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学发展史

一、 财政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亚当?斯A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而财政学的发展与经济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财政理论受到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创新而不断更新。纵观西方财政学理论发展史，主要存在“两大传统”,一个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斯密持有的是自由放任的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并提出了政府应该履行的三个方面的职责，即提供国防、司法以及公共工程建设。此后其追随者，李嘉图、Ｊ．Ｓ．穆勒、萨伊、马歇尔和庇古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发展而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该传统推崇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神奇作用，相信存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地将私人利益引导到公共利益，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自亚当?斯密时代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这一传统居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主导地位的时期，这一时期财政学的一项重要的特征就是注重对于税收的研究而忽视或基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瑞典学派和奥意学派所开创的“大陆传统”。尽管斯密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主流经济学的地位，但是当时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而言，在国家经济职能的认识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更加重视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留下了很多深刻、精辟的分析，逐渐形成了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称为“大陆传统”。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罗雪尔、瓦格拉，其中更重要的有以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和林达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以及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一些财政学家形成的奥意学派。特别是维克塞尔，不仅对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

突出贡献，而且将税收和公共支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认为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的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而正是缘于他的著作，布坎南吸收了其中重要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开创了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并成为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两种学派理论体系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思想交流上的阻隔以及社会经济问题对理论需求的缺乏，两个学派理论在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经过较长时期才慢慢融合到财政学理论体系之下，使得财政学拥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也打破了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税收理论的传统。在此后，经过一系列经济学家的努力，其中主要包括鲍文（Ｃ．Ｂｏｗｅｎ）、布莱克（Ｄ．Ｂｌａｃｋ）、马斯格雷夫（Ｒ．Ｍｕｓｇｒａｖｅ）、萨谬尔逊（Ｐ．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阿罗（Ｋ．Ａｒ—ｒｏｗ）、布坎南（Ｊ．Ｂｕｃｈａｎａｎ）等人，财政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传统下的财政学相比，当代财政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对于公共支出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包括对于政府干预经济必要性的基础理论分析，对于公共部门决策过程及其效率的规范和实证分析，以及对各类具体的公共支出项目的分析，从而极大地扩展了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特别是随着数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广泛应用，财政学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对公共支出分析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它在税收分析方面没有发展，而恰好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来，税收理论丰富的发展以及重大突破使得财政学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

一、 财政学研究思想的演变

西方财政学产生至今已有23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国情进行了丰富的财政政策实践,蕴含在其中的研究思想随之演变。信奉经济自由思想的财政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是通过自由状态下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达到的,国家没必要也无可能在这上面操心。这在斯密政府职能观中的表现就是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国防、司法以及提供私人不愿意承担,但对社会发展必需的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同时他认为,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要严格控制支出规模,更反对政府举债,政府的收支要平衡。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当时的研究重点主要限于对政府税收的研究,研究征税的原则、税收负担的分担和转嫁等。这不仅是斯密开创的财政理论的基本思想,也是斯密所奠定的古典财政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得益于经济自由主义,英法等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逐渐向欧洲大陆扩张她们的经济版图。然而,德国的资本主义却慢了半拍,英法大量廉价商品如潮水般冲击德国市场,其弱小的民族工业面临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危险。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世纪40年代历史学派在德国应运而生。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认为:增进社会利益的过程中,仅有个人的作用还不够,还须有国家的作用,他说:/国家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不但有理由而且有责任对商业加以某种约束和限制,而且,国家的经济越是发展,立法和行政方面的干预必不可少。0可以看出,李斯特开始萌发国家干预的思想。李斯特的经济主张对德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70年代德国逐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以斯密1776年5国富论6首版发表为标志,认为财政学作为一门完整、系统的学科已经完成,有学者也认为财政学从经济学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归功于为瓦格纳于1877-1901年完成的5财政学6。

到了80年代俾斯麦当政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了加大的政策,包括推行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为了配合俾斯麦首相,历史学派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政策,最杰出的人物当数瓦格纳,他认为,在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国家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因而需要的政府支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被后人总结的著名瓦格纳定律。同时,他也明确提出了税收具有矫正收入分配的社会功能。历史学派的国家职能范围显然要比斯密的国家职能范围更广,国家干预的思想/暂露头角0,在财政理论中的体现就是对财政支出的关注度有了一定提高,但是国家干预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渐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由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日益尖锐,伴随着这种演变态势,经济理论也在不断修正和完善:凡勃伦、康芒斯主张国家调节和仲裁劳资矛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认为国家应出面解决收入分配和校正生产外部性问题;以缪尔达尔、林达尔、俄林、哈马舍尔德等为代表的瑞典学派主张政府干预1。此时,这些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改良0的经济理论(包括财政理论)和思想,是在摆脱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上发展起来的,因而比之历史学派无疑又更进了一步。

然而,改良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1929-1933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让西方国家措手不及,根据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对策无能为力。而罗斯福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干预政策的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巨擘--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主张在萧条时期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尤其注重财政政策)进行国家干预,通过增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完成了他对古典自由经济理论的革命。新政与凯恩斯革命,一个是政策实

践,一个是理论,二者不谋而合,开启了国家干预的经济思潮。自此,以政府干预为指导思想的财政政策理论研究全面进入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的视野,财政学渐渐形成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并重的研究风气。

可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关注的是充分就业,并没有涉及到资源配置。因此,为了弥补这个不足,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萨缪尔森试图把凯恩斯主义和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糅合起来,即把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综合起来,这种努力使得财政学的微观研究思想开始活跃,萨在1954年发表的5公共支出的纯理论6中对公共品的经典定义以及文中分析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即是建立在扎实的微观基础上的。基于这个思想,1959年美国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6中提出了著名的财政三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此同时,美国一批敏锐的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决策行为进行微观探究,日后名噪经济学界的公共选择理论就萌芽于该时期。

另一方面,大危机后,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长期指导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政策利索地解决了经济危机,但使经济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的压力氛围,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造成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经济气候的骤变使蛰伏已久的自由主义思潮得以东山再起,霎时间,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等新自由主义学派,发起了对凯恩斯主义的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捍卫者也毫不示弱,纷纷修正凯恩斯理论予以反驳,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新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战。然而,现代经济中国家与市场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现实使得两大阵营的研究思想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趋同:政府与市场融合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共识。财政学顺应这种经济环境和思想的转变,针对现实问题大大拓宽自身的研究领域,从主要研究政府收支的财务活动扩展到研究与资源的实际利用有关的整个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并分析这些经济活

动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影响。所以,现在越来越多11927年,由缪尔达尔、俄林、哈马舍尔德等经济学家组成的失业委员会在5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6中,得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消除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政策结论,并且提出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主,以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经济政策建议。

二十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一、 建国前财政学的发展

建国前中国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民国时期的财政学和革命根据地的财政学。

（一） 民国时期的财政学

随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思想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至中国，中国国内逐渐开始系统全面地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财政学作为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门新学科，也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而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专门著述主要有：胡钧的《中国财政史》（1920）、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杨汝梅的《民国财政论》（1927）、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1933）、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5）、尹文敬的《财政学》（1935）、胡善恒的《公债论》（1936）等

这一时期，中国财政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在于：大都是就财政论财政，多对财政现象进行描述和批判，很少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起来。中国的财政学基本上还处于引入西方公共财政学的阶段，并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的存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编写自己的财政学，但这种编写带有很强的编译性质。不同学者无论是否直接使用了“公共财政”的字眼，其实质都是“公共财政”观点。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1924）一书，是中国最早的财政学专著之一，他强调：“财政者公共团体之经济或经济经理也；易词言之，即国家及其他强制团体当其欲满足其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之总称也。”寿景伟的《财政学》（1925）就明确提到了“公共财政”概念，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对全书进行了分析，有财政学者从政府角度分析研究财政问题的特点，何廉、李锐的《财政学》（1934）指出：“财政学者，讨论政府

为执行职务所需资财之取得，使用，及管理之科学也。”其以简练概括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关于财政概念的看法。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1934）从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角度对财政概念作了系统的说明：“公共经费的支配问题，公共收入的筹划问题，公共收支的适合问题，公共收支的管理问题，政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及其因果关系，就构成财政现象，专门研究这种财政现象的科学就是财政学。”该时期对财政概念的概括，以1935年尹文敬的《财政学》最具代表性。他指出，财政“即国家或地方政府，当其欲满足共同需要时，关于所需经济的财货之取得管理及使用等各种行为的总称也”。

从当时财政学体系来看，也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财政学体系相似。陈启修《财政学总论》（1924）的体系，分为绪论、财务行政秩序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论等几大部分。寿景伟的《财政学》（1925）的体系略有不同，包括总论、经费论、收入论、公债论和财务行政论等几部分。其后部分财政学者所编写的《财政学》基本上沿用了这一体系，如张澄志的《财政学概论》（1929）采用的是岁出论、岁入论、收支适合论及预算财务行政论的体系，姚庆三的《财政学原论》（1934）采用的是绪论、公共经费论、公共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及财务行政论的体系。这一体系用现在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就是“支出——收入——平衡——预算管理”。可以看出，从陈启修开始，当时不同学者编译的财政学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三大内容：一是收支适合论，即财政平衡问题及其相关的公债问题；一是地方财政论，即地方财政支出、收入和公债以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一是财务行政论，即财政管理和政府预算问题，等等。

可以看出，此时的财政理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大体上是引进和模仿西方财政学，基本上都持有公共财政观，都是从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活动角度来分析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平衡和财政管理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使然，

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使得人们不会对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学产生排斥效应；另一方面是作为完整的财政学体系，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它本身要经历一个消化与吸收的过程，在这短短的二十余年里，还只是处于消化阶段，因此中国财政学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就随着整个社会制度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极大的扭转。

民国时期是中国财政学者编著财政学的兴旺期，之所以有这么多财政学专著问世，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的。民国时期，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和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财政学当然有了传播和发展的空间。

（二） 革命根据地的财政

根据地的财政是战时财政，根据地财政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随着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其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宗旨是服从和服务于战争、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可靠物质保证。这一时期有关财政思想的较为著名的文献，是毛泽东于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说和1934年1月在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以及于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透彻的阐明了根据地建设中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财政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其中提出了许多后来长期影响中国财政工作、财政思想和财政理论的著名观点。

1、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这一观点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中国财政工作的总指导思想。

2、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影响到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收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

3、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私人经济。毛泽东分析了根据地的各种经济成分，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

4、兼顾各方面利益。毛泽东指出既要反对“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要防止“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己”，提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这些主张与计划经济时期筹集财政收入的基本原则之一，即“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的原则是一致的。

4、精兵简政，厉行节约。“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毛泽东提出了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的精兵简政，指出精兵简政和厉行节约的关系，“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指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

革命根据地财政主要是为革命战争所服务的，因而难以形成系统的、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和学说。我们只能在毛泽东思想关于经济财

政的论述中窥其一斑，而这些有关财政的论述都是针对当时具体问题而形成的若干财政思想，但是这些论述对新中国财政工作和财政理论都产生了长期和深远的影响

二、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财政学的发展 （一）计划经济时期财政的特征

这一时期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到1956年计划经济体制初步确定；第二阶段是1957年到1965年“文革”前；第三阶段是1966年到1978年。

1949年以后，我国财政学与西方公共财政学决裂，当时引进的财政论著主要是来自前苏联的译著，如A·M·亚历山大洛甫的《苏联财政》、弗·吉雅琴科的《苏联财政的本质和职能》。与此同时，我国理论界也开始构建自己的财政理论。我国财政学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受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很大影响。千家驹的《新财政学大纲》（1949）就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财政学，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国家观来分析财政问题，指出，“在着手创立新财政学的时候??关于各社会形态的经济结构的知识，关于阶级和国家的理论，都成为我们研究财政学时的方法论的出发点，而应用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上的方法，特别是应用在经济学研究上的方法——唯物史观的方法、唯物辩证法，便是我们最主要的武器。”伍丹戈的《论国家财政》（1951）、丁方、罗毅的《新财政学教程》（1951）以及尹文敬的《国家财政学》（1953）也都是这方面的论著。

中国理论界引进或模仿前苏联财政学，其直接原因是政治制度的变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必然就要求在经济理论上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代原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要建立这样的理论，一方面要从马列主义著作中寻找支撑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确定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财政学，另一方面还需要向已有3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前苏联学习，引进并模仿其财政学。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成后，体现计划经济性质的财政思想、观点、理论也逐步形成。这些思想和理论大都具有为国家以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直接配置社会资源服务的根本性质。在这一阶段，中国计划型财政思想和理论最终形成并得到发展和巩固。但是这一阶段，正式出版的财政学专著很少，目前所能见到的专著有许廷星的《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1957）、曹国卿的《社会主义财政的本质和作用》（1957）、许飞青、冯羡云的《中国财政管理体制问题》（1964）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的《财政学》（1964）等。这一阶段的财政理论，大多见诸于领导人的报告和论著、经济论文以及有关财政学讨论会的论文集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财政学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一阶段的财政出版物，仅有完成于“文革”后期并于1978年出版的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教研室著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一书。该书明显反映出时代对财政理论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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