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

暨南大学 张其凡

一、引言

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十周年的历程。报纸、电视等传媒，不断有三十周年纪念的报道、活动及学术研讨，十分热闹。当此之际，回顾三十年来的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的进展，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大陆去台湾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教授方豪先生，就曾对20世纪前50年的宋史研究状况进行过总结和介绍，但较为简略。台湾著名学者、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宋晞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即注意及宋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1966年，在台北第20次“宋史座谈会”上做了《宋史研究论文与书籍目录》的发言，谈到各国研究宋史的状况；1981年，在台北第80次“宋史座谈会”上，又做了《世界各国研究宋史近况简述》的报告；1988年5月，他又在《华冈文科学报》第16期刊布《宋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自元代谈到20世纪80年代末；1992年，再刊布《民国以来我国学者研究宋史的成果之评估与展望》。宋晞先生的这一系列论文，对90年代以前的宋史研究状况，作了介绍与评估，功不可没。

90年代初，台湾又有两位学者对本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及教学情况进行总结。1992年3月出版的台北《新史学》第3卷第1期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宽重先生刊布《海峡两岸宋史研究动向》一文，系统总结20世纪以来的宋史研究状况。此文1993年载于大陆的《历史研究》第3期上，是故在大陆的影响较大。1992年6月，台湾举办了“大学人文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教授王德毅先生在会上做了《宋史教学的回顾》的报告，后收入会议论文集中。文中对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中有关宋史的教学情况做了大致介绍。

天津教育出版社，曾组织编写出版了“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惜乎中途而辍，但已出版《宋辽金史研究概述》，1995年10月出版，大32开，1册，39万字，署名“李天石、陈振编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1990年。1997年的《历史研究》第4期上，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曾瑜先生发表了《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比较系统、全面地回顾了20世纪宋史研究的状况。此文略加修正、补充后，刊于《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

2004年，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出版了由高明士主编的《战后台湾历史学研究（1945—2000）》丛书，其第4册为《宋辽金元史》，由韩桂华、王明荪编著，大32开，1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册，共246页。

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了“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的“史学专辑”由陈祖武，杨泓主编，《宋史研究》则由上海师大的朱瑞熙、程郁编写，2006年1月出版，大32开，1册，约38万字。其所叙内容，截止于2000年。

三十年间，笔者也曾两次总结宋史研究情况。

1988年，中国历史学会主办的《史学情报》杂志，开辟了“回顾与展望”专栏。在第3期的专栏中，刊布了笔者以笔名“郑飞”撰写的《宋史研究：面临开拓与深入》一文，对1978年—1988年10年间的宋史研究作了简略回顾。

1998年，笔者又在王曾瑜、宋晞、黄宽重、王德毅诸先生大作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补充，撰成《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回顾》一文，约5万馀言，提交1998年在宁夏银川举行的中国宋史研究会第8届年会。嗣后，曾寄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宋晞教授斧正，再略加修订，刊布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9、10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南方出版社2002年7月）。其后，全文收入笔者《两宋历史文化概论》一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回顾》所述内容，截止于1997年。

如今，又是10年过去了，笔者不揣冒昧，第3次撰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宋史研究的情况。综合前两文所述，补以近10年来的情况，以为此文。不当之处，尚希指正为盼。

二、宋史研究的进展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一）概说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可以10年为1期，分为前、中、后三期。1978年至1987年为前期，1988年至1997年为中期，1998年至2008年为后期。

前期可谓“文革”后的过渡与恢复时期，宋史研究的队伍以五六十年代人员为主，课题也多可窥见“文革”之阴影。自1978年开始大规模招收研究生后，1981年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研究课题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彻底摆脱“文革”阴影，开始其科学的历程。1982年，大陆第1次授予18人博士学位，其中有历史学两名，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葛剑雄与周振鹤。自此，大陆开始了培养博士生的工作。中期，经历1989年事变的波折后，宋史研究开始向深度和广度迅猛扩展，博士研究生开始成批加入宋史研究队伍。后期，大规模招收博士生，加快了队伍建设，扩大了课题范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思想开始解放，禁区不断被冲破，宋史研究开始其蓬勃发展的历程。

90年代以后，文革前后毕业的研究生成长起来，开始出版著作，于是，好几所院校都有“宋史研究丛书”的编撰出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从1992年开始出版“宋代研究丛书”共3批，15本。书目如下：程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为第1批；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为第2批，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沈冬梅《茶与宋代社会生活》、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温伟耀《成圣之道——北宋二程修养功夫之研究》为第3批。据悉，他们正在征集稿件，准备再推出一批。2008年，“宋代研究丛书”又推出“日本学者系列”，已见到平田茂树、远藤隆俊、冈元司编《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

河北大学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漆侠《知困集》、《探知集》，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姜锡东《宋代商业信用研究》，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杨倩描《吴家将》、《王安石<易>学研究》，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梁太济《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裴汝诚《半粟集》，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杨渭生《宋代文化新观察》等。

云南大学也推出了《宋史研究丛书》，已见出版者有：林文勋《宋代商品经济史研究》，龙登高《宋代东南市场研究》，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缪坤和《宋代信用票据研究》，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张锦鹏《宋代商品供给研究》，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等。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了《宋代文化丛书》，由巴蜀书社出版，第1辑有7本：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寇准年谱》，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向以鲜《超越江湖的诗人》。该所还长年编有《宋代文化研究》（论文集），已出到第15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组织编写了“宋帝列传”，1997年出版，共12本：毛元佑、雷家宏《宋太祖》，张其凡《宋太宗》，汪圣铎《宋真宗》，黄燕生《宋仁宗、宋英宗》，仲伟民《宋神宗》，王菡《宋哲宗》，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王曾瑜《宋高宗》，方如金、陈国灿《宋孝宗》，虞云国《宋光宗、宋宁宗》，胡昭曦、蔡东洲《宋理宗、宋度宗》，曾庆瑛、刘耕荒《南宋末三帝》。张希清等《宋朝典制》。2004年11月重版，删去了图片，更简陋了。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编有论文集《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已出13集，每集皆有宋史文章。他们还编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及续编各1册，人民出版社出版。《续编》为纪念陈乐素先生百年诞辰的论文集。

2004年，杭州市为弘扬南宋文化，在杭州市社会科学院设立南宋史研究中心，特聘已退休的浙江大学教授何忠礼为主任，方建新教授、徐吉军研究员为副主任，拨出数百万元，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组织编写《南宋史丛书》50册。2005年与2006年、2008年，已召开过三次“南宋史研讨会”，2008年的会议还是国际研讨会。《南宋史丛书》已交稿一半以上，预计近两年内将由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这是南宋史乃至宋史的一大盛事，也是迄今仅见的地方政府大手笔。2008年12月29日，为已出版的25部书籍，举行了《南宋史丛书》首发仪式。这25部书是：何忠礼《南宋政治史》（46万字），粟品孝《南宋军事史》（47.3万字），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46.6万字），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39.6万字），葛金芳《南宋手工业史》（45.1万字），张锦鹏《南宋交通史》（40.7万字），吴松弟《南宋人口史》（36.7万字），杨倩描《南宋宗教史》（40万字），罗炳良《南宋史学史》（40万字），龚延明《岳飞研究》（38万字），韩酉山《秦桧研究》（40万字），姜青青《马扩研究》（35万字），邹志方《陆游研究》（40万字），束景南《朱熹研究》（35万字），邢舒绪《陆九渊研究》（25万字），辛更儒《辛弃疾研究》（38万字），周梦江、陈凡男《叶適研究》（30万字），张金岭《宋理宗研究》（30万字），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30万字），徐吉军《南宋都城临安》（53.2万字），唐俊杰、杜正贤《南宋临安城考古》（16.5万字），顾志兴《南宋临安典籍文化》（29.3万字），邓禾颖、唐俊杰《南宋官窑》（21万字），以上共843万字；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编《南宋史研究论丛》（上、下），上册33篇，下册34篇，共101万字。

上述这些丛书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宋史研究的发展，其功甚伟。

下面分三个时期，介绍一下宋史研究的进展情况与研究队伍的分布。

（二）前期（1978—1987年），第一个10年

1.总说

第一个10年，大陆的宋史研究大致还在恢复与积聚阶段，其最大事件便是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和《宋史研究通讯》的编纂发行，使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交流与交锋的平台。但1987年年会以后，曾有5年间未能举行年会，《宋史研究通讯》也惨淡经营，举步维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史研究会的窘境。

据不完全统计，这10年间大陆已出版的有关宋史的专著达70部以上，总字数超过1000万。在报刊上发表的宋史研究论文逐年增多，从1978年的80余篇，到1987年的400篇以上，总计超过3000篇。字数超过1500万。宋史研究会编行的年会论文集《宋史研究论文集》，这一阶段出版3本，中州书画社出版了《宋史论集》，中华书局出版了《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史研究集刊》，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括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资治通鉴丛论》，共约167万字。从这些数字看，与文革前17年对比，宋史研究可说是空前的繁荣。

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几部，如周宝珠、陈振的《简明宋史》、洪焕椿的《宋辽夏金史话》、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杨树森、穆鸿利的《辽宋夏金元史》、吴泰的《宋朝史话》，如果再加上《中国通史》第5至7册和《中国史稿》第5册，则已有6部宋史或宋辽夏金元史专著，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此外，还有一批宋代的专史著作问世，如《宋明理学史》、《宋代社会研究》、《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宋代说书史》、《宋元佛教》、《唐宋词通论》、《宋词散论》、《宋朝兵制初探》、《宋代经济史》、《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

宋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陆续出版，《通志》、《文献通考》等大部头史籍也已影印出版。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行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宋元笔记丛书》，也已出版了10多种。不少宋人文集和其他宋代史籍如《宋宰辅编年录》、《元丰九域志》等书也已整理出版，为治宋史者提供了便利，促进了宋史研究工作。专题史料汇编，近年来则有胡昭曦等人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57.2万字）、汤开建、刘建丽的《宋代吐蕃史料集（一）》（55.4万字）等出版。

这一时期，宋史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现状尚不能令人满意，有很多缺陷与不足，面临着开拓与深入的艰巨任务。从宏观来说，多卷本《宋史》的编纂工作，迄今尚未提上议事日程；从微观来说，宋代的专史研究不足，还有很多空白点，即或是热点问题，也还需深入。

宋史研究中，有几个热点：一是经济，包括户等和阶级构成、客户问题、租佃制、地租、差役、户口等问题，每次年会中，总有半数已上是这方面的论文；二是王安石变法与熙丰、元祐党争，包括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物，可称年年有论文，专著不断出；三是两宋之交的和战问题，岳飞、张浚、秦桧、辛弃疾等人物；四是宋初的改革与统一，包括太祖、太宗、赵普、杨家将等人物；五是三次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宋江、方腊，钟相、杨幺，但近年来已趋向冷落；六是宋蒙战争，包括文天祥等人物。这六方面的论著，占已刊行宋史研究论著的大半。除此而外的两宋历史，则研究不多，甚或空白。如北宋仁宗朝的历史，除庆历新政外，尚少研究；北宋中期的重要政治人物韩琦、富弼，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北宋后40年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也少有人涉足；南宋除一头一尾外，其余时期的研究也不多。又如两宋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科技史等专史著作，仍付阙如。如果没有对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的分段详尽研究，没有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很难把握两宋历史全貌的，从而也就不可能有多卷本《宋史》的问世。因此，不把目光局限于热点问题研究，多做些“垦荒”工作，多进行一些专题的或专门史的微观或中观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宋史研究也许能有突破性进展。

在众多的宋史研究论文中，炒冷饭的重复之作时有所见，不认真读书而故作惊人之语的亦大有人在。因此，重视研究信息，提倡严谨的学风，是非常有需要的。宋史研究中，有不少传统的流行观点，如理学统治论、相权削弱论、对土地政策的非议、对某些人物的评论等，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占据统治地位长达数十年，仔细考查起来，却都不尽然，甚至南辕北辙。不循于旧说，不慑于权威，实事求是地考察研究，才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历史全貌。为此，应当提倡学术争辩，提倡观点交锋，才能越辩越明。80年代初，在讨论宋江问题时，曾各抒己见、激烈争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还不多见。

宋代史籍，虽然在长时期中历经战火、天灾及人为的毁损，但存留至今者仍可谓汗牛充栋，不胜其览。也正因此，对宋代史籍还没有足够的重视。现存的宋代文集、笔记、小说等著作到底有多少，迄今仍是未知数，无法确知。这些著作已整理或印行者，还只是一小部分。编辑宋人著作书目提要，整理、介绍、出版宋人著作，势在当行，尚需努力。这是宋史研究进一步开拓和深入的需要。

“宋代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朝代。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讲，对近代乃至现代中国的影响，宋代恐怕是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因此，研究并弄清宋代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状况，不仅可以提供历史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近、现代的中国。从这点上讲，以往宋史研究的成果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与其他断代史的研究比较，宋史研究略嫌沉闷，不大活跃，甚至可以说比较刻板，思维方式比较陈旧，因而阻碍了宋史研究的发展，迄今尚未出现大的突破。这些问题，是值得宋史学界深思的。”笔者在1988年写下的这段话，今天看来，仍是有针对性的。

1988年以前的10年间，宋史研究论著的出版数量还不多，其作者也主要是文革前的老中青作者，80年代后毕业的研究生尚在积蓄力量，晋升职称，争取住房。出版的著作中，也是以个人文集或旧作修订为主，如陈乐素先生的《求是集》，聂崇岐先生的《宋史丛考》，漆侠先生的《求实集》，华山先生的《宋史论集》，关履权先生的《两宋史论》，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徐规先生《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关履权先生《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吴泰、陈高华先生的《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等书，则是作者积多年之力而为的力作。而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涉及面广，论点新颖，但分量较小，今天看来，也嫌单薄，更像是论纲。

2.第一阶段：1978-1982

第一个10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1978年至1982年为第一个阶段。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宣告“文革”结束。饱受摧残的宋史研究，从浩劫中复苏，慢慢地开始恢复元气，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招收宋史方向研究生的单位有：北京大学邓广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乐素，杭州大学陈乐素、徐规，开封师院张秉仁，上海师院程应镠等5处，成为“文革”后最早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地方。1979年秋天，在开封师院召开了“《简明宋史》审稿会”，宋史学界的隽彦，一时齐聚开封。这是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不仅直接促成了大陆1949年以后第一部断代宋史《简明宋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史》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完成了宋史研究会的准备工作，确定于1980年在上海师院举行“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0年10月，“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1届年会”在上海师院（今上海师大）举行，与会代表60多人。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选举邓广铭为会长，陈乐素为副会长，程应镠为秘书长，理事13人。秘书处设在上海师院。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当时宋史研究的格局。从此，大陆宋史学者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开始了正常的学术活动。会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1982年10月，在郑州举行了第2届年会，由河南省社科院承办，与会者达80多人。会后，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4年10月，在杭州举行了第3届年会，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承办，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87年9月，在石家庄举行了第4届年会。由河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107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此次会议上，对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增补，由于程序的不当，引发了争议。此次会后，宋史研究会的正副会长如下：会长：邓广铭，副会长：陈乐素、徐规、郦家驹、漆侠、乔幼梅、朱瑞熙、王曾瑜，秘书长仍为程应镠，理事共15人。会后，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邓广铭先生1949年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执掌教席，此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五主席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王安石、岳飞及其他方面的论文，并最终修订出版了《王安石》、《岳飞传》两书。北京大学又是大陆在“文革”后最早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邓广铭还与程应镠一道，在此时主持编纂了第一部大型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卷》，并在80年代完成出版。邓广铭先生于1979年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张希清等人。1982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陈乐素先生于1975年被强迫退休后，一直寓居杭州，进行《宋史艺文志考证》的修订工作。1978年，他在杭州大学复职，出任历史系教授，被推选为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故同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杭州大学两处招收研究生。在历史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是张其凡，在杭州大学招收了何忠礼、周生春、孙云清、翁福清等4人。他在杭州大学建立了宋史研究室，当时成员主要有：徐规、倪士毅、梁太济、龚延明等人。1979年，陈乐素南下广州，在暨南大学建立宋史研究室，徐规继任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主任。徐规先生是张荫麟、陈乐素先生的及门高弟，他在五六十年代经历坎坷，发文不多。“文革”后，接连刊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关系》、《沈括生卒年问题的再探索》（1977年）、《朱仙镇之役与岳飞班师考辨》、《南宋绍兴十年前后“内外大军”人数考》（1978年）、《沈括“官于宛丘”献疑》（1979年）等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文，1982年，更出版《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获日本宋史权威周藤吉之的高度赞扬，从此奠定其在宋史学界的地位。他主持下的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程应镠（1916—1994年），江西新建人，早年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哀乐中年感逝川”。“文革”后，他在上海师院任职，1979年，出任恢复后的中国史学会副秘书长。当时，上海师院与华东师大共同承担点校整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的任务。1978年，在程应镠的主持下，上海师院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招收了宋史研究生，包括：吕友仁、李伟国、萧鲁阳、俞宗宪、朱杰人、王松龄等人；聚集起一批从事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郑世刚、许沛藻、金圆、孙菊园、裴汝诚等人。他是《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两部大型史籍校点整理的主要组织者和定稿人，他与邓广铭共同担任主编，自70年代末开始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 宋史卷》。他担任宋史研究会秘书长后，为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付出了大量劳动。继张家驹先生之后，程应镠发展壮大了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队伍，使其成为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开封师院历史系，是“文革”后大陆最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的院校之一。张秉仁先生（1910—1994年）主持的宋史研究室，有王云海、姚瀛艇、周宝珠等人。加上《史学月刊》杂志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陈振）当时都设在开封师院，这里也成为宋史研究的基地之一。1978年，以张秉仁先生的名义，招收了宋史研究生，有穆朝庆、魏天安、刘坤太、张德宗等人。在发起十院校共同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后，开封师院历史系与河南社科院历史所又在此时开始共同编写《简明宋史》一书，以填补大陆宋代断代史之空缺。此书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周宝珠、陈振主编，约46万字。

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的，除邓广铭、陈乐素、徐规、漆侠、吴天墀、朱瑞熙、周宝珠、关履权、陈守忠、李蔚、柯昌基、胡昭曦、万绳楠、杨国宜、王云海、程溯洛、苏金源、李春圃、张邦炜、赵俪生、裴汝诚、杨德泉、汪槐龄、沈起炜等五六十年代已刊发论文者外，也有少数新人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乃是同毕业于北京大学、同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吴泰、王曾瑜二人。吴泰大学时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毕业后又成为陈乐素先生的研究生，他在这一时期成为宋史研究的风云人物，在这一时期的几个热门话题上，他都发表过重要意见。关于宋江问题的争论，他是首先挑起论战的一方主将，他又较早地提出为岳飞恢复名誉。惜乎他英年早逝于80年代中期，连副研究员也未评上，不免令人扼腕。王曾瑜在“文革”中苦读《宋会要》而出名，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水平较高的论文。还有，与朱瑞熙是同学的蒙文通高足贾大泉，也在此时开始刊发论文。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最年轻的与会者，是41岁的王曾瑜。这一时期宋史研究队伍的年龄，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的宋史研究，从批判“四人帮”谬论开始，逐步扩及宋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其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热门课题，主要有四个：①宋江问题，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辛弃疾（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稼轩诗文抄存》、《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在南下广州后，研究方向转移到宋元明清文化史和岭南地方史上，先后发表了《流放岭南的元祐党人》（1982年）、《珠玑巷史事》（1982年）、《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1983年）、《桂林石刻〈元祐党籍〉》（1983年）、《略论〈直斋书录解题〉》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1984年）、《北宋国家的古籍整理印行事业及其历史意义》（1988年）等论文。他平生的论著，大半都汇编为《求是集》第一、二集（1986年、1984年）。1984年，陈乐素在宋史研究室的基础上，为暨南大学创办了古籍研究所（又名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先后招收了三批宋史研究生。陈乐素治史，从目录学入手，以文献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料学、年代学等为基础，强调版本目录与考据，主张“脑、手、笔、腿四勤”，以“时、地、人、事”为“治史四要”。他每有著述，必先搜集大量史料，进行考订、分析、取舍，然后据以成文；继而又以文稿广事商榷，征求意见，几经删改，方肯刊布，因此，其论著考订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作者徐梦莘的研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五十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宋史的还有常绍温、杨芷华、张其凡等人。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大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人，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人，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的袁征等。关履权（1918—1997年）招收过几届宋史研究生，王棣是他的第一个弟子，1980年入学。关履权出版了《两宋史论》（1983年）一书，还发表了不少论文。曾琼碧出版了《千古罪人秦桧》一书（1984年），发表了经济史论文十多篇，她也招收过宋史研究生。　

上海师大（上海师院改名）的程应镠先生，出版了《司马光新传》、《范仲淹新传》等宋史方面的专著。80年代后期，朱瑞熙调入上海师大。这一阶段，由于程应镠先生是秘书长，故宋史研究会设在上海师大，具体工作由范荧负责。上海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郑世刚、许沛藻、虞云国、戴建国、顾吉辰、范荧、汤勤福等人。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大）的徐规先生，后来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徐规，浙江平阳人，生于1920年，1946年以《宋代妇女的地位》获文学硕士学位。他于1986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但在头一个十年中尚未招生。杭州大学也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有：杨渭生、梁太济、何忠礼、龚延明、包伟民等人。1985年，杭大宋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沈括研究》一书，汇集了相关论文18篇。徐规还主编了两集由杭大宋史研究室编的《宋史研究集刊》，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出版。他还发表了有关宋代文献订误的论文19篇，有关宋代人物、史事考评的论文约20篇。

杭州与浙江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浙江大学的周生春，杭州师院的林正秋，浙江师大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院的周梦江等人。　

河北大学的漆侠先生（1923—2001年），1979年定为教授。他创建了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其成员有郭东旭、高树林等人。1983年被批准为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点，是河北省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第一个博士点。1985年，他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袁征，1987年，程民生、李华瑞来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阶段，漆侠先生处毕业的博士生仅1988年的袁征1人。漆侠的研究领域一度以农民战争史为重点，曾担任过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以宋史为重点，主要集中于宋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为国家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的《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于1987年和198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合共90馀万字，是迄今为止份量最大的宋代经济史研究专著。

李埏先生（1914—2008年），云南路南人，生于1914年，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向达、姚从吾，攻读宋史。1943年起，即在云南大学历史系教学。他是张荫麟先生最为赏识的学生之一，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82年，他在云南大学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封建经济史研究室，1983年，成为中国经济史的博士生导师。李埏的研究，以唐宋经济为主。1986年，他出版了自选论文集《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吴天墀先生是宋史研究的前辈之一，他生于1913年，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人。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三四十年代即有《宋儒之风操与理性主义》（1939年）、《王安石性格及变法是非》（1939年）、《张詠治蜀事辑》（1940年）、《烛影斧声传疑》（1941年）等文发表。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西夏史稿》一书，并于1983年出版了增订本。80年代时，他与徐中舒先生共同指导宋史博士生，1985年，招收了蔡崇榜、刘复生为博士生，蔡于1988年毕业，刘于1990年毕业。

自80年代以来，胡昭曦及其硕士生们，即集中精力于晚宋史、宋蒙（元）关系史的研究，出版了《宋蒙（元）关系研究》与《宋蒙（元）关系史》两部书稿，成为晚宋史研究的中心。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和刘琳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的编纂整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完成。曾枣庄有《苏轼评传》（1982年）、《苏洵评传》（1983年）等著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贾大泉，乃蒙文通高足，有专著《宋代四川经济述论》等。这样，成都便成为雄居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80年代时，有郦家驹、朱家源、王曾瑜、陈智超、吴泰、郭正忠等专攻宋史者。郦家驹在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先后在成都、北京受业于蒙文通先生，80年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发表了《试论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1981年）、《北宋时期的弊政和改革》（1983年）、《两宋时期土地所有权的转移》（1988年）等文，又是《中国史稿》第五册的主要作者之一。虽然由于担任行政工作，发表的论文不多，但他在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吴泰掀起了关于宋江、岳飞等方面的大讨论，名震一时。惜乎在80年代即英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年早逝。王曾瑜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论文，朱家源关于经济方面的论文，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郭正忠关于盐业与经济方面的论文，都有举足轻重之份量。

河南是北宋首都开封所在省份，也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前身是开封师院，改河南师大，再改今名）在文革后是第一批招收宋史硕士生的单位之一。由河南地区学者周宝珠、陈振主编的《简明宋史》（1985年）一书，是大陆第一部断代宋史专著。这一阶段，河南地区的宋史研究者主要集中于两处：河南大学与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河南大学宋史研究室，由张秉仁先生创建，后发展为历史研究所，其成员，老一辈的有王云海、姚瀛艇，中青年多为河北大学的博士，如苗书梅、贾玉英等人，还有张德宗等人；该校历史系研究宋史者有周宝珠、程民生、刘坤太等人。在郑州的河南社科院，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研究者。华中师大较早招收宋史研究生，由王瑞明先生指导。其高足罗家祥，硕士学业毕业后，又师从邓广铭先生攻读博士三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4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是著名宋辽金元史学家。在70年代末即招收了宋史硕士生。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其研究生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硕士论文是研究宋代翰林学士的。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现在北京大学工作，著有《宋代农业地理》一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等书。

辽宁大学的陈光崇先生，乃陈乐素先生弟子，从事史学史研究，发表了《欧阳修的史学》、《资治通鉴述论》等有关宋代史学的文章。他在80年代初招收的学生杨若薇、赵俊等人，后来都去攻读博士，小有成就。杨若薇是北大的博士，出自邓广铭门下，以《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获博士学位，现在香港工作。赵俊是华东师大的博士，出自吴泽门下，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同时进行史学史研究。

长春市的东北师大，有李春圃、杨树森、穆鸿利等人治宋史，李春圃是宋史研究会成立时的理事之一，他和吉林大学的苏金源合编有《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彚编》（1965年）。杨树森则和穆鸿利合编了《辽宋夏金元史》（1986年）。

（三）中期（1988—1997年），第二个10年

第二个10年中，先是经过了1989年“北京事件”，有几年的沉寂时期，无论是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还是史学著作的出版情况，史学论文的发表情况，都有停滞甚或衰微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史研究室，与隋唐五代研究室合并，虽有博士授予权，但这10年内未曾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即可看做是这10年衰微的一大表现。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发表了重要讲话。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经济”概念，中国大陆掀起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热潮。1993年，台湾学者10馀人。在宋晞先生带领下，参加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诞辰8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年，以徐规先生为首，大陆十位宋史学者，赴台北参加“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宋史研究也在两岸交流的频繁中开始其繁荣的历程，进入下一个新的10年。

1.宋史研究会的发展

1992年4月，在开封举行了第5届年会，由河南大学承办，与会代表85人。此次会上，邓广铭先生因年事已高，提出辞职，陈乐素先生已于1990年去世。宋史研究会理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并规定以后每4年改选1次。改选后，宋史研究会理事有17人，会长：漆侠，副会长：徐规、郦家驹、程应镠、朱瑞熙、陈振、胡昭曦、王曾瑜。此次会后，秘书处迁至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通讯》也随秘书处迁至保定出版。大会论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在成都举行了第6届年会，由四川大学承办，与会代表90馀人。会后，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1996年 9月，在昆明市举办了第7届年会，由云南大学承办，与会者90多人。在此次年会上，改选了理事会，共选出理事21人，会长仍由漆侠担任，副会长：徐规、李埏、朱瑞熙、胡昭曦、乔幼梅、王曾瑜。会后，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

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三大巨头，邓广铭于1998年去世，陈乐素于1990年去世，程应镠于1994年去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宋史学者，至此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从1992年宋史研究会理事会改选后，改革开放后毕业的研究生开始进入理事会。1996年的理事会中，已有50后进入。而研究者中，已有60后开始崭露头角。

2.宋史研究的基地

这一时期的大陆宋史研究的基地主要有：

北京大学有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邓广铭任主任，成员有张希清、邓小南等人。1987年以后，邓广铭先生未再招收博士生。他与张希清合作校点了《涑水记闻》（1989年），还著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增订本）（1997年）、《岳飞传》（增订本）（1983年），他的单篇论文，在其晚年编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年）与《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年）。他还有《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1998年）一书。1997年，在他90寿诞时，为他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仰止集》（1999年）。邓广铭不愧是八九十年代宋史学界的领袖人物。1998年，邓广铭先生去世。2006年，出版了《邓广铭全集》，凡10册。

河北大学有历史研究所，漆侠任所长，成员有：高树林、郭东旭等人。漆侠先生在这一时期培养的博士生有：程民生、李华瑞（1990年毕业，下同）、贾玉英、苗书梅、胡建华（1991年）、高聪明（1993年）、袁一堂（1995年）、刘秋根（1997年）、王菱菱、姜锡东（1998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年）等人。1994年，漆侠与乔幼梅合作，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六《辽夏金经济史》，共38万字。漆侠的已刊论文，大部分编入了《求实集》和《知困集》中。1992年，他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92年以来，河北大学编辑的《宋史研究丛书》，连续出版了李华瑞的《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高树林的《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梁太济的《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王曾瑜的《金朝军制》、裴汝诚的《半粟集》等著作，兴旺一时。1998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李华瑞的《宋夏关系史》，约36万字。

杭州大学（原为浙江大学文、理学院，1998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有宋史研究室，徐规任主任，杨渭生任副主任，成员有梁太济、何忠礼、包伟民等人。徐规先后担任了宋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岳飞研究会会长。他自1989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7年，已有9人毕业，他们是王云裳、安国楼（1992年）、刘伟文（1993年）、祖慧、刘连开、李勇先（1995年）、史继刚、唐代剑（1996年）、范立舟、曹家齐（1997年）等。除唐代剑由梁太济指导外，其他均由徐规指导。杭州大学已成为培养宋史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10年来，徐规先生先后完成了《全宋诗 王禹偁诗》、《全宋诗 李焘诗》的点校与辑佚工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校勘与辑佚工作（此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与梁太济等合作完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整理工作。徐规主持的《宋史补正》工作，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已出版龚延明的《宋史职官志补正》、何忠礼的《宋史选举志补正》、梁太济、包伟民的《宋史食货志补正》三种。1995年，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辑了《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个人全集，命名为《仰素集》，以怀念恩师素痴（张荫麟）、乐素（陈乐素），全书90万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的龚延明、方建新、祖慧，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周生春，也研究宋史。

杭州与浙江省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杭州师范学院的林正秋、浙江师范大学的方如金、陈国灿、温州师范学院（现温州大学）的周梦江等人。这一阶段，周梦江出版了《叶適与永嘉学派》（1992年）、《叶適年谱》（1996年）等书。林正秋出版了《宋代生活风俗研究》（1997年）等书。著有《北宋文化史述论》（1992年）的陈植锷，也在杭州大学工作，惜于1994年英年早逝，年方47岁。

云南大学，有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李埏任主任，治宋史的成员有：林文勋、吴晓亮等人。李埏先生培养出博士生14人，治宋史的有林文勋（1991年毕业）、李槐（1992年毕业）、龙登高（1993年毕业）、李桂英（1994年毕业）、黄纯艳（1996年毕业）、吴松（1998年毕业）、孙洪升（1998年毕业）、王文成（2000年毕业）等8人。90年代以来，云南大学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林文勋的《宋代四川商品经济史研究》与吴晓亮、林文勋主编的《宋代经济史研究》及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等书。因此，云南大学也是培养宋史研究者的重要基地之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一。1996年第7届年会即在云南大学召开，李埏先生也于此年被推选为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1992年，云南大学历史系编辑出版了《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改名）历史系和古籍所均有宋史学者，程应镠先生是其带头人。1993年，他执教50周年时，其学生将其论文汇编为《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1994年，程先生去世。1987年，朱瑞熙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调入上海师大古籍所，1997年被四川大学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虽然，1992年时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迁往保定市河北大学，但上海师大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其成员还有：郑世刚、许沛藻、顾吉辰、戴建国、虞云国、汤勤福、范荧、程郁等人。上海治宋史者还有上海大学的来可泓，复旦大学的吴松弟、华东师大的裴汝诚、严文儒等人。裴汝诚有《半粟集》（论文集，2000年）。

四川大学也是大陆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亦是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1998年9月，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天墀的文集《吴天墀文史存稿》，42万字。蔡崇榜的博士论文《宋代修史制度研究》与刘复生的博士论文《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两书，均已在台湾出版。1993年，胡昭曦成为博士生导师。胡昭曦，四川自贡人，生于1933年，1994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至1999年，共招收宋史博士生7人：粟品孝（1997年毕业）、陈廷湘（1997年毕业）、勾承益（1997年毕业）、张金岭（1998年毕业）、张文（2000年毕业）、喻学忠（2002年毕业）、熊瑜（2003年毕业）。蔡崇榜，1996年成为博士生导师，1997年开始招收宋史博士生两人：邹志峰、史江。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合著了《宋代蜀学研究》一书，1998年4月西南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胡昭曦宋史论集》，36.4万字，收文25篇。四川大学在1994年主办了第6届年会。

四川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在曾枣庄的主持下，从事《全宋文》编纂整理的同时，出版了一批宋史研究著作，主要有《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中国地方志宋代人物资料索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宋人年谱集目 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等工具书，刁忠民的《两宋御史中丞考》、王晓波的《寇准年谱》、王智勇的《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舒大刚的《三苏后代研究》、祝尚书的《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向以鲜的《超越江湖的诗人——后村研究》、李勇先的《〈舆地纪胜〉研究》等专著。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先后出版了《婚姻与社会（宋代）》（1989年）、《宋代皇亲与政治》（1993年）、《中国封建社会兴亡史 两宋卷》（1996年）等著作，着力于宋代社会生活的研究。这样，成都便继续是雄踞西南的大陆宋史研究的重镇。

河南大学仍是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河南大学在这10年中第一个主办宋史年会——1992年的第5届年会。近年来，该校出版社出版了“宋代研究丛书”两批：第一批有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五本，程民生著《宋代地域经济》、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姚瀛艇主编《宋代文化史》、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第二批亦有五本, 贾玉英著《宋代监察制度》，苗书梅著《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周宝珠著《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在郑州的河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则有任崇岳、魏天安、穆朝庆、萧鲁阳等人，陈振原来也在此所工作，后调至南京师大。任崇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兼治宋元史和民族史，著述颇丰。魏天安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研究宋代经济，有《宋代行会制度史》（1997年）一书。穆朝庆是河南大学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他在《历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等杂志发表过多篇有关人口与经济的论文。萧鲁阳是上海师大1981届毕业的研究生，对宋代文献、思想颇有研究。郑州大学则有徐规先生的博士安国楼，他著有《宋朝周边民族政策研究》一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宋辽金元研究室，一度十分兴盛，进入90年代后，却日渐衰微，连研究室也和隋唐研究室合二为一了，从事宋史研究的名家，仅馀王曾瑜、陈智超两人而已。历史研究所也是招收宋史博士生的单位之一，但1997年以前，未招收过1名宋史博士生。虽然如此，郦家驹《韩酉山<秦桧传>序》（1999年）、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1996年）、陈智超的《解开“宋会要”之谜》（1995年）和《宋会要辑稿续编》、郭正忠的《宋代盐业经济史》和《宋盐管窥》及《三至十四世纪的中国度量衡》等著作，仍有举足轻重之分量，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令海内外宋史学界不敢轻视。

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发表了《岭南学者梁廷楠》（1990年）等论文，主编了《宋元文史研究》与《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1集。晚年，他倾注了大半精力，去完成自40年代即已开始的《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工作，终成初稿。其论著考证精审，言而有据，素称严谨。他对《三朝北盟会编》及其对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及其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研究，尤其是对《宋史艺文志》50年的考证研究，都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1990年陈乐素先生去世后，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于1992年编辑出版了《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还从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传统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至1998年，已出版6集，内中多有宋史研究文章。

常绍温先生（1923—2005年），1923年生，在四川的武汉大学本科毕业，1950年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到广州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化史的研究，发表了《北宋诗风士风与政治》、《略谈南宋女诗人王清惠及其诗词》等文。1987年她出任古籍所所长至1993年，并招收宋史研究生1批2人，1990年毕业。

暨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张其凡、杨芷华等人。近8年，张其凡连续出版了《赵普评传》（1991年）、《五代禁军初探》（1993年）、《宋初政治探研》（1995年）、《宋太宗》（1997年）等专著，发表了有关政治、军事的多篇论文。199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杨芷华则完成了关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于李昴英的系列研究文章，点校出版了李昴英的《文溪存稿》（1994年）。1997年，暨南大学召开了“宋元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广州地区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华南师范大学的关履权、王棣、高美玲等，中山大学的曾琼碧等。关履权出版了《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一书，于1997年去世。曾琼碧也退休了。王棣有关于经济史等方面的论文。

山东大学在90年代后期，也成为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基地。山东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博士点是1981年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博士点之一，1984年开始招生，1994年，乔幼梅成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开始招生，1996年和1997年各招收博士生1人。乔幼梅在1996年出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她在中青年时曾有过艰辛而坎坷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重拾旧业，先后到南京大学与河北大学进修元史和宋史，其研究重点是宋辽夏金经济史，与其师漆侠先生相近。她曾与漆侠先生合著《辽夏金经济史》，又出版了论文集《宋辽夏金经济史研究》。山东大学还有王育济，是宋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宋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常有惊人之语。除一系列宋代政治史的论文外，他出版了《理学 实学 朴学》与《天理与人欲》两书，写作了《宋太祖传》。1996年王育济成为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导师，1998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同在济南的山东师范大学，有赵继颜先生，也以研究宋史为主。1991年，出版了他写的《中国农民战争史 宋辽金元卷》。

武汉地区高校云集，也有不少宋史的研究者。华中师范大学王瑞明先生有《宋代政治史概论》（1989年）、《宋儒风采》（1997年）等专著，主编了《文献通考研究》（1994年）。华中师大从事宋史研究的还有罗家祥、张全明等人。武汉大学的李涵女士（1922-2008年），江苏江阴人，194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她与刘经华合著了《范仲淹传》，并发表了不少论文。她于1988年退休。其弟子杨果女士，研究宋代官制颇有成就，著有《中国翰林制度研究》（1996年）一书。杨果1994年从石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以《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为题，获博士学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韩茂莉，在陕西师大获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做博士后，遂留校工作，有《宋代农业地理》（1993年）与《辽金农业地理》（1999年）等书。湖北大学的葛金芳，是赵俪生的弟子，以研究宋代经济史为主，著有《宋辽夏金经济研析》（1991年）一书，他的思辨与分析能力，在宋史学界是独步一时的。

根据《宋史研究通讯》统计：1988年发表宋史论文658篇，1989年发表494篇，1990年503篇，1991年434篇，1992年453篇，1993年501篇，1994年500篇，1995年482篇，1996年413篇，1997年442篇。10年间共发表论文约4880篇。

（四）后期（1998—2008年），第三个10年

1997年，开始申报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1998年与2000年，历史学先后批准了

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1978-2008)张其凡

1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又批准了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6所大学为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05年，再批准天津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西北大学6校的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至2007年，至少有25所高校有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据招生目录与实地调查，至2008年，大陆培养宋史博士生的单位有18个，具体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张希清与邓小南于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张希清（2000-2007年）、邓小南（2000年始）招收宋史博士生。张希清招收博士生6人，有：余江宁（2001级）、袁良勇（2003级）、李淑慧（2004级）、朴时贤（韩国、2004级）、邵育欣（2005级）、董文静（2006级）；邓小南招收了博士生11人：李全德（2000级）、高柯立（2002级）、梁建国（2004级）、王化雨（2004级）、张祎（2005级）、崔碧茹（韩国、2005级）、方诚峰（2005级）、古丽巍（2006级）、周佳（2006级）、姜勇（2008级）、秦克宏（2008级）。刘浦江治辽金史，2005年开始招博士生，有《二十世纪辽金史论著目录》（2003年）等。这个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希清担任主任至2007年。他领衔主编了《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2006年）、《澶渊之盟新论》（2007年）等书，主办了“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邓小南则出版了《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2006年）一书。此中心拥有一个四合院，藏书甚为可观，工作条件也较好。历史系还有赵冬梅等人也治宋史。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游彪自2005年开始招收博士生。他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读的博士，导师王曾瑜，2000年毕业后到北师大工作，有《宋代荫补制度研究》（2001年）、《宋代寺院经济史稿》（2003年）、《正说宋朝十八帝》（2005年）、《宋代特殊群体研究》（2006年）等著作。北师大研究宋史的还有罗炳良、汝企和等人。罗炳良有《南宋史学史》（2008年）等著作，汝企和点校了《续编两朝纲目备要》（1995年）。

首都师范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2006年，李华瑞成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李华瑞原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3年调至首都师大。2008年，首都师大成立唐宋史研究中心。李华瑞有《宋夏关系史》（1998年）、《王安石变法研究史》（2004年）、《宋夏史研究》（2006年）等书。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2000年，李华瑞、郭东旭开始招收博士生，直到2005年，李华瑞调走，郭东旭退休。2001年，姜锡东、刘秋根开始招收博士生。2004年，汪圣铎开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王善军、王菱菱开始招收博士生。2006-2008年，王曾瑜在河北大学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0hr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