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之马二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

马二的举业宣传渗透着封建的说教，讲的尽是“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显亲扬名才是大孝”之类的腐臭道理。他的大脑塞满了圣贤的语录，再也没有给自己留下思考的空隙。

他既不认识别人，也不认识自己，不合环境而心不在焉，我行我素，颟顸自守，表现出机械而僵硬的喜剧特征。

马二先生的自我抑制，不仅因为在精神上有无形的拘钳，而且因为在物质上也有实际的困窘。他食欲好，食量大，但久困场屋，羞涩的钱囊无法满足胃袋的庞大需求. 他的基本特征就是被封建教条毒害而迂腐僵化. 马二先生的悲剧性格

《儒林外史》中，马纯上一出场，便是仗义疏财救公孙，隔一回又资助落魄的匡超人。虽难免贪财小弊，但为人也算是古道热肠了。可惜科场不利，虽然“补廪二十四年．．．．．．共考过六七个案首”，却还只是“秀才出身”。

二先生选书，时常一个批语要作半夜，“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出十几篇的道理”，治学不可谓不认真。然而总未中过，是何道理？

卫体善说他的文章“于理法全然不知”，他自己却认为“文章总以理法为主”，批文章“也全是不可带词赋气”，匡超人也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谁是谁非，让人糊涂。还是高翰林说得明白，“那马先生讲了半生，讲的都是些不中的举业”！为何？原是不懂得“揣摩”二字，不知大场跟学道选文章 竟是“两样看法”。

马纯上批文引《语类》，在家注《春秋》，他也揣摩，但他揣摩的是学问，是古圣先贤的话，而非考场道理。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没有掌握考试的方法，焉能得中？

迟衡山由是感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真真一语中的，功名学问，也就如鱼与熊掌一般，不可兼得也。

科举时代，文人出身，科甲是正途，“异路功名”，终是有限。如是只求功名，讲究举业即可。而那些能够流传下来的名字，它的主人在举业以外，还得另有一技之长才行。我们只知郑板桥画好，却不知他举业如何，但可想而知，若非他的官名，他的画断断不能流传那么广。《红楼梦》中，张先生为秦可卿看病一节，虽无浓墨重彩，却也可借此窥出世人对技艺的态度。贾珍就说：“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医术也如琴棋书画，兼通是风雅，但若以此为生，则是十分低贱的职业了。无论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前提就是要入仕当官，你的一技之长才能得到世人的尊重。反过来说，当官只得一世之名，若要留名儿与后人景仰，非得有真才实学不可。事实证明，我们现在熟知的文人的名字，总比清官的要来得多。官名文名，正是互为相长。

但是这等程度，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的。世上更多的是平常人，功名学问，二者求一，已是十分艰难了。然而还有一等痴心人，妄想二者兼得，结果只能像迟衡山所说，“一样都做不成”了。

想马二先生不过碌碌庸人，虽是一生着实讲究举业，但到后来还得靠学道保题他的优行才得官做，只好算作异路功名，为正途出身之人所不齿。如他能不讲学问，专心功名，成为高翰林一类官员，料应不难。如他能一心只求学问，不问功名，在下也不失为杜少卿一流人物。可叹他贪求二者兼得，终于竟是一事无成。

《儒林外史》里外的马二先生（一）

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张天翼、何其芳等人，都对《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形象的成功，评价很高。何其芳认为，古典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够得上“典型”水平的，没多少个，马二先生算得上一个。这个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性课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教育本质被引偏

一出场，马二对举业就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

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迅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①。1942年张天翼俏皮地设想，如果马二先生在现代，就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②

马二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选拔功令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的作用，他毫无讳饰地讲出了老实话：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是否合理，那他是根本不去想的。他创造性地把宋真宗的“劝学”诗与当时的八股文章结合起来，到处宣传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他说的“文章”就是八股文，他就是专门选每次考试的中式文章，加以批评，作为范文，让考生模仿，功能与现在范文讲评之类相近。在他看来，他的八股选本就是官场的入场券，所以他诚心诚意地劝流落杭州的乡村青年匡超人（匡迥、匡二）：

你回去奉养父母，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那害病的父亲，睡在床上，没有东西吃，果然听见你念文章的声气，他心花开了，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那里疼也不疼了。

马二的这些思想究竟错在哪里呢？首先，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唯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则是做官的唯一正途。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偏狭的。其次，教育的导向不能太短视的功利化。教育是百年树人的事业，是提高人的素质的事业，要培养一代一代健全的人，现在我们叫做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不能都把它变成应试教育、求职教育。在过分功利

的导向下，教育就会被扭曲，失去原来的意义，走上不健康的道路。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

这里必须提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搞得好，相对而言是较公平的。隋唐时出现了科举制度，按科目考试，优者举用为官，这给庶族地主参加政权提供了一些机会。士凭考试成绩可以跻身仕途，这至少在逻辑上肯定了士的知识价值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在客观上打破了世族地主对封建政权的绝对垄断。比起魏晋时的门阀制度来，科举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科举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文官考试制度，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但是历史上出现的制度往往都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利益驱动，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又是人格分裂或扭曲的根源。读书、考试与获得地位名利挂上钩，从正面效应说，可以起激励作用；但同时又产生负面效应，使一些人过分追求名利，心理失去平衡，诱发出种种人格堕落。功名富贵的制度，对庸弱的人性形成炼狱般的折磨。这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解的悖论，至今犹然。

二、敬业诚笃被错用

马二先生是八股制度的虔诚信徒，也真把儒家思想，包括立身做人的一些积极因素，溶入血液，所以宅心仁厚。他资助萍水相逢的匡二返乡，极其慷慨。匡二说只要借一两银子，他却拿出十倍，连路上御寒衣物、回乡后营生之资都奉送。还携着手，一直送到江船上，看着上了船，才辞别。匡二“接了衣裳、银子，两泪交流道：‘蒙先生这般相爱，我匡迥何以为报！’”

他自己却一直清贫自守，即使几十年科场不利也毫无怨言，既不走歪门邪道．也不搞投机取巧．一丝不苟地秉承八股的正宗衣钵，恪守制艺的真精神。作者对他的针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于弄虚作假的科场骗子．装腔作势的八股选家，我们还可以把他们视作个人的品性问题，也许他们是借八股以行骗邀名者，对他们的批判不一定就是对八股科举本身的批判。可是马二不同，他是八股科举的正宗代表，针砭了马二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的正宗精神．就是针砭了八股科举制度本身!

明清统治者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僵硬躯壳，初衷不无规范化、标准化的因素，又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的注释为立论的根据。这一套把教育内容与选拔人才统一起来的机制煞是厉害！它只准应考者按题阐述经文的义蕴，揣摩孔孟程朱的语气，鹦鹉学舌，结果扼杀创造精神，造成鲁迅说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代文人。我在批评它时，都严格限定为“八股科举”，而不是笼统地否定科举制度。

八股科举的危害，已为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所识破并广加揭露抨击，可以说八股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但马二先生却依然由衷地称赞八股取士“是极好的法则”，过去的岁月已在科场中虚掷，未来的生命仍无保留地交付给八股选政，死心塌地地做八股拜物教虔诚而狂热的传教士，用极严肃的态度对待已失去严肃性的事情，强不美以为美，强不智以为智，拿着一篇八股文，可以摇头晃脑地“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以为这就是做学问的真谛，以为这就是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不和谐是可笑的，也是可悲的。

他操选政“批文章”（选中式的八股文加以批点评说）极其认真严肃，一丝不苟，“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既不肯误人子弟，又“不肯自己坏了名”，高度认真负责。所以“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肯为牟利的书商赶时间粗制滥造，不肯为商业利益而放松学术操守，表现了淳儒的诚笃秉性。而由他引入举业的匡超人，没有足够的儒学学养，根性未稳，被商品市场的风气所熏染，成为牟利书商的合伙人，为“趋利”而不讲学术责任心。初学“批文章”，他拿起来就“一日搭半夜，总批得七、八十篇”。批文老手马二需要两个多月的工作量，这个匡二“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其中还与斗方名士、八股选家鬼混了一天，不过这一天也没白花，他摭拾席间议论选政的一些话，“敷衍起来，做了个序文”，变成自己的见解，用以指导士子。如此剽窃加滥造的作品，居然投合市场味口。匡二成了畅销书的名家。少年得意的他胡吹自己的作品已有“九十五本”，“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想当然外国人也要学八股考科举！）“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不识趣的老儒当场捅破他的浅薄：已经去世之儒才称“先儒”，健在的你怎能称“先儒”？他红着脸还要强辩，并且进一步忘恩负义地在众人面前肆意贬低于自己恩重如山的恩人、恩师马二。文品是人品的有机部分，当原本孝悌敦睦的乡村青年堕落成文痞时，也同时全面蜕变为无才缺德的小人：当枪手、造假证、停妻再娶，无所不为。匡二的堕落宣告马二教育道路的破产。马二无私资助、竭诚指引的匡二，结果成了既有害社会，也有损自己的人，这对马二是不小的讽刺。不过匡二也反衬出马二不随浊风俯仰的敦厚拙朴品性。巧人乖人会讥其迂拙，贤人君子会悯其朴厚。

三、审美情趣被窒息

鲁迅特别推许马二先生游西湖能够写出“迂儒之本色”。

那么，就让我们跟随马二游西湖的足迹来体悟《儒林外史》讽刺的特色吧。 小说第十四回，马二开始游湖时，作者先把沿湖的美景介绍一番：

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说那灵隐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这出了钱塘门，过圣恩寺，上了苏堤，中间是金沙港，转过去就望见雷峰塔，到了净

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

从钱塘门起正是马二先生第一天的游湖路线，至今仍是西湖一日游的主要游程，驰名遐迩的“西湖十景”沿湖相接，美不胜收。作者介绍马二先生所经历的胜境，正是为了与他的感受作鲜明的对照，用审美客体的美，反衬审美主体的腐。

马二先生早就知道“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这—日，他“独自一人，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可是他跑了一天，遍历十景，陈腐的心田却唤不起半丝美的涟漪。从“断桥残雪”到“平湖秋月”，在湖光潋滟的白堤上，他不是望着酒店肴馔咽口水，便是看着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识她门的贵贱，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苏堤春晓”、“六桥烟柳”—带，游人到此流连忘返，他却觉“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急不可耐地问行人：“前面可还有好顽的所在？”到了“花港观鱼”，他无心观鱼赏花，却被御书吓得魂不附体。直到雷峰塔，暮色渐起，“孤峰犹带夕阳红”的“雷峰夕照”，也无法映入他的眼帘。赶到净慈寺，他横着身子冲过妇女的队伍，什么也不敢看。在“南屏晚钟”，他也无心谛听引人遐想的钟声，忙着不加选择地乱买杂七杂八的东西填饱肚子。然后“直着脚，跑进清波门，到了下处关门睡了”。

隔天，马二先生游吴山。吴山，“胸前竹石千层起，眼底江湖一望通”，自古就是登高览胜的佳地。在山冈上，马二先生“左边望着钱塘江，明明白白”，“右边又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眼睛倒没有近视，但吸引他的是什么景象呢?钱塘江上“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得明白”。“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水天开阔波光粼粼的钱塘江景，他搜索到的只是贵人乘坐的轿子；堆青泼黛丰姿绰约的西湖景色，他想象到的只是长大后能吃的小鸭子!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有所见了，受感染了，于是极力想吟咏两句，搜索枯肠，终于嗫嚅了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却是从举业必读书《中庸》里找出的写“地”的一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足以看出八股迷头脑的迂腐僵化。

审美情趣是同各种复杂的观念和思想连锁在-起的，对于个人来说，是长期环境感染和文化教养的结果，是他的文化素养和精神面貌的一种标志。一个人在精神上、感情上、智力上越是发达，审美经验越是丰富，他所感知的自然美越能够唤起各种联想，他的审美感就越丰富，越深刻，越精细；反之，他的审美感就是贫乏的，浅薄的、鄙陋的。八股科举制度是摧残人才的制度，马二先生就是从八股科举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典型产品，他顽固地仇视、排斥一切美文学，凡是“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他就认为会使后生们“坏了心术”，凡是“带词赋气”，他就认为“有碍于圣贤口气”。封建的蒙昧主义窒息了爱美的天性，戕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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