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情报告-健康中国

国情报告——健康中国

一、中国卫生情况现状

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双解除，即解除北京市的旅游警告，同时将北京市从SARS疫区名单中排除。这是SARS肆虐以来，世卫组织唯一一次在同一时间对一个地区同时实行这两项解除。2003年7月16日，卫生部公布2003年上半年，全国按规定报告的27种法定管理传染病共发生1000305例，死亡2228人。其中，全国累计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5327例，死亡348例，病死率居第五位。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例特殊的肺炎病人。此后两个多月在广东河源、中山等地接连发现类似症状的患者，与之有接触的医务人员不久也发生了相同的症状。2003年1月末，专家分析确定，这是一种病因不明的非典型肺炎，有一定程度的传染性。2003年5月27日，中国除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5个省份未发现疫情外，其他26个省份均报道发现疫情。与此同时在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加拿大、美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也都出现非典病例，世界受到震动。集中爆发一次大面积的烈性传染病，在历史上是小概率事件，几乎是百年一遇，但若一旦发生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伤害，尤其考验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防御能力。

戴志澄：

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在50年代初学习苏联的，完全是从苏联搬过来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应该说在计划经济下面是非常好的一个体系。SARS这次就那么几个月，5000多人得病死了300多人，我们国家病死率是6点几。而最后我们花的代价太大了，暴露出我们整个体制、整个观念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东西毫无准备，这个体制运行到现在已经老化了，都已经运转不起来了这么一个感觉。

黄平：

它不大适应目前市场时代、流动时代、信息时代、流动包括我说的人的流动，这么一个

特色，我们现有这个医防保健，甚至推而广之水电气教育等等，整个一套社会福利政策，社会制度安排，是按照原来那个格局来安排，没有适应人口大规模的流动，频繁的流动。

二、信息交流的重要性

2003年4月初疫情对外披露还属于封闭期，在此情况下，北京就医的孟某转院到天津，成为当地首要病人，仅他一人间接传染的确诊及疑似性人达到160人，传染能力之强，在全国所有超级传播者中亦属罕见。

刘士敬：

在所有综合医院的急诊科，平常的时候我们接待发烧的病人也好，各方面的病人来说，我们是穿白大褂，可以戴白帽子，并且很少都有人戴口罩都不太多，他的概念已经淡薄了。对于如何防范传染病感念比较淡薄的。而在5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病房我们的门诊、急诊，对传染病的隔离消毒是非常严格的。传染病医院的建制，它的房间设置，跟普通医院是完全不同的。医务人员在着装，在保护自己保护病人这方面要求都是很严格的，如何来穿脱隔离服、如何戴帽如何带口罩都是有讲究的在五十，六十年代都是这样的很严格的。

胡永华：

事实上在广州流行的时候大家已经意识到医院内的传播问题，但是在广州发生的医院内的传播在北京同样发生了，这照理来说是不应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的沟通不够。

刘士敬：

像山西的病人到北京来的她叫于曼，后来她也有切身体会，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就不知道这么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为什么在广东山西到北京都依然不知道，这个教训还是惨痛的。在山西，她说了我是来自于广东疫区的可能就是SARS这个病，山西的医生说不是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病，不像，还说了这样的话，你是了也没有关系，我们用抗菌素治它很有效的，当时社会上确实是这么误导的。

黄平：

信息过去都是各是各的，区一级的医院市一级的医院，部队的医院中央的医院。所以不是说，北京没有及时公布多少病例，他可能真是不知道，北京市卫生局他不掌握，不属于卫

生局的医院，有多少病例不知道，所以信息的共享，资源的共享、及时性、准确性。在SARS这次管理上也能看到，咱们信息被分割，同一个疾病居然信息被分割到不同的医疗系统里面。

李强：

（另外）我们过去，应急体制是分散化的，火警专门有火警的体系，匪警有匪警的体系。医疗有防疫的体系所以我们是一个分散化的，我打电话给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部门说这个不归我们部门管，归那个部门管，就会延误事情。所以当SARS出现的时候其实在一短时间内也出现这个问题。

黄平：

当然卫生好像是卫生系统在做，但是你比如这次非典真的管理有效，必须要到基层，到社区，到居委会，到户。这不是原来卫生系统的触角能伸到的，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环保系统、水，一直到居委会，街区甚至计划系统，财务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本身是作为一个政府的有机体，是互相匹配互相呼应，而不是互相分割互相扯皮的。遇到这种大事绝不只是一个卫生系统能够适应，能够解决的，他必须要方方面面同时动起来。

三、法律的重要规范性、健全性

河北省是农业大省。非典流行期间，在临床诊断病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农民，而从疫区回家的民工和学生所造成的输入性病例，则是主要原因之一。

李强：

SARS实际上对全体公民也是个很深刻的教育，因为突发事件以后，大家有一段时间很惊慌失措，比如说人口大逃亡。在没有SARS疫情的地区自然没有，但在有疫情的比如北京地区就发生了，大逃亡也是很危险的，有可能把疾病传播到全国去。一开始我们的真的没有什么办法，据后来统计可能北京有60万民工，你也控制不了，全国各地跑，甚至有很多大学生也跟着跑。后来大家对大学生的跑批评比较多。因为我们觉得你是一个受过比较好素质教育的人，你先不要惊慌，首先你在疫区你到处跑，有可能把病情传播。我们后来也研究，这是一种集合行为。集合行为产生的时候，第一个带头人起的作用很大，如果第一个带头人撒腿就跑，就很容易引起所有的公民都跟着他去跑。假设在剧场里的突发火灾，这个时候如

果镇静的话，可能能把人口疏散，如果大家不镇静的话，四散而逃，灾难就必然发生。

2003年4月，长春市有一家人，因不配合疫情调查，拒绝隔离，致使七人感染三人死亡。

胡永华：

我们疾病控制体系当中法制不够健全。在SARS爆发之前，我们有关传染病的法律只有一部，就是1989年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防治法》里面规定了甲乙丙三类传染性疾病，一共35种，在这35种里面并不包括我们这次流行的我们现在把它叫做非典也好，叫做SARS也好，不包括这种疾病。我们真正把它纳入到传染病进行管理，是在今年的4月8号，卫生部作为一个部门的规章，正式下发的一个规定，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按照传染病法的规定去具体要求老百姓怎么样去做，因为你没有法律依据，你要进行隔离，你以什么依据进行隔离，部门规章它（虽）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强制隔离（因为）没有法律依据。

四、送瘟神

中医将具有传染性的疾病，称为“疫”。而与季节和时令有关的传染病，又称之为瘟疫，数千年来，由于瘟疫如天花、霍乱、鼠疫等反复流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严重威胁着我国人民的健康与生命。

刘士敬：

大量的人口灭绝，一个是战争，一个是传染病。我们中国疾病史差不多十来年，就有一次传染病的爆发，哪一次死人都是成千上万的，有的一家一家的就死了，非常多。在东汉的时候，我们中医的医圣叫张仲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兵荒马乱，传染病流行，张仲景这一家里面，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死在传染病上，所以他才痛下决心来研究这个传染病，最后付出一辈子的心血，研究成功《伤寒杂病论》一部历史巨著来对付传染病。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我们国家是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在中国你像我们甲骨文字，应该来说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字已经有传染病的记载，比方说我们过去叫疫，就是瘟疫那个疫早就有了，（还有）一些对狂犬病的认识，叫国人逐狗，就是认识到狂犬病（知道）狗时会传播疾病的，所以这些疯狗

都要打死、处死，在周朝就有了。

（而）在宋朝我们就有利用，病人结痂了以后这个痂，把他抠出来给别人用，种在鼻子里面来预防传染病。这可以说都是后来疫苗的先行，它的始祖，在宋朝就有，明清的时候我们这项技术已经比较完备了，很多人都在使用这个方法，这笔英国人琴纳搞牛痘的疫苗早了200多年，到了明清的时候对于瘟病，就是南方的一些热性传染病（认识的）更加精细了，第一天会是怎么样，逐渐下来应该是怎么样，说的都是蛮好的，包括很多的一些经典的处方，这一次在SARS中也在使用。清温败毒散，现在还（有）很多都在使用，犀角地黄汤很多现在还在用。效果也是发挥了一些。（总之）我们传染病解放以前技术水平是不够，但是我们没有停歇，这个脚步一直是马不停蹄地向前走。只是说在旧社会，因为我们对疾病的控制能力不行，虽然我们努力了，但是我们依然控制不了。

建国初期，由于长年的战争及自然灾害的影响，传染病仍是当时我国卫生领域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结核病、痢疾、血吸虫等疾病严重地困扰着我们。

送瘟神—毛泽东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 戴志澄：

我们国家是血吸虫病非常严重的流行区，越富的地方越有血吸虫病，越穷的地方没有，就是富的地方有，平原地区、江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安徽这些，四川平原地方有血吸虫病。我是53年进大学的，我们进大学的第一课到农村去搞血防，我的印象非

常非常之深。那个时候血吸虫对老百姓的危害非常之大，看那个景象像毛主席在《送瘟神》里面讲的万户萧疏鬼唱歌。

到了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遍及南方12个省市，患病人数达1000万以上，受感染威胁的人口竟超过1亿，患病的成人不能劳动坐以待毙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的病区田园荒芜，家破人亡。

戴志澄：

看那么富裕、那么肥的田，你看那些老百姓，全是一个一个像发育不良的像矮疙瘩，30几岁、40几岁、20几岁像个小孩一样肚皮挺大的，都是血吸虫。后来开展血吸虫的防治（但）血吸虫的防治很难的，有水的地方都有，还有牛啊、猪啊，动物也得血吸虫，排出来的粪便里面都有血吸虫虫卵，血吸虫的传播途径，就是通过病人把大便里面的虫卵排在水里面去，然后污染了一种螺，叫“钉螺”，它寄生在里面，到了一定的条件，虫卵就孵化成虫出来，然后农民下田去耕地什么的，农民耕地以前不可能穿什么保护服，都是赤脚下去，很容易就感染这个（病），接触钉螺就感染血吸虫病，没钱治、最后就是肝硬化脾脏涨大、腹水最后死亡，非常惨的。

黄平：

1950年中央提出来了动员（全民）起来建设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这是毛主席题的词。中央也成立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来动员全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包括著名的消灭血吸虫等等。

五、爱国卫生运动

戴志澄：

爱国卫生运动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提出来的，抗美援朝的时候，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当时我们国家为了抵抗美国的细菌战，发起了爱国卫生运动人人讲卫生，清除垃圾、家庭卫生啊公共卫生啊这些大家都做的很好保护水源（总之）就是对抗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这样搞起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常设机构，搞起运动，每年都有几天时间家家户户大搞清洁卫生，大扫除、灭蚊、灭四害啊，开始时四害是蚊子、苍蝇、耗子还有跳蚤，跳蚤传播很多疾病。

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庄严讲坛上正式下发了命令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刘士敬：

我们（当时）对于传染病的控制，还是欠缺一些有效药物尤其是防范的一些疫苗，都是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靠爱国卫生运动，靠常见的一些非常朴素的方法但是他也是行之有效的。我们这一代人都有感触的，过去爱国卫生运动它是一个运动式的，如果这一个是搞爱国卫生运动，各个单位是非常重视的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经常会检查卫生到你家里去，在教室里，办公室里都会有人来检查，他摸你那个死角，包括那个很死角的地方也要一尘不染，包括路面那是很清洁的。如果搞成运动式的，我们不是提倡这个但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面对新时期爱国卫生工作由原来的疾病预防发展为含疾病预防卫生城市评比，卫生城乡除四害，农村改水改厕、九亿农民健康教育等等，这一切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更紧密结合在一起，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戴志澄：

随着我们环境的改善、中国情况的改变，不断提出一些新（要求）要求越来越高。到后来爱国卫生（运动）就（变成）卫生城市了，这个层次就很高了，另外加上宣传教育，爱国卫生运动很重要就是要宣传，让大家都知道普及知识、普及科学的知识、健康的知识、保护自己的知识（所以）它是一个历史的群众性（的）运动，群众性的卫生工作。

据卫生部的消息，到2002年末，全国已命名的国家卫生城市50个，国家卫生区三个，国家卫生镇89个，全国农村改水受益人口累计达86亿占农村人口总数的91.02%。其中饮用自来水的人口达5.21亿，初步改变了我国广大农村世世代代引用不卫生水的历史。同时全国已有1.14亿农民用上了卫生厕所，普及率达46.09%，初步改变了我国农村厕所脏陋不堪的状况，推动了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减少和降低了肠道传染病的发病率，在预防为主的原则下，多级卫生部门依托免疫接种这一有效手段，在与各种疾病的斗争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中国人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人的平均寿命明显延长，20世界50年代，我国开始

全国普种痘苗，60年代开始在大中城市接种卡介苗、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疫苗，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儿童计划免疫工作，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明确规定，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并对儿童实习预防接种证制度。

李强：

什么是检查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最核心指标，就是寿命，它基本上（有）两个（标准）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和初生婴儿死亡率。

戴志澄：

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初期的35岁，现在多少啊，将近70岁，50年等于再加一倍，这很不容易。计算平均寿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我们国家从解放初期千分之两百多，就是1000个婴儿要死200多下降到现在1000个只有30多，城市就更低了，城市降到1000个婴儿最后死几个，很少，这样对平均死亡率影响是最大的，婴儿死亡率为什么减少这么多，一个是妇幼保健工作，母亲的保健，婴儿的保健做的好。但是很重要一个就是疫苗，计划免疫，因为计划免疫可使成千上万的婴儿从一出生他就得到保护，不得传染病。我举个例子麻疹60年代50年代、基本上孩子都得，生出来就得，不得是不行的，这个老人都知道，得麻疹谁都知道，麻疹本省病死率很低，但是得了麻疹以后因为医疗条件，因为贫困，它主要是并发症，要得肺炎，肺炎死亡率就高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光是麻疹我们一年是上千万婴儿，可能死亡十个、几十个、上百个。注射计划免疫麻疹疫苗以后，现在我们全国每年（患麻疹病）大概就是10来万孩子得病，死率显著的下降。

六、计划免疫工作

计划免疫工作的开展，使我们先后控制了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麻疹，白喉百日咳等疾病，并实现了全国无脊髓灰质炎的目标，除计划免疫之外，大量非计划疫苗也逐步得到了推广，目前在我国使用的主要疫苗有，脊髓灰质炎疫苗、白喉、百日咳、破伤风、三联疫苗，麻疹减毒活疫苗、乙型肝炎疫苗、乙型脑炎疫苗、甲型肝炎疫苗、风疹疫苗、狂犬病疫苗、霍乱

疫苗、脑膜炎疫苗、鼠疫杆菌活疫苗等。

刘士敬：

但不是所有的传染病都有疫苗，现在传染病至少有500多种的病原体，我们现在知道的能有效的疫苗也不外乎三四十种，所以大部分的传染病还是没有很好的疫苗

198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颁布，该法将35种传染病列入其中，规定了在发生疫情的状况下对疫区公民的自由权利进行必要的强制性限制，从而切断传染病的传播。

戴志澄：

86年我到卫生部以后，那个时候我来开第一个会，是传染病会说是万里在主持，这是我当司长期间最高一级的领导人来参加我们这个防疫工作会议。（那时）出血热大流行，登革热、出血热，然后上海的甲肝，新疆的非甲非乙、霍乱还有艾滋病，艾滋病从85年第一例开始到了88年、89年云南一下子出来了100多例，这些因素促进了我们立法的进程，这几次传染病爆发流行以后，意识到传染病确实对我们国家老百姓健康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影响很大，所以下决心在那个基础上搞传染病法，当时争论很大，究竟叫传染病什么法，当时有叫传染病防治法，有叫传染病管理法，后来经过人大代表充分讨论以后，改成《传染病防治法》，意思就是说传染病不能光管理，在法里面要规定怎么去预防怎么样去治疗，这是很具体的。传染病法里面有很多技术的问题，尽管不是很完善，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是按照这个传染病法去做绝大多数传染病能够得到控制。

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严重危害我国人民的传染病得以消灭和控制，许多人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的告别大部分传染病，然而近十几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对外交流活动的频繁，一些老的传染病又有重新抬头卷土重来之势，新的传染病也不断出现。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指出，目前我国肺结核发病率在全世界居第2位，乙型肝炎在我国居民中感染率已达15%，其携带者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在全世界新发的30种传染病中，我国共出现了15种。

曾光：

你说取得成绩了你说（传染病）完了绝不是这样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控制长期以来是这种形式，压一压就下去，稍微松一松又冒出来了。要没有SRAS，很多人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要不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它的影响是全面的，对各方面（都有）影响，人们没有安全感，就把社会秩序打乱了，经济损失是必然的，甚至对国家形象都有影响，实际上国家应该重点对的是这些病，至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是不管，要管，主要的责任是在个人，在家庭。我们国家政府能管的是公共卫生安全，管那些异常的死亡，管那些传染病流行对人类心里的打击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对人民安全的威胁，对经济的威胁这样的病往往就是传染病之类的。比如说从山西来的病人不就一个人去吗，搅乱了山西，搅乱了北京，从北京又去搅乱了天津，搅乱了内蒙，你看这一个人来的一开始就是一个人啊，慢性病100个也搅不起来一个，它不一样，性质不一样（而跟传染病的斗争）就像打战役似的，这个战役结束了那个战役又开始了。因为传染病就在你身边就在人类身边，这个解决了那个又起来了，这是必然的。

回顾历史，我们曾经饱受瘟疫的折磨，只有在现代科学出现以后，我们与瘟神的较量才逐渐占了上风，但是瘟神的挑战无休无止，我们永远也不能放松警惕，在与瘟神的作战中，也许我们无法获得全盘的胜利、但是却能够赢得一场又一场的战役。

送瘟神

——毛泽东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公共卫生的“中国模式”

胡永华：

公共卫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公共卫生主要以疾病预防和疾病控制为主，要尽量地减少（疾病），增进人群的健康，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公共卫生它应该包括，使我们的有限的经济资源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或者说公平地分配医疗资源

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是在县及县以上机构建立防疫站，从而形成，省地县的三级卫生防御体系，1978年以前，在我国强有力的保障和支持下，这一体系不仅使我国在很长时间内避免发生大规模的瘟疫，而且在国际上也塑造了极为良好的形象，中国的公共卫生经验，对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被联合国卫生组织推广到国际上成为他国竞相效仿的样板。

黄平：

可以说在二战以后独立解放的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里面，公共卫生事业中国应该是做的最好的，全世界所有的组织机构学派、学科基本上得到一致公认中国在那个情况下创造了一个奇迹。

2002年我国开始打破旧有的防疫站体系，借鉴欧美等国的经验把疾病预防和卫生监督分离，前者改革为各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要负责公共卫生中的监测评估政策制定应急等事务；而后者则职能行政化，侧重对卫生状况和食品安全等进行监督检查，至2002年9月，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防疫站完成改组，一个中央省市县的四级控制体系初步建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受到重视的往往是那些效益好的行业和部门，卫生系统类如医院等有较大投入产出比单位、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而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其经费却很难得到保证。

黄平：

50年以后建立这个（体系）虽然是低水平，但是为什么高效率，他是医防不分，以预防为主，我们现在我觉得有一点重医轻防。

曾光：

关键是整个盘子太小，就是给公共卫生整个经费太少，对公共卫生整个重视远远不够，我们国家有预防为主的方针，没有做到预防为主。

对高科技的追求导致大量宝贵的卫生资源流向耗资巨大的先进医疗设备，从而减少了用于卫生其他方面的资金，事实上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卫生资源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以伽马刀为例，瑞典是发明伽马刀的国家，但全国只有一台，而中国到2001年仅卫生部备案的就有34台。另外如CT等设备的拥有率，中国一些城市也超过欧美主要大都市水平，因为这些设备的使用可以体现医院的实力，可以收取高额的费用，可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胡永华：

我们对公共卫生不够重视的原因是认为公共卫生单纯是一种消耗，因为我们知道公共卫生和进行疾病预防，它不会直接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

戴志澄：

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当地政府乐衷于这些，一个大项目来几个亿（而）社会项目发下去，作为一把手也好党政一把手也好，看不出政绩，比如说公共卫生投进去了确实是没病发生，传染病下降了，看不到，不像建一个工厂，建一个水坝，某某书记在位期间，你看把城市道路搞的那么好，你看某某书记建那么好的一个桥，政绩容易看得出，社会工程不容易看出政绩。据卫生部的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为4764亿元，占GDP的5.33%。从1980年起，政府卫生支出逐年下降，20年间平均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而国家在公共卫生建设上的投入更为有限。2000年以来中央对西部疾病控制基础建设的财政投资为8亿元，对中部地区的疾控专项拨款为12亿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建设约为6个亿，疫情报告系统建设投入2亿元。平均下来，中央财政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仅为每人两元。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199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投资排位中，中国排在第188位。为什么经济底子厚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但公共卫生的状况却恶化了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该反思了。SARS的危机警示我们，再不反思，更大的灾难随时可能发生。

黄平：

重城轻农，或者轻村，农村和城市整个摆（不平衡），现在城市里的医疗设施，医疗设

备不错、农村很弱。这也是中央为什么非典一起来，就讲千万不要扩散到农村，我们农村现在别说防，连医的能力都很差，真正大病要起来就很麻烦。

钩端螺旋体是一种以水为传染体的急性传染病，发病急，死亡率高，一两天就能置人于死地。湖南省新宁县是邵阳市的疫区，每年都有农民因感染钩体而死亡。2003年4月湖南省新宁县卫生防御部门，违规购进过期的钩端螺旋体疫苗，层层下分到村级医疗卫生室，有偿为村民注射，致使9000多村民前后接种了过期的钩体疫苗，在醴陵市、益阳市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戴志澄：

（过去）我们在农村卫生有三个宝，我们国家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三宝。第一个是赤脚医生，第二个是合作医疗，第三个就是三级医疗卫生保健网。它把治病、防病、保健，建立（成）一个网络，然后通过合作医疗来解决农民的经费的问题医药费的问题，通过合作医疗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又通过赤脚医生，毛主席发明的赤脚医生，他们在广大的农村接触老百姓，又有奉献精神，他不离开田地，边务农边当医生，就这么一个体制维持了我们几十年，保证了农民的健康，这三个宝贝。（后来）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有些地方还没有破坏，但是真正瓦解，90%瓦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胡永华：

他没有经济来源，又没有人能够去给赤脚医生付费，也得不到乡集体经济的支持，逐渐地瓦解了或者是能力比较差了。

曾光：

国家现在有些地方没有对预防这方面的工作进行投资，进行管理，有的防疫站现在困难到什么（程度）养不起一部电话，连电话都撤了。为什么，电话花钱。有的防疫站工资开不出来，有能耐的人都跑了，因为他待遇太低了，我们医院的医生还叫唤收入不够，这儿可能平均工资，连医院一般大夫的一半都不够。

戴志澄：

原来我们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有效的保证老百姓健康的，有效的东西基本上达不到了。

胡永华：

我们大部分人口是在农村，80%的是在农村，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卫生方面的投入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投入到80%的人群，太不成比例了，投入太少，而且是很不平衡。国家不给我们投入，我们想办法去挣钱。

曾光：

挣了钱以后自己养活自己啊，至少你得挣一部分钱，有的地方主要的钱靠自己挣，这些单位干脆把主要精力不用于防病用来挣钱了，用他的专业挣钱。比如说他搞检测可以挣钱，那我就多做检测，我查体能够挣钱就多查体能去，我卖疫苗能挣钱就多卖疫苗，有一些花钱的事就不愿意做了。

胡永华：

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们在业务水平不断提高这方面或者在整个放病控制能力这方面，不能够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不能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或多或少使我们整个疾病控制机构有所削弱。

曾光：

（所以）如果传染病流行于基层可能流行很大了，上面都还不知道，基本上都不知道，比如说预防接种没有种好，比如国家免费给你发下的脊髓灰质炎糖丸可能你这儿就没有服用，该服的人服不到，可能就造成这样的现象，主要这个问题不在于基层，在于这种政策造成的。

八、预防为主

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段时期里，我国政府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和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当时的口号是“预防为主”。一方面推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采用低成本的医疗技术，中国得以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保证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广大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无需支付高额费用就能享受到基本卫生保健服务，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广泛可行性和公平性大大改善了中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这个宝贵的经验今天不仅不该丢掉而且应当大力推广。

九、中国健康安全预案

非典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在这次危机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机遇，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更为主要的是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新的契机。

胡永华：

通过SARS，使得从中央政治局、到村委会的支书都开始重视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这个问题，使老百姓能知道公共卫生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我们来发展公共卫生，实际上发展公共卫生是为了大众的健康是为大家，并不是为任何一个人。公共卫生发展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我，是你，是每一个人。所以我想大家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我们那些领导同志认识到这一点，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局做决议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这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也是没有的，凸显了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综合平衡，认识到整个公共卫生的发展要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2003年5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胡永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制定出来的一项法律，这项法律首先是针对我们怎样去控制SARS疫情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对今后如果发生类似SARS这样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像一些烈性传染病的爆发，或者说像一些化学中毒或者是生物恐怖事件或者是其他的有关的影响到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健康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去执行。因为在这个条例里面，各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从国家这个层面怎么样去进行领导，在国家以及省市以及到县各级怎么样建机构,怎么建指挥机构，怎么样建疾病的监控机构，怎么样建救治机构，还有我们这些机构人员当中承担什么样的法律的职责，甚至包括我们公民在这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职责，甚至包括了关于有关这些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实现或者瞒报，授意他人瞒报，或者是谎报等等。承担的法律责任都有很明确的规定，这些条例的出台实际上对我们今后处理类似的，如果不是SARS是另外一种突发的新的传染性疾病，我们就有法可依了。

黄平：

今天这个经济基础比改革之前或者改革之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至少增加了7倍，说保守一点增加5倍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有条件开始重新来根据现在的特色、市场经济特色、流动的特色、全球化的特色、信息时代的特色，重新再建一套新的公共卫生体系。（但）这也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一方面当然还是要低成本适合中国的特色，中国还是初级阶段，但是又是高效率。而高效率这个概念，首先什么叫做高效率？首先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覆盖面越广，其实效率、服务的群体人口越多同样的投入你能服务很多人那就是高效率，所以呢还是面对广大大众尤其面对农村人口、普通老百姓，这样一个公共卫生和防疫医疗体系。(另外）我们应该还是要预防为主，实际上这个成本更低而且对人的损害更少，因为你得完病去治，总是人已经身心都受到损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适合现在特色这么一个公共卫生体系那么好多病防患于未然，这样使得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进步的成果，不至于因为一场疾病又得抵消掉。那太可惜了。

戴志澄：

（但是要）加强投入，不加强投入随便再好的机构，运转一段时间就跨了，你一次把房子建全，仪器买（进）来它运转不起来，没经常性的经费（不行）。

据卫生部的消息，今明两年，我国将利用一定数额的国债资金，重点加强全国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医院等应急救治体系建设，涉及到今年的具体项目有国家疾控中心信息网络项目2.9亿元；中西部地区流行病预防与控制工作需要的流行病调查车项目3600万元；贫困县、民族自治县巡回医疗车项目2.5亿元等。

戴志澄：

信息沟通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现在这些医疗机构信息沟通的机制不建立不行，因为信息的源头是在基层的医疗机构，它是最早接触这个病，早期诊断诊断了病人以后报告，报告了以后公共卫生机构有个流行病学调查，就是控制传染源的问题，包括它的接触者都要控制起来，有时候根据这个病理情况隔离，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信息该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到了什么地方一定要有反馈，人家给了你以后，你怎么样给人家反馈，这套

制度要建立起来。

据卫生部的消息，我国将建立从中央到县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并在乡村和城市设区，设立疾病预防控制人员，从而编制一个快捷、畅通、及时、准确的信息网络，一旦发现疫情迅速采取措施，力争把疫情消灭在萌芽中。

戴志澄：

凡是公共卫生问题它即是政府的一个责任，也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作为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维护公共卫生。

胡永华：

举例来讲，假如他有50万人民币，比如说要用于他的一生的费用这么多，这些费用其中假定有10万块钱，是用于你的医疗费、但如果我不注重健康，这个时候他用在治疗疾病上的花费有可能是二十万，三十万。如果大家都是这样一个做法的话，那么财富不就被消耗掉了吗，但如果我们大家都注重保健，都用很少的钱，用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用于自我的保健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钱留下来用于我们的健康，而且把国家的钱也节省下来了，把自己的钱也节省下来了改善生活质量，整个公共卫生都会上来，人民的体质也会提高，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2003年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明确指出，公共卫生建设的目标是，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立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业应急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用更长一段时间，完善我国农村卫生体系，城市基本医疗服务体系，环境卫生体系和财政经费保障体系。总的要求是：“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增加收入、健全体系、改革体制、整合资源、程序兼顾、重在农村。”要加强疾病预防控制，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加快农村卫生发展，改善农民卫生服务条件；加强环境卫生体系建设，广泛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幸免疾病的灾害，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号称在疾病面前高枕无忧，尽管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势仍十分严峻，但是在经历了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我们增强了建立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的认识和信心，我们将采取一切可能的筑起疾病预防控制的牢固防线，保证人民健康的生活和劳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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