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大学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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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清华大学高调庆祝百年华诞，盛况空前。清华校友胡锦涛先生在讲话中回顾了校史：“建校伊始，清华秉持科学救国理想，倡导‘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一批学界泰斗在清华园里潜心治学、精育良才，形成了名师荟萃、鸿儒辉映的盛况，很快发展成为我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填补了我国现代科技的诸多空白。”

史无前例的盛大校庆，在民间和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议论的焦点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校训与学术精神

关于清华校训是8个字还是16个字的问题，也是网络争论中的话题之一，这是需要澄清的：2006年5月，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先生在一次演讲中，以24个字总结清华传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东西文化，荟萃一堂”。不料以讹传讹，有人误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窜入校训，于是有了清华16字校训被腰斩的传闻。

历史上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个字，典出《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5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即以《君子》为题发表演讲，提倡“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他认为清华应该是培养君子的地方，勉励大家“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此后，清华即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并制作校徽。

梁启超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后三位均未列入清华百年“光荣榜”），开创了清华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两年，国学院停办，同人为王国维先生树立纪念碑，陈寅恪撰铭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先生认为只有摆脱“俗谛”才能发扬真理，并以所撰碑文自豪。立碑24年后（1953年），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这封著名的信中重申：“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并诠释说：“‘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同时提出到中科院就职的两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王国维纪念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推倒，1981年重立。

曾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的吴宓，是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主将，后来又在外文系推行其导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参照美国名校课程所制定的四年学程，规定了“博雅”与“专精”两项原则，强调“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最终在梅贻琦长校期间，形成了“中西融会、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清华特色。

清华校训和先贤们的大学精神，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异曲同工，相映成辉。如今二校行之又当如何？

校长与办学宗旨

从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到1948年解放军进北平，清华共有过10位校长：周自齐、唐国安、周诒春、张煜全、金邦正、曹云祥、温应星、罗家伦、吴南轩、梅贻琦。其中因不受师生欢迎而去职的是张煜全、金邦正、罗家伦、吴南轩，而吴南轩的任期只有一个多月。被奉系军阀派任校长的温应星，曾就学于美国西点军校，是校长中惟一的军人，任期只有两个月。

清华的首任校长（当时称“监督”）周自齐是早期留美学生，曾服务于晚清外交界，民元以来历任山东都督兼民政长、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交通总长、陆军总长，署理过国务总理，曾摄行大总统职。他在1909年7月出任游美学务处总办，主持筹建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的前身），择定清华园为校址，1911年2月兼任清华学堂监督，聘请教员，招收学生460人，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29日正式开学。这位清华的开山鼻祖，“文革”中被掘墓刨棺，其侄孙最近披露：周老夫人被红卫兵打死后切下头颅（这恰好与我知晓的一段往事重合，现正在印证中）。

第三任校长周诒春倡导“着重德智体三育”的方针，推行“端品励学”和体育“强迫运动”，“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他率先提出了将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改办为完全大学的计划，并得到批准。他筹划并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和大礼堂。

在第六任校长曹云祥任内，北洋政府外交部批准将清华学校改组成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研究院三部分。1925年5月大学部正式成立，设17个系，清华历史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曹校长主持开办清华国学研究院，延致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汇通中西文化，倡导教育和学术独立。清华历经“大官时代”（周自齐）和“大楼时代”（周诒春）的草创，迎来了“大师时代”。

随着国民党北伐的胜利，清华的学术自由进入了与“党化教育”的磨合期。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直辖于教育部，罗家伦出任第八任校长。据台湾清华校史记载：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不到两年即被迫辞职。

1931年10月，梅贻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是清华第十位也是任期最长的校长，主张“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其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被人传诵。在他长校的17年里，清华大学延聘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执教，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5个学院26个系，发展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学府。

抗战期间，梅贻琦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委，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主持校务，为中国高等

教育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在抗战胜利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开大陆。1955年，梅贻琦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备清华大学在新竹复校（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此就读），此后主持校务直至1962年逝世。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清华，始终恪守清华的教育理念，与政治保持距离，保存并延续了清华的血脉。

“光荣榜”与大师之殇

清华百年校庆出现的“光荣榜”中，有25位被引为骄傲的“清华人”。其中有8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梁启超、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吴晗、曹禺、季羡林；8位自然科学学科和工程技术领域奠基人和开拓者：叶企孙、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邓稼先、钱伟长；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两位民主志士：闻一多、朱自清；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校执教的4位名师：刘仙洲、梁思成、马约翰、张光斗；一位校长：蒋南翔（清华“一二九”学运领袖）。他们中有些人兼具清华学生和教师的身份，有些人则仅占其中一项。

这25人中，曾就读于清华（含西南联大）的有15人：叶企孙、梁思成、闻一多、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钱伟长、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季羡林、钱三强、曹禺、吴晗、华罗庚（华罗庚只上过初中，是被梅贻琦校长破格培养、提拔的特例）；其中除曹禺、吴晗、华罗庚3人不是留学生外，多数考取了美、英、法庚款官费留学（仅季羡林是留德交换生）。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张光斗4人原非清华学生，但考取了清华名下的官费留学。学成回国后，仅张光斗到清华执教，其余3人后来与清华没有什么瓜葛。如果一定要收入清华账本，同样状况的还有一位更大的名人——1910年考取清华学校庚款留美官费生的胡适。

榜上执教于清华的14人中，除梁启超、闻一多、朱自清3人先期逝世外，其余各位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均受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冯友兰、陈岱孙、费孝通、钱钟书4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永远脱离清华，吴晗另有高就，留校继续执教的有叶企孙、钱伟长、梁思成、刘仙洲、马约翰、张光斗6人。去留诸君的结局也颇耐寻味：吴晗积极从政，1957年光荣入党，后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革”第一牺牲品，遭迫害而死；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50年代横遭批判，“文革”中郁郁而终；叶企孙“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入狱，出狱后被迫害致死；钱伟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仍不见容于清华，转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

这25人有一共同特点：都不是1949年以后清华培养的人才。而清华人自己津津乐道的，则是1949年后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14人，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6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2人，部级正职20人。

就我记忆所及，由于各种原因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名师有：人文学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梁思永、吴宓、张申府、蒋廷黻、陶希圣、叶公超、萧公权、张荫麟、雷海宗、俞平伯、夏鼐、杨树达、唐兰、王力、潘光旦、金岳霖、汤用彤、贺麟、张岱年、钱端升、张奚若；自然科学学者周培源、吴有训、熊庆来、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赵忠尧、王竹溪、赵九章、黄万里、顾毓琇、陈省身、任之恭、吴大猷、沈君山??等等。其中除早逝、离职及1949年出走者外，文、理科学者大多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调离清华。

未列入“光荣榜”的清华校友就更多了：胡适、梁实秋、孙立人、吴国桢、俞国华、殷

海光、浦薛凤、杨联升、何炳棣、侯德榜、张钰哲、杨廷宝、王淦昌、叶笃正、郭永怀、唐敖庆、李远哲、罗隆基、王造时、王铁崖、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谢国桢、陈鹤琴、洪深、端木蕻良??无法一一尽述。

“光荣榜”上惟一健在者，是99岁的张光斗教授。在三门峡工程和三峡工程上马论争中，其言行立场至今争议不断。对这两个工程坚持反对意见的是他的同事，被称为中国“科学的良心”的黄万里教授。“西化”与“苏化”

中国儒家传统囿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成见，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传统典籍的经史子集科目，也缺乏科学的分类。应试教育专为科举而设，以儒家经典、八股诗赋为主，历来不重视自然科学。清末以来，中西文化对撞背景下出现的新式大学教育模式，开始有了科学的分科，重视与世界主流文明的接轨融合，传授先进的科学技术。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堂，隶属外交部，历任校长多为留美学生，办学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清华早期历史上多次发生驱赶校长的事件，即便是曹云祥、罗家伦这样锐意改革的校长，也未摆脱被赶走的命运。每当校长出缺，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就会代行管理之责。“教授治校”是清华的传统，清华大学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为：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这是一种美国式的校园民主管理模式。

清华历来被认为是“西化”程度很高的学府之一，但观察清华国学院的价值取向，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个性定位，超越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北大，这与院务主持人吴宓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梅贻琦任校长后，推行“通才教育”，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使教育于适当的技术化外，应当取得充分的社会化和人文化”。清华学术精神和教育传统，历来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是普适的而非排他的，是通才教育而非工具教育。

20世纪上半叶崛起的中国高等院校，沐浴欧风美雨，呼吸学术自由。世纪下半叶“一边倒”之后，“西化”教育体系迅速被“苏化”的工具教育模式取代。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是一场空前的教育灾难，许多高校被分拆，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人文社科类专业如社会学、政治学等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有教会背景或西方资助的大学首当其冲：燕京、辅仁、齐鲁、圣约翰、震旦、沪江、金陵、东吴、之江、岭南等高校消失；清华大学遭到肢解，原有的文、理、法、农学院被裁并到其他院校。一座有着作育通才历史传统的综合性大学，从此成为单一学科的“工程师摇篮”；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步恢复文理学科建制，但学术传承斩断之后，重构的躯壳要召回灵魂，尚路途迢迢。

在“苏化”格局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清华大学以“又红又专”的口号取代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教授治校”的自治传统遭批判废黜，校长成了有行政级别的高官。工具教育的宗旨，是将人制造成大机器上的标准件，有独立思考的人才，往往被视为不合格品而遭淘汰。人性扭曲和功利性技术思维之下，不再涌现学术大师，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即便是被引以为荣的“两弹一星”元勋校友，也都是国外院校培养的研究生。

2005年，病榻上的钱学森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

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回顾一个甲子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前30年被“院系调整”改造为“标准件”生产线，再被“反右”剥夺学术自由，“文革”中沦为派性战场；后30年虽逐渐走出“苏化”办学框架，但“官学”意识形态犹存，并在“教育产业化”中多有向“学店”演变之忧。清华的命运是6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现任校长称将在2020年“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若无诸般大小折腾，“第一流大学”早已不是梦想。

梁启超当年以“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诠释“厚德载物”，说透了就是学术思想的多元化。校园躯壳之内，一旦失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就惟有感叹“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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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教育界，最高学府一向为“清华、北大”执牛耳。在清华大学的百年历史中，涌现出数不清的名流大师，特别是在民国初年，西风东渐之初，这些大师们设帐于清华，用他们的学术和智慧铸造了中国这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为中国和中华民族从愚钝到开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建立十余年后，清华大学出现了一个光辉夺目的鼎盛期，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诞生。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那时的清华大学的名称叫“清华学校”，是一所用美国庚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校长是曹云祥。

清华学校最初仅为留美所设，课程也以研究西学为主，其时颇受社会指责。校方为了使清华学校成为一所中西兼备的高等学府，决定顺应时代潮流，设立清华研究院，延聘名师，充实“国学”之基础，于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大师应邀而来。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人为研究生导师，后人称之为“清华四大导师”。李济为研究院创院之初唯一的一位名义上的特约讲师，但也从事研究生导师的工作，后人将之五位大师共聚一堂称之为“五星聚奎”。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主任是吴宓教授，吴宓这个人和国学研究院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说到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人物。

清朝末年，梁启超追随恩师康有为辅佐光绪皇帝变法图强，是“戊戌变法”中保皇党的第二号人物。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先后出任民国的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等职。1918年，退出政坛的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在法国考察期间，梁启超等人将巴黎和会的内容传递到国内，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产生，由此而催生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是一个极其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学术大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他既发表科学常识、历史政治论著、文学作品，也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来。梁启超的文章内涵丰富、激情洋溢、深入浅出、简洁流畅，影响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和青年学生，梁启超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知识界的宗师人物。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通晓日、英和德文，对西方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同时，

拜，故今夜带他来看望你，向你聆教。”

吴宓听罢直摆手说：“宓老朽无用，愧不敢当，欣公很有学问，要好好跟欣公学。”说罢转过话锋：“新都乃文昌之地，明代出了个状元叫杨升庵。升庵先生著述等身，是个大学问家，且很有气节，十分了不起。”随即沉吟升庵先生被流放永昌（今云南保山）途中所著的一首诗：“僧房逢著款冬花，出寺吟行日影斜。十二街头春雪遍，马蹄今去落谁家。”吟罢长叹一声，流露出他与当年升庵先生一样，怀才不遇，满腹愁怅与凄怆。

第二次到先生家是一个冬夜，我向先生请教怎么才能学好文言虚词活用。先生告诉我：“掌握文言虚词活用，其实并不难，只要多读、多记、多用，特别是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一定能学好。”旋即以“之”字为例，给我讲授它的若干种用法，并现身造句：“譬如我送你到重庆，我便可说‘吾送李生之重庆’。这里的‘之’是动词，‘去’和‘到’的意思。”这次聆教，我受益匪浅，永生难忘。

第三次到先生家是1966年的一个春夜。我将自己写的一篇两千字散文《春到缙云山》送先生批改。先生伏于灯下，将此文细细地看了两遍，然后笑着对我说：“散文难写，短篇散文更难写。这个短篇尚可，如若改用直书和繁体字就更好了。”先生之所以要我使用繁体字，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对使用简化字持有异议使然。

那时我太嫩，思想单纯，每去一次先生家回来都要将实情告诉同学。殊料这一“实情告诉”却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出于对我的关心，班里一位“团干”告诫我：“你不是正在争取加入共青团吗？共青团员必须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吴宓很反动，前年‘四清’运动挨了批，如果你继续和他搅在一起，就会丧失阶级立场，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团干”所说的这番话，着实把我吓坏了，从此我再也不敢去找吴宓先生。

“文革”中惨遭迫害

1966年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很快延烧到西师，宁静的校园顷刻间沸腾起来。吴宓首当其冲，难逃一劫。据我所知，中文系“革命小将”给吴宓罗织的罪名大抵有这么五条：一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先生主编《学衡》，竟树起拂逆时尚、独领风标的大旗，与鲁迅打笔仗。二是在上个世纪举国上下闹饥荒的“三年困难”时期，先生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何况”一词的用法时造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先生使用这句话作例句，被说成是“发泄对现实不满”，“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三是先生授课、写文章，甚至因丢失一串钥匙写一则遗失启事，皆用繁体字，从不写简化字。简化字是国家颁布的，不写简化字就是“反对党和政府的文字改革”。四是先生经常寄钱给情同兄弟的亡友、著名诗人吴芳吉之子，帮其解决生活困难，不时还周济个别有“政治历史问题”、生活窘迫的教师。于是上纲上线，厚诬先生“拿人民的血汗钱去养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五是爱妻邹兰芳去世后，每逢生辰和忌日，先生吃饭时总得多摆一副碗筷来寄托哀思，有时到北碚街上看电影，还要多买一张票放在自己旁边座位上，以示陪夫人共享欢娱。殊料先生所采用的这些纪念亡妻的方式，竟被说成“迷恋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为了抓“现行”，觅“钢鞭”，中文系革命小将还对吴宓先生实施抄家。可是“战绩”不佳，只从先生床席下面抄出一些用香烟盒纸记的日记，所记内容全属“早餐稀饭一两，馒头两个，鸡卵两枚”之类的生活流水账。“小将”们看了哭笑不得，空着两手，悻悻离去。

1966年夏天是革命小将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狂热时段。我亲眼目睹了这么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二是游街示众,即押着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着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将被呵斥甚至挨打。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着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1970年，我毕业离开西师，再也未见过吴宓。先生后来的情况，我从中文系老师那里零零星星地知道一些。据说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学界敢于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批孔”的人为数不多，吴宓就是其中一位。听中文系一位老师讲，有一天系里召开“批林批孔”大会，有个“造反派”跳起来要吴宓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殊料这位倔老头子毫无畏惧地站起来高声颂扬孔子“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思想，并慷慨激昂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先生的这席话，弄得全场一片哗然，搞得这位“造反派”灰溜溜的，愤愤地骂了声“老顽固，反动透顶”便离开了。类似这样在批判会上“搅局”还有一次：有个“造反派”在批判吴宓时骂先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先生听了十分不满，马上站起来：“请问革命同志，这‘不齿’二字是何意思？”“造反派”答：“‘不齿’嘛，就是看不起你这个狗屎堆。”先生听罢大笑起来：“谬矣，大谬矣，这‘不齿’实为‘不与同列’之意。‘齿’，列也。”批判会结束后，有位好心的老师劝说先生何须与这种不学无术之徒咬文嚼字，先生义正辞严地说：“学问大小姑且不论，重要的是辨其真伪，不可让‘不齿’二字谬种流传。”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之中，自身深受迫害、惨遭蹂躏之时，先生竟能置自己荣辱与生死而不顾，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坚守中国传统文化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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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博学多才,精通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可以用几种语言上课讲授,对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禅宗哲学,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胡塞尔都有精深的研究。作为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沈有鼎在逻辑学方面的造诣,享有国际声誉。但

学术之外的他,也是出名的“怪人”。

金岳霖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此系最初只有一位老师,

就是金岳霖,也只有一位学生,就是沈有鼎,两人专攻逻辑学。在中国,逻辑学这门崭新的学科,差不多就是由

金岳霖、沈有鼎确立起来的。

沈有鼎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是明朝书画家沈周,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任江苏民政次

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文教活动,曾任同济大学第四任校长。哥哥沈有乾是中国有名的心理学家,兄弟二人同出清华,同为留美学生。沈有鼎有四个妹妹,其妹沈方成嫁给了工商领袖、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胡厥文,更巧的是,沈有鼎和胡厥文在1989年的同一天逝世。

沈有鼎年轻时曾有过一次婚姻,婚后第二天新娘就跑了,据说是嫌新郎太怪。从此他过了很长时间的独身生活,住在北京东罗圈胡同的时候,常常抱一本书,在东安市场的起士林泡一天,服务员都已认识他,上午就送上一杯咖啡;到了吃饭时间,就上正餐饭菜。又常常是半夜读书的,某位同事的寓所与沈只隔一道板壁,

时常会被“半夜书声”吵醒。

沈有鼎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一旦穿上了身,就好像长在身上,“中间连一水都不洗,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他也不愿洗澡,时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也总是邋邋遢遢的,穿一件发白的蓝布长衫,也不系扣子,一边走路,一边思索着微笑或喃喃自语。他的眼睛总是很迷蒙,好像一直在发呆。和他迎头碰上,完全可以不打招呼,因为“打了也白打”。他急匆匆走他的路,想他的哲学问题,大部分时候“好像没看见你一样”。这副尊容,再配上不洗衣服不洗澡的邋遢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他甚至被警察捉去过,为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人说他逛商店时被当成小偷,有人说他想看表便爬上人家的墙头,还有人说他是

因为看女人洗澡而被捉。

沈有鼎嗜书如命,据说有借书不还的“毛病”;不管是哪一个系的教授开课,只要他感兴趣就去旁听、发问,还会插嘴说“你讲错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他与人的交往也很特别:想到有话要讲了,就径直进到人家,坐下来痛痛快快聊一通;一旦谈兴尽,起身便走。

沈有鼎可以出钱请学生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要是旁边凑来一些得不到他青睐的学生,他就会伸出手,紧紧护住碟子里的瓜子,严肃地说:“不给你吃”。

然而,对沈有鼎的种种“疯癫古怪”,金岳霖给予了太多的包容和爱护。

抗战前北平的逻辑研究会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哥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沈有鼎当众说恩师看不懂哥德尔的新书,换了谁都会气恼,金岳霖却只是“哦哦”两声那就算了,长者雅量,常人莫及。

1955年,中科院哲社部成立逻辑所,金岳霖将沈有鼎调到自己身边。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简机构时,哲学所的前任所长陈冷有一次找沈有鼎。上午去了,看他在睡觉;下午去了,仍在睡觉,便火了,说这样的人养他干什么?要精简下去。但沈的老师金岳霖先生为他说了话,道沈是不能动的,这才又留了下来。

沈有鼎后来又打算结婚了。当时有两位“候选人”:一位是体育教师,比较年轻;一位就是后来的当选者,是一位女律师,年纪大一些。当时,金岳霖对他说:沈家一门都是天才,要把这一份才质遗传下去才好,故建议他选择年轻的体育教师。但律师很厉害,采取的攻势较前者猛烈。沈是没有什么主张的,自然是任强者取胜,终是无后。

a1920年代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形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赵章靖 清华大学档案馆朱俊鹏

从1925年由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段时期，作为“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中国仅有的一段比较和平与团结的时期”[1]。也是专制政治和专制文化较为松懈的时期，相对较为和平的国内环境与派系林立的地方政权，客观上对传统的专制势力在文教方面的控制起到了解构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地处北平的清华大学凭藉自身在资金、师资、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在校务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得以长足发展，推究其背后原因，管理制度当为最基本的因素之一。本文拟从构成清华教授治校最基本的“教授会”与“评议会”组织制度入手，对清华大学

“教授治校”制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进行梳理分析。

一、教授治校制度设立的背景

本部分将先后从1920年代清华学校的组织基础，清华园内外的改革思潮，以及彼时清华教师群体中的

“少壮派”三个角度，分别叙述清华教授治校制度设立的历史背景。

（一）“改大”前的清华学校组织概况

众所周知，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晚清政府借美国所退还的“庚子赔款”于1909年设立的“游美肄业馆”。“游美肄业馆”是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归清政府外交部和学部共同管辖。后来在1911年改办为清华学堂，其学制就参照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与当时的美国学制，采用相当于美国六年制中学和二年初级学院的八年一贯制度。在其早期便兼具中等、高等教育的性质。在其正式改办为大学之前，其发展先后经历了游美肄业馆时期、清华学堂时期、清华学校时期与新旧制并行的过渡时期四个阶段。先后经唐国安、周诒春、金邦正、曹云祥等诸位校长的筚路蓝缕，到1925年，清华在学校设施、师资、

学制、管理制度等各方面，改办大学的条件已经成熟。兹举如下：

在学校规模方面，首先，“校长周诒春任校长者凡五年，添招高等科插班生，考送直接赴美留学之专科生及女生；以增多学子享受本校教育之机会”[2]，从而直接扩大了在校生数量，提高了学生学业层次。其次，在学校设施方面，以周诒春校长于1918年着手兴建的四大建筑——科学馆、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为标志，“为扩大本校规模之步骤”，清华园在学校建筑上已然具备了大学校园的规模要求，实现了周诒春校长之“理想的大学建筑图样”。在当时耗资甚巨，周诒春也因此而受谣言攻击而辞职，但就历史影响来看，实

为清华后续发展奠定了优越的硬件设施。

在师资方面，从1922年开始到1925年的“改大”过程中，这三年是“清华教员国籍与品质结构的转捩点”。校长曹云祥大刀阔斧的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广泛从海内外延聘各类人才，尤重视清华留学生。概言之，中国教员（其中尤其是清华毕业生）人数逐步增加，学历逐步提高。据苏云峰先生考证，1922年，在中国教员29人中，博士1人，硕士9人，学士12人，余7人不详。而到了1924年时，仅西文部中国教员就达33人，其中博士4人，硕士14人，学士8人，其他7人。到了1926年“清华改大”后的第一年，就至少新聘了50位中国教员。其中留学生26人（留欧者2人，留美24人），国内各大学毕业者17人（其中东南大学毕业者8人），旧功名及其他学校出身者7人[3] 。为清华完全改大及其此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师资基础。

在学制方面，清华自成立之初，就有施行高等教育的性质，并非一般的初、高级中学，这为以后的“改大”，奠定了学制基础。早在“留美肄业馆”时期，“其学制完全仿照美国。开办后即设中等科（初级中学）、高等科（高级中学）两科，每科各为四年”，尔后改为清华学堂，更是兼具中、高等教育性质。其向美国输送的学生，就定位在作为美国高校的插班生，“清华实际程度又较高於美国之高级中学。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时如学文科，可插入大学二年级或三年级，且有插入四年级者；即学理科，亦可入二年级”[4]。1919～1921年期间，在当时先后担任校长的张煜全、金邦正曾先后拟行过“改大”措施，将中等科逐渐裁撤，而於高等科之上加办大学班。后又将高等科四年级改名为大学一年级，然而均由于触犯了当时留美预备生的利益而中途搁浅。这为以后曹云祥的改办大学计划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原有的清华学校内部设立“大学部”，新、

旧制并行，减少改革阻力，以此促进大学教育发展。

管理组织制度方面，因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由晚清到民国，清华学校概由外交部所管辖。后来几经变迁，清华的行政组织因应校务之增多而逐渐扩大。校长周诒春在任期间，为兴建其“四大工程”及谋划将来的清华改办大学之计划，在学校行政组织内部增设了一系列机构，如增设图书馆长，在教务处下分设中文部与西文部，等等。迨至1918年周辞职后，鉴于在校务建设上存在的一些浪费现象，外交部设立清华基金管理委员会及董事会，以监督校长职务。到了1922年，清华学校的组织规模比以往更加完备，其结构如下

图所示：

图1.1 清华学校组织系统（1922年）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册，第256-257页

彼时的清华，因外交部长更替频繁，无暇兼顾学校事务，校长可以自作主张。另一方面，学生年幼，尚无参与问题。新聘之美国教员均忙于教务，中国教员又多为科名之士，不管校务，可以说是校长专权和职员治校时期。职员治校，造成了“主任满池游，机关多如鳅”的现象；且鲜问教育，靡奢经费，成为后来改大所要革除的障碍。在周诒春校长辞职后，继任校长的权力受到了挑战，如前所述，外交部分别设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与“董事会”予以牵掣制约。再者，“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的权利意识觉醒，加上彼时清华频

频更换的校长如张煜全、金邦正等人压制学生运动，由此导致了20年代初期的“三赶校长”事件。恰逢此时，清华早期留美生相继返校任教，他们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在美国耳濡目染了现代大学管理方式，有着改造母校的理想，这批留美生形成了清华教师的中坚势力，史称清华“少壮派”，要求参与校政。如此之境况，

迫切要求清华组织机构开展改革。

（二）清华园内外充斥着改革思潮

清华改办大学的计划，早在1910年代唐国安任校长的时候就已经有过相关的设想，到了周诒春先生执掌校务时期，扩充招生规模，增设校园建筑，尤其是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曹云祥继前任张煜全、金邦正，于其上任后即开始了系统的改大措施。这里，将当时校长的改革计划，学校教师对于清华“改大”

的设想，以及在当时政府颁布的法律条文做一简要的梳理。

首先，在政府方面，北洋政府曾于1917年发布《修订大学令》，其中第二条、第三条分别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设二科以上者，得称为大学；其但设一科者，称为某科大学”[5]。而1912年所颁布的《大学令》第三条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左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医农工科或二科、一科者”[6]。两相对比，前者对大学的设立之规定更为宽松。同时，由于当时来自于西方的基础教育制度已在中国生根、开花并结果，全国中小学校及其学生人数有了成倍的增长，文化程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客观上促进了全国范围内设立大学的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而促进了清华学校改办成为大学的舆论与思潮。“迩来中国学潮变迁，提高程度，各处中学专门学校，纷纷改为大学，於是清华不改大学，则落於人后，不得并驾齐驱；

再者，其他各校，虽受经济束缚，尚且改办大学，清华经费较为稳固，更当有此一举”[7]。

其次，“盖民国三年，校长周诒春氏已有改办完全大学之议。而十年金邦正氏复有於训育上必要时缓送学生出国之意也”[8]。1920年代初，国内民族思想高涨，“教育独立”的呼声日高，对清华留美预备部的教育亦有“青年出国，不谙国情，且易丧失国性”、“在国外所习知识学术，因不合中国社会，不能应用”等批评[9]，社会舆论对清华的指责也是清华改办大学的一大动力。1923年11月，清华校务会议通过的《清华大学总纲》中指出，清华大学“希望能成为一造就中国领袖人才之试验学校”，“清华大学教育应特别奖励创造学力、个人研究，及应付中国世纪状况及需要之能力”[10]。1924年曹云祥校长发函聘用周寄梅（周诒春）、胡适之、范静生、张伯苓、张景文、丁在君为“清华大学筹备顾问”，函中谈到“改大”缘起：“比年以来，先觉之士鉴于国内高等教育之幼稚与依赖留学制度之非计，均认自办大学为当务之急，而对于清华之改办大学期望尤切”[11]。在校长曹云祥看来，教育者们之于大学的目的，在于“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为立足社会之准备”[12]。而作为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清华大学部，如告成立，庶可自由发展”[13]，更设研究院以“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14]。作为一校之长，曹云祥所拟设的改革计划，其所秉持的大学教育理念及

其实践，深深影响了20年代中期清华学校的风格。

再就是，对于当时清华教师群体而言，他们之于清华作为大学所持有的思想主张、利益诉求，也深刻影响了后续教授治校下清华的管理模式与风格。择例述之：从清华校训的提出者——梁启超先生的言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梁氏对清华实行教授治校倍加推崇，“我以为大学的组织应当以?教授团?为主体”，“所谓?教

授团?者……由教授（Professor）构成”，“只有教授有资格当团员，所有助教授、副教授、教员等都不在其列”，“这教授团在学校中是最主要的团体，校中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规定，由他们执行”，并且“大学校长，可以由教授团中推举”[15]。陆懋德“每与本校当局谈清华之组织及教育，必主张德谟克拉西（民主）的主义”[16]。钱端升在其《清华学校》一文中，对当时在外交部、教育部共管下的清华学校之弊端进行了梳理批判，“校中最高之统治机关，厥为校务会议……校务会议既不能代表教职员之全体，其他团体更不必论……”，且“教员地位太低，不易招致硕学”，“改良之法，尤宜赋教授会以治校之权。教授之上，除校长外，无其他职员，教务长亦但以教授充之，为教授而不为职员。教授会之组织，由全体教授，或由教授互选之代表均可，以校长为主席，藉收统一事权之效”[17]。当其时也，以庄泽宣等为代表的清华少壮派，更

于清华“改大”的前夜，为实现民主管理、提高清华教员之待遇奔走呼号。

将当时的一些文章篇什所涉清华教育主张略作高等教育理念拼图，我们不难发现，所谓“探究的场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高等教育经典理念，在这里都可以寻觅得到。由此，清华大学自改大伊始便植下了的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理念的种子。在教授群体的自觉践行下，保障了学术权益，维护了

学术独立；并作为一种传统，为后续的教授会、评议会所坚守。

（三）清华“改大”过程与教职员力量的崛起

自1922年曹云祥正式成为校长后，为继续周诒春校长的计划，“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於本国情形不至隔阂；谋善后以图久远”[18]；组织大学筹

备委员会，开始有步骤的实施清华改大计划。

与此同时，清华留美生开始大规模的返校任教。据《清华大学校史稿》中介绍，“这批一九二三、二四年左右回校任教的清华留美生，多是哈佛大学毕业，得过硕士、博士学位。他们回校后，不满清华的落后状态，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一

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19]。在清华改大的过程中，“少壮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再就是，在清华改大之前的职员治校时期，清华学校教员群体主要分为美教员俱乐部、华员公会、华员大学会等公会组织。在“中国教员慢慢的增加，而对於西洋客卿则渐渐的欢送他们回国”的情况下，以上三个公会合并成为“清华公会”（或称教职员公会）[20]；1920年代初期始，清华就开办教职员会议，参会人员主要是在校教师，主要负责学生教学、课程安排等方面工作，也为以后的“少壮派”参议校政提供了组

织上的便利。

曹云祥上任伊始，即设立“调查委员会”，对学校亟须改革的问题进行民意调查。同年底又组织具有全校代表性的“协作委员会”，“协作委员会”涵盖了华员工会、职员会议、教职员会议，美国教员会议、中文部及学生会代表，负责讨论全校改革事宜并建议校长采行。两会于1923年初关于校务改革提出了广泛的改革建议，其主要目标在于削弱清华董事会权力，加强教师参与校政，制衡校长，并负起辅导学生的责任[21]。“清华教员一方面要向外交部和董事会争取权力，另一方面又要压缩校长之权力”[22]。在此过程中，清华教

师群体的权力意识开始彰显。

在教务改革上，曹云祥聘请张彭春担当教务长，赋予清华新大学部改革的重任。张彭春为清华第二期留美生，时任中华教育改进社重要成员，和黄炎培、陶行知等都有改造中国教育的理想。张彭春上任后，随即聘请梅贻琦、庄泽宣等清华校友为课程委员会委员，开展了其改办大学的计划。其之于校政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一）主张学校与游学划分，实行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班，历年关於留洋之纠葛，一旦根本解决；（二）建立新大学，完全以在中国造就本国领袖人才为目的。立清华永久之基；（三）主张留美学额之给予，完全公之全国各大学毕业生，以公开考试定之[23]。张彭春在任期内的改革，加速了清华改办大学的进程，赢得了多数师生的支持，同时也因提倡撙节经费，裁汰冗员而与诸多职员发生龃龉。再则因其作为校内“南开派”代表，因派系与利益纠葛，与清华“少壮派”也有诸多不睦[24]；终因校内派系斗争及其

所谓“痛恨校政腐败”而去职。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彭春去职前后，教职员中的“少壮派”势力不断扩大。起先，曹云祥以“教务会议”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由校长委派之职员6人和教授互选之代表4人组成。希望教授适度参与，而校长亦可以调控校政。然而这样的改革仍不能令清华少壮派满意。及至张去职，校内爆发“挽张去恶”的风潮。在“少壮派”的支持下，学生们通过校内游走请愿，要求三人辞职（此三人为：曹云祥的机要部主任，斋务处主任和大学专门科筹备主任）。这一风潮发生后，校内展开了改造清华运动，反对由少数行政寡头治校，在校

务管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清华改办大学的一个基本措施即是聘请学识渊博，能胜任大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员；在聘来的教员中，大多有出洋留学的经历，且很多以清华毕业生为主。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的管理制度对其熏陶渐染，使其对西方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备为推崇；他们年富力强，对发展清华教育事业，有着共同的利益诉

求与教育理想。这是清华后来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的一个最基本因素。

二、清华“教授治校”制度的设立

曹云祥实施的清华校务改革，于1925年基本完成。参照张彭春等人的计划设想，将清华的学制分为三部分：一为留美预备部（即清华旧制部）作为改革进程中的过渡学制，后延至1929年结束；一为新设之大学部；另一为新设的国学研究院。研究院之于后续的国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兹不详述。行政组织也随着学制的调整而调整，或添或废、或重组、或强化功能，“进入一个功能分化与互动的新阶段”。经由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校务大权不再为董事会和校长所垄断，同时还废除了副校长职位。原为全校最高决策机关的校务会议，其主要权责为“评议会”所承担。在注册部下设招考处与缮印室，会计处从原先在庶务处下独立出来，另增设了技术部。斋务处改设为德育指导部（后改为训育委员会）以对学生进行积极辅导，并

在其下设学监部、课外作业部和职业指导部。其内部职员多为教师组成。其结构如下图所示：

图1.2 清华学校行政组织系统表（1925-1926）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册，第258页

由上图可见，清华学校的组织，比以前更为复杂、更为专业、更为系统。其中，在校内事务决策方面，校长的决策，依赖于校务会议及评议会；而评议会的决策，又受牵掣于教授会和教务长。从组织机构图可以看出，教授治校已初见端倪，教授治校的组织基础，就主要依赖于教授会与评议会这两个组织。然而在校务管理方面，尤其是董事会、校长与教务长的职责关系上，又有叠床架屋、政出多门之弊，制度成立前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董事会、校长、教授会、评议会争夺权力的现象，这在后续罗家伦改革中有所体现

[25]。

1926年初旧制部兼大学普通部主任张彭春的辞职，在清华上下掀起了关于学校组织的讨论，“自张教务长去职，教授治校之声浪，振动一时”[26]。“余责张君以二年半之久，而未能置学校於稳固之根基；此所谓个人一去，而学校有动摇之劳也”，而“余所谓学校於稳固之根基者，即谓置校务於有组织的教授团体之上也”[27]。与此同时，在因张去职所引起的“挽张去恶”过程中，清华少壮派的势力得以扩展，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到清华校务的改革。在少壮派的促使下，曹云祥校长于1926年初，又成立一“清华学校改组委员会”，由全体教职员大会推举曹云祥（主席）、梅贻琦、戴超、陈达、钱端升、孟宪承、吴宓七人为委员（陈、钱、孟、吴皆为少壮派主将）。于这年3月1日至8日共开七次会议，历40小时，制订了“清华学校组织

大纲”草案，修正后，于4月15日经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交由校长执行[28]。

《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系适应民治教育之潮流，依据教授治校之原则，同时不得不顾及本校特殊之实况，兼谋补救已往之阙失”[29]而制订。它规定了清华学校的性质、修业年限。在校务组织上，对校长、评议会、教授会、教务长、学系及学系主任以及行政部等组织的设立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奠定了清华改大初期的校务组织基础。其中，最突出部分就是教授会及评议会两个组织，它们是教授治校的制度基础。兹将

其相关规定摘录如下：

第四章：教授会第十二条：本校设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及行政部各主任组织之，由校长为主席，教务长为副主席

第十三条：教授会之职权如左：一、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审定全校课程三、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四、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件

苏云峰先生认为，评议会，其功能就等于原先的“校务会议”；教授会，其功能等于原先的“教职员会议”。二会互相制衡，而以评议会权力为最高，不过评议会也必须受到教授会的牵制[31]，从而，教授会与评议会构成了清华教授治校的最基本制度。从其组织大纲来看，尽管评议会权力最大，但其成员除校长、教务长外，余尽由清华教授所组成，况且其成员之一——教务长，也是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况且据其所列规定，在诸多事项议决之前，先要征得教授会意见；而且其议决案如遇教授会三分之二人数否决时候，还应回交评议会复议（直到教授会同意为止）。由此可见，评议会更大程度上是在教授会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派出机构，其成员由教授会选举，代表民意；其初衷显然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而设，这也是顺应当时教授们所发出的设立“教授团体”，实行教授治校的倡议。冯友兰先生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及教授会与评议会的关系，“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32]。因此，笔者认为，教授会为评议会乃至当时整个清华教授治校管理

模式的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曹云祥的改革，也不得不对外界环境有所考虑。在当时，为促进国内高校进一步发展，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4年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关于大学组织方面，第13条至第16条，规定了国立大学内部的组织设置，包括董事会、评议会、院（系）主任、教务长及校务会议等组织[33]。但当时的清华隶属于外交部，直接听命于外交部所派的董事会，这样的外部制度环境，使得清华在校务改革上，可以不必亦步亦趋于教育部所设规章。故尽管《国立大学条例》中并没有关于大学内部设立教授会的规定，《清华大学组织大纲》也可照设不误。清华教授会与评议会，是依照学校内部实际情况而设，作为全校性的教授群体组织与代表组织，它更多反映了教授参与校务管理的需要。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华具有很大的自主空间，这是较之当时其他院校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组织大纲中对教授会、评议会的规定，均表明校章所赋予教授群体的权力，是高于《国立大学条例》中所规定的教授之权力的，从而为清华的教授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础。

三、清华“改大”早期的教授治校活动

根据《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中规定，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是教授会的职责之一。根据教职员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乃于校章出台后四天，即1926年4月19日组织召开了第一次教授会议，经民主讨论，选举出教务长、评议员七人并教授会临时书记，从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意识之高涨，发

言、讨论之自由民主[34]。

事变发生后，清华校内安排的多次专题演讲，是清华师生抗日爱国的重要活动。这些演讲以本校教授为主，兼请外校教授；既有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也有现实战况与国际形势的介绍；纪念日的利用与校方的高度重视更使这些演讲增添不少独特的影响力。师生的热情筹办与演讲的频繁进行，反映出清华人理性的爱国精神与文化的深厚力量。事变发生后第三天，教职员公会常务委员会就建议学校敦请本校教授演讲中日问题。在拟成立对日委员会的紧急会上当即议定：请蒋廷黻先生于9月22日晚八时在生物馆楼下133教室讲《日本侵略行动之经过与背景》；请萧叔玉先生于24日晚讲《日本在东三省之经济势力》。

11月23日下午四时，学生会抗日救国会请陈启修先生演讲，题为：《当作日本帝国主义承续了的东三省，当作中国经济因子看的东三省》。

1932年1月4日《校刊》登出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英美舆论界对于东北事件之态度》。同日，钱稻孙先生演讲《日本政党问题》。梅贻琦校长主持，他说：今天特请钱先生讲演日本政党之变化。要知日本无论那一政党当权，在其政策看来虽互有异同，但其侵略中国，想占便宜，差不多是一致的。

1月11日，学校邀请燕京大学黄宪儒教授讲演《抵制日货问题》。教务长张子高先生主持，张先生介绍说：黄先生对于抵制日货之利害关系有深切的研究。今天他为吾们讲演以往抵制日货之成绩如何，以及抵货后日本国内所受之影响。从前中日间每发生一件重要交涉，吾们国内就有抵货运动。不知有多少次了。盖亦深知抵货为制日救国之最要法门。不过事过境迁，就淡然若忘，仅仅五分钟之热心，是不会发生效力的。朱自清先生近自英国来信，谈及英国之商店无不将国货与外货厘然分别，标明清楚，倘有混淆，定要受罚。英国系以商业立国的国家，自然要特别提倡国货，以免利权外溢，何况我国为工商业落后的国家，当此经济战争时代，更应积极提倡国货，以谋实业发达。至于抵制日货，则尤为救国切要之图。

2月12日《校刊》“专载”，刊登蒋廷黻先生讲演纪略：《国难会议的使命》。

2月26日《校刊》“专载”，刊登郑振铎先生讲演纪略：《我所见的上海战争》。

2月29日上午11时，中文系刘文典教授演讲。梅贻琦校长致词，略谓：上次曾请郑振铎先生报告过上海战事的情形，又有两位新近从上海来平者，对于战地情况知道的很清楚，最近拟请来校讲演。今天特请刘叔雅先生为吾们讲演。刘先生对于日本文学很有研究。当甲午之役，刘先生之令伯从事海军，参加大战，曾击沉日舰一艘，然不幸为国捐躯。刘先生二十几年来，不断地研究日本的国情及其对外阴谋。今天他的讲题为《东邻野心侵略之计划》。

3月18日，学校举行“三.一八”国耻纪念会，特邀阎宝航先生来校讲义勇军在东北活动情形。

3月21日，特邀何海秋先生讲《沪战之影响及教训》。何先生说：此次战事结果，我方以有形的损失计算：十九路军阵亡七千余人，第五军伤亡约万人，平民死亡约七八千人，残伤者二千余人，无下落者一万余人。财产损失至少在七八万万元以上。中国工业以上海一区比较最为发达。此次被日人摧毁者占全数十之七八。因战事而致失业者数十万人。因为对外战争，第一影响是，促醒了大部分国人的民族观念；第二影响是，改革政治的运动。此前国民党一党专政，大乖人心。自沪事发生后，大家一变讥笑怒骂的态度

而为帮助政府救国的态度，一反从前所为，都以至诚相见。沪战未发生以前，内部颇有破裂之危机，沪战一开，始将内乱的萌芽抑遏下去了；第三影响就是得了自信力。向来总是以为中国军备不完备，不能向外国作战，这次予日人以重创，于是大众知道，只要我们肯决心牺牲，一定是能抗御外敌的。

5月9日又是国耻纪念日，学校举行国耻纪念仪式，特请蒋廷黻、王化成两先生，讲述“五.九”国耻的意义，及其条约内容的变迁，并我国所受的影响等。蒋先生全面讲述了“二十一条”的始末，接着王先生讲《满洲问题》。王先生十分伤感的说：十七年来，年年开会纪念国耻，而我们的耻不但未雪，而且有增无已。真是耻不胜耻！现在沪战失败，东三省仍在日人占领之下，所以今天在此举行国耻纪念，感觉更是加倍的伤心！王先生一口气讲了七个问题，它们是：满洲主权、满洲发展、日本国防、中日条约、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和铁道竞争。最后强调：满洲的问题复杂异常，千头万绪，极不容易解决！总之，凡事在于努力！我们如果能团结起来，努力自强，满洲问题虽难，并非无解决的希望。现在有一班的人，专想国联替我们出气、美国替我们打仗，这都是一种取巧与苟安的心理！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中国的事，还是要靠中国人！愿与诸位共勉之！

9月18日，正是“事变”发生后一周年，上午十时，全校在大礼堂举行国难纪念会。特邀自东北来北平的王化一先生与本校冯友兰教授演讲。梅贻琦校长首先致词，他沉痛而又满怀希望的说了好长一段令人钦佩的话：今天是纪念东北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聚会，当此惨痛的纪念日，至少觉得不是个人说话空谈的时候。不过要大家聚合起来，追想国难一周年之经过，使吾们警觉警惕，不致淡忘。大家对于某种事实不大清楚者，亦可由此集会得到相当的了解。今天的纪念会，人人充满悲惨沉痛之情怀，实与开追悼会同一意义。故此纪念会虽谓之为国难追悼会亦无不可！近来满洲伪国已与日本签订密约，互相勾结利用，为我国根本大患。无论现时吾人对此事具有如何的态度，但东北地图已变颜色，已成不可讳言之事实。不过东北人民苦其横暴压迫，不甘沦为奴隶者极众，将群起而图之，则终有收复国土之一日。

现在吾人为失东北而悲，且更进为国家前途而悲。吾们中国目前的现象如患重病之身，不过这病不是立刻就要死的危险病，而患的是血脉不流通，神经麻木，周身不能联络贯气的一种病。上年此时，本人尚在美京华盛顿，读九月十七日之晚报，即得日人在东三省将有动作的消息。盖日人之侵略东北，蓄谋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早惹世人注意。只要留心万宝山等次的惨案，处处都可以观测出来，何待九.一八事变之实现。当时对此消息异常注意，以为我方总有一点相当对待的办法。但过了两天，国内毫无动静，或疑为一时之策略，不意始终未予抵抗。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以拥有重兵的国家，坐视敌人侵入，毫不抵抗。公然勇于内战，怯于对敌，何等令人失望！是以沈阳既去，吉林、黑龙江、锦州随之而陷。大家不要以为目前尚可苟安，殊不知此时敌方时时可以再有动作，或另有阴险图谋。实则形势非常可危，吾们应当深刻纪念，时时注意准备才是。但是东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前途尚有一线光明。给予吾人—点安慰者，就是东北义勇军随地进展活动，不时抵抗奋斗。使敌方时起恐怖。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或将不致终亡。今天特请最近从东北义勇军方面考察来平之王化一先生为吾们讲演义勇军最近活动真实状况，尚希诸君特别注意。

王先生讲演，悲壮痛切，令人振奋。讲毕复请冯友兰先生讲演。冯先生以哲学家之卓识，历史地预见了：“九.一八”东北事件，在近代史中，实是一个空前的大事件，不但为中国之国难，且引起全世界的大恐

慌。世界大战之开演，或即由此暴发，而成为最严重的事件。他对同学们殷切地说：吾们开会纪念，所以志痛悲，示不忘。但能不忘国难者，自必时时为国难在念，时时作雪洗恢复的准备。将来必可为中国之主人。吾人能不忘国难，同时还要积极作道德、知识的充分准备。如果道德、知识已有相当的修养和准备，则日后自能肩起国家重担，不致把国事弄糟。知智力足以应付国家环境，而后国家始可有为。

9月22日下午四时，朱子桥、查勉仲两先生来校演讲。这次演讲的直接目的是想获得清华师生的抗日捐助。

四、多次捐款：

随着东北、上海战局的变化与前线将士、伤兵、难民等的急需，清华师生满腔热情、接连不断地组织多种募捐活动，从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充分表达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爱国将士的尊敬。1931年11月，日本侵略军集中大批兵力北犯黑龙江省，马占山将军不顾“不抵抗”的禁令，率部奋起抵抗，在嫩江江桥一战，重创日军。“暴日寇黑，马占山以塞外孤军屡挫强敌。”消息传到清华，师生感奋无比。11月17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校刊》上登出启事：拟由本校教职员捐资千元电汇黑省，慰劳卫国战士。捐款先请学校垫付，再以扣减同人十一、十二两月薪津百分之一补还。因召开大会不易，故以公开启事方式征商同意。启事中云：“台端爱国热忱向不后人，对于此举谅邀惠准。倘别有高见，务希于本月十九日以前函复冯友兰先生。”

在汇出捐款的同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发出两电：一电马占山将军：齐齐哈尔马主席并转全体将士勋鉴：拒敌守土，不屈不挠，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同人等谨捐薪千元，由大陆银行汇至哈尔滨，藉表慰劳微诚。务望奋斗到底，为当世楷模。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一电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蒋总司令、北平张副司令钧鉴：黑龙江马代主席及将士孤军守土，神勇精忠，举国同钦。务望即派军汇饷，火速援应，万勿使忠义之士以援绝致败，国家幸甚！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叩。12月2日，马占山将军回电清华大学教职员公会，称：“三军袍泽，同布谢忱。谨拜嘉言，益励初志。本政府现移海伦。尊处汇款已派员前往哈尔滨接洽拨转。”

当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向马占山将军汇出捐款之时，清华学生抗日会亦发起募捐活动，12月25日《校刊》公布了为慰劳黑龙江省抗战将士而募捐的情况与个人捐款数清单。“计共募得国币925元整，已于本星期二由大陆银行电汇至滨江该行分号。同时由抗日会致电海伦马将军，请其派员前往领取代为发给为国效命之忠勇将士，藉资慰劳之意。所有捐款清册即于本期校刊上刊登，如有错误，务希函示，以便更正是幸。经手人王德政敬启。”清单中列出捐款者612人的姓名及其捐款数额，其中捐得最多者为梅贻琦校长，捐20元。其他师生分别捐10元、5元、4元、3元、2元、1.5元、1元、0.5元、0.1元不等。如吴正之捐10元，叶企孙、王化成、李继侗均捐5元，杨武之捐4元，吴景超、陈岱孙各捐1元。

日军侵占齐齐哈尔之后，调头转向辽西，进攻锦州。锦州为辽西重镇，进出东北的咽喉。辽、吉沦陷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1931年12月21日，日军决定向辽西地区发起总攻，其大会战姿态为“九.一八”以来所未有。1932年元旦，日军进攻锦州。中国军队虽最终

放弃锦州，但战斗中伤亡惨重，许多伤病人员来到北平等待医治。1月25日，清华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在《校刊》上发布启事：“辽西战事，我国少数官兵及义勇军，以微弱之力抗拒暴寇，牺牲惨烈，可歌可泣。虽锦州终于沦陷，然撤防命令发自长官，军士奋勇杀贼，其责已尽，其志堪钦。死者已矣，伤者申吟争命。不有抚慰，将何以劝忠义而振懦怯？本委员会职在对日，救国有愿，却敌无方，只得就力所能及之事，多予提倡。兹经议决，拟向本校教职员同仁募集捐款，慰劳来平伤兵。”

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又蓄意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在日本侵略强盗的多次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来犯的敌人，惨烈的牺牲，顽强的精神，不畏强敌的气气概，使中外坚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为之感动。1932年2月8日，清华《校刊》报道：《教职员捐款慰劳拒敌沪军》，“驻沪第十九路军奋勇拒敌，战绩震世。本校教职员公会筹集捐款五百元，于本月六日汇往上海，慰劳该军将士。兹将去电录左：上海吴铁城市长转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勋鉴：淞沪御敌，振国家之声威，转世界之视听。全体国民，极深感佩。同人等谨捐薪五百元，由大陆银行汇交贵军，藉表慰劳微诚，仍祈继续努力！同日，教职员公会又续汇慰劳沪军捐款五百元。

与教职员公会相比，学生捐款的难度要大许多。教职员捐款，通过决议后，即可从薪金中扣收，而学生只能靠散捐，故数额比较有限。2月19日《校刊》“附录”公布的黄仕林报告经手账目及捐款名单中。抗日会账目中列出同学捐款只得210元，是由360名学生捐出的，其中多者5元，少者1角。当今著名之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当时捐了5角。后来，学生抗日会改善募捐办法，在向学生募集散捐的同时也向教师募集散捐，募得数量明显增大。3月14日《校刊》刊登“万鸿开启事”，谓：“前因慰劳沪、哈抗日将士，由本校抗日会发起募捐，兹己结束，所得捐款共计630.56元，因哈埠我军已退，故将所得捐款于2月22日交大陆银行全数电汇十九路军，并于同月29日接得蒋、蔡复电，言明照收。账目自即日起由校刊公布，倘有遗误，请即来函更正为荷，原帐存于抗日会，欢迎查看。”此次捐款435人，师生均有，如杨武之捐10元、陈达捐10元、叶企孙捐5元、周培源捐3元、浦江清捐2元、陈省身捐1元、季羡林捐1元、钱伟长捐0.5元。

直接向前线将士捐款，目的在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但当时淞沪伤兵缺少医药费，更亟需支援。消息传来，清华师生又迅速行动起来。3月1日，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开会议决：（一）由本大学教职员公会每月捐薪五千元，暂以三个月为限，共计一万五千元，专作救护淞沪伤兵医药费；此款可协助或委托协和医学院同人，赴沪办理救护事业。（二）推叶企孙、陈岱孙、萧叔玉三先生计划捐款分配方法。经拟定，用级数累进法，将各人薪金，以百元为单位，分成若干单位，然后按各单位之百分率累进抽取捐款。各单位之百分率如下：

第一单位（即第一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五；

第二单位（即第二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一五；

第三单位（即第三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二五；

第四单位（即第四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三五；

第五单位（即第五个一百元）抽取百分之四五。五百元以上之数均按百分之四五抽取。举例：如某人月薪九十元，其薪额系属第一单位，即按百分之五计算，每月应捐四元五角。又如某人月薪一百七十元，第一个一百元按第一单位百分之五抽，应捐五元。其余七十元系属第二单位，应按百分之一五抽，应捐十元五角。共计应捐十五元五角。余类推。

因拟捐款数较大，又非首次，故对日委员会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经过教职员大会通过，以昭慎重。于是，3月2日下午四时在生物学馆大讲堂召开教职员公会全体大会。会上一致通过对日委员会提议的捐款数量、用途和方法。

但当第一次款捐出后，上海战事即停。协和救护队回平报告称：现有伤兵已均有医院医治，拟待战事再起后，往苏州、南京等处设立后方医院，预计须款九万元。清华教职员公会的一万五千元已算入此数内。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又开会讨论，大家以为，上海战事随时可能再起，故仍遵守大会议决案，将已收之捐款，活期存入大陆银行，以便于必要时可及时取出，交协和救护队备用。如果战事不起，此款将作何用途，尚须经大会决定。据1932年4月22日《校刊》公布：“大陆银行现存清华之抗日捐款，截至本日止，总数如下：音乐会票价237.4元，外籍教员捐款250元（三月份），三月份教职员捐款4932.25元，四月份教职员捐款4985.58元。共计10411.23元。”

松沪方面的捐款刚刚结束，东北方面又出现大量难民需要救济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会上东北民众代表王化一先生在讲演中将此事提出来后，9月22日下午朱子桥、查勉仲两先生来清华的讲演，又明确希望清华捐款救济东北难民。这时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虽已多次组织捐款活动，但仍一如既往。9月27日，对日委员会召集会议，拟由同人再合捐一万元，送交朱子桥代收，救济东北难民。为使捐款尽快发挥作用，拟先请学校代为筹垫，早日汇出。学校所垫款项，拟分四个月在同人薪水项下分别扣还。每人捐款数目，拟照各机关抽收所得捐累进法办理，即月薪在51元以上100元以下者收1%；月薪在101元以上200元以下者收2%；月薪在201元以上300元以下者收3%；月薪在301元以上400元以下者收4%；月薪在401元以上500元以下者收5%；月薪在501元以上600元以下者收6%。但照上述标准扣收，四个月只能集款5000元。若加倍扣收，可得一万零数十元。经讨论议决：捐款数目为一万元，即照抽收所得捐累进法办理，不另加倍，分八个月扣清。凡月薪在50元以下者，亦扣收1%，外籍同人不在此例。

教职员如此慷慨，学生亦不甘后人，不过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想出更好的办法。《校刊》10月19日公布《学生抗日会救济东北难民音乐会募捐收支报告表》：“红票，每张六毛，共163张；蓝票，每张三毛，共250张。与支出相抵。”10月28日公布：《学生会干事会募款捐助东北义军账目》。1933年2月23日刊登《学生自治会抗日会会计股启事》：“抗日会先后共募得洋628.03元整，今特将捐款人之姓名详列于后，以资证实。捐款薄中有少数之姓名模糊，错处难免，敬希洞察。”这次详列捐款者82人，2月27日列出178人，后分五次列出170人。他们中有梅校长夫妇、冯友兰夫妇和张申府夫妇各10元，吴正之20元、杨武之15元、吴宓10元、马约翰5元、俞平伯、陈寅恪各2元。

五、请愿劝导：

在“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师生的抗日爱国言行中，请愿与劝导更为激动人心。请愿既有向校方的请求，更有向政府的请愿；既有学生的请愿，亦有教师的请愿。劝导既有教授的劝导，更有校方及政府的劝导；劝导是平和的、善意的、一般也是顺乎情理的。请愿是抗日爱国的举动；劝导同样发乎抗日爱国的恳诚。当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学校时，学生自治会即函请学校停课三星期，以全时间实行军事训练，为投入战争作实际准备。拟所缺功课于寒假、春假补足。校方当即电达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同意加紧军事训练，但不许占全时间，提出可采取如下临时办法：（一）每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均定为军事训练时间；（二）每星期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定为会操时间，全体学生均须参加；（三）一二年级学生，除参加原有之军事训练科外，须于星期一至四各军事训练时间中再选两小时；（四）三四年级学生须于星期一至四各军事训练时间中任选习两小时。

随着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和国民对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极度反感，青年学生必然要冲在前面，表达自己的愿望。11月23日，学生会代表向校方当面提出：学生会大会已“决定于今日全体赴京请愿”。校方感到情况甚为紧急，命校务会议立即发布公告，劝阻学生赴京：“值此国难方殷，诸同学激于义愤，不辞牺牲，热心毅力，殊堪嘉尚。但吾人处危难之局，头脑尤宜冷静。若使牺牲学业能得相当之代价，则尚可告无大罪于国家社会。若不计结果，徒为学业上之牺牲，则诸同学少上一日之课，即国家多受一日之损失。知识即权力，此言可深念也。现诸同学对于时局之主张，各方均已详告政府，并已有甚大之督促。诸同学对于各主张如有更新理由，自可呈明政府，请其采纳，否则宜继续学业，勿作无代价之牺牲。须知现在战争必须全国动员，所谓全国动员者，非人人皆赴战场之谓，乃全国人士皆努力以作其应作之事。……无论中国亡之不亡，十余年后，一切事皆在诸同学肩上。如今日牺牲学业，异日何能担当大事。”

校方的劝阻没有完全发挥作用，部分热情奔涌的学生坚持原议，离校赴京。面对此种情形，校方并未严词责备，而是采取通融措施，既对学生行动表示理解，又设法不使学生学业遭受损失。11月24日，校务会议再次发出公告：“查此次学生赴京请愿，本会曾经布告恳切劝阻在案。惟学生激于义愤，仍有必欲赴京一行者。举动虽嫌激越，热情尚属可嘉，应即准其个别请假，以成其志。并商准教授会，待其返校后为之补课。”

国难来临，情绪激昂者并非只是学生，教师亦有奋不顾身，表达自己意志者。原清华国学院学生、梁启超高足、已留校任教的吴其昌先生，就因痛愤黑龙江省的失陷和政府的失责，携全家（妻子与弟弟）绝食，赶赴南京请愿。教职员公会对日委员会对吴其昌先生的爱国之举深表同情；当即开会议决：速电吴先生，劝其即刻复食回校；同时致电国民政府，促政府速定大计，积极负责，收复国土。对于现正奋斗之黑龙江抗日军队，火速设法援救，并严令守土官吏遇敌竭力抵抗。

教师举家绝食请愿，此事非同小可。吴其昌一抵南京，教育部长李书华即出面劝慰，帮助安排住处，引领得见蒋主席后，吴同意复食回校。

师生南下请愿的风波使校内无法平静。学生为迫使学校停课，以便参加各种抗日活动，有故意不上课者，有围逼教授停课者。教授会临时会议为此议决：“1、本会认为，除此次因参加救国运动而南下请愿者外，其他学生不应空费光阴，作无益于国之牺牲。应请教务处即出布告，自明日起照常上课，并为己离校

之学生预筹补课方法，并请学校当局连同本会代表，对于在校学生加以劝勉。2、推举蒋廷、吴之椿、吴正之三人为代表。”

教授们苦口婆心的劝导，终究竞不过各地学生涌赴南京请愿热潮的影响，教育部一再电令禁阻亦无济于事。张学良副司令告北平各校同学书云：“吾人爱国，心要热而头要冷。望诸位三复思之。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敢断然自信者：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但望诸同志亦觉悟：贴标语、散传单、呼打倒、喊取消，与夫请愿、游行、讲演、示威，决不能救国。救国之道，在痛下苦功，实心作事。”可这时候的学生对这些话怎么能听得进去呢？《校刊》12月18日刊登教育部第2072号训令说：“京平辽联运直达特别快车总查验员许炳熹敬日电称：敬日由平开车时，有清华学生—百九十名赴京请愿，无票乘车，经站员警阻止无效，车上服务人员更无从办理。”据此可知，清华学生又有大批南下请愿的。所以12月23日，教育部再次训令清华时就有：“乃近日在都学生团体，行动颇多逾越范围，甚至漫骂政府，缚人刑讯，阻断交通，妨碍商旅，张贴反动标语，殴辱中央委员及无辜路人。市民怨声载道，咸若大祸将临。且有佩戴赤化肩章，手持木棍枪械，捣毁机关，拉劫汽车情形。”等语。

尽管请愿风潮闹得风风火火，但绝大部分教师仍坚持上课，因此学校教学秩序未受过分冲击。正如梅贻琦校长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所说：“过去一年间，正值国难临头，风云紧急的时期。但国势虽如此危急，本校教务功课各方面，均尚能正常进行，未因时局关系而致稍有停滞。”梅校长勉励同学们，在新学期努力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救国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他说这样才可以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正是在梅校长这种思想的指导和鼓励下，清华师生开始加紧了防毒面具和航空等方面的研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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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清华的校园文化 ●校史研究室 韦庆媛 历史篇

清华学校提倡培养学生“德、智、体三育并重”，学生课余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各种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文艺社团的活动带动了校园文化生活的丰富，激发了学生思想的活跃，也培养出了一批专门人才。

早在清华建校之初，各年级学生就组建了级会，1911年建立了 “英文文学会”，1912年~1913年，出现了 “基督教青年会”、“达德励志会”、“唱歌团”、“达德学会”、“摄影团”等。1914年以后，更涌现了“科学会”、“文友社”、“物理研究会”、“文学会”、“辞社”、“游艺社”、“铜乐队”、“童子军军乐队”、“国际考察会”等。以后又不断有新的社团出现，其中有 “美术社”、“二十社”、“ 社”、“辞令研究会”、“国语演说辩论会”、“英语演说辩论会”、“得而他社”（DeltaSociety）、“演说会”、“演说辩论组”、“戏

剧社”、“雅致社”、“菊社”、“小说研究社”、“清华文学社”等，至20世纪30年代，校内文艺社团已达几十个。 文 学

清华早期校园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肇始期、革新期、振兴期。

五四运动以前为肇始期。这一时期，多数学生一心苦读，到外国学习多选择实业学科、政法工商等，校园文学气氛并不十分活跃。校内渐渐出现了 《清华周刊》、《清华学报》、《清华年报》等刊物，代表人物有洪深、吴宓、闻一多等，他们在校刊开设专栏，如洪深专栏“课余漫笔”、吴宓专栏“余生随笔”、闻一多专栏“二月庐漫纪”。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化领域内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清华文坛进入革新期。这一时期学生中人才辈出，校园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20年1月8日，清华学生会将 “新闻科”改为 “出版委员会”，《清华周刊》开始以白话文为主要体裁，以闻一多、梁实秋、顾毓琇、谢文炳等新秀为代表，撰写了大量新诗、白话散文等，使清华校刊令人耳目一新。1920年12月11日，由1923级的梁实秋、顾毓琇、翟桓、张忠绂、吴文藻、齐学启等人成立了 “小说研究社”。不久由闻一多提议，于1921年11月20日成立了在清华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清华文学社”。

在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之后，涌现出朱湘、孙铭传、饶孟侃、陈铨、汤世恩等。朱湘专攻文学，孙铭传专治诗，饶孟侃有敏才，诗歌、散文都甚为可观；而陈铨的旧文学较有功底，思想深刻，文字老练，多著长篇小说。其后，又出现了罗正晫、罗懋德、水天同、龙程芙、柳无忌、张荫麟等人。罗正晫专攻小说，罗懋德是诗人，水天同著作旧小说，龙程芙为诗文皆有，张荫麟则专事考证及整理之工作；柳无忌为诗人柳亚子之子，家学功底甚厚。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周刊》上的《文艺增刊》改名为《清华文艺》，1925年9月印行第一卷第一号，清华文坛有了自己的园地。1925年7月朱自清来到清华任教，给清华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清华荷塘为背景的散文 《荷塘月色》，很快为人们广泛熟知，至今仍为中小学生必学的课文。朱自清、杨振声等一批优秀教师也加入到清华校园文学领域中来，先后担任学生社团的导师或顾问。

1928年以后进入振兴期，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创办《文学月刊》，组建了文学组织“晨星社”等，其间代表人物有李健吾、李惟远、曹宝华、郝御风、霍士休等。1926年著名文学史家浦江清来清华任教，1928年10月著名古典文学家俞平伯来清华任教，清华文坛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在清华校园文学沃土中涌现出的这一批又一批新人，日后都成为中国文坛上的大家。 戏 剧

清华虽是留美预备学校，受西方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校园中也蕴含着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中西文化荟萃在这里和谐共生。这是20世纪初期清华的特色，其明显表现在新、旧戏剧共存校园中。

早在1914年，清华年刊上就出现了京剧 《杨贵妃》的彩排剧照。20世纪20年代以后，校园内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和演唱京戏、昆曲的团体，如“云卿社”、“旧剧研究社”、“北光

剧社”、“菊社”、“古音社”等。1926年成立的“菊社”，曾于建校15周年庆祝会上演出《捉放曹》、《坐宫》、《黄鹤楼》等，由校长曹云祥亲自主持开幕仪式，全校教职员、学生和家属观看非常踊跃。

在推崇旧剧的同时，新剧在这一时期相当活跃。中国的话剧演出活动最早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生演剧。首先是一些教会学校的学生在圣诞节等宗教节日演出一些宗教故事剧，后来逐渐走入社会。这些戏由于基本取消了传统戏剧里的歌唱，而代之以较口语化的语言，演出的也都是一些现代生活内容的故事，在服装和表演风格方面较明显地改变了传统戏剧那种强烈的虚拟化的特征，而更接近于生活。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新剧”或“文明戏”，以区别于传统的“旧剧”。

清华学生演剧活动始于建校之初。这是因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是由各省推选而来的。那时各地交流较少，学生年龄尚小，有些学生从未离开过家乡，对家乡以外的语言既听不懂、也不会说。到了清华，日常的“官话”使许多学生感到听、说很困难，因此演说、演剧就成为最好的练习语言的途径。学生参加演剧活动非常踊跃，每年都举行话剧比赛；张彭春来校任教务长之后，更推进了演剧活动的开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到1921年，全校共编演了上百台新戏，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洪深和闻一多等人。

洪深1912年~1916年在清华学习的4年中，凡是学校演戏时，差不多每场都有他参加。他又是一位编剧能手，当时演出的戏剧，十有八九都是出自于他手。在洪深离校后，闻一多成为校园戏剧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几乎在每部戏里都担任角色，演出效果极佳。1919年1月下旬，“清华文艺社”改组为“新剧社”，专门编演新剧，闻一多、吴泽霖曾分别担任过编演部总经理、庶务部总经理。1921年11月，校内几个文艺团体合并，成立“清华文学社”，新剧社并入后改为戏剧组。1922年~1923年，闻一多等离校后，校内戏剧活动曾一度萧条，直到20年代后期，教授中的张彭春、杨振声，学生中的李健吾、陈铨、万家宝（曹禺）等振兴了戏剧，清华戏剧又活跃起来。清华新、旧剧的演唱与研究、宽松的生存环境，推动了校内戏剧的活跃，使戏剧成为洪深、曹禺等一生的选择。 音 乐

建校初期，校园内就成立了业余音乐社团———“唱歌团”，最初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两部分，中等科有社员15人，高等科22人，均由美籍教师施丽小姐指导。唱歌团成立后，每年都定期在大礼堂举行音乐会，有时还到校外去演唱。后来很多教职员及其夫人也参加演出。 清华改办大学后，学校设立音乐部，分为西乐和中乐两部分，聘请俄籍教师托诺夫任提琴导师，德籍教师古普克任钢琴指导，聘请中国古典戏曲和音乐大师溥侗担任中乐的讲授和指导。在新年、春节及校庆日，学校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或演唱会，有时是西式的，有时是中式的，有时则是“中西合璧”的，经常演奏中外名曲。

这样的文化环境，影响了年幼的学生，学生们的音乐修养得以大大提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如建校之初的赵元任、汤蔼林、王瑞娴、周淑安，20世纪20年代的顾岱毓、应尚能、黄自等，后来都成为很有成就的音乐理论家、表演家等。

赵元任1910年考取清华留美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学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

学研习语音学，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成为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学识渊博，艺术造诣很深。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他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薰陶，少年时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选修作曲和声乐，并广泛涉猎西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五四运动以后陆续谱写了约100多首作品，他的很多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如歌曲 《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呜呼三月一十八》、《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流传至今。

黄自

黄自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是中国近现代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与教育家。在校读书时，参加学校鼓笛队演奏单簧管，在合唱队中唱男高音声部。1924年赴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学院学习心理学、音乐理论和作曲，1926年获心理学学士学位。后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学习，1929年获音乐学士学位，毕业作品为交响序曲《怀旧》。1929年6月黄自回到上海，先后在沪江大学、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任教，主编 《音乐杂志》等，抗战时期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流传很广，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等。 往事篇

往事如烟忆韶华

数人弱一个 叫我如何不想他

1936年，赵元任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以后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深受人们的喜爱。1981年赵元任重返北京访问时，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这首歌词的作者是刘半农，赵老说当年刘半农先生是在英国伦敦写的歌词，“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元任还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这首歌曲在当时的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人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想知道刘半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刘半农到赵元任家里小坐喝茶，刚好这位年轻人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

“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所谱写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刘半农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刘半农与赵元任的交往，初次相见是在1924年的法国，从此两人成为至交，合作近10年。当1934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

“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

洪深与《罗宾汉》

《罗宾汉》剧照（中立白衣侠士为洪深扮演的罗宾汉，地点在清华校园内闻亭附近）

1912年秋，12岁的洪深考入清华学校，编入1916（丙辰）级。他虽然偏重于读“实科”，却对文艺与辞令有广泛的兴趣，不但经常在校内刊物上发表各种题材的文章、评论和小说，而且还与闻一多、陈达等一起组织“国学研究会”，并先后担任过校刊编辑、年报经理等，但他特殊的爱好是戏剧。在校4年期间，他喜欢“粉墨登场”，曾多次参加“新戏”演出，由此奠定了他终身从事戏剧事业的基础。

那时清华学校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每学期都要举行戏剧比赛。在这些演出中，洪深不仅展示了表演才华，而且经常承担编剧任务。据他回忆：“记得我从前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凡是学校里演戏，除了是特别团体为某年级的级会不容外人参加的以外，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我又很高兴编剧，在清华四年，校中所演的戏，十有八九，出于我手，虽然所编的只是一张没有对话的幕表。”

在编剧过程中，年轻的洪深已经表现出了创新的精神。1914年，他改译并组织演出英国名剧《罗宾汉》。

在演出《罗宾汉》话剧中，洪深自饰主角侠客罗宾汉，周金台饰演小约翰王子，其他还有陈俊、张可治等19位演员参加演出。因为该剧很多情节都发生在森林里，单靠舞台布景不足以取得理想效果，为了再现逼真的场景，他大胆把“剧场”移至室外，在校园内丘陵树木密集的地方（今闻亭附近）演出(类似现今流行的情景戏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深得师生的赞赏。1914年6月2日的《清华周刊》这样报道：“闻该剧系本英国古代游侠扶弱救贫之事迹而作，演唱时宜藉山林溪泽之景以生情，景逼真之妙，故该级已定本校大钟西南之隙地为剧场，户外演剧在本校实破题儿第一次也。”这是洪深早期从事戏剧演出的重要实践活动，也为他后来成为中国话剧的开拓者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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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校史研究室王向田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苦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郊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

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

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爱国热情高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

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往事篇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 12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教育教学理念 ●校史研究室李亚明 历史篇

通识为本，专识为末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为了发展科学、培育中国自己的学术精英，清华逐渐形成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其中以通才教育的思想最为重要，直到今天，仍然不断地给我们以启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尚有大学应该培养“通才”还是“专才”的不同观点。清华则明确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理念，即通才教育。通才教育提倡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先广泛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并使其融会贯通，再深入专业学习，以博带专，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这也是如今所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前身。

梅贻琦曾在《大学一解》中明确表述了其推崇通才教育的观念：“今人言教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需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这一时期，清华各学系的教学都体现了通才教育的特色，并藉此将人才培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文学院强调 “知识广博”、“中西兼重”，教育的目标是 “博通”中外的“通才”。中文系“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外语系要培养 “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的“博雅之士”，历史系则提出“中外历史兼重”，社会学系提倡学生有广博的基础知识，认为“基础知识越大，则成就越大”。国学研究院的课程，更是兼具广博与精深，不少课程即使在今天，仍然属前沿性质。刘梦溪指出，研究院讲授内容已经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学的范围。清华的国学研究是与西方汉学联系在一起的新的国学，如王国维、陈寅恪的学问途径与西方汉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属于现代语言学的范畴，李济的民族学和考古学更直接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清华理科生的培养同样贯彻这种各科汇通的理念，以厚重广博为基本指向。在理科各学系之间，有很多彼此取用的选修课，甚至是必修课。如物理系学生除本系必修课程之外，还必须修习化学系的几种基本课程，系主任叶企孙甚至鼓励学生去选修机械、电机和航空等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取得了良好的成果，抗战时期中国的第一张红外照相片，就是物理系学生结合物理和化学两方面知识而获得的。

三育并重的全人格教育

“德、智、体三育并重”是清华教育理念的又一典型特色，也是通才教育思想的延伸。

不仅重视智育，而且重视体育教育是清华的传统之一。在清华，体育不及格的学生是不能出国留学的。体育不仅可以强壮体魄，而且是人的意志的磨练，将使清华学生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不畏困难勇往直前。1925年，清华体育教师马约翰赴美进修期间，完成了在中国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硕士论文《论体育的迁移价值》。这篇论文对于体育在德、智、体三个方面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在培养人的思想品德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同时认为体育将对整个民族和社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德育更是早已被提到了与专业学习并重的位置上，自从清华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这一校训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清华人。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再艰苦的环境也没有削弱他们对科学的热切追求和对民族使命的担当，这种全人格培养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

潘光旦在清华时曾撰文论述“全人格”教育，力陈“专门教育”与人格陶冶相分离的弊端。他认为，“教人做人是第一位的，教人有一种专业还是余事”，教师最主要的职责在于指导学生如何做人。梅贻琦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就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有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文理相互渗透

通才教育在清华的进一步发展，还表现为文科与理科的相互渗透。清华大一、大二的共同必修课涵盖文理两个领域，包括：国文、英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社会、西洋通史择一）、自然科学（逻辑、化学、物理、生物择一）。

学校明确规定，理科的学生要选修社会科学课程，如国文、哲学或心理学等，还为理科学生开设了科学史的课程，这对同学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是有帮助的。掌握三门外语的叶企孙曾建议自己的学生多结交一些文科的朋友，因为他的法语就是跟同宿舍的一位法语系同学学习的。与此同时，文科学生也是不许落下理科功课的，文科生必修课包括了生理、物理、化学、高等算学、平面几何等基本的自然科学课程，选修课程还有立体几何、三角、高等生理、分析几何、算学总论和高等代数。由此，文科生也开拓了视野，培养了逻辑思维的能力。

注重基本知识

基础扎实既是通才教育的重要前提，又是通才教育方针的具体内容之一。梅贻琦对于工学院的课程设置就突出体现了注重基础的观念：“工学院各系的政策，我们应当注重基本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有基本技能。”庄前鼎也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师，不单是仅仅一个工程专家，而希望他对于一般的常识，都有相当的认识，对于基本的功课，应该重视，就是要求得一般的普通常识，在国内当工程师，最好对于一般的普通工程上的学识都知道一点。”

清华各个学系都设有系统的、全面的基础课程，各种理科基础课程还设置了相应的实验课作为必修科目。物理系主任叶企孙曾经提出，“本系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使能于毕业后，或从事于研究，或从事于应用，或从事于中等教育，各得门径，以求上进。科目之分配，则理论与实践并重，重质不重量”。清华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学生的考核成绩严格把关，通过这种训练，学生获得了较为稳固的专业基础。

叶企孙常对学生说：“我们物理系是不给学生用好仪器做实验的。”这一点与麦克斯韦创建卡文迪什实验室时用自制仪器训练学生的做法相似，目的是使学生得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训练，培养了能力和爱动手的习惯。经过这样的训练，“那个时期，清华物理系鼓励青年学生自己动手，动脑筋，形成了一种学风，因此培养了一批人才”。

为社会、人群服务

“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理念是历史赋予清华大学的内在特征。自从清华建校之初，伴随着庚子赔款、日本侵华的外侮以及军阀倾轧的内乱，清华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救民族于危难、为社会服务为中心展开的：从清华改制大学、到组建理工学科、再到工程系的变迁和工学院的建立，以至派遣留学的专业规划等等，无不以国家需求和填补国内科技空白为指向，科学研究与服务社会始终齐头并进。

罗家伦校长在当年所作的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曾指出，国民政府把清华改为国立大学，这之所以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是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他在《知识的责任》中指出，知识的责任，就是对社会的责任。大学中，科研应与社会事业相互推进，为社会服务，就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和责任。清华时刻不忘输送急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为社会、人群服务”。

往事篇

物理系由建造车间开端

清华物理系开办之时，中国其他大学物理系的课程都偏重于课堂教学。正如吴有训一针见血所指出的，“这种高调的课程对于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试验常识，一无训练，惟日谈自由研究不知研究为何事，以科学工作空谈便算了结”。

1925年刚到清华大学筹建物理系时，叶企孙一扫只会空谈的陋习，首先抓的就是建造车间。他一到校就在科学馆内筹建金工间和木工间，接下来就是物色聘请技术工人；并将金

工、木工和制图三门工科学生必修课，也列为物理系必修的基础课，除清华之外还不曾有哪个大学物理系这样做。理论与实验并重，在高校领域开创了边教学边科研的风气。到1931年，清华的实验室已具相当的规模，在如此学风的影响下，学生们自觉培养动手能力，提高实验技术。

叶企孙还曾为物理试验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由此引导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力地推动理科与工科的结合。他认为，物理试验可分为两类：说明试验和研究试验。“所有说明试验的目的是将某种现象以学生可以将它与适当的科学观念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在感觉之中，当他掌握了这个观念时，说明这个观念的试验就达到了目的。”另一种试验则是研究试验，其“最重的目的是测量我们看到的某种东西，得到某种大小的数量估计”。测量正是做出精确的发现和提出新理论的前提。科学实验应该拥有不容轻视的位置。

“叫苦连天”的考试生活

自清华学校时期以来，教师们始终坚持教学严格认真的传统，为夯实学生的基础，设置了频繁、严格的考试。这样频繁、严格的考试造成了很高的淘汰率。

教师记录学生的平时成绩，使用E、S、N、I、F五等，E相当于95分，S相当于85分，N相当于75分，I相当于65分，F则为不及格。当时的学生们给E、S、N、I、F五等都起了绰号，管E叫 “金齿耙”，管S叫“银麻花”，取其贵重之意；管N叫“三节鞭”，而管I叫“当头棒”，管F叫“手枪”，都是触霉头之称。

对评分较严的教师，同学间曾戏谑说，某某教师是“军火商，手枪给得太多了！”每逢学期大考，为期一周，六七门功课全考，几乎没有复习时间，有时一天考试有多至二三门的。每堂考试一般为两小时，到时交卷，迟交扣分。所以一般学生在考试期间十分紧张。有学生描写考试生活是：“叫苦连天地忙着，昏昏沉沉地迷着，提心吊胆地怕着，咬牙切齿地忍着。”这样严格的考试虽造成很高的淘汰率，却也培养了学生们严谨认真的考试态度并使之打下扎实深厚的知识基础。

抽象的数学和生动的文字

华罗庚于1931年破格受聘到清华算学系任助理，后又破格受聘为教授，他在国内外数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然而他的风采并非局限于数学专业之中，同当时清华很多教师一样，他知识渊博，能吟诗作赋，而且文笔优美。

在很多人眼里，数学是死板、抽象的。的确，数学虽然是理学各科中最抽象的一门，但这最抽象的道理却跟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其实，死板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生动、形象的东西，而图形正是转化的桥梁，数形结合是数学里非常重要的思想方法。华罗庚说过：“数缺形时少直觉，形缺数时难入微。数形结合百般好，隔离分家万事非。”寥寥数语，把图形之妙趣说得淋漓尽致。

在华罗庚看来，学习数学，除专业理论和技巧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这对于提高领悟力及思维的灵活性大有裨益，会使学生受益终生。就算学生毕业后不从事数学领域的工作，这种能力对培养学生理解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表述各门学科的

原理都会很有帮助，甚至数学的能力对于文字的把握和运用也大有好处。

华罗庚曾以一首小诗在教师聚会上助兴，生动体现了数学家对于文字的独特把握：

两火成炎， 此炎非咸盐。 既非咸盐之盐， 为什么加水又成淡？ 两土成圭， 此圭非乌龟。 既非乌龟之龟， 为什么加卜又成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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