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

国外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综述

［ 作者：王德春 张 辉 来源：《外语研究》2001年3期 点击数：

2005-10-11 文章录入：xhzh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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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生成语法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从认知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现象。八十年代末，认知语言学初步形成，其标志是第一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Duisburg, Germany 1989）的召开和1990 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认知语言学大会每二年召开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七届。

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一批摘引率较高的认知语言学著作。例如Lakoff 和Johnson(1980), Talmy(1983), Fillmore(1985), Fauconnier(1985), Lakoff(1987), Langacker(1987,1991)， Talmy(1988)， Rudzka-Ostyn

(1988), Lakoff 和 Turner (1989)， Sweetser(1990) 和认知语言学研究系列（CLR）第一辑Langacker(1989)。这些著作确立了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框架。该框架有以下五个研究主题：（1）语言研究必须同人的概念形成过程的研究联系起来。（2）词义的确立必须参照百科全书般的概念内容和人对这一内容的解释(construal)。（3）概念形成根植于普遍的躯体经验( bodily experience)，特别是空间经验，这一经验制约了人对心理世界的隐喻性建构。（4）语言的方面面都包含着范畴化，并以广义的原型理论为基础。（5）认知语言学并不把语言现象区分为音位、形态、词汇、句法和语用等不同的层次，而是寻求对语言现象统一的解释。

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呈现出多样化并涉及到语言现象的各个方面，在本文中我们试选出几个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简述其来龙去脉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指出认知语言学的一些发展趋势。 2．认知语言学的方法论基础

认知语言学属于功能主义传统。从根本上讲，认知和功能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受其服务的功能和一些相关的因素制约，这些相关因素包括环境的、生物的、心理的、发展的、历时的和社会文化的。怎样对待这些相关因素是区分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关键。功能主义认为，了解这些相关因素，对语言结构进行描写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和基本的，而形式主义则认为，这些因素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和研究是不重要和从属的。这就导致了这两种语言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差异。

Langacker （1999）指出语言研究领域有两个： 1、描写领域 2、功能领域

结构 功能 句子 话语

认知表征 实际的言语行为 共时的语言结构 语言变化 个别语言 语言类型和共性 习得语言系统 习得过程 心理表现 神经基础 理论和描写 实际应用

以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对这些领域进行研究直接有助于形成全面的语言理论和关于语法的主要和基本的观点。形式主义承认以上对语言研究领域的区分，并且认为应着重研究描写领域，而功能主义却不承认这一区分，并且认为应优先考察第二领域。Langacker（1999）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优先考察哪个领域，而在于以取长补短方式同时研究两个领域。为达到此目的，Langacker(1999)指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应包括下面三个方面：

一组体系和描写概念等，能用来对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进行明淅的描写。 ? 一组语言中具类典型特征的结构，包括其类典型的程度(prototypicality)。 ? 在1和2的基础上，再进行功能的解释。

?

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重点研究第一个方面，语言类型学和共性的研究重点考察第二个方面，而许多认知和功能的语言研究则致力于第三个方面，因此认知语言学由于其研究的三个方面而表现出方法上的多样化。

认知语言学从语言的角度或以语言为窗口研究人脑中的概念内容，而认知心理学仅研究人脑的结构（王更等1992）。认知语言学试图根据对语言结构的分析，来推测人类思维中概念内容的特点。各种图式和隐喻映现等在人的理解和认知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视概念内容，同时又强调概念来源于躯体经验（embodied experience）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对语言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找出其规律的方法具有主观的局限性。根据个别研究的直觉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一种假设。认知语言学家不接受关于概念知识的假设，而是从两个方面寻求对理论分析的支持：一是探求“心理上真实的”理论或从实验中获得“客观”的证据。实际上认知语言学中的许多概念和分析结果都有待于心理语言学实验的证据。这一工作刚刚起步。Gibbs, Glucksberg, Cacciari等人近十几年来发表了许多论文，主要是用心理语言学的实验证实认知语言学的分析结果。这种互补性的研究是认知语言学的独到之处。

二是寻求神经生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方面的支持。Deane(1992)证明神经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为认知语言学提出的形式空间化假设(Spatialization of form

hypothesis) (Lakoff 1987)提供了神经方面的证据，他指出在布洛卡区（Broca’s area）后面和维尼克区（Wernicke’s area）上面的区域是大脑下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这一区域是空间和语言信息的关键处理器。这一区域受损可导致失语症。形式空间化假设预测了这一区域的存在，即大脑下顶叶不仅是空间的脑中枢，而且还可作为语言信息的关键处理器。空间和语言思维在大脑中使用了同类的结构。

Lakoff 和Feldman正在研究语言的神经理论(Neural theory of language)（Lakoff & Johnson1999）。Feldman在七十年代发展了结构的连接主义(structured connectionism), 这一理论可使我们构建概念和语言结构的详细的计算神经模式。从神经计算的角度，大脑包括大量的以某种方式连接起来的神经元，并具有某些计算特征。Lakoff 和Feldman通过这一模式在其实验室里试图解决如何从神经元中计算出思维和语言。

T．Regier(1996)发现大脑结构的某些类型，如视角的局部解剖图和方向敏感细胞等，能计算出认知语言学家发现的原始的空间关系，即图象---图式(image-schemas)。Narayanan(引用Lakoff 和Johnson 1999)的神经模型研究证明，大脑结构可计算出体(aspect )的概念、概念隐喻、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等。Lakoff & Johnson (1999)预言下一个突破将是语法的神经理论。

Peeters（1999）引用了Household 关于语言研究方法的二分法：一是上帝真理法(God’s Truth)，二是巫师魔法(hocus-pocus)。前者指语言有结构，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发掘出这种结构，并清淅和经济地把结构描写出来。后者认为语言是一些不连贯和无形式的材料，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安排和组织这些材料，并赋予与该材料不相冲突的结构。他指出当今许多语言学理论都沉醉于巫师魔法，认知语言学也有这种倾向。他特别指出，Sydney(1996)吸取了生理学中的思想，对语言和其他能力的运作进行了生理认知的解释，是个有益的尝试。他认为只有认知语言学探索语言的心理和生理现实，即进行上帝真理式的探索，才能得到认知科学界更大的认同。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认知语言学要想取代Chomsky理论在认知科学界的地位，还需要时间，到那时认知语言学才能更加名副其实。

3. 隐喻与转喻：一种认知的视角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能力是一般认知能力的反映，并由一般的神经过程所控制。根据这一观点，各种认知之间是一个连续体，而语言不是人的心灵和大脑中独立的“模块”。认知语言学家认为，在各种认知能力中，一个主要的和普遍的认知能力是想象(imagination)，即把一些概念投射到另一些概念中去。这就是为什么想象机制的隐喻和转喻会成为认知科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Lakoff & Johnson 1980, 1999, Johnson 1987)。 3.1 隐喻和转喻的主要研究内容

隐喻是一个认知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一个认知域被部分地映现(mapped)于另一认知域上，后者由前者而得到部分地理解。前者叫来源域(source domain), 后者叫目标域(target domain)。

在隐喻“爱是旅行”（LOVE IS A JOURNEY）（Lakoff & Johnson 1980）, “旅行”域映现到“爱”的域上，例如

Our relationship is off the track.（我们的关系已经恶化了，直译：我们的关系脱离轨道）

We’re spinning our wheels.（我们关系发展迅速。直译：我们使轮子飞转） Lakoff(1987)指出了这二个认知域之间的对应关系：（1）相爱的人对应旅行的人；（2）爱的关系对应旅行中的工具（这里“轮子”和“轨道”对应“爱”的关系）；（3）相爱人的共同目标对应旅行上的共同目的地；（4）关系中的困难对应旅行的障碍。

在以上的对应中，有本体的次映现（ontological submappings）:来源域的实体（人，物等），行动或状态映现到目标域中的对应体上；还有知识次映现（knowledge submappings）: 目标域中的旅行的情况映现到目标域中的关系中去。 转喻是在一个认知域中映现，如部分代表整体就是一例， 请看例句

There are a lot of intelligent heads in this university.（大学里有许多智者。）（直译：智慧头脑）

在上例子中，“Head”（头脑）代表人，是用人的器官代表整个人。

Lakoff(1993)认为一个隐喻和转喻通常是一个更抽象的隐喻和转喻的具体表现。例如“爱是旅行”是隐喻“生活是旅行”的具体表现，而“生活是旅行”是事件结构隐喻(event structure metaphor)的具体表现。同样，转喻“头脑代表人”是“身体部位代表人”的具体表现，而“身体部位代表人”是“部分代表整体的具体表现。隐喻和转喻的系统性通过隐喻和转喻的组合在构建概念域中最为明显。这些复杂的组合在“情感”域中得到了详细的分析（Kovecses 1990）。

隐喻和转喻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因为经验域在所有的文化中并非一样的，但一些最抽象和重要的隐喻和转喻可作为普通和基本的来源域，如一些普遍的空间概念（垂直性和包容性等），它们被称为图象---图式。这些图象—图式是基于人的最基本的身体经验而习得(Johnson 1987, Turner 1996)。

隐喻和转喻都是认知模式的基本类型，两者都以经验为理据，并用于某些语用目的。把隐喻和转喻作为“模式”强调了它作为稳定的“认知装备”（cognitive equipment）的一部分，即隐喻和转喻应是我们人类范畴系统的稳定成分。在这一点上，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理论区别于Searle的隐喻理论。Searle没有给予隐喻以认知模式的地位，而是把隐喻词语看成语言的特例，并通过语用规则还原

为字面意义，对隐喻词语理解需要人的额外认知努力。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理论认为，人的思维的基本特征就是隐喻的，隐喻意义不必还原成字面意义，也并不需要额外的认知努力。

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理论认为，映现总是单一方向的(unidirectional), 即只能从来源域映现到目标域上，而反过来就不行。根据这一理论，双方向的隐喻映现是不存在的。这一特征使其区别于其它的隐喻理论，如Black的相互作用理论(interactional theory)(Black 1962)。在常规隐喻“人作为动物”(PEOPLE AS

ANIMALS)中，我们把动物的一些特征映现到人的一些特征上去，反过来则不行。但还存在“动物作为人”（ANIMALS AS PEOPLE）的隐喻，在此隐喻中，人的一些特征映现到动物的特征上去，反过来也不行。这两个隐喻并不是一个隐喻的两个变体，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隐喻。（Lakoff & Turner 1989）。 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在隐喻和转喻研究中的趋势是，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概念整合的一个特例（Fauconnier 1994, Fauconnier 1997, Turner & Fauconnier 1995）。概念整合理论与隐喻和转喻的双域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前者以后者为前提。然而概念整合理论能更准确地解释隐喻和转喻的运作情况（Turner & Fauconnier 2000）, 而且还能解释隐喻和转喻的认知理论解释不了的现象(Turner 1996可参看本文4、2节)。

3.2 隐喻和转喻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3.2.1 隐喻和转喻的区分问题

隐喻和转喻认知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经验域的问题。Langacker(1987) 和

Taylor(1995)认为，认知域是一个“百科”域，即它包括说话人所拥有的关于一个经验领域的固定的知识(entrenched knowledge)。认知域因人而异，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如何用它来区分转喻和隐喻呢？

认知语言学家对情感认知域有较深入的研究（Kovecses 1990），认为情感的效果是情感域的一个次域（subdomain），即情感对我们身体和行为的影响是情感认知域的一部分，例如

Pete is down in the dumps. （彼得闷闷不乐） I’m in low spirits. （我情绪低落）

悲伤情感的行为效果是表现出下垂的身体姿势。这一身体姿势所构成的经验次域包括垂直性的和三维空间次域。根据隐喻和转喻的特点，垂直性和三维空间存在于悲伤认知域中，所以上面两例应是转喻而不是隐喻，因为域的一部分代表这个域（悲伤域）。但大多数认知语言学家都认为这两句是概念隐喻，即“悲伤是向下”（SADNESS IS DOWN）和“高兴是向上”（HAPPINESS IS UP）二个隐喻在语言上的表现。因此有效地区分隐喻和转喻就成为认知语言学家目前讨论的热点。

NP的形式由其功能决定。

名词短语并不是语义和语用功能相互作用决定语言符号的特例。Croft(1998)认为在基本的句子结构中，人们用许多方式来谈论不同交际环境的同一指称事件(referential event)。例如:

(17) Pete opened the door with the key. (18) The key opened the door. (20) It was Pete that opened the door.

在以上所有的例句中，这一情景的语义是Pete用钥匙打开门，但为了某一交际的需要，说话人调整话语，对历时上事先演变好的句法结构进行选择。 理解交际的语义和语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语言在变化的交际需要上怎样进行历时的演变的。例如表将来的标志语在许多语言中来自表”want” “go” “try”等意义的动词，可能是由于这些词语语义上描述了还未发生的或向前的运动和动作。Heine(1998)研究了“所有”(possession)和助动词的语法化过程。这些语汇法化的过程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他们研究多种“相互竟争的理据（competing motivations）,特别是语义和语用和说话人、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的交际需要（Givon 1998）。

功能体现于结构中。一个语言所有的结构由符号成分的组合组成的，符号成分包括词、词的标记语（markers），词序和语调。世界上千种语言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这四种符号成分，但在每一个语言中，有各种各样由这些成分反复组成的语言句式（construction）(Fillmore 1985, 1988, Goldberg 1995 )。语言句式是基本的认知图式（cognitive schemas）, 与其它认知域中的认知图式属于同一类型。这些句式可从简单具体到复杂抽象。

Lakoff(1987) 和Fillmore, Kay和O’conner(1988)详细地分析了下列二个句式： (22)“ way”句式: She made her way through the crowd. I paid my way through college.

(23)“ let alone”句式: I wouldn’t go to New York, let alone Boston. I’m too tired to get up, let alone go running around with you. 他们认为，以上句式由具体的词语（way, let alone）的使用所界定。每个句式传达了相对具体的但都具有普遍的关系义（relational meanings），这一关系与具体组成词语的意义相互作用，形成了各个句子的意义。还有一些句式更普遍和抽象，它们不由具体的词语界定的，而由词的范畴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界定。例如英语中的双及物句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Goldberg(1995)认为以上这些句式或认知图式本身有意义，该意义相对地独立于组成句式的词语的意义。语言的创造性就来自于通过隐喻或转喻等把具体的词语嵌入语言句式中，形成了句式的多义现象(constructional polysemy)。 Goldberg指出双及物结构的意义“财物的转换”(transfer of possession)来自句式本身，而不是来自组成句式的具体词语。语言句式是语言使用者的符号资源(symbolic resources)和 “库存”(inventory)的重要部分。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句式义和组成句式的具体词语的意义相互作用的结果。

认知语言学对语法的研究对语言间的对比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Croft

1999)。一方面，不同语言的差异反映在不同的句式类型上。在一种语言内，不同结构之间的差异已被常规化了，因此我们可根据语言符号化某些常现的事件方式来区分不同类型的语言（Goldberg 1995, Van Valin & LaPolla 1998）。说不同语言的人都可来谈论某人使某事发生，某人经历了某事，某人给予某人某物或某物沿一路径移动等，但谈论以上事件所有句式类有差异。Talmy（转引自Van Valin & La Polla 1997)指出我们可根据英语和西班牙语对运动事件的描述对其进行分类。

英语：The bottle floated into the cave.

西班牙语：La botella entro la cueva flotando. (The bottle entered the cave floating)。 在英语中，瓶子的路径由介词“into”表达，运动的方式由动词”float” 表达，而在西班牙语中，路径由动词“entro”表达，运动的方式在修饰语“flotando”表达。由于这一差异在英西语中是普遍的。 Talmy认为在描述运动事件时，西班牙是动词框架化的语言 (verb-framed language)，因为动词编码了运动+路径/目的，而运动的方式则由状语来表达；英语是一个卫星框架化的语言 (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因为动词一般编码运动+方式，而路径或目的信息则由一个“卫星”，如介词短语或状语，来表达的。Talmy认为罗曼语、斯拉夫语和朝鲜语是典型的动词框架化语言，而日尔曼语、现代汉语则是卫星框架化的语言。

另一方面在一些语言中都有同样的句式，但不同语言中句式本身的类型意义有差异，句式意义与组成句式的词汇意义不同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导致了不同语言中不同的可接受模式(acceptability patterns)。Zhang(1998)举了下面的例子： 创造性动词：a. John baked me a cake. b. *小王做了我一碗鸡汤

消费性动词：a.* John drank me three bottles of wine. b. 小王喝了我三碗酒。 转换性动词: a. He bought me a book.. b.他买了我一本书。

c. He boiled me an egg. d. 他煮了我一个鸡蛋。 任命性动词：5、a. 我们选了他主席。 b. We elected him president.

在英语中，句式意义是“朝间接宾语转换”，这一意义与创造性和任命性动词的词义相一致，但与消费性动词不相一致。在汉语中句式意义是“从间接宾语中转换而来”，这一意义与消费动词的词义相一致，但与创造性和任命性动词不一致，因此就造成了在英语中任命性和创造性动词可用于双及物句式中，消费性动词则不能用于双及物句式中，在汉语中，消费性动词可用于双及物句式，创造性和任命性动词则不能。英汉的不同解释恰好说明了英汉句式意义的存在和对句子意义的影响，即在”He boiled me an egg”中，间接宾语”me”是目标(goal)，这是由于英语句式意义“朝间接宾语转换”的影响；在“他煮了我一个鸡蛋”中，间接宾语“我”是来源(source)，这是由于汉语句式意义“从间接宾语中转换而来”的影响。

以上认知语言学句式语法在语言对比研究的二例应用，说明句式语法在此领域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在1999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专门开设了“句式语法的跨语言研究”专题讨论会，说明了认知语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6、结论：

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管窥到认知语言学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认知语言学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探索，形成了许多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汇流的证据（Converging evidence ）, 即方法论的多元化。由于这一原因和篇幅有限，一些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在本文中只是简单地提到，没有详细地论述，但这并不能说这些研究不重要，如认知语言学的语言象似性、语法化研究、认知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等（沈家煊 1993、1994，王寅1999、王德春2001、赵艳芳2000）。另外，近些年来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开始应用于汉语语言现象的研究，并取得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沈家煊1999、石毓智2000、张伯江1999、张敏1994等）。我们认为对国外语言学的引进和介绍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本族语--汉语的研究，希望本文能为国内同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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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孙明春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佐文博士和中国人民大学许兵先生为笔者惠寄了部分最新的资料，在此向他们三位表示感谢。 摘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和探索，认知语言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语言研究范式和方法，本文从四个方面简述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指出其以后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研究现状；方法论；隐喻；转喻；心理空间；概念整合；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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