的念头。为此,他长期打三份工,为女儿积攒必要的学费。在日15年,丁尚彪忍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供养女儿在美国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事实上,丁尚彪的故事不过是千百万中国父母供养儿女求学的一个普通的例子,但是,普通中国人的经历为何能够引起日本观众的强烈共鸣,电影表现了什么样的主题?又有什么文化意义?显然,这些都是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叙述声音

在讨论电影的叙事声音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含泪活着》是不是一部中国影片?

在相关的报道中,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影片是在电视纪

录片《含泪活着》的基础上改编的,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是中国留日人员日本大富商事社长张丽玲拍摄的,影片也明确标明“日本大富商事社长张丽玲封山之作”,影片拍摄的是留日中国人丁尚彪的艰难生活,难道说《含泪活着》是一部中国纪录片会产生什么歧义吗?

但是,事实远没有这样简单,人民网东京2009年11月29日电中提到了一个细节,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2006年在富士电视台放映后,曾引起强烈的反响。2008年庆应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中村俊喜在找工作时经朋友推荐又看了这部电视纪录片,感动之余他开始思索“什么是工作”?他说:“《含泪活着》这个精彩的作品,不能让它销声匿迹,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它。”为此,他经过一年的奔波,得到无数热心人的帮助,终于促成《含泪活着》以电影的形式在日本重新放映。②因此,如果说电视纪录片《含泪活着》是一部中国纪录片的话,电影纪录片《含泪活着》则是在电视纪录片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再创作,其中,融入了更多日本人对社会和人生问题上的思考。严格地说,电影纪录片《含泪活着》不是一部中国纪录片,而是一部中日合拍的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是一部日本纪录片。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再来审视影片的叙述声音,我们就会发现,影片传达出的更多的是日本人对日本社会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日本文化的思考。什么是电影的叙述声音?简言之,

就是电影叙述人在电影中发出的、用以影响读者的声音。华莱士•马丁在其《当代叙事学》中指出:“在一部作品中,透过一切虚构的声音,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总的声音,它使读者感受到一个作者――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③其实,在电影甚至是纪录片中,这个隐含作者仍然存在,他就是电影或纪录片的“叙述人”。有研究者指出:“从‘叙述人’的生成和功能而言,‘它’或‘他’或‘我’显然是由作者创造和设置的,旨在导引、指示和组织观众(读者)进入叙事网络及洞悉故事含义的虚构角色。”并认为:“当‘叙述人’以故事外的非人称叙述身份出现时,它就是‘隐含作者’的‘声音’发布者,是作为后者表情达意、讲述故事的代理人而存在的。”④其实,不仅“叙述人”以非人称的身份在故事外出现时是隐含作者的代表,当他以不同的人称出现在故事外时,他同样是隐含作者的代理人,起着导引、指示和组织观众的作用。 影片《含泪活着》的“叙述人”是以一整套的解说词显示着自己的存在的。在片首,叙述人就以解说词的形式告诉观众:“在连续8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从而为影片的阐释确立了一个现实的参照系,也由此规定了电影的阐释路径,那就是,从这样一个中国人身上,日本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含泪活着》中的叙述声音,就是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探索和思考。很显然,这是站在一个日本人的立场对日本的社会问题进行的思考。

二、责任意识

影片能够感动日本,最大的原因,无疑是影片中张扬的责任意识。

片名《含泪活着》,也许,张丽玲最初注重的是“含泪”,电影强调的则是“活着”。正如片首的解说词所说:“在连续8年每年有3万人自杀的日本,有这样一位中国人顽强地含泪活着。”的确,影片中,丁尚彪的生活是艰辛的,他一个人做三份工作,每天到深夜,城市的电车都已经停开,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沿着长长的铁轨步行回家。影片中多次出现他沿着铁轨回家的镜头,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他的疲惫和艰辛。丁尚彪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由于是一个非法居民,他不敢回国看望妻子和女儿,否则将会终身被禁止踏入日本。15年来,他只能利用女儿和妻子在日本转机的短暂逗留,分别和妻子、女儿见过一面。电影虽然是纪实风格很强的纪录片,但是,摄制者显然在剪裁上下了很大工夫。影片没有用多少篇幅去表现丁尚彪在日本打工的艰辛,而是重点捕捉了丁尚彪和女儿、妻子相会的场面,这样,就使得这部纪录片具有强烈的感情冲击力。影片捕捉到的一些细节也相当感人,丁尚彪为了怕自己非法居民的身份暴露,送女儿和妻子时,都不敢进入飞机场,而是选择在飞机场的前一站默默下车。十多年的分别,竟然不敢到机场送别,确实令观众感到心酸。影片中,丁尚彪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重要的理由就是为了挣更多的钱,送

女儿到世界一流的大学去学习、深造。丁尚彪是在日本的第七年产生这一念头的,影片中对此有反复的说明和提示。丁尚彪面对镜头直接表明了他对责任的看法。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尽到一份责任,作为一个家长,培养好孩子就是尽到了这份责任。可以说,在丁尚彪眼里,爱,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不仅如此,影片也让丁尚彪的女儿感受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女儿考中美国的大学,在东京转机时曾表示自己可以申请奖学金或者打工完成自己的学业,并劝父亲回国。但是,丁尚彪婉言拒绝了女儿的劝说,女儿知道,父亲留在日本,就是为了给自己多挣一点钱。

也许,对于丁尚彪承担责任的方式,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的确,丁尚彪的行为有些自虐的色彩,这也许是影片能够打动日本观众的部分原因。另外,影片对责任的阐释也显得有些偏颇,事实上,父母对儿女的责任是多方面的,除了物质的支撑,还包括日常点点滴滴的关心和教育,在这些方面,丁尚彪显然都是缺失的。但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仍然是责任,正是对于女儿的责任感才使丁尚彪能够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不正常生活,坚持在日本打工长达15年之久。如果说是责任让丁尚彪变得如此坚忍,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在拍摄者和观众的眼中,丁尚彪是“含泪”活着的,但是,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显然不尽如此。影片中,除了和妻子相逢时的几个镜头外,丁尚彪在大部分镜头里的表情是平静的,甚至是面带笑容的。丁尚彪

的生活也的确是艰辛的,女儿和妻子都为丁尚彪的艰难泪流满面,影片甚至在片首提示观众,请准备好一打纸巾。但事实上,丁尚彪本人并没有觉得生活有多么艰苦,因为他本人感觉到这段生活是有意义的,它托起了女儿的梦想,这段生活甚至还是值得留恋的,丁尚彪在回国前还特意再一次来到了改变他命运的那所日语学校。显然,所谓“含泪”活着,只不过是制作者通过叙事使观众心造的幻象,与丁尚彪实际的生存状态并不相符,这种误解正是制作者所追求的,制作者企图以此来引起观众的思索。

影片中丁尚彪给女儿的生日点过一首歌――苏芮的《牵手》,歌里唱到:“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这些歌词是丁尚彪内心的表达,也是对丁尚彪生命意义的阐释。的确,丁尚彪生命的意义就是为了托起女儿的梦想而尽到一份做父亲的责任。可以说,正是女儿的梦想让他的生活美丽,责任使他坚忍。 三、文化意义

从相关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拍摄者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摄制组辗转中国、日本、美国三个国家,拍摄持续10年,拍摄的素材多达500余盘。应该说,拍摄者怀着巨大的热情,将对这一纪录片的拍摄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化

事件来做的。日本观众对此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纪录片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放映时就引起了高度关注,电影上映,更是场场爆满,可以说,电影也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日本观众的心理,引起了日本观众的强烈共鸣。

影片最初的拍摄者想要表现的是留日中国人的艰难生活。张丽玲到日本留学不久,就被身边许多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奋斗的中国人感动。作为留日中国人的一员,张丽玲也同样也做了许多努力。应该说,张丽玲最初的创作动机里,既有留下这段历史、记录中国留学生在日生活的愿望,也有对自身历史的表现和反思。但是日本观众显然对影片产生了“误读”,幸运的是,日本观众对影片的“误读”恰恰切中了日本自身的社会问题,为影片注入了全新的内涵。如果我们说张丽玲在拍摄丁尚彪的生活时着重点在“含泪”的话,日本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重心则明确转向了“活着”。正如影片开头所提到的那样,日本连续8年,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3万,自杀已经成了严重困扰日本人的重大的社会问题。丁尚彪这样的留日人员是日本社会的边缘人和底层,但是,在他们眼里,日本是一个充满了机会的社会,甚至是天堂,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生活条件和所享受的社会资源远比他们丰富的日本人不断有人自杀,他们却艰难而顽强的活着。日本观众显然感受到了丁尚彪似的中国人生命的坚忍,并将丁尚彪生命的坚忍归结于对家人的爱与责任,这种爱与责任正是医治生命脆弱的良药。

在许多日本观众看来,责任是他们正在失去的传统美德。许多观众在观看电影后的留言板上留下了对责任与爱的呼唤和反思。应该说,影片在日本观众中确实起到了对爱与责任的呼唤的作用,从而将责任重新镌刻在了日本的文化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渐深入,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少年身上的责任感也逐渐淡漠。我们同样需要呼唤责任,需要将责任重新镌刻进我们的文化。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谈论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② 人民网东京11月29日电。

③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④ 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

[作者简介] 张舟子(1969― ),河南灵宝人,文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新闻传播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影视文学。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0rba.html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