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 作业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有感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请下载之后阅读；）

在19世纪初语言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历史比较法的产生和运用对于语言学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梅耶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想把那些可以而且应当在历史语言学中采用比较方法的条件准确地确定下来，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总结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中的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和原则。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一书共十章：

第一章是给比较法的定义，作者开门见山的指出：“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规律，一种是从比较中找出历史的情况。”作者列举对比了各种语言的数词形式的相符之点，他认为这些相符之点不能用语言间相互借用来解释，但是可以假设它们有一股共同的来源----一种原始的“共同语”。把这些结果结合起来，才能够追溯语言的发展。

第二章，比较方法既然是建立语言史的唯一方法，因此，一种语言只要是孤立的，就没有历史可言。他强调将一个语言系统同另一个语言系统拿来做比较，而不是仅指出相互之间局部的相符之处，所以，只有把一个语言系统和另一个语言系统拿来比较。

比如在罗马族语言的构拟中，它在许多方面提供出一些材料与事实上有证据的语言相符合，但是不能提供语言的整体。比较方法只能得出一种相近的系统，可以作为建立一个语系的历史的基础，而不能得出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在构拟的共同语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特殊的现象，比较方法也不仅能够全然解读。事实上，在用比较方法构拟出来的原始共同语和后期语言之间，一般存在着这样的过渡的共同语。比如印欧语和各罗马族语言之间夹杂着“共同罗马语”，同样也有“共同日尔曼语”和“共同意大利语”。正是这些过渡共同语的出现，才使得解释工作变得容易并且更有理据。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我们通常的观点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承载文化并对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梅耶也提出了他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观。梅耶指出，共同语要以共同文化为前提。因为土语只有通过扩充进入一个新的区域，才有共同语。而语言要能代表一种有权威的文化才能扩充。他说：“一种更高的文化的权威使一个民族改变了它的语言。”那么，是否可以将他的观点理解为：文化先于语言，高于语言？

第三章讲述的是所用的证明，梅耶指出，任何语言都包含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即形态、语音和词汇。这三个系统彼此间有一定联系，但又能各自独立发生变化。通过对这三个系统的研究，可以找出共同语和后代语之间连续性的理据。

关于形态，就是用来变化词、组合词以及句子的全部规则，是语言中最稳固的方面。”而形态规则表现在内部“屈折、附加成分。虚词和次的次序等方面。作者认为表现形态的特殊规则以及不规则的形式可以作为论证的依据。他说：“可

以作为确定‘共同语’和后代语间的连续性的证据的，只有那些表现形态的特殊规则。”他还用不规则动词和形容词来论证，两种语言之间相符的事实愈特殊，这个相符之点的证明力量就愈大。所以例外的形式是最适用于用来确定“共同语”的形式。梅耶说：“观察特殊事实并不能代替考察形态的全部。无论哪种形态都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应当根据全部相符之点，构拟共同语的系统，并且说明那些由原始语变化出来的各个语言的形态系统和这个共同语系统是怎样相对应的。

在语音方面，梅耶阐述了“语音规律”，就是把一个古代的系统和新的系统互相对照；这些系统间的差别可以是非常之大的。共同语和从它演变出来的语言之间的对应有一定规则：

1）日耳曼语的f，p，x（以后变为h）和印欧语的p，t，k相对应；

2）日耳曼语的p，t，k和印欧语的b，d，g相对应； 3）日耳曼语的b，d，g和印欧语的bh，dh，gh和相对。

日耳曼语的这套有规则的对应系统，就是“辅音转化”，这条语音转化规律不是孤立地影响某一个词或某一形式，而是影响了整个语音系统。

词汇是语言中最不稳固的成分。法语中的ouaille（信徒，教徒）和拉丁语的ouicula（羊，驯顺温和的人）这组例子说明在论证词源时，也会有意义上的考虑。显然，从拉丁语ouicula到法语ouaille，不仅语音上也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关涉到意义。作者主张从形态、语音和词汇三方面寻找出某种语言的古代语言中被保留的特征。只有从这三个方面都得到证明，才能确定语言的同源关系。

第四章是共同时期和有史时期的语言发展，阐述了不同的语言的发展变化，有的变化速度很快，甚至促使语言系统的变化。对于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是难以估计的，是因为语言从共同语分化出来以后的各种变化，大部分都受共同语的情况和分化的方式的支配。在共同语时期和各个历史上有证据的时期之间，有些发展是不能完全构拟出来的，而且过渡时期愈长，尤其是创新愈多，也就必然地愈不容易被人所认识。

作者在第五章方言，第六章语言地理和第七章混合语的概念中分别做了阐述，如在“方言”一节的论述中，指出方言实质上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但它的存在对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却有着重大意义，不过这些意义因方言形成的方式而不同。而方言的界限始终很模糊，于是便有了对各种土语的研究，这时，地理方法便起了极大的作用，不仅解决了土语研究中的困难，也解决了方言划分的问题。

在第六章中虽然也有提及另一种研究语言的方法——地理方法，但最后得到的验证也是，比较方法得到了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精密性、普遍性和便利性。梅耶说：“每个语言事实都各有它自己的界线”，“地理情况规定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

他还对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从语音和形态方面进行了解释，给出了语言发展的一般公式。无论在语音方面还是在形态方面，语言发展的一般公式都可以用一些全人类所共有的条件来解释，或者至少可以用同一种文明类型的人所共有的条件

来解释，并且指出要加强当前进行中的变化研究，语言研究要向着精密化、系统化发展等等。通过对方言、地理语言和混合语的出现及变化的阐述，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比较方法的作用和影响。

第九章特殊的创新，第十章新的精密的研究之必要性则是整本书的最后部分，主要是突出对新的方法的追求和强调研究当前语言变化的重要性。他说，在研究语言演变时，我们总能看到或多或少的创新，而这种创新也是有利于以后的研究的。

这本书我觉得也有瑕疵，历史比较所研究的对象是印欧语系的语言，所运用的原则也是适应于印欧语系语言特点的，但是如果要研究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汉藏语系的语言），梅耶所确立的原则和方法是有些难以操作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重视文献的作用，但是不少语言是没有文字、没有文献记载的，中国不少的少数民族就是如此，没有文献是不是就不能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了呢？

本文来源：https://www.bwwdw.com/article/0gi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