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对文艺复兴的影响

黑死病对文艺复兴的影响

黑死病对人类社会尤其是对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黑死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死亡恐惧促使人们把目光由来世投向现世，推动人们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反思自身既定的生存方式。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兴起。

黑死病给欧洲造成巨大的灾难，首先带来的是人口的毁灭。1338年，佛罗伦萨全城有9万人，而黑死病致5．5万人死亡，1351年英伦三岛和爱尔兰已经损失了它们总人口的40％左右，远远高于它们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的损失。当年教皇莱门特六世估计欧洲基督教地区死亡2384万人。当黑死病平息后，一些地方人口下降了50％一60％，有的甚至达到70％，也有些地方只有15%到20％。除了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方很难给出准确的数字，但史学家基本认同的是，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死亡率一般均在30％—50％。就这次灾难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混乱程度和恐惧心理而言，它超过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即使惨重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伤亡人数高达9000万，也只是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4％。巨大的生态灾难对欧洲民众心灵产生强烈的冲击。黑死病在它袭击的人群中引起彻底的剧变——肉体上、精神上和道德上，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黑死病前教会鼓吹尘世是悲苦的，人类由于亚当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犯了罪而遭受不幸，直至世界末日，待到天国的降临，永恒的幸福出现，死去的人类才获得新生。人们憧憬死亡之后在另一个国度中永恒存在，把幸福寄托在来世，却把现实的人性封存。中世纪教会通过安慰的葬礼仪式，减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使死者得到安息，同时教导生者，与死者的分离只是暂时的，即使肉体死亡，圣洁的灵魂仍然存在??葬礼仪式勉励人们接受亲人们离去的现实，以弥补社会分裂和死亡所带来的裂痕”。这种仪式对恢复心理平稳和维系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死亡的威胁和对死亡的体验，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来势凶猛的黑死病颠覆了中世纪有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的认知，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的临近。黑死病将“死亡”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如此近距离推向欧洲人的心灵和感官，其冲击和震撼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天灾或者人祸。黑死病带来的大面积死亡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脆弱，并促使不少人萌生出及时享乐、纵欲狂欢的思想，人生观也开始变的简单，就是“吃、喝、结婚然后死亡”。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人们把目光由来世投向现世，推动人们对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反思自身既定的生存方式。众所周知，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是西方社会的基石之一，中世纪基督教宣称来世的生活要比现世的生活重要，主张对现世生活奉行苦修，以便灵魂的拯救。而黑死病的到来却使生命显现得无常，使生死变得虚无；当黑死病的阴影稍微远去之后，对生死的虚无和生命的无常又变成了一种达观：既然命运不可预见，上帝无从倚靠，那么唯一可做的，就是尽情享受生命的甜美果实。人们抛弃了天国的幻梦，追求尘世的欢乐，宣扬幸福在人间，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是人格的觉醒，人开始成为“精神的个体”，并且从这个角度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诚如彼德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生活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

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这些都集中反映出人们开始对上帝的逆反和对人生问题的反思，黑

死病使人们把目光从来世转向今生，开始珍视生命的价值和自我的价值。文艺复兴的成就归根结底不外乎个性觉醒，而醒与非醒正是文艺复兴于中世纪新旧之间的根本区别。正是有了这些铺垫，使得文艺复兴时期所宣传的新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能被社会大众所接纳和认同。

黑死病使得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的生命的价值。黑死病流行之后，神学的光芒逐渐褪色，人的意识和生命的尊严开始彰显。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人文主义思想开始萌芽和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大幕被揭开。

黑死病冲击了中世纪的封建教会。充分暴露了教会的无能。加速了教会政治地位的衰落和思想专制的松弛。从而为文艺复兴的出现和发展创造出宽松和 有利的环境中世纪晚期教皇的权力与威信在与世俗君主的争斗中江河日下，与此同时，教廷的腐败，教皇和神职人员的生活堕落，来自于宗教内部以及政治理论家的激烈批判，使整个教会陷入道德和精神危机中，而黑死病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基督教会的衰落。当欧洲社会面临巨大的危机时，自然要从其宗教信仰中寻找救援与慰籍，许多欧洲人笃信基督教，许久以来成了他们的强大的精神支柱，而基督教教会在黑死病期间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提供必要的慰籍和帮助。在灾难面前，大部分神职人员不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先恐后地逃命，使得灾区活着的人没有地方诉苦和忏悔，死者下葬时得不到应有的祷告。在英国的约克和林肯主教辖区，近20％的神父在黑死病期间逃离职守，即使是神圣的教皇克莱门特六世，在黑死病肆虐期间，也曾逃离教庭所在地阿维侬，直到瘟疫退潮后才返回。神父和教会的拙劣表现对中世纪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传统教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当黑死病横行的时候，无论是主教、贵族、商人还是穷人，都无法逃脱疫神的魔掌，而自称为灵魂拯救者的神父也未能例外。人们清楚地洞悉了号称万能、救世的宗教和教会，在灾难面前竟然同样毫无作为。于是，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权威受到了挑战。黑死病过后，教廷在意大利的地产收入大多断绝，为了维持奢糜的生活，便大肆增加税收补充财源，甚至通过出卖“赎罪券”捞取钱财，“神恩”被当作一件商品自由出卖，使得基督教道德的神圣和纯洁遭受到严重的玷污，更有甚者，教会在黑死病期间大量接受捐赠，趁机大发瘟疫横财。 普通大众的宗教热情也随着教会的堕落衰败而减退。中世纪文明陷入了宗教性的价值危机中，可以说，黑死病威胁到了中世纪传统文化的存在和延续，而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新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精神曙光开始闪现出来，这就是人文思想的产生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孕育。人文主义和人文意识被朦胧地提上了社会发展的议程，伴随着教会势力的衰微和思想钳制的松懈，这股具有推动意义的新的历史文化潮流已经开始酝酿和传播，并在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和伦理道德衰亡的同时，昂首登上了历史舞台。黑死病过后，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开始蓬勃开展。

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物质财富巨大毁灭和社会矛盾异常激化，但同时这种衰退对改革和复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黑死病过后，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经济的涅磐重生、知识的世俗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艺复兴的推广奠定了经济和社会基础，提供了物质载体。而且文艺复兴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它是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性发展模式存在的黑死病对中世纪社会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分裂，封建领主无视人口锐减所造成的劳工工资上涨的事实，企图把劳工们的工资控制在黑死病以前的水平，这种做法无疑激化了阶级矛盾，黑死病激起了“一次反对整个社会不平等体系的

新起义，直到那个时候这种不平等的体系还被人们认为是世界上不成问题的神圣秩序”。英国农民起义后，人头税取消了，也不再有关于固定工资和限制流动的法令和条例，农民和手工业者开始从高工资中受益。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地主阶级经济状况、军事实力和社会名望的下降。原来的封建贵族固守陈旧的生产模式，却不得不面对由于黑死病后人口锐减所造成的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松弛的现实；面临农产品需求市场的不断萎缩所造成的农产品价格下跌的挑战。

新兴资产阶级认为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倒退，而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他们力图复兴古典文化——而所谓的“复兴”其实是一次对知识和精神的空前解放与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的深刻变革，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与发展正是这种变革的体现。 黑死病期间欧洲城镇的手工业几乎消亡，这也是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强劲的市场需求的主要原因。灾难并没有使城市退出历史舞台，黑死病只是沉重打击了城市人口，摧毁了城市经济的软件设施，而城市经济的重要部分——绝大部分的资金和投资、商家的经营才能和工人的技术知识以及那些不为逆境扼杀的竞争力和求利欲，并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而是基本保持完好。同时，随着手工业制品价格的迅速提升，财富也迅速向城市转移；而农村由于黑死病的影响，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松懈和谷物价格的下跌，使得大批人口涌向城市，填补了黑死病留下的人口空白，城市在黑死病中涅磐重生。城市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思想意识及其道德观念的变化。

黑死病无可争议的对文艺复兴发挥了自己独特的历史作用，这场瘟疫本身不足以改变欧洲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却的确有不可忽略的作用。黑死病虽然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性因素，但成为了文艺复兴的远因，所以说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黑死病中升起的一个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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