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巨变与家族变迁——中国近现代史家史调查

共和国巨变与家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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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人口演变

1、祖辈

我爷爷名张##，是张氏公字辈老人，现在是村里的长老。爷爷于1933年农历12月28生在我的家乡珦琭张村，这里原来住着珦氏和琭氏族人，后来我们张氏祖宗从江西迁居于此，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遂改名为珦琭张村。村子的布局按风水而建，依照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方位建祠堂。以宗族祠堂为中心，左边是一条清水港，右边是一条六尺青石板路，前面是一口大池塘，后面是一座双峰青山。张氏祖先祈佑后代子孙是花了不少心思的。村庄周围有山有水，但交通不便。五里开外的网湖是我们阳新县最大的淡水湖泊群，渔业资源很丰富，但一直饱受血吸虫灾害的困扰。自从毛主席发出消灭血吸虫和钉螺的号召后，我们祖辈的灭螺和灭虫工作取得了极大进展。爷爷为此做出了不少贡献！曾祖父和家里长辈叫爷爷柄楠，并送爷爷念过四年小学，后又送爷爷学医。奶奶名从##，是陶港镇从新府人氏，只念过两年小学，后任陶港幼儿园幼师。

1963年冬月，经村里人说媒，爷爷与奶奶喜结连理，一共育有两儿两女。爷爷奶奶至今健在。爷爷只有一妹妹，即我的姑婆，至今亦健在，定居武汉。姑婆叫张月莲，1935农历11月生于老家，上过小学，成年后任武汉一冶第二幼儿园老师，并与当时的在役军人即我姑公喜结连理；姑公叫王定福，1950年入伍，退伍后转为武钢职工，至今健在。

2、父辈和我的同辈

爷爷奶奶育有我爸爸、大姑、叔叔和小姑共四人，均在老家出生。爸爸是长兄，取名张##，房内排召字辈，族名是张##。生于1965年农历6月15。母亲名汪##，房内辈分为孝字辈。1970年农历5月初十生于富池镇沙村，于1991年冬月与父亲结婚。爸妈抚育了我和妹妹张##。我生于1992年农历11月初四，妹妹生于1995年农历7月19 。我们都在老家出生。

大姑名张##，生于1967年农历5月。大姑爷名李##，大王镇下垄村人氏，1966年生。

1991年春与大姑结婚。大姑和大姑爷生下三个女儿，没有儿子。为此也被计划生育工作组罚了款，强行结扎。这三个女儿中表姐李丹与我年纪相仿，生于1992年农历6月初五，两个表妹李园、李婷是双胞胎，都在1995年9月出生。

叔叔名张##，族名叫张##，生于1971年农历11月初五。婶婶名叫明##，三溪镇柏树村人氏，1980年生。叔叔婶婶于2011年冬月喜结连理。他们育有一女，取名张浅浅，这小妮子生于2002年2月12,。叔叔很想要个男孩，但由于身为国家职工，计划生育严管，也没敢再要一个男孩。

小姑名张仙桃，生于1975年农历7月。小姑爷贾##，青龙村人氏，生于1972年4月，与姑姑在1997年冬月结婚。他们于1998年生下我表妹贾冬丽，两人都是农村户口，因而六年后，依照相关政策生下第二胎，是个男孩，取名贾希耀。

二）家族人口所受教育状况。

1、爷爷念过四年小学，由曾祖父承担教育费用，后去学医，随师傅一起工作解决日常费用。

奶奶只上过一年级，无专业。

2、爸爸上过高中，文科，由爷爷奶奶和外曾祖父母共同承担，后因家境困难辍学，通过务

农打工供我二叔上完大学。大姑只上过小学二年级，后辍学帮家人务农。叔叔很幸运，上完初中后，由爸爸承担其后继教育费用，直到念完师范大学英语系。小姑也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就肄业了。父辈兄弟姐妹的早期教育费用都是爷爷奶奶节衣缩食省出来的。我

这一代人都在受教育中，由于经济状况比上一代好，国家政策还不错，因而没有辍学的孩子。从中可以看出，祖辈与父辈两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此外，男子的教育程度均高于女子，这也受重男轻女这一落后思想的影响。

三）家族经济与生产。

1）三大改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生产建设

建国后，爷爷跟随村里的老农参加了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当时热情高涨地分到了3亩几分地。但爷爷又学过一些医学知识，于是一边务农一边任村社卫生院的医师。但爷爷为人太实诚，经常帮助他人免费治病，并未因为从医赚钱。家人也一直抱怨至今家里都没有过厚的家底。奶奶一直在家务农，在人名公社时当过社里的幼师。后来还是和爷爷一起参加集体劳动。在土改中，老一辈普遍是很高兴的。但在人名公社和大跃进时很困难地挣工分，应该是有怨言的。这从后来多次要我们晚辈珍惜当今美好生活、不要抱怨家底时可以看出。由于家里男丁少，地也少，而且受过地主压迫，属贫农成分，算是根红苗正，但这是表面畸形的公平感，因为爷爷那农民一辈没得到很实际的实惠。在大跃进中，我们村子小，没有上马炼钢，但也搞了个砖窑厂。这个砖窑厂在灯家垴，烧出来的砖自己村里人是用不上的，都要运到碧庄公社去。奶奶常跟我讲，大集体的时候，全村人是要一起出工的。奶奶4点多就要起床了，拿着锹铲去修水库、夯土，她走在路上都是闭着眼睛想睡觉的，实在是太累了。种稻插秧的时候，生产大队的队长会吹着哨子催大家出工，全村人都在田里插秧，还要唱着红歌。正午9点到10点的时候，村里的高音喇叭就会播放第二套广播体操，大家就都停下手里的活，集体做操。早春的时候，社里就会给各个生产大队派发树苗，然后分到各家。这时大家又一起去五里开外网湖畔的几个荒山头上种树。这些山头不知什么年月被人放火烧了，也可能是山火自燃，反正一律都叫火烧山。但集体里做事是互相推诿扯皮的，磨洋工的特别多。几十年过去了，这些火烧山还是荒山头，绿色植被很少，都是野茅和蕨类植物。由此可见，在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集体中，劳动积极性是很低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集体植树造林在那个年代就是一场失败，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牺牲品。像祖辈这一代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在那个时代是如何也不会富裕起来的。在集体里，他们感受到了公平，因为他们不是最穷苦的人；但同时他们也困惑不已，为什么一年苦干下来，却是负工分，年年欠集体债的自己最终是拖了国家后腿。但他们永远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单干致富。这就是那个时代老一辈农民的两种矛盾心理。

2）改革开放后家庭独立生产建设

改革开放后，先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动力分田地，我家分到两亩几分地，两个菜园和一个有62棵桔树的果园。我家当时有7人，经营桔园有二十年了，在周边湾子一带都有人晓得。每年秋冬就会摘下一些桔子送人，然后就是送到镇里和城里去卖，都是自己步行挑出去卖的。家里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小型农机，水稻小麦都是自己动手插秧垄地的。村里的加工厂只能打谷、轧面和梳麦。我家的这两亩几分地都用来种水稻，只是五年一换地儿，换到另一块地上种。两个菜园一般都种有时令瓜果蔬菜，其中一个还和其他农户交换过，用菜地换李子园或芝麻地。1990年到1993年，爸爸承包了村里的一口十亩的鱼塘。由于辛勤劳动，第一年喜获丰收，爸妈第二年结婚花的就是这些钱。一年后，爷爷与爸爸分家了。由于叔叔在第一年毕业在县城教书，就挂在爷爷这边，爸妈独立生活了。由于男丁不旺，分家时没有分到什么财产，却分到了400元的债务和200斤芝麻的偿还。这一年爸妈决定扩大规模，借了款，也多买了鱼种，鱼也长得肥，但7月向家坝决堤，网湖水将村里的鱼塘全淹过了。爸妈当时在外婆家为小姨妈张罗婚事，回救不及时，鱼大都泛水游进别家鱼塘和网湖中。渔业算是破产了。至此，只能外出打工还债，加入了连现在都著名的民工潮中。父母双双去了温州，爸爸做过装修工人和流动画家，妈妈做过鞋厂工人。后来爸爸患病得了胸膜炎和肝腹水，只能回老家休息，后又出去任龙华小区保安，后因为工作认真严谨，现在任小区物业

主任。妈妈出过车祸，一条腿重伤，但没落下残疾，于是只能当保姆，做些不太累的事，但两人工作一直都在温州。家里的农活就交给爷爷奶奶了，但每年都要交农业税，可以用谷物代替，不用交现金，2006年后就不用交农业税了，而且每分田补贴13元钱。其中，爷爷在家里行医治病，他是附近7个村队中为大家注射疫苗的第一人。村里小孩用的脑膜炎、乙脑、破伤风和卡介苗都是我爷爷下乡挨家挨户打的针。90年代还治疗过不少血吸虫患者，在家乡医德名望很高。他们也种了小麦、芝麻和棉花，基本上是自己家里用。但棉花和芝麻是用来换现钱的。有些年份我家也种西瓜和苎麻，西瓜当然吃不完，于是村里人一起将西瓜销给收购者，当时西瓜价是1毛三分一斤，每家一季大约可以卖3000多斤，一年可卖两季西瓜。苎麻是比较畅销的，我们县号称苎麻之乡，但种田地太多后，用来种苎麻的地就少了，而且每年只能种一季，我家男丁不多，后来就不再种麻了。前年我家抽签获得一口15亩鱼塘10年的使用权，但爸妈在外务工，便租给五房内的一位姑爷养殖，流转资金不与收成挂钩，基本上看交情只要意思一下就成，这也得益于国家对农村土地流转的放松。大姑和大姑爷在五百亩养鱼，也务农，很是勤快，但作为地地道道、憨厚朴实的农民，他们并没有富起来。我为此也很痛心。叔叔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在城关白杨中学任教。后调至县高中教书。婶婶和叔叔结婚后当了一名个体工商户，开店做学生生意。小姑和小姑爷结婚后，现在武汉当司机，后来青龙村发现打铜矿，于是二人回家跑运输，日子过得风声水起。从家里兄弟姐妹四人中看到，务农只有穷忙一生了。打工也没太好的出路。只有教书和跑运输收入高一些。

四）家族生活。

1、衣着情况。

建国初期，三大改照还没完成，我爷爷还没结婚呢。他一个人穿不暖衣服。爷爷曾说他在冬天还穿着秋天的单褂，里面用干稻草捆着胸腹。有一双布鞋却用着木板鞋底，原来鞋底早磨光了。还未曾穿过彩色的衣服，只有黑色和白色——大半年穿一件衣服，脏到黑了；一件衣服洗了无数次，洗发白了。衣服是什么料子的，爷爷也不清楚，因为实在没衣服穿。集体化时期生活水平基本没有提高，爷爷常穿着卫生院的那件蓝色制服，奶奶也常穿着幼儿园的那件蓝色制服。这些都是布料的。草鞋也都穿过，布鞋也是有的，但从不穿着出去干活，舍不得把鞋底磨光了。爸爸曾经讲过，他读高中时，爷爷很意外地送他一双胶鞋——解放鞋！爸爸非常高兴，在一个下雨天，他终于穿上了不漏水的鞋子走了60多里地从大冶赶回来。回家后用或烤时，这双解放鞋却被火红变形了。当时，爸爸就伤心到要哭了，只是在奶奶面前强忍住了。大集体的时候，有票管制，但我家男丁太少了，而且爷爷又是赤脚医生，因而工分总挣不了，有些年还是负工分，所以是没有机会添置新衣的。我也不知道这村大队是怎么算公分的，干一年的收入居然是负的！所以大集体是的衣着水平与建国初基本是一样的。样式就是中山装，颜色也就只有蓝绿灰三种，清一色都是布料。改革开放至今，全家的衣着水平大大提升，样式更加丰富多彩，但仍买不起纯棉服饰和丝绸织品，依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饮食结构。

三年灾害时期，不存在早中晚三餐。家里没有米和高粱吃了，就吃杂草和鳖，实在没得吃就吃观音土充饥。观音土是偏白色的，吃下去后可充饥，但人不能吸收，吃多了有毒，所以也有就下泻药来排便，之后又会很饿。那时候真的很艰苦，但爷爷奶奶还是挺过来了，真的很难得。在我童年的时候，早餐吃的是米饭，就着一碗米汤，另外还会蒸红薯和土豆，炒两个青菜。中饭就可能吃粥或面条，没有菜。下午照例还是白米饭和米汤，但会蒸一碗蛋，爷爷奶奶是不吃的，留给我补充营养。说真的，想起爷爷奶奶那个时候的艰苦生活，我实在不敢奢求更好的物质饮食。但是想起不少人得富贵病，而且CPI涨幅这么高，我惊讶地发现我全家饮食还远远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我的心里实在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

3、住宅条件。

建国初，家里人住在祠堂侧边的一厢长房里，宽3米多，长却有25米，和另外一户人家一起挤着住的。起初这里是只有屋顶没有墙的，后来爷爷成家以后就砌了墙，但用的是大黄土块和碎砖。待到爸爸成年，也就是1984年吧，爸爸找了大冶钢铁的工友将四周以青砖砌成，上塑大块黄土。1990年，家里人开始建新房，因为爸爸快要结婚了。由于这房子临近宗族祠堂，按乡俗，村民房屋不能高过宗族祠堂。所以新房子只有五米，面积有110多个平方，将近两层楼，呈中央对称。两侧各有两房，都是前大后小，中间是个大厅堂，大门有40厘米高的门槛，还有方形的大石凳。中间是三角形的大椽和横梁托起第二层。第一层用的是青砖和青石，二层用的是大黄土块，得用木梯才能上去，屋顶全是瓦片。屋内地面是坑坑洼洼的土地，没有铺石子或刷水泥。建房子的钱自己家不够，向外婆家和奶奶娘家借了些。现在20年过去了，房子依旧还是那个房子，可是已经没人住了。面对楼市的房价暴增，我们永远只能望楼兴叹了，此时我家人均15平米的住房面积再一次拖了全国人均住房面积33.6平米的后腿了。真的很无奈，这样的情况该让谁感到羞愧呢？由于我们都在外求学、务工，都是租的房子住。但父母讲我和妹妹养这么大，爷爷奶奶还身体健朗，也实在不容易了。

3、行的变化。

实话实说吧，从建国至今，我家出行的交通工具只有一样——脚。如果算上1990年爸爸买的第一辆自行车的话，以及叔叔1995年买的摩托车的话，这也能算上两样了。自行车花了爸爸200多块钱，摩托车花了叔叔5000多块钱。

4、用的变化。

1982年前，家里没有任何家电和电力生产工具。1982年，爸爸在大冶钢铁工地上做事，拥有了第一块手表，不过是武汉姑婆送的。1987年，爸爸带爷爷去大冶买了第一台收音机，当时叫大山羊，用了300多块钱，这是送给爷爷50岁生日的礼物。1991年买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用了800多块。2004年爸爸40岁生日，大舅送我家一个彩色电视机，用了1300块。其他电器我家一概没有，即便是固话也从没安装过。唉……

五）家族社会活动。

根据题目要求，没有相关活动。

六）政策贯彻的阻碍

1、计划生育与父辈一代的冲突

家族几代人丁分布是很有特点的。祖辈生下兄弟姐们四个，在村里算是少了的。其他人家生有七八个的也不在少数。这段时期，全国人口从7亿增到了11亿左右。此时，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得到贯彻，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几个词就是“结扎”“妇检”和“兑现”。在农村有着很极端的官民对立。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异常严格，而农村多子多福的育儿观又是根深蒂固。这两股力量对立产生的糟糕后果对农村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是巨大的。一方面，国家投入不少财政养了一批冗员，还设立了计生办，而这些人往往以权谋私，兑现后的社会抚养费去哪儿了呢？兑现按原价多少折卖了呢？他们拿的回扣是多少呢，甚至是全部归入私囊也未可知！在这个过程中，矛盾是极其突出的，爸妈在生养妹妹后，被罚款四千！当时我家的房子也就值五千元上下啊！这四千我爸妈当然拿不出来，于是家里的电视机、沙发、柜子等结婚家具全被“没收”了。家里养了两年的大黑母猪也被牵走，那11只小猪崽没有母亲怎么办呢？这些东西会被拍卖上交吗？被私分了也未可知！爸妈为人忠厚，只能让他们捡家里好的拿。可他们居然还要炸我家房子，真的很无奈。但这是小村庄的情况，大湾子就不一样了。妈妈的沙村有五百户，没男孩的家庭非要生一个男孩才会罢休，也没人敢管。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也怕人家五房内家族的势力。可见，计划生育在县级以下的执行是人为操纵的，权钱交易和欺软怕硬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农村这种微观角度来看，计划生育遭到了父辈们的强烈不满于痛恨，至今亦怀恨在心。但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有缓解“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

第二点就是影响了农业生产。计生办与一般家庭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方天天忙着抓人去结扎，一方天天躲着直到怀中胎儿诞生。他们都脱离了生产与建设，而且损耗着不多的资源。我大姑家特别明显，由于首胎是女孩，姑姑还想要个男孩，于是就躲着生育，第二胎依旧是女孩，这前后几年，姑姑都没有干什么农活，家里反而被兑现整破产了。这就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怪圈。当时，全国大多数农民家都是这么个基本情况。

我不是批驳计划生育政策，在我看来，计划生育应该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但我和老一辈人对计生办的执法人员的粗暴做饭和灰色交易非常不满，多年来他们也为人诟病!

2、基层民主自治与家族势力的博弈

我们村的四任村支书是张辉照、张公猛、张公强和张公刚。他们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张辉照是后面三位的叔父，后面三位公字辈兄弟在家里排老大、老四和老五。他们其实有兄弟七个，名字里都是勇猛刚强，这样的庞大家族天生就是要把持乡里公务的。像我爸爸那些没有亲兄弟的是没有机会当村干部的。他们家族两代人把持乡政就像掌管家法一样习以为然了。到了17大之后提出了村民自治委员会，村里人都开始选举投票了。但出现了很下流的一招——贿选！之后，家族依旧是把持乡政，还准备扶持第三代人张国栋（七兄弟老大张公猛的长子）当下下届村主任！加上第三代男子，他们家族共有男丁26人！而我家才4人！基层民主自治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家族势力在这场博弈中被无限放大！村里没有通公路，他们家族却拥有了三辆车；种植业没有形成规模，他们家族却承包了四座三头；村后山有二十多棵香樟和小黄栎树被评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他们家族却将三千多颗马尾松以两元一颗的低价租给别人去刮松脂！我没有当村官的愿景，因为这儿没有这样的环境！三代人经营的家族势力让我们这些小家小户无从招架！至今，基层民主依旧与我们无缘！在基层民主与家族势力的博弈中，基层民主惨败，家族势力在贫困农村的封闭环境中愈发畸形膨胀！

结语：建国后，我们家族的变迁实在太普通了，仅仅是一般贫困农村家庭变迁的缩影。相对于共和国的巨变，我们家族的变迁更显微不足道。虽然在绝对生活水平上是有巨大的飞跃，但相对生活水平已经被全国平均水平远远甩在后头！《论语?季氏》里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过去那个年代，我们家族没有做出巨大贡献，但在湾子里也是济人无数，现在却拖了全国平均水平的后腿，我深感不安和无地自容！我家6口人，人均月收入700元，而同时期全国人均月收入是4000元！面对这样的数据我很惭愧，感觉没有为国家做贡献也就罢了，居然严重拖了国家经济的后腿！但我们处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期，我相信凭借我们家族历来严谨谦逊、勤奋好学的品质，我们这第三代人将会促进家族的壮大与繁荣。“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将携家里第三代人秉承家族的优良品德，担起推进家族变迁与共和国巨变同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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