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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合作保险运动 直至美国内战结束，工人都没有保险来源，他们只能在事故中“自然死亡”！后来，美国工人成立了兄弟会，推动了一个称之为合作保险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改变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改变了美国的事故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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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兄弟会”，被遗忘的角色！

如果全国的兄弟救济协会能够成功地合并，为何这个国家的劳工组织不能吸收、管理与引导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将其从不劳而获者--古尔特家族与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口袋里掏出来？ --内森·鲍伊顿，《兄弟会观察 》(1894)*

1868年10月27日，宾夕法尼亚州米德维尔市的约翰·乔丹·阿普卡奇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合作保险协会，联合工人兄弟会。如同19世纪末无数的合作保险协会与分会，阿普卡奇的联合工人会在设立时主要定位为劳工组织。作为内战期间的老兵和熟练的铁路技工，阿普卡奇希望联合工人会能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正义的理念"，提供"一个联合体来保护［工人］利益免受侵犯"，同时提高"劳动所应得的标准"。〔１〕因此，联合工人会采纳的是一项提升工人利益的普遍章程，这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同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这类劳工团体的工人保护项目。〔２〕但也就在创立的那一年，联合工人会走向了一个虽然不同但也有所关联的方向。阿普卡奇这些铁路工人是工业灾难最常光顾的群体，他们感受到死亡与伤残保险的强烈需要。也因此，联合工人会主要发展成由工人和中产会员组成的互助保险组织。事实上，联合工人会很快成为了工人合作保险体制内早期的主要参与者，这是发生在19世纪晚期美国的早已被历史遗忘的重要制度。〔３〕

阿普卡奇创立第一家工人合作保险组织的故事，这只算是美国内战后突然勃兴的伤残与生命合作保险运动的起源传说。在1860年，合作保险还只是美国人寿保险行业在萌芽阶段时的小角色。到了1890年代，人寿保险市场已经增长了三十多倍，而合作保险业也成为这一市场上的主要保险形式。〔４〕无论是保单的数量，还是保险金额的总值，合作保险都已超越了由股份公司与互助公司加总起来的商业人寿保险。而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每三位美国工人中就有一位属于一家合作保险协会。〔５〕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城市和工业地区内，这些数字通常还会更高。简而言之，经过20年的时间，合作保险已经发展成美国人生活中头等重要的制度。 在生命保险与伤残救济的供给中，19世纪末的合作保险协会扮演了一个关键但却近乎被遗忘的角色。事实上，在1880年代、1890年代，合作保险协会很可能是事故伤亡中系统赔偿的主要来源。合作保险在这一领域内所以能够成功，原因部分在于它创造性地回应了伤残保险市场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难题。合作保险协会采取了一套传统的兄弟会礼仪与符号，包括秘密口令、秘密握手礼、精心设计的入会仪式。虽然在我们眼中有些矫饰有时甚至是无聊，但这些仪式却在塑造会员之间的团结规范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不仅阻止了低风险的保户脱离保险共同体，也减少了共同体内保险费欺诈行为的发生。

合作保险体制还代表了美国工人在19世纪晚期的一种努力，这就是改造内战后的自由劳动公民理念来应对新的工业化共和国。如同联合工人兄弟会所代表的内战后工人协会，保险协会所提倡的远景不仅是对事故法的合作性重构，而且是用合作制来改造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制度与美国经济。在这一意义上，合作保险批判了制造事故问题的竞争体制，虽然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批评自身也是非常暧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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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组织重构美国社会生活的努力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当时，主要的合作保险协会都在游说州议会让自身形成准公立的保险体制，从而避开社会保险中的激烈竞争。在德国和英国这些西欧国家，20世纪的社会保险项目都发展自19世纪的工人互助组织。而在20世纪头十年中，美国的合作保险协会试图走向相同的方向，仿效英国体制将自身建设成寡头结构下受到高度监管的伤残保险体制。但吊诡的是，正是由于美国社会改革的想象力都贯注在事故问题之上，这反而阻碍了美国工人保险组织走向欧式的强制性国家保险项目的道路。

内战后的工人保险协会源自互助保险的悠久传统。英国友联协会在18世纪成为劳工阶级重要的自助机构，其主张自发于中世纪前的时代。在19世纪上半叶，互助保险共同体在美国和西欧活跃起来，许多团体运用这一机制来保护自己免受火灾与海事损失这样的灾害。

2. 内战结束时，美国工人没有保险

但是，直到内战结束时，美国工人却没有什么保险来源。战争结束后，新工业技术(尤其是铁路)的发展与家庭围绕家庭工资模式的重构，此两项因素引起了一系列关于保险制度的试验，以期应对由伤残与死亡所带来的工资损失与医疗费用。事实上，到了1880年代、1890年代，评论者已经指出美国人"在设计保险计划上引领世界"。〔６〕例如，在1840年之前，人身保险在美国只是小范围的存在。但从1840年代开始，人寿保险公司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未来的保险业巨子，如纽约州的纽约人寿互助公司。仅在纽约州一州营业的公司数目就从1860年的14家增加到1870年的69家；同一期间，全国有效的人身保单的数量也从5万件上升到65万件，这些保单的有效价值也从1.4亿增加到18亿美元。〔７〕但尽管存在着强势的增长，商业人寿保险公司却没能发展出面向工人阶级的保险产品，尽管后者才是承受新工业经济之变动无常的那群人。加利福尼亚州在1890年的报告中这样解释道，"由于工人生活的卫生条件与工人在工作时的事故危险"，面向工人的人身保险被认为是"严重的风险"。〔８〕

商业事故保险代表着19世纪中期美国人寻求伤亡保险的另一种机制。早在1849年，英国伦敦铁路乘客保险公司就开始为乘客承保铁路事故损失险，这就是所谓的事故客票保单。而到了1950年代，许多活跃在马萨诸塞州的小型事故保险公司也提供类似的保单。但只有在1864年，随着哈特福德旅行者保险公司的成立，美国公司才开始大规模地承接事故保险；甚至是到了1875年，纽约州也只有三家保险公司经营事故保险业务。而且，人身事故保险的大部分都不是卖给最可能发生事故的工业工人，而是面向商业和职业阶级以保障他们在旅行中的事故。〔９〕事实上，大多数公司都拒绝把保单卖给在危险行业中工作的个人，比如矿业、铁路、钢铁工业、木材、桥梁建筑、以及大量不那么危险但也算不上安全的行业(参见图表3.1)。那些为铁路雇员提供事故保险的事故保险公司，比如普罗文登人寿保险与投资公司，很快就发现它们自己陷入了索赔浪潮中而疲于应付。〔10〕只是在普罗文登公司通过观察者所谓"最厚颜无耻的讼棍手法"抵制铁路工人的赔偿要求后，普罗文登公司很快就关门歇业了。〔11〕

图3.1 商业事故保险拒绝承保的职业 硫酸工业工人 杂技表演者 气球驾驶员 野战勤务军官 钻井开掘者 带锯操作者 倒钩铁丝制造者 驳船驾驶者 树皮剥皮工人 职业棒球运动员 黄铜铸工 桥梁建筑工 圆锯工人 运河船夫 沿海航行或远洋船只的船长与船员 弹药筒制造者 明胶工人 链条生产工人 木炭燃烧工 苹果酒制酿工 圆锯工人 马戏骑手 运煤工人 焦炭开采工人 餐具打造匠 餐具打磨工 电光场雇员 拖船的工程师或司炉工 远航船只的轮机员或司炉工 纤维制造工人 锉刀制作工人 消防队员 烟花制造工人 家具工厂工人 直锯锯工 玻璃工业雇员 葡萄糖制造工人 重力铁路雇工 皮革业工人 马力铁路工人 印第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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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 钢铁工业工人 伐木工人 矿工(煤、金、银、铜、石英) 制模机操作工 制钉工人 石油工人 撞击式雷帽制造工人 纸浆厂工人 石英厂工人 铁路工人 屋面工 海员 长柄镰刀制造工人 屋顶板制造工人 石板瓦匠 板岩开采匠 肥皂煮制工 纺锤制作工 纺锤研磨工 制炉厂工人 潜艇驾驶员 大头针制造工 电报施工者或维修工 机器打谷工人 清漆制造工 硫酸盐制造工 打井工人 金属丝工人

事故保险的保单通常拒绝覆盖许多类型的事故，这包括由"自愿面对不必要的危险"所引发的事故、〔12〕因"酒精饮料的影响"而导致的事故、〔13〕违法行为所引发的事故、〔14〕自愿的身体透支所导致的事故、〔15〕未能"适当注意 个人安全"所带来的事故、〔16〕以及无数特定危险所导致的事故。〔17〕公司要求申请者保证，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不存在精神方面的疾病，"生活习惯是正确与节制的"。〔18〕由于这种政策上的排斥，商业事故保单仅仅覆盖了一小部分驱动个人寻求伤残保险的事故。而且，保险公司的保单条款大量沿用了侵权法的共同过失原则，虽然后者在普通法理论中正面临着不少麻烦。但即便如此，事故保险公司还是面临着监督"欺骗与捏造赔偿请求"的难题。〔19〕事实上，这些难题在保险公司管理人员中间制造了一种黑色幽默。萨缪尔·克莱门斯(我们更为熟知是他的笔名，马克·吐温)在1870年代出任哈特福德事故保险公司的董事，他曾在保险协会午餐演讲中指出，哈特福德这样的保险公司是"一家特别值得依赖的机构 所有获得保单的承保者都会在一年之内成为残废"。事实确实如此，哈特福德公司在当年不久即告倒闭。〔20〕

3. 商业保险，不过是一种噱头

商业保险公司确实为工人阶级家庭发展出一种保险产品。所谓的工业保险包括了每周5美分保费的小额人身保险保单，保险费由保险代理人在发薪日逐家逐户地上门收取。虽然普鲁登喜保险公司从1854年起就在英国提供工业保单，第一家在美国提供工业保险的公司，美国普鲁登喜保险公司(当时还称为普鲁登喜友联协会)，只是到了1875年才开始承接保单。〔21〕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与约翰·汉考克人寿互助保险公司很快也进入这一领域，而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工业保险发展非常迅速。在1880年，美国的有效工业保险价值大约为2000万美元，代表着228357张保单，平均每217位美国人中有１份保单。而到了1900年，有效的工业保险金额大约为15亿，代表了大约1100万份保单，平均每７位美国人就有１份保单。〔22〕 但是，工人家庭购买工业保险保单，与其说是在雇佣工人死亡后替代维持家庭的收入，不如说是来偿付死者的丧葬费用。工业保险保单提供给家庭的平均金额只能用于填补丧葬费用，通常为"成年人大约100美元，儿童大约50美元"〔23〕--这一数目根本无法维持死亡工人的家庭。正如20世纪早期一位城市工人阶级家庭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工业保险可以"更适当地称为丧葬保险，而非人身保险"。〔24〕因此，家庭不仅为在外工作挣钱的男人购买保险，还要为在家庭工作的妻子以及子女购买保险。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在工业保单持有者中，妇女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男子。此外，5岁以下的儿童代表着人数最多的一个年龄群。〔25〕因此，工业保险的功能只是覆盖到因事故、疾病或老龄的死亡成本的一小部分。 工人合作保险协会在与19世纪末其他保险形式的竞争过程中获得了发展与繁荣。这一成功的原因至少部分在于，合作组织发展出处理伤残保险市场中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难题的有效方法。所谓道德风险，指的是由于保险降低了承保事故与伤残的成本，从而导致保险者缺少激励去预防事故或复原伤病。所谓逆向选择，指的是在保险基金的内部分类还无法细化时，低风险的投保人的投入超出了他在总体风险内的份额，因此，高风险的个人希望进入保险基金，而低风险的个人则希望脱离保险基金。〔26〕在伤残与事故保险中，承保人难以判断承保事件何时发生(因此加剧了道德风险的难题)，也难以区分出低风险与高风险的保险人(因此加剧了逆向选择的难题)。合作保险的组织方式有助于尽可能地限制这些难题。

地方性的合作协会成员之间面对面的关系，不仅适合打造出团结的规范，还可以用来监督成员的行为。工会组织构成了工人合作伤残保险的一支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工会一直参与相对非正式的互助救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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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工会成员的伤亡事故中简单的脱帽敬礼，到煤矿工人通过销售空火药桶而筹集的"火药桶基金"。但是，当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冯·沃特肖森在1880年代中期游历美国时，他观察到，在1870年代的衰退导致工会成员人数急剧减少后，美国许多劳工领袖已经开始使用更为系统的工会救济基金来培养成员对工会体制的忠诚。〔27〕工会基金尤其适合于提供伤残保险。工会的地方分支培养出工会成员间的责任和忠诚，而成员间面对面的关系让他们可以去监督他人的赔偿要求。全体工会成员都被要求加入这种工会基金。〔28〕此外，在这些19世纪后半叶流传起来的工会救济计划中，因不道德或不必要的危险活动所导致的伤害还是无法获得救济。工会救济计划还配备有正式的访问委员会，其作用既在于重申互惠与同情的纽带，又负责监查伤残成员的状况。通常来说，工会将任命至少由两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去探访受伤的工友；委员会中的任何两位成员都不得在同一时间进行访问，而且每位成员独立向工会提交关于受伤成员的情况汇报。〔29〕 但正如沃特肖森所指出的，美国的工会救济基金总体而言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功。在决定是否从事保险事务时，工会面临着一个两难困境。救济资金可以在困难时期鼓励对工会的忠诚，但同时也提高了工会成员资格的成本。〔30〕更进一步地讲，如要有效管理工会的保险基金，则工会必须开除那些未能缴纳保险费的成员。因此，工会在扩大其组织基础中的利益时抑制了事故救济基金在19世纪末的发展。到了1860年，工会领导人之间的共识就是，保险事务会附带拖累工会组织的发展，所以工会不应该尝试发展保险功能。〔31〕因此，1880年代之前，在铁路兄弟会之外，只有少数几家全国性的工会设立了保险基金，以期在伤残与死亡事故中替代丧失的家庭工资。〔32〕以劳工骑士团为例，它在章程中包括了一项互助保险项目，但却从未付诸实施。而以尤金·德布斯为代表的劳工领袖则这样认为，"随着无数工人因不能支付兄弟会的保险费而遭到驱逐"，工会"应该与保险公司分家"。即便是在1904年，美国劳联属下的工会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提供保险救济。〔33〕

4. 铁路工人兄弟会，高发事故的产物

与此相比，铁路工人的工会通常将事故伤亡保险视为其中心任务。早期的铁路兄弟会所以组织起来，正是为了在高危险的铁路职业内建立工人之间的事故保险保护。德布斯所领导的机车消防员兄弟会成立于1870年代初，它在创设时的定位就不是一个集体谈判的组织，而是一个兄弟互助保险协会，铁路管理员兄弟会也是如此；事实上，德布斯最终之所以退出机车消防员兄弟会，原因就在于该组织继续专注于保险功能，而不是工人的组织。有些铁路工会，诸如火车机工兄弟会，在创设时定位为集体谈判组织，但在1870年代转变成为互助协会，提供事故救济、死亡救济以及丧葬保险。〔34〕正如铁路救济基金的权威研究者所指出的，铁路工作中的事故风险来自于至少三种根源："行业的性质，工友的过失，或雇主的过失。"〔35〕但是，根据普通法中的雇主责任规则，只有第三种类型的事故才有可能获得法律上的赔偿。因此，铁路工人在面对所有其他类型的事故时不得不学会自力更生，而铁路兄弟会成为了此类事故发生时工人主要的保险机制。〔36〕

铁路兄弟会为成员提供了相当可观的死亡保险救济与永久残废救济。铁路兄弟会的死亡救济大都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有时甚至高达4500美元。〔37〕兄弟会还提供类似数额的永久性全身伤残救济，此外还包括相当数额的永久性局部伤残与暂时伤残的救济。〔38〕例如，在1880年代，铁路乘务员兄弟会向那些在工作受伤的成员提供暂时伤残补助，在40天之内每天支付1.07美元。〔39〕在1893年，铁路兄弟会甚至在伊利诺伊州高地公园设立了美国铁路退休与伤残工人之家，"以帮助那些在铁路工作中因事故或其他原因而永久伤残的人们"。〔40〕

在20世纪头十年中，兄弟会的理赔部门主要关注工作事故受害者的赔偿。例如，在1901年的北美铁路扳道工联合会，工作事故的赔偿请求与所有其他赔偿请求之间的比率超过了二比一。随着时间的过去，铁路兄弟会的救济部门把越来越多的救济金分配给那些非工作事故伤亡的成员；到了1914年，在扳道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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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提供救济的工人家庭中，病患成员或自然原因死亡成员的家庭已经超过了在工作事故中伤亡的成员。但是，正如兄弟会的索赔记录册所证实的，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铁路兄弟会的理赔部门曾目睹了悲惨的轧伤、断肢与死亡事故的肆虐，数目远远超过了因其他原因导致的伤残与死亡，尤其是那些在铁轨上、车厢间与修车场工作的工人(参见图表3.2)。此外，铁路救济协会很快发展出内部的科层制度来处理成员提出的请求。以扳道工联合会的地方分会为例，分会把受伤工人提出的请求上报给位于布法罗的中央办公室，由五人组成的理赔委员会决定批准还是拒绝请求。

如果说求助于普通法法院可能要求原告等上数年之久才能了结判决，兄弟会组织通常能够在伤害发生后两到三个月内处理请求并做出偿付。〔41〕

请求

Wm. P. 李 火车车厢辗过 萨拉 E.,妻子，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Wm. H. 罗杰斯 火车车厢辗过 弗鲁，妻子，堪萨斯州费特斯考特市

J. C. 加尔布劳克 火车碾过 安德森，同父兄弟，田纳西州孟菲斯市

乔·霍韦尔 自然原因 麦琪，妻子，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

Wm. 柯姆布斯 头骨骨折 萨拉，妻子，新泽西州霍波肯市

詹姆斯·泰勒 铁路事故 玛丽，妻子，费城

Wm. H. 怀特 火车头辗过 安娜，妻子，肯塔基州路易斯韦尔市

亨利·申克 腿部切除 克利福德，儿子，纽约州埃尔迈拉市

L. C. 霍克 铁路事故 杰西，儿子，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市

J. P. 姆拉克 铁路事故 哈蒂，妻子，俄亥俄州康涅特市

约翰·瑞姆比 铁路事故 安洁丽娜，妻子，宾夕法尼亚州

强可 马克·维瑟斯 铁路事故 玛格丽特，妻子，堪萨斯州托皮卡

资料来源：理赔部记录册，北美扳道工工会文件，第一册，表格269，康奈尔大学科尔中心。

在20世纪头十年，主要的铁路兄弟会的成员数量已经超过了25万，这意味着每四位铁路工人中就有一位兄弟会成员。〔42〕七家主要的铁路兄弟会--机车消防员兄弟会、机车技工兄弟会、美国铁路管理员兄弟会、北美扳道工联合会、铁路乘务员兄弟会、铁路电报员兄弟会以及路面保养工人国际兄弟会〔43〕--每年会向会员发放超过400万美元的死亡救济，超过50万美元的永久性残废救济。〔44〕

5. 多种保险协会、共济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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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铁路兄弟会之外，美国工人还需要一种生命与伤残保险的机制，它既能够利用工会在监督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所特有的能力，又可以在机构上与工会组织区别开来，从而不会造成工人组织与事故保险之间的紧张。合作保险协会所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保险体制。虽然美国的合作保险联合会只是在内战结束后才出现，但在短短的20年中，生命与伤残合作保险在规模上已经可以对抗商业人寿保险。1885年，根据合作协会提交给州保险官员的报告，20亿的保险金额还不到美国全部有效的人寿保险的二分之一(参见表

3.1)。〔45〕5年之后，迅速成长中的合作保险运动已经成为美国人寿保险的主要来源。1895年，兄弟会与其他合作保险协会上报了66亿美元的有效人身保险，这一数字大大超过了互助公司与股份公司加总起来的商业人寿保险。〔46〕而在这一时期，在合作保险协会内投保的人数也超过了商业保险公司内投保的人数。到了1900年，兄弟会与合作协会报告了超过400万的保险证明书持有人，而商业公司的保险证明书持有人只是刚刚超过300万。〔47〕根据合作保险协会上报给州保险委员会的数据，每15位美国人中就有一位属于一家合作保协协会，〔48〕而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兄弟会保单持有人的数量翻了一番，突破了800万。〔49〕

但是，报告的统计数据很可能低估了参加合作保险协会的美国人数量。报告统计通常反映的是大型的全国性保险协会的活动。但许多保险协会都是在本地区内的非正式组织。到了1890年代中期，保险专家普遍估算"庞大的"合作保险体系在规模上已经是商业竞争对手的1倍。〔50〕此外，各州的独立研究也显示出，实际上的成员人数(包括小型的地方性协会)甚至更为庞大。以康涅狄格州为例，该州劳工统计局在1891年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本州每六位居民中即有超过一位加入了合作保险协会。〔51〕由于这些协会的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52〕我们可以合理地判定康涅狄格州大约一半的成年男性都参加了合作保险协会。〔53〕在市镇与城市居民中，这一数字看起来甚至会更高。在纽黑文，每四位居民中就有一位属于一家合作保险协会；在丹伯里这个著名的制帽市镇与梅里登这个位于康涅狄格河上的小工业城中，合作保险协会的成员已经占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54〕

合作协会提供的保险救济水平参差不齐。许多地方性的小型互助保险协会只能提供最低标准的死亡保险救济与聊胜于无的伤残救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许多协会--尤其是移民工人的协会--没有能力为会员提供有效的保险金，这也导致了合作保险运动在20世纪初年的衰退。但全国性的合作协会则更为成功，它们向成员提供的伤残与死亡救济虽然并非全然慷慨，但也在男性工人伤亡的情形中提供了有效的收入替代。 全国性的保险协会在名义上可以分为两种组织类型：一是建立在英国友联协会模式上的疾病与伤残协会，二是生命保险协会。前者--包括了秘密共济独立兄弟会、皮提亚骑士团以及红人高阶兄弟会--所关注的并不是生命保险基金，而在于兑现疾病与伤残救济金，救济的水平通常在每周2美元到5美元之间；以秘密共济会为例，其提供的暂时性伤残救济为每周至少2美元。〔55〕后者包括阿普卡奇的工人联合会、皇家奥秘以及荣誉骑士团这类团体，它们的全国性组织主要关注的是生命保险救济，金额范围通常在1000美元至2000美元之间，但经常也一次性地给付永久伤残救济，数额通常是死亡保险的一半。〔56〕在一个普通工人每周工薪大约10美元的时代，保险救济中的暂时伤残救济相当于周工资的五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死亡保险救济则相当于两年到4年的工资。〔57〕

但是，合作保险协会经常会同时提供伤残保险与死亡保险。伤残协会可以经营死亡保险业务，或是转包给提供团体保单的第三方承保人。〔58〕基于同样的原因，死亡保险协会的会员也经常在地方分支上建立暂时伤残救济体制，给付金额通常在每周2美元至5美元之间。〔59〕死亡保险协会有时还允许会员从他们的保险单中兑现伤残救济。〔60〕因此，根据联邦与州的调查，虽然有些死亡保险协会仅提供死亡与丧葬救济，但大多数也同时提供伤残救济。〔61〕事实上，经过1870年代、1880年代，提供伤残救济的保险协会的数量在稳步增长；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单纯经营死亡保险的协会。〔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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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铁路兄弟会，许多工人合作保险协会并非专门因工业事故问题而组织起来。事实上，有些合作保险者中的精英甚至试图仿效商业保险公司的做法，拒绝接纳在特别危险行业中工作的工人。〔63〕但是，有些合作保险协会的创设目的正是事故赔偿。例如，煤矿工人就形成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兄弟会组织，即便是在小型的煤矿市镇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通常按照种族和宗教身份组织起来的大量协会。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希腊人、俄罗斯人、黑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联合会组织。〔64〕但这样的组织并不局限于煤矿。纽黑文泥水匠联合会的成员们曾在1868年宣称，工人成立合作保险协会，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在自己的工作中，因并非无道德或无纪律的行为的事故而变成伤残的"成员们。〔65〕

6. 工会领袖创立合作事故保险协会

事实上，面对着工业伤害的肆虐，维持工人独立性的难题已经引导杰出的工会领袖创立合作事故保险协会。乔治·迈克尼尔曾先后出任八小时大联盟的秘书和波士顿工人协会与八小时联盟的主席，从1860年代至1880年代，他领导了美国的八小时工作日运动。〔66〕迈克尼尔在1883年加入了劳工骑士团，在整个1890年代都与美国劳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67〕直至20世纪的头十年，迈克尼尔仍然是合作运动大会中的重要参与者。〔68〕在迈克尼尔看来，雇佣劳动体制篡夺了自由劳工的独立性，把他们改造成"一种没有男性权利的人"。

此外，迈克尼尔还相信，雇佣劳工中的事故问题是雇佣劳动负面效应中最突出的例子。事故让工人降格成一种"肉体上 畸形"傀儡，他们"冒着健康、肢体、甚至生命的风险""竭力维持着那点微薄的薪俸"。迈克尼尔主张，最终只有"劳动大军"的联合才能"提升劳动者的生存状态"。〔69〕与此同时，工作事故的问题要求工人成立他们的集体机构，以期在事故发生之时帮助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独立。因此，迈克尼尔在1883年组建了马萨诸塞州事故互助联合会，正如组织记录中列举事故中高比例的工作事故所表明的，这一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向在工作中受伤的工人提供保险。〔70〕与此类似，威廉·欧文这位美国矿工联合会(即后来的矿工民族阵线)的领导者，在1870年代末，也是密苏里州贝勒维尔煤矿镇的皮提亚骑士团干事。〔71〕

即便有些全国性合作保险协会在组织上不以事故问题为依归，事故受害者的赔偿也构成了协会工作的重要方面。例如，全国性协会在中央层级上更多的是提供事故救济，而不是疾病救济。〔72〕而且，正是那些最直接面对工业风险的工人选择加入了合作保险协会。城市或工业地区的工人阶级构成了合作保险协会的大多数成员。〔73〕当代的观察者经常指出合作救济协会的工人阶级、城市与工业的基础，其成员包括了"低收入的工人和高收入的技工"。〔74〕事实上，康涅狄格州的一项研究发现，互助保险协会中超过60%的成员都来自于低收入群体的工人和技工。〔75〕

因此，合作保险协会采取了纪律规则与制度，期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处理事故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难题。合作保险协会普遍要求申请者进行体检，而几乎所有的协会都"彻底调查申请者的品行"。〔76〕如果成员在体检时虚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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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或撒谎，他们就面临着被开除出去的命运。〔77〕合作协会的规章通常规定，如果"伤残是醉酒、斗殴或其他可耻行为所致"，成员就丧失了救济请求权。〔78〕许多协会还规定，如果成员是自愿面对"非同寻常的危险"，这同样也剥夺了成员的死亡或伤残的救济请求。而一旦成员提出了救济请求，他的伙伴成员通常有义务去探访和监督这位受伤的工友。在许多情形之下，成员们自然是本着兄弟间的友好情谊进行此类探访。但探访的要求也明显有助于确认"可疑的案件"。如果请求给付的成员"逃避协会的监督"，他们就无法获得救济，甚至会被开除，探访委员会有义务即刻向协会的财务员报告任何的异常情况。〔79〕而逾期缴纳保费或逾期支付违反协会行为规范的罚金--包括有些协会关于特定职业内最低工资(工人不得接受低于该标准的工资条件)的要求--也可能导致救济请求权的丧失。〔80〕

合作保险协会关于保险共同体的设计也可以促进团体的忠诚与互利。以联合工人兄弟会为例，这些全国性协会的原子单位是由50位到150位成员组成的地方分会。〔81〕保险共同体的全国性规模促进了组织在生命保险方面的精算稳定性，而组织的地方分支(其经常独立经营暂时性伤残的保险)有助于建立成员间的社会团结规范，近距离地监管与监督更复杂的伤残保险事务。因此，许多最重要的保险协会都仿效了历史上兄弟会组织的传统仪式。秘密的握手与手势、不成文的口令以及神秘莫测的入会仪式都在合作保险协会中找到了用武之地。〔82〕 在合作保险的结构与运作中，还有两种元素促进了协会内的互利与忠诚。首先，大多数合作保险组织都根据分摊方案来经营运作，这在1890年代之前尤其如此。〔83〕每当协会需要筹集资金以偿付保险请求时，成员都被分摊上固定数目的金额--通常是1美元，每年的分摊次数通常在15到20次之间。〔84〕在合作保险者看来，通过这种建立在分摊基础上的经营，合作组织可以避免因建立巨额储备资金所可能引发的腐败行为，而这曾是旧式商业公司的特征。〔85〕此外，分摊原则有助于凸显救济协会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互惠；分摊并不是维持个人保险账户所需的常规固定成本，而是为了兄弟成员的需要所必须履行的非常规的义务。 其次，全体成员都交付同样的会费，而不考虑成员的年龄或风险预期。〔86〕 正如兄弟会成员的回忆："这里不存在年龄、身体状况以及职业上的歧视。这里只有真正的平等与友爱。"〔87〕如同分摊方案，平等会费(而非风险调节费用)的存在强调了合作保险项目的集体精神。当然，平等分摊的会费事实上要求年轻、低风险的成员补贴高风险(经常是年长)的成员，因此造成的逆向选择风险将导致低风险成员退出保险协会。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逆向选择的难题在世纪之交变得尖锐起来。但是，平等会费的运用还是有效地激励了会员长期留在既定的协会中。年轻成员支付的分摊超出了他的个人保险成本；但这位会员可以在将来获得收益，这就是让新成员分担他随着年龄增长的风险增加的保险成本。 由于在合作保险协会中互惠与互助规范的重要性，兄弟会的伦理规范大都顺理成章地未能跨越种族或宗教的界线。根据康涅狄格州在1891年的研究，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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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的协会要求成员是白人。〔88〕阿普卡奇的联合工人兄弟会在章程中规定"只有男性白人才有资格成为会员"，而且"本条款永远不得被修改、修正或删除"。〔89〕为数众多的合作协会仿效联合工人兄弟会的做法，建立起种族排斥的正式规定。〔90〕美国黑人受到白人合作保险组织的排斥，因此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合作保险协会，比如肯塔基州的有色人种荣誉兄弟姐妹会、亚特兰大州的有色人种联合兄弟会。〔91〕虽然许多黑人合作组织在结构甚至名称上参考了现有的白人机构，〔92〕但黑人协会也有着自己的特色。黑人妇女在互助保险协会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93〕此外，在美国黑人之中，合作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94〕

7. 里士满：黑人兄弟会诞生地

里士满的改革者联合兄弟会、北卡罗来纳州新伯尔尼的互助银行公司、弗吉尼亚州汉普顿的耶稣渔夫银行、纽波特纽斯的平安子女会，这些黑人兄弟会组织在经营保险项目时被称为"黑人商业的要塞"(此语出自对于改革者联合兄弟会的描述)。〔95〕在佛罗里达州，美国黑人工业救济联合会发展为美国黑人人寿保险公司。〔96〕两家最大的黑人保险公司--北卡罗来纳互助人寿保险公司与亚特兰大人寿保险--都从琐碎业务做起，但到了20世纪初年，它们已经成为南方黑人生活中头等重要的机构。〔97〕黑人自助保险协会也并非局限在南方。即便黑人在20世纪才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北方城市，但在这之前，费城这些城市的市区黑人就成立了互助救济协会提供集体性的自助保险。〔98〕

天主教徒(教会阻止他们加入非天主教的秘密的或兄弟式的协会)创设了许多独立的保险协会，包括1882年在纽黑文成立的哥伦布斯骑士团，1883年在芝加哥成立的护林人天主教兄弟会。〔9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犹太人保险协会在纽约州与其他地方的形成，以及东正教基督徒所组织的协会。〔100〕

如果合作保险的全部内容就是抗击伤残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那么美国的伤残保险本可能呈现出许多不同的形式。我们应该能看到更多的保险协会，它们围绕着特定的宗教身份或信仰组织起来，而不仅是目前这种宗教上的排它组织。或许我们可能会看到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协会。但是，在合作保险协会所采取的伤残救济方案中，我们能够发现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及其独立、友爱、平等与坚强的理念。事实上，合作主义者的成绩就体现在，合作者在迅速变革的经济中保存与重建世纪中期的自由劳动理想的努力。但是，这些理念的准确内容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即便是在合作保险运动的内部，两种关于合作的叙事就在争论着运动的意义。第一种叙述--这里称为合作的"薄"理论--与侵权法的古典自由主义存在着殊途同归之处。根据这一理论，合作是一种过程，理性的自利个人经由这一过程可以承担起新的自治与责任。对比起来，根据第二种叙述--合作的"厚"理论--合作保险运动不仅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种过程，还是19世纪末期改革运动中的一股力量，最终的目标是把竞争性雇佣劳动体制改造成"合作性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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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事业"。站在第二种理论的立场上，工业事故问题是一个赤裸的标本，它象征着雇佣劳动给美国工人带来的冲击与毁灭，从而证明了彻底重组工业时代的经济生产的正当性。〔101〕

埃里泽·莱特是马萨诸塞州首任保险委员，他可谓是内战后保险运动的薄传统的代言人。1804年，莱特出生在康涅狄格州利奇费尔德县的一个公理会家庭。青少年时代的莱特面对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福音教派改革的战前世界。〔102〕正如福音派新教传统中的内战前美国改革者，莱特深深地相信人性的完美，相信人有能力"通过良心直接与上帝交流"，相信每个人对自身道德选择的责任。正如莱特的朋友西奥多·魏尔德所指出的，上帝已经"把人身所有权的特权、权利与责任交付给每一位道德主体"。〔103〕基于这些信念，莱特强烈地批判酗酒与抽烟。在1830年代，莱特成为美国废奴运动中重要的激进主义者。作为废奴主义领袖刘易斯·塔潘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亲密伙伴，莱特曾在1833年-1839年之间担任了美国废奴协会的书记。〔104〕但是，比起他的废奴主义战友来说，莱特用他对人间生活中的悲剧的关注调和了他的人性完美论。莱特在给加里森的信中这样写道："人类并未承蒙上帝的恩赐而远离罪恶。"〔105〕事实上，莱特本人对悲剧并不陌生。莱特有五个孩子死于1830年代，而在1846年，莱特在波士顿的家被大火夷为平地，这次火灾甚至差点夺走他的妻子与剩下孩子的生命。到了1839年，莱特对人性完美论的保留导致了他与加里森的绝裂，加里森的激进政纲已经开始鼓吹妇女平等与取消任何形式的人类政府。〔106〕

莱特在人类自控能力的问题上具有一种更为实用的观念，这让他在1840年代、1850年代开始投身于羽翼未丰的人寿保险业。〔107〕1858年，莱特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的保险委员，他在这一职位上做到1867年。〔108〕在这以后，无论是作为政府的保险委员，还是作为独立的保险专家，莱特越来越相信，即便是面对着现代生活中的偶然事故，人身保险还是提供了人类可以继续自我承担责任的最佳手段。莱特主张，人身保险解决了"一项重要的问题--如何通过普遍性的依赖来确保独立"。〔109〕在1840年代，莱特的同代人大都将人身保险视为一种赌博；事实上，在1800年之前，人身保险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对人生的下注。〔110〕但在莱特看来，人生保险提供的是一种"在不破坏独立与个性的条件下实现兄弟友爱"的机会。〔111〕此外，人身保险还可以根据现代条件来变革关于个人行为之道德责任的理念，而不必强制性地瓦解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结构。莱特相信，人身保险与谨慎、节俭、个人责任的其他机制可以使得工会没有存在的必要。〔112〕事实上，直到他在1885年去世前，莱特都在论证，如果美国工人能够为偶然事故投保，同时遵循内战前禁酒倡导者的教诲，他们就能够摆脱城市与工业生活的贫困。〔113〕

8. 薄还是厚：人身保险的两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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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的薄理论把保险视为实现个人道德责任的机制，这一理论在州劳工统计局的官员中间有着众多的拥趸，他们认为合作保险协会让公民认识到自立独立的德性--"节约的智慧、自立的独立以及自治政府的骄傲"。〔114〕与此类似，许多合作组织的会员把保险视为自愿性的机制，通过它来协调个人以应对工业生活的困境。站在这一立场上看，保险允许个人去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保险，这些问题将导致国家功能的不正当扩张。《兄弟会观察》曾在1891年这样宣称："我们认为，正如杂货与纺织品销售并不是政府的职能，保险也无法构成政府的职能。无论是自愿性还是强制性的，政府保险即便是在君主政府的统治下都不能取得成功。"〔115〕

与此相比，合作保险的厚理论提出了关于合作之定义的不同观念，也道出了关于事故危机之意义的不同经验。从劳工骑士团、农业农场主联合会到以爱德华·贝拉米和亨利·乔治为代表的改革家，许多组织与个人都在主张，雇佣劳动日益威胁到美国工人的独立性。而合作则提供了一种生产模式，它既可以保持工人的尊严，又能够根据工人的生产能力将劳动成果返还给生产者。激进劳工宣传册谴责"堕落"与"专制"〔116〕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正是通过这种经济模式"剥夺了"〔117〕劳动者所应得的劳动成果。劳工激进分子提出了"美国合作劳动社会经济"、〔118〕"合作制经济"〔119〕或"普遍的合作"，〔120〕这些体制的希望在于其可以确保工人获得他所创造的财富份额。〔121〕

对这些合作论者来说，工业事故的雇主责任法就证明了企业利润的不平等分配。如果劳动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来源，资本主义的竞争经济就剥夺了工人在生产总量中所应享有的份额，却让工人去承担日益严重的个人伤害与死亡的风险。劳工领袖乔治·迈克尼尔认为，这是一种"耻辱"："战士因其在战场上遭受的创伤可以得到抚恤金，但工人却因在和平时期的生活工作中经受的伤害而沦为赤贫。"〔122〕迈克尼尔在工业场所中看到的是，虽然没有那种战场上象征生命毁灭的号角，"这种屠杀却仍在继续"。〔123〕

但直到1860年代末，美国工人中间反抗雇主责任法的组织行动还难得一见。〔124〕在1868年，全国劳联在政治纲领上增加了雇主责任改革的要求。〔125〕到了1880年代，雇主责任法的改革看来已经成为工人组织的一项立法目标，与之一道的还有最高工时立法、土地改革以及劳工密谋法的废止。〔126〕在铁路兄弟会的立法议程中，类似的责任改革也变得重要起来。〔127〕但即便如此，19世纪末的工会在与雇主的集体谈判中，还是很少把工厂安全或雇主对受伤工人的赔偿当作中心议题。〔128〕

劳工运动之所以在这一方面保持一种奇怪的沉默，原因在于19世纪的工人组织发现他们自己在雇主责任议题上陷入了两难困境。工人组织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由和独立。在许多情形中，工人组织成功地维持了工人面对管理权力时的自由和独立。直到19世纪末，美国公司还具有组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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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的多元化，包括了个人化的生产；所谓的内部承包合约，一部分雇员与公司老板签订提供最后制成品的合同，然后由自己指导工作的过程；以及工头主导体制，粗劣的工头体制经常让工人在事实上控制了生产。但到了19世纪结束时，尽管面对着工人的反对，大型雇主开始围绕着更系统化的管理控制机制来重新组织生产过程。〔129〕

雇主责任改革的困难即在于，这一改革要求工人同意雇主剥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自由与自治的企图。关于扩展责任规则的论证反而让工人组织挑战普通法雇主责任规则中隐含的一项假定(当然通常是一项错误的假定)，这就是工人掌控着生产过程的细节。无论如何，正是这项假定推出了如下理念：工人比雇主更有优势去避免工作事故，所以工人应该承担起事故的风险。因此，雇主责任法的改革要求工人重新描述他们的工作场所，这里不是由工人控制的，而是由管理者控制的。但在19世纪晚期卷入工厂控制权斗争中的工人组织看来，这正是他们最不愿意去承认的。在关于谁有权管理生产条件与过程的论战中，工人组织这样做就等于接受了雇主的立场，因此(以意大利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所确认的方式)悄悄地证成了雇主的公司管理特权论。〔130〕

因此，雇主责任法有着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反对雇主责任法的斗争不仅出现在责任规则改革的政治游说中，有关安全条件的集体谈判中，还出现在合作保险协会与合作福利运动之间的互动之中。以乔治·迈克尼尔与威廉·欧文为代表，劳工领袖在工人合作保险基金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31〕正如在合作政治经济的许多支持者看来，对于迈克尼尔与欧文这些人而言，合作保险协会代表了合作经济制度运动的一翼--事实上构成了最为普遍与成功的一翼。〔132〕保险证书将取代(至少是暂时)所有权而成为自由劳工独立的象征。如果说雇佣劳工曾经有机会变成熟练的手工匠或拥有一小块不动产的独立业主，死亡与伤残保险的保单如今允许工人投资于他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得到免受伤害后果的保护。工人的身体如今构成了新的财产，在这一基础上可以建立起工人的独立。在有些合作论者的理论中，保险协会将成为走向更为一般性的合作运动的楔子；在兄弟保险协会中，合作会员能够学习合作的习惯，理解合作的价值。〔133〕而在有些人看来，合作保险协会代表了一种中转站，在合作经济确立之前，由它们向工业资本主义的"伤亡者"提供救济。〔134〕

9. 保险协会呼吁“合作共和国”

在有些情形中，工人保险合作具有一种复杂的理论基础支撑。正如德文劳工报纸《纽约人工会报》的编辑所指出的，马克思认为工资等同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生存成本。但这种生存成本却是社会意义上的建构，因此工资"取决于一国工人的需要、习惯与期待"。〔135〕编辑们认为，互助救济基金的费用会逐步增加工人的期待，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这反过来会带来更高的工资。而《工会报》发现了工人组织之间的一项共识，合作保险基金将培育出工人之间的团结，从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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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的谈判能力，最终带来工资的增加。〔136〕换句话说，工人组织可以要求雇主在工资中赔偿他们在工作时承担的风险，这其实是围绕着侵权法订立契约。编辑的结论当然过于乐观，"因此，让雇主从财政上为受害者的伤亡负责，这早已存在于我们的权力之中"。〔137〕

合作自助保险协会中的合作论者甚至要求把美国社会重构成一个"合作共和国"。在1894年，全国兄弟会联合会的主席内森·波伊顿曾设想把美国经济重构为全体生产者的共同事业。波伊顿问道："如果全国的兄弟救济协会可以成功地合并，那为何这个国家的劳工组织不能吸收、管理与指引他们所创造的财富，将其从非生产者--古尔特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口袋中掏出来？"事实上，波伊顿指出，通过"合作"，美国的工人阶级将很快能够，拥有、控制和管理铁路、矿山、印刷工厂以及所有的生产企业，而不会产生任何罢工、竞争以及商业的停滞，这正如伟大的兄弟互助体制已经控制了40亿美元的业务，没有劳资双方的冲突，没有罢工、闭厂与联合抵制，它们对业务的控制和管理相当成功。 在我看来，劳资双方的竞争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得到安定 站在我的立场，这何时可以成功地实现只不过是时间问题。〔138〕 如同波伊顿，来自纳什维尔的合作保险论者阿比·兰迪斯也主张，合作保险运动的成功是即将到来的合作经济的先声。兰迪斯在新世纪伊始这样写道："只要经过深思熟虑，没有哪位观察家会把我们目前的工业体制看成是最终的结局。"在兰迪斯看来，"资方和劳方的间歇性斗争"表明现存的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暂时的状况"。但是，合作保险协会展示出"资方与劳方可能融合为同一个人，而大型工业可以通过由全体工人选出的官员而得到有效的管理"。兰迪斯质问道："为什么不可能扩展互助合作的原则，完全消灭资本家，永远摆脱他们对劳工的剥削以及因此导致的冲突和骚乱？"〔139〕在托拉斯、银行家与红利股东的国度内，兰迪斯和波伊顿们憧憬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劳工在其中可以根据他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比例来获取报酬。

工人合作保险之所以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冲突，部分原因在于现实事业的经营需要势必要求合作论者妥协他们的意识形态承诺。正如一家合作组织报刊的评述，合作者永远必须照顾到合作的"两个方面"，"商业的方面与 社会和教育的方面"。〔140〕但是，保险协会的商业性却要求他们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决定，这就是限制他们向共同体中最贫困成员提供救济的能力。

从一开始，合作保险协会就排斥了共同体中最脆弱的那部分人。医师在体检时会问申请者的家族病史和个人病史；如果父母中有一方死于肺结核，这就足以否决申请者的入会申请。〔141〕皇家奥秘协会的体检通常要求申请者向全体医生说明他们的身体状况，同时，申请者还必须放弃他在医患关系中的权利，这不仅让申请者无权拒绝回答自己的医疗情况，也让医生有权在法庭上提供反对申请者的证词。〔142〕虽然这种医疗检查在精算与商业意义上效果良好，但它们实际上把协会的慈悲与友爱限制在共同体中最健康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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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合作保险协会拒纳高风险成员

合作保险协会拒绝接纳高风险的成员，这表明合作协会有必要保持年轻、低风险成员的稳定注入。在19世纪末，大多数商业人寿保险公司在保险客户年轻时就采取一种基础储备体制，随着客户年龄的增长来提高保费或者降低老年客户的收益。〔143〕但是，因会员之间的兄弟缘分之名，美国合作协会采取的体制是，不分年龄老幼，成员之间平等分摊，平等受益。这样的话，年轻的(通常是低风险的)会员就有效地补贴年老(通常是高风险的)会员的保险。正如世纪之交的保险专家所观察到的，这样的一种体制可以运行，但它要求每一个协会都有年轻新成员的注入，让他们分担年老成员的保险成本。〔144〕保险专家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剥夺最后一代新成员的分摊费用，合作保险者要想成功，他们将必须"把生意做到天涯海角，不断地扩展成员的数量"。〔145〕

合作保险协会还担心现有的低风险成员的退会。〔146〕年轻的成员如果离开为高风险年老成员所拖累的协会，他们就可以有效地减轻保险成本。事实上，当合作协会在1870年代末、1880年代初走向成熟时，由于现有协会中低风险成员分裂进入低成本的新协会，新合作保险协会的数量激增。根据保险协会研究者的估算，到1888年，美国共有1200多家保险协会。〔147〕新合作协会的成立在1890年代加快了速度。根据世纪之交的一项研究，在568家成立日期可以确定的协会中，只有78家是在1880年之前成立的；而其中最多的那组--大约230家协会--都是在1895年之后的5年内成立。〔148〕随着新协会大量出现，原有的协会也在相继解散。从1881年到1885年，仅纽约州就有73家合作保险协会破产。一年之后，又有19家合作保险协会关门歇业。每经过一年，破产就累积越多：1887年17家；1888年10家；1889年16家。到了1905年，数百家协会或者已经不再向州保险监理提交报告，或者已经正式进入破产管理状态。〔149〕简而言之，随着低风险成员从一个风险共同体逃到下一个风险共同体，风险波浪的反复循环正在拆解着合作保险运动。

此外，到了20世纪早期，保险合同法中的发展使得合作保险协会难以监督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在1880年代、1890年代，商业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开始拟定专业复杂的人寿保险合同。〔150〕法院的应对之道在于，在所有合同模糊案件中，按照不利于合同拟定者的原则来解释保险合同。〔151〕因此，一方面是法院的解释判决，一方面是保险公司律师对这些判决的回应，这之间的互动激励了保单拟定时的复杂趋向。〔152〕合作协会很难获得商业公司用来拟定保单的专业律师。但是，如同那些涉及商业公司的案例，法院也把不利于合同拟定者的原则适用于合作保险合同。〔153〕因此，合作保险协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保险合同拟定与司法解释的互动过程，但却没有商业保险公司所有的法律知识。〔154〕合作协会的保单使用概括性甚至是模糊的标准来规范协会及其成员的行为。但是，根据不利于合同起草者的原则，法院坚持一种对所有保险合同一视同仁的解释，按照不利于保险业者的原则来解释合同的模糊之处。〔155〕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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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曾有权把修改保险条款的效力溯及至现有的成员，〔156〕还曾有权开除协会的成员，〔157〕但这些权力都受到法院在实体与程序上的限制。因此，在20世纪的头十年，法院严重地破坏了合作协会监督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能力。 随着低风险成员持续退会与新协会鼓励这些成员脱离从前的协会，关于兄弟会财务结构的批评在1890年代也越堆越多。〔158〕在回应这些批评时，合作协会指出退会率这一方法，正是通过它，协会才能在不考虑年龄或风险因素而维持平等分摊与救济时保持支付能力。每当成员离开现在的合作保险协会(或"退会")时，他们就丧失了自己曾经缴纳的分摊费用。兄弟会主张，因此得到的盈余使得合作保险协会可以维持他们的财政支付力。〔159〕

但是，退会的论证说起来却是很不"兄弟"。现存的会员剥夺那些不太走运的退会成员所缴纳的费用，从而提供自己的救济资金。而且，在1880年代、1890年代，退会问题还为骗子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经常以兄弟保险协会之名而行庞氏骗局之实。〔160〕这些自封的"人寿保险协会"观察到，因为高比例的退会率以及因此带来的非退会成员对收益的瓜分，死亡救济保险协会带给有些成员的收益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投入。对于那些留在协会并获得退会者的会费收益的成员，这样的协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伤亡保险协会的死亡救济的困难通常在于，"你必须在死后才能赢得收益"。"人寿保险协会"因此问道，什么导致保险协会不能提前偿付的日期？保险协会应该加速它的分摊方案，死亡保险协会花30年时间为死去的会员完成的结果，它们在５年内就可以带给活着的会员。〔161〕

11. 钢铁会所：早期的人寿保险协会

刚开始时，早期的人寿保险协会(比如钢铁会所)许诺，每次分摊费用2.50美元，７年到期后即付1000美元。在第一个７年期还未完成，６年联合会就承诺６年到期的1000美元；时代反贫穷协会则在广告中宣称，它有能力把1000美元的兑付期限降到５年，同时还在５年期间内保证疾病、事故与丧葬的救济。在人寿保险协会的鼎盛时期，仅马萨诸塞州就有56家登记在册的人寿保险协会，会员共计364 000名，资产值高达1.25亿美元。〔162〕 在这些协会中，很多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有些看起来则来源于错误的乐观与无知的管理。我们通常很难在它们之间做出正确的区分，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相同的。那些先行一步的人们获得了惊人的利润，那些后知后觉的人们只能看着自己的金钱有去无回。纽约州的保险监理在1882年警告"彻底的骗局"与"狂热虚幻的方案"。还有一位保险监理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严肃的包装方式，这些经理的主张与承诺都将是荒诞不经的。"〔163〕

当第一波的５年至７年期的保单到期无法兑现时，这次乌托邦式的骗局浪潮在1890年代中期放缓了脚步。1892年，钢铁会所在纽约州进行破产清算，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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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马萨诸塞州完全禁止了到期即付的保险合同。许多合作保险协会抵制住了这些方案的诱惑。但是，这段插曲还是对合作保险协会的公共形象有着无法抹去的影响，即便是那些最为诚实的合作协会也无法幸免。晚至1911年，纽约州劳工部还继续严密监视着移民社区内的地方性兄弟会组织，以"清除"欺骗，保护"真正的兄弟会组织"。〔164〕

既然合作保险协会在20世纪初面临着越积越多的难题，那为何还认为它们代表了在美国事故法的发展中未能走上的可能道路？我们确实难以想象，合作协会的集会所与兄弟会仪式在20世纪还有广泛存在的基础。

理解合作协会之生命力的关键在于，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在20世纪的社会保险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互助保险协会(以及大量的其他私人机构，包括雇主、工会和同业公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直到今天，社会保险项目还深刻地影响到西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事故赔偿法结构。正如比较事故法中的一项权威研究所指出的，在美国以外的发达国家，"求助于诉讼过程"是"既不那么必要，又不那么有利的"；因此，相对于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现代事故法的特征就在于其更加依赖于侵权法诉讼。〔165〕

社会保险项目塑造了其他发达国家的事故法体制，但这些项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社会保险体制需要一种基础设施，而发展与运作国家官僚设施的要求曾经是--还将继续是--在国家保险的新型体制进程中的重大障碍。而19世纪的互助协会正是在这里发挥了它们的关键作用；工人保险协会的机构给国家的社会保险体制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建设基础。

美国的最佳比较对象是英国友联协会的例子。友联协会与美国的兄弟会分享着许多特征；如同美国的合作自助保险体制，友联协会在发生事故、疾病和死亡时会给工人阶级的成员提供救济，但不同于美国的合作保险，友联协会的死亡救济通常只限于丧葬费用。〔166〕在英国的案例中，在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型中，友联协会变成了英国社会保险项目的关键奠基石。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培养友联协会成为提供疾病、伤残和老龄救济的机构。

事实上，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着眼点就是尽可能限制国家官僚机构的作用，发展自愿机构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167〕因此，友联协会在1909年与1910年被改造为"特许协会"，英国在1911年通过了《国家保险法》，友联协会即构成了英国的国家健康保险体制的基础。"特许协会"是由成员管理的非营利机构，《国家保险法》向属于"特许协会"的雇佣工人提供疾病、伤残、生育以及医疗救济。〔168〕雇主与雇员依法提交准备金，这笔钱由国家资金补贴后交给特许协会。协会最后向会员提供伤残、疾病和生育救济金。〔169〕需要指出的是，商业保险公司很快也设立了名义上独立的非营利协会，这让它们获得了很大一部分的特许协会资格。但即便如此，英国健康保险体制还是为友联协会提供了进入20世纪的制度角色。到了1930年代末，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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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还注册着英国雇佣工人之中43%的参保工人，只是到了二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重组才消除了友联协会在管理救济上的功能。〔170〕

在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利用现成的工人保险机制，英国的做法并非独此一家的专利。在德国，社会保险的体制也发展于混乱的工人保险和雇主保险机构。例如，1880年代，俾斯麦在他的的社会保险项目的第一项中就提出了德国的强制事故保险，在俾斯麦的计划中，这一项目应该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来管理执行；但在1884年最终定案时，德国强制事故保险的执行机构却变成了雇主协会的团体。〔171〕欧陆其他国家也发展出一套公私合作体制向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险救济；丹麦、法国、比利时、瑞士都通过地方保险协会与互助组织把健康保险的救济补贴给工人家庭。〔172〕

12. 为什么合作协会不走欧洲路

那么，美国的合作协会为何没能走上英国与欧陆国家的发展道路？美国的保险协会为何没能变成美国社会救济体制建设中的奠基石？这一体制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处理伤残赔偿问题的方式；正如上面所述，国家伤残救济的存在具有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其限制了西欧国家的事故法体制对侵权法诉讼的依赖。此外，这一体制还能让19世纪保险运动的合作事业动力留下自己的遗产--当然不是指生产手段的合作所有权，而是指为那些不能参与工业社会的劳动结构的人们建立起提供社会保险的集体组织。有些当时的学者也相信美国的合作组织将走向欧洲合作保险体制的道路。直到1908年，美国的工人保险研究者还认为，"合作保险"已经"为未来的国家全民保险打下了基础"，合作保险协会可能被融入"一个覆盖这片土地的伟大而有效的体制"。〔173〕

事实上，美国合作保险协会曾经试图仿效英国友联协会在1911年的转型，将自身建设成准公立的工人集体保险体制。从1886年开始，许多主要的合作保险协会--包括联合工人兄弟会、荣誉骑士团、美国机械工联合兄弟会、戒酒者皇家骑士团-- 共同成立了全国兄弟会大会。〔174〕从一开始，全国兄弟会大会的任务就是限制新的兄弟会组织进入这一领域，限制现有协会相互之间竞争更年轻与更健康的会员。〔175〕这些计划中的关键在于制定与执行一个适用于全体兄弟会组织的标准保险费结构。在1890年代，全国兄弟会大会一直在鼓励成员协会改变它们的保险费结构，放弃原来平等分摊费用的做法，改采以成员年龄来计算的保险费。〔176〕

但是，作为私人主体，全国兄弟会大会缺乏强制性的执行权力，既难以阻挡新协会进入这一市场，也无法禁止新协会用更低的费率吸引年轻会员；因此，全国兄弟会大会难以控制住合作保险协会的分化趋势。从1900年开始，全国兄弟会大会试图游说各州通过立法，对于那些保险费低于兄弟会大会标准费率的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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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统一禁止进入这一领域。〔177〕通过禁止低费率竞争者的进入，兄弟会大会希望把新合作保险协会的会员整合进现存的协会。

新会员注入现存的协会可以维持住老会员的低费率。而且，通过现有的协会吸纳所有希望加入合作协会寻求生命与伤残保险的工人，这一制度的确立也将抑制成员在不同风险共同体之间的进进出出所导致的合作协会分化。事实上，统一立法运动可谓是为了"政治体的福利"和"全体国民的福利"创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178〕合作运动中的团体甚至提出设立一个联邦规制机构，它们认为这是重组合作协会和政府间关系的最佳手段。〔179〕到了1908年，有７个州已经制定了统一立法。在1910年和1912年，全国兄弟会大会起草了新的统一立法草案，内容再次规定了最低费率表，还新增了储备金的要求。到了1911年，全国兄弟会大会已经可以声称，有13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制订了它所提议的统一立法，〔180〕而到了1919年，40个州已经通过了这项立法。〔181〕

但是，许多保险主义者还在坚持自愿主义的路线，他们在统一立法与进入门槛的问题上分裂了合作保险运动。即便是在兄弟会大会试图通过新的监管来稳定合作保险事业时，许多协会却在积极地反对州对合作保险协会的监管。〔182〕这一立场部分反映了新兴保险协会领导人的私利，限制新协会的发展将威胁到他们的领导地位。〔183〕但是，对监管的反对还反映着保险运动之薄理论中的自愿主义传统，后者试图在保险中寻找对抗政府干预社会与经济生活的良药。因此，这些分裂联盟反对通过政府立法建设合作保险协会的准公立体制，全国兄弟会大会在对抗他们的过程中经历了反复的困难。〔184〕

但是，仅凭美国合作运动中的自愿传统还不足以解释美国和英国工人合作社走上的不同道路。直到20世纪初年，自愿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英国友联协会的特征。事实上，友联协会反对德国式的社会保险项目，这段故事可谓是英国福利国家发展史上的著名篇章。但是，英国友联协会带来社会保险发展的障碍被下述三项因素所克服：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对社会保险的提倡，其中包括大卫·劳伊德·乔治与温斯顿·丘吉尔；德国模式的干预打破了英国的政策僵局；以及社会保险计划精心构建了吸纳友联协会的方案。〔185〕

西欧经验和美国经验的关键区别在于，在欧洲的社会保险观察者、研究者与政治家的视野中，社会保障的政治与结构中存在着大量问题，而合作协会只是处理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地方性的工人协会为救济项目的执行提供了现成的机构，尤其是工人会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团结与友爱的规范。

而在美国，直到1910年，社会保险改革中的政治与知识领袖都把精力贯注在工业事故问题上。在西奥多·罗斯福这些政治领袖看来，国家应当干预的社会问题只是工作事故问题，而不包括退休金、失业保险、国家医疗保险这些范围更广泛的社会保险事业。〔186〕正如美国劳工部长在1909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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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正是关于"工人工作伤残的赔偿方法"的研究吸引了人们对于工人保险体制的注意力。〔187〕

13. 工作事故触动美国领导人和新移民

工作事故成为美国领导人进入社会保险议题的媒介，它的意义在于，虽然工作事故问题激发了美国人关于社会保险的对话，它也限制了合作保险协会作为奠基石的吸引力。因为就在社会保险对话登上美国舞台的时候，两种发展--在美国尤其有力--严重地破坏了合作保险协会处理工业事故问题的机构能力。

首先，在20世纪之交，每年超过百万的新移民大量涌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工人保险的景象。〔188〕来自南欧与东欧的新移民建立了自己的集体互助保险协会。〔189〕但是，移民社区中许多协会却从未能够给工人或其家庭提供充分的救助。

事实上，随着东欧与南欧移民的加速涌入，越来越多的美国工人加入到地区性的小型兄弟会，在这些组织中，死亡救济给家庭提供的只限于丧葬费用。合作保险运动中的精英组织，例如那些每年都向州保险专员提交报告的协会，传统上支付的死亡救济是1000美元或2000美元。〔190〕但是，许多互助救济协会提供的金额要小得多。根据温赖特委员会关于纽约州工作事故的研究，纽约州54%的家庭在男性工人事故死亡后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保险救济，但在这些获得保险救济的家庭中，有60%的家庭得到的救济金不超过500美元。〔191〕伊利诺伊州委员会在1918年发现，在芝加哥，虽然五分之四的工人阶级家庭已经为至少一位家庭成员进行了死亡保险，但大多数家庭的保单金额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芝加哥的研究中平均保单金额是419美元。〔192〕在1908年和1909年的匹兹堡，只有四分之一的工人阶级家庭拥有价值超过500美元的工业事故死亡险。〔193〕这些保单确保了支付丧葬开支的资金，但它们所提供的也只是这些。借用芝加哥一位波兰母亲冷酷的语言，在新移民社区中，那些购买保险的工人的逻辑在于"工作、再工作、然后挣钱买下你的坟墓"。〔194〕因此，事故赔偿的合作保险方法在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们中间却日益力不从心。

其次，在1900年以后的美国，工作经历了在概念上的重新定义与现实中的重新组织，这使得工作事故政策与法律的合作路径日益脱离当时的工业条件。作为一种赔偿工厂事故受害者的机制，合作保险体制具有很多优点；它用最小的行政成本向会员及其家庭提供了确定和即时的赔偿。但是，作为一种鼓励安全与遏制事故的机制，保险协会的功用却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

第一，工人合作保险能否成功，这至少部分取决于工人在事故法体制内是否构成了有效的主体。事实上，19世纪的雇主责任法就建立在这一经常不准确的前提之上，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工业车间的操作，因此是工作事故的最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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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者。〔195〕此外，正如此前所述，工人阶级中的保险论者主张，工人间的合作保险有可能使得雇主承担起工人工作事故的成本。这一论证认为，工人联合起来创立互助保险项目，这将让工人提高他们的工资期待，也将使得工人获得与雇主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权力。

第二，如果美国具有命令控制型的监管体制来执行工厂安全措施，那么它与工人合作保险的结合也能有效地处理安全事务与遏制工业事故。〔196〕但在20世纪初年，美国各州的工厂安检体制只能说是彻底的失败。〔197〕工厂安检和安全立法受制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没有威慑力的处罚、执法官员人数不足以及政党分赃的职位充斥着执法机构。威斯康辛州历来具有劳工立法的强大传统，但即便是威斯康辛州也在推行工厂安全监管时经历了类似的困难。〔198〕正因如此，当改革者的目光在1909年转向这个国家的工业事故问题时，很少有人相信工厂安检员能够有效地监管工业安全。〔199〕在州委员会的笔下，工厂安检体制被描绘成"荒谬的"；进步主义者哀叹，优秀检查员本就凤毛麟角，还"在强大雇主的利益驱动下被任意免职"；生产者甚至也承认，安检员装备可怜，他们"根本未能成功地阻止事故的发生"。〔200〕

如果说工厂安全的规制路径是不可行的，那么合作保险能否保持它在美国事故法内的中心地位，这关键在于工人自身是否有能力成为事故预防的主体。但在20世纪的早期，当工业安全辩论中的雇主责任规则与工人赔偿成为新的焦点时，这也预示着美国工厂组织的急剧变化。在弗里德里希·温斯洛·泰勒及其"科学管理"福音的带领下，生产过程组织中的管理专家承担起美国经济的核心角色。与此同时，美国工业的研究者也开始怀疑工人判断事故风险与保障自身安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会忽视自身职业的风险。车厢连接员、建筑材料运输车上的工人或者是电网巡线员，他们都确信自己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职业。"〔201〕因此，当时的人所关注的不再是普通法规则下工人的动机，而是雇主在这些规则下失去了保证工厂安全的激励。〔202〕事实上，到了1910年，甚至在许多合作协会看来，工作事故几乎令他们束手无策。正如合作协会杂志在1911年所指出的，因为工业事故来自于特定工业的危险，也应由这些工业"承担"，所以事故保险"不属于兄弟会保护的范围"。因为由工业承担事故成本会产生让成本最小化的激励，所以雇主最适于"以最小的代价为我们的工人提供保险"。〔203〕

到了1908年和1909年，工人事故保险的动力最终偏离了合作保险协会的轨道。而自1910年以后，合作主义者已经丧失了建立"全国性组织"来提供工人集体保险的机会。合作死亡伤残保险与商业人寿保险的比率也从1895年的137%，下降到1900年的109%，再降到1905年的99%。〔204〕这一数据在1916年急剧下降到41%，其后在1920年下降到23%。〔205〕美国的人均合作保险金额从1910年全盛时的105美元，在调整了战时通货膨胀后，下降到1920年的37美元(参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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