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

董时进批判土地改革

1、被遗忘的农业经济学家

对于中共的土改运动，当年知识界由于不明白真相，或是被内战裹挟，大多数人处于失语状态。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参加土改运动成了当局改造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再加上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丧失了对土改运动的深入分析和独立判断。相比之下，只有著名学者董时进有过惊人的表现。

董时进（1900-1984），四川垫江人，是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农业教育家，中国农业经济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他于1920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两年后赴美国康乃尔大学深造，1925年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担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农艺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代理院长、院长，并兼任农业经济系主任。1935年，他到江西筹建江西农业院。1937年，他改任四川农业改进所所长。1938年他创办农业学术团体?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被?国际农业协会?接纳。此后他又创办了?现代农民社?，并自筹经费主编了《现代农民》杂志，在全国公开发行。1941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7年5月，中国农民党在上海成立时当选为主席。此外，他还担任过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并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任职。1929年6月，第四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在爪哇召开，中国各学术团体共推举12位代表赴会，他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

1950年，董时进根据自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曾经上书毛泽东反对土改运动。1950年4月，第六卷第十二期《观察》杂志刊登一篇座谈会记要，说董时进?为反对土地改革，曾上毛主席一信，并又印了到处散发过。?为此，北京农业大学的两位教授曾出面召开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第二年，董时进取道香港移居美国，从此在国人的视野中消失。文革结束以后，他虽然多次回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设想，假如他在上书之后不能及时离开大陆，后果不堪设想。 2、他为什么要批判中共的土地改革

董时进的那封信我们无缘看到，但是他当年离开大陆时，曾经写过一本《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的小册子。该书不到五万字，1951年由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其中不仅提到那封信的内容，还更加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中共土改的深刻批判。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交代了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中共的所谓土地改革，是目前国内的第一重大事件。无论是毁灭财产、残杀人民还是制造恐怖，都是无比空前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件大事，许多人却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寄予几分同情。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土地问题带有很大的专门性，一般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相当陌生。他们既不明真相，也好像无关痛痒。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中共在报刊上宣传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如何不合理、地主富农是如何残酷剥削贫农时，就被弄糊涂了，还以为共产党搞的一套果真有正当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董时进认为对于这一个关系极其重大的问题，人人

都有正确了解的必要。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指明共产党基本理论的谬误，根据事实的虚假和他们的真实意向所在。与此同时，他还要纠正一般人对于土地问题的误解，让大家明了这是共产党最大的错误和最大的罪恶所在。

3、?封建?、?地主?：被刻意歪曲的两个概念

为了讨论中共土改理论的谬误之所在，董时进首先提出了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种什么制度？第二，什么叫封建？第三，中国有没有?半封建?的土地制度？

对于第一个问题，董时进认为中国的土地是私有的，自由买卖、自由租佃的，无论什么人，只要有钱并愿意买地，同时又有人愿意卖地，就可以进行交易。买主有了土地以后，自己愿意耕种就耕种，自己不愿意耕种就租给别人经营，收取一定的租金或实物。这种租佃关系完全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任何人不能向对方提出强制性要求，因此他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正常的自由契约关系，而不是剥削被剥削关系。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制度与其他物品的买卖、占有、租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与所谓?封建?也完全没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叫做业主，而不是?地主?。何况，在汉语中，?地主?本来是东道主的意思。也就是说，后来流行起来的?地主?一词，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产物。

对于第二个问题，董时进说所谓?封建?，本来是指国王把爵位和土地（包括这块土地上的农民）赏赐给他的臣属。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接受赏赐的既是贵族又是地主，而这些赏赐的土地只能继承不能买卖；另一方面，被赏赐的农民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奴隶，贵族地主对他们有随意处置的权力，因此经常发生残暴虐待农奴的事件。这是封建制度被欧洲人民痛恨和废除的根本原因。与欧洲相比，中国在两千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段封建制度，当时的封建主也是通过战争来争夺地盘，但他们对百姓却没有欧洲封建主那么残暴。这可能与天子诸侯的并存有关。因此，人们诅咒唾弃的是欧洲封建制度，而不是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那个社会。如今有人硬把中国与欧洲相提并论，把收租行为说成是封建性的，甚至随意使用?封建?这个特定的概念，把他们认为旧的坏的事物，都冠以?封建?二字，这就不仅颠倒了是非，而且也荒谬得可笑。

至于第三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所谓?半封建?的土地制度？董时进根据已有的调查指出，除了极少数人是依靠开荒占有土地外，私人占有土地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军阀官僚利用搜刮或贪污的钱购买土地，二是工商业者做生意赚了钱购买土地，三是普通民众依靠多年的积蓄购买土地。第一种情况极不合理，但那是涉及官风法纪的问题，而不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换言之这些人有罪是因为他们贪赃枉法，而不是因为拥有土地。第二种属于正当的投资，而不是什么剥削。第三种不仅正当合法，而且是辛苦所得。他还说，购买田地就好像做生意买股票一样，是一种安置钱的办法。这种办法对于军阀官僚和大商人

来说，并不是他们的首选，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地主的一个原因。 在此基础上，董时进问道：假如有五个人都挣了钱，甲买了土地收租，乙买了房产出租，丙买了车辆经营，丙买了股票分红，戊存入银行吃息。依照共产党的说法，他们都是不劳而获，但为什么唯独甲成了罪大恶极的封建分子，而其他四个人都平安无事呢？

随后，他引述了自己在写给毛泽东的那封信。这封信批驳了土地是天然物的论调，从而否定了中共所谓在农村投资具有封建性质的说法。

4、质疑毛泽东的两个百分比

在这本书中，董时进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百分比提出质疑。这两个百分比是：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

董时进说，他最初看到这些数字就感到很诧异，根据自己研究农业问题三十多年的经验，他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因为这种调查是极其烦杂的工作，就连欧美发达国家也不容易做到。事实上，中国的土地从未丈清，土地所有权从未登记，就连人口的调查也未曾着手。既然如此，那些百分比的又是从何而来呢？ 董时进指出：对于?什么叫地主，什么叫富农，不仅共产党的干部们自己没有搞清楚，连他们的主要人物的见解也不一致，而且根本就没有确定的标准。例如中共土改权威任弼时在一九四八年一月的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0lv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