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现代性的多重构建

现代性的多重建构

[英]斯图亚特·霍尔 吴志杰 译

如书名所示，《现代性的多重建构》，主要讲导致现代社会出现并赋予其区别性特征

的形成过程。本书分析了许多已被证实为整个社会科学历史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现代社会最初是何时、如何、为何出现的？为什么它们具有那样的形式和结构？决定其发展的主要进程是哪些？传统观点认为现代社会是在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的出现而开始的。《现代性的多重建构》摆脱了这一传统思维，把现代社会的源头追溯到西欧封建主义没落后社会与经济的迅猛发展。本书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全球现象，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系列（而不是一个）重要历史转折的意想不到的、未曾预见的结果。

本书不仅勾勒出这一历史的形成过程，也试图为这一发展提供一个解释性框架。“现代”一词在我们的常识里表示最近的、最新的意思，这种意义对确定这些社会的时间关系有帮助，但它缺少理论上的或分析性的标准。然而，就像海尔德（David Held）在本书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本书用来分析现代性历程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许多“若干长时段中深层建构的变化进程”的互动之上。本书也没有把这些内容塞进一个进程中（如“现代化”），而是把它们当作不同的进程，这些进程根据不同的历史时间范围运作，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多样的、或然性的结果。正如海尔德观察到的那样，“重点在于各个进程、因素和因果范式??这里没有单因素的解释——没有一个单一的现象或一组现象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现代性的）崛起。??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才有找到??某种解释的希望。”我们将在下文讲到这种多因素分析法的意义。

本书使用的四个主要社会进程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它们构成了本书主要章节的基础。 ??

我们现在谈一下本书的某些主题和研究方法。正如上文所说，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四大进程来讲述现代社会的构建——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进程。向现代性的过渡过程可以用这四个进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没有它们，就没有现代性。任一进程，如果单独来说，都不足以描述现代社会的构建。因此在分析中，没有一个进程被赋予了解释优先权。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把每一进程当作是独立的——这种做法会产生一定的后果，我们不久将谈到这一点。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真正”的历史时间轴上，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例如：现代国家演变的历史与现代经济不一样，但民族国家提供了机构性的框架，并与其它进程共用相同的法律和政治规范，而这些规范又促进了国家经济体的拓展。这样一来，现代性就成为一种结果，但不是单一进程的结果，而是许多不同进程和历史凝缩的结果。

这又与把一个社会定义为“现代”有什么关系呢？它必须具有哪些特征才能称得上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是指每一进程导致了某些区别性特征或社会品格的出现，这现代社会呢？

些特征合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对“现代性”的定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这一术语不仅表示某种现象是最近出现的。它还承载了某一特定的分析性和理论性的价值，因为它与一个概念模式相关。现代社会的这些规定性特征或品格又有哪些呢？

1. 在广大复杂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特定地区边界内运作的政治权力和权威的世俗形式的

统治，以及主权和合法化观念。

2.货币化的交换经济，它建立在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旨在为了市场、广泛的私有制和系统长期基础上的资本积累。（东欧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在有些方面曾是一个例外，尽管它们也以商品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与消费为基础。） 3.带有固定的社会等级和一致忠诚的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劳动的动态社会的和性别的分工的出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征体现为新阶级的形成以及男女之间独特的夫权制关系。

4.传统社会典型的宗教世界观的衰落，以及世俗的和物质的文化的崛起，它展现了我们所熟悉的个人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冲动。

我们的现代性定义中还包括其它两个方面。它们可以被松散地归在“文化”的名下。第一个指的是知识生产与分类的方式。随着基督教改革运动、文艺复兴、十七世纪的科技革命、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和认知的世界，而这个新世界的诞生又成为了现代社会出现的标志。欧洲知识界和道德世界发生了显著的转型，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形成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其作用不亚于早期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崛起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其次，与现代的社会分析一样，本书强调了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文化和社会认同的建构，即：归属感和象征性边界的建构。归属感的确立把人们团结在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中，而象征性边界的建立则规定了不属于这个共同体或被共同体排除在外的人。许多世纪以来，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是西欧各民族唯一的共有认同。“欧洲人”这一身份形成得十分缓慢。因此，欧洲现代社会群的形成必须把语言、形象和象征的构建包括在内，正是这些语言、形象和象征把这些共同体互相区别开来，使其成为各具特色的不同“共同体”。

强调几个主要社会进程的重要性，这有助于阐释我们书名中“多重构建”一词的意义。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进程是现代社会形成过程的一组“马达”。它们对传统社会产生作用并把其转变为现代社会。经过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它们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形态。我们将其描述成进程而不是实践，是因为尽管进程是由个体的和集体的社会人的活动组成，社会转型的运作是在多个扩展了的时间维度内进行，有时看起来是独立运作。这些进程运作的一个效果就是赋予现代社会一个独特的外观与形式，使它们不仅仅是一个个的“社会”（一种社会活动的松散聚合体），而是社会的多重构建（具有特定结构和明确社会关系的社会）。现代社会构建的独特的一面就是它们被言说成与众不同、界线明确的活动或社会行为地带。我们把这些域称为政体、经济体、社会结构和文化领域，刚好与产生它们的各个进程相一致。这些领域是现代社会的构建物。因此，本书标题中的多重构建指称的既是现代社会的形成活动，又是活动的产物或结果：既是过程，又是结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层面是历史在本书中的角色。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现代性的多重构建》用历史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通常是理不清的。我们的目标是勾勒出长期的历史走向和不断变化的社会范式。我们使用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各章节中也包含了许多历史的总结，这为现代性形成过程的不同层面提供了一个历史大背景和编年框架；书中还有数个历史个案的对照研究。我们也使用了简单的对比（如：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总括性概念（如：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以及粗略但现成的纪年表（如：十五世纪末）。

然而，在详尽与具体方面，我们是无法与现代历史学界所取得的成果相比的。与此相反，我们在叙述中大量使用了历史概括。概括总是从复杂事件的丰富细节中提炼一些抽象的东西——这就是它的功能。这没有什么不好：所有严肃的智力活动都涉及到抽象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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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键问题是要时刻记着概括起作用的抽象层次。每一层次都有其优点（即：把某些方面凸现出来是件好事）与局限（不得不省去许多重要的东西）。

《现代性的多重构建》也使用历史概括，因为其目的不仅要描述现代社会是何时又是怎样形成，还要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然而，描述一个过程与提供一种解释之间的关系有时比人们设想的要紧密得多。社会学家曼恩（Michael Mann）曾说，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最大的贡献是日期。他的意思是细致的历史分期是解释任何社会现象形成的基本内容。就像他接下来所说的那样，“??事情发生的时间对确立因果关系十分关键”（曼恩, 1988, p. 6）。在《现代性的多重构建》中，我们注意尽可能地确立事件发生的时间。这包括一些简单的事情，如给出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附上重大事件和重点文献的日期。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读者记住这些日期，而是帮他们树立一种历史时间感、背景感和次序感。但是，读者也将注意到我们没有试图提供现代社会开始的确切日期。之所以不愿这样做，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历时数个世纪，进程缓慢而不平衡，因此很难确定一个明确的起点。例如，商贸不再作为几个欧洲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布鲁日等）的经济基本形式而成为整个西方社会主导的经济形式的确切时间是什么？另一个原因是新产生的与已有的事物之间没有一个方便的切分点。我们认为对现代性构建十分必要的那些进程对现存的社会产生作用并使其转型。这些“传统”社会是“原材料”，是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它们是制作现代性外衣的布匹。现代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经济体的缝隙间迅速成长起来的。现代的民族国家是从旧的封建的、专制的体系中开辟出来的。因此，既然现代化进程已在且总在进行之中，它的历史究竟是从哪里开始的呢？这是解释历史的一个老问题——有时被称为无限回返的危险。如果一不小心，它就把我们带到历史的源头！当然，这并不是说历史画卷展开得毫无裂痕。不然就是持一种历史发展的进化模式观。实际上，正如我们说过的，就像一个历史阶段或时期连着另一个历史阶段或时期中表现出来的连续性一样，历史也充满了不连续性——中断、破裂、颠倒。本书关注的焦点在“转变”上，这种设计正是为了强调历史发展中意义重大的断裂。

避免使用一个简单的日期表示现代社会何时开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构成本书解释主框架的那些进程具有不同的时间尺度。它们开始于不同的时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具有不同的转折点，似乎也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这些也反映在每一章节中使用的不同的历史分期上。第二章把现代国家的历史追溯到希腊和罗马帝国时代。第三章讲经济，主要是十八世纪的事情。第四章谈工业社会结构，关注的焦点是十九世纪。第五章从十六世纪的新教改革运动说起。还有最后一章，它从十五世纪葡萄牙的探险活动讲起。

因此，把现代社会说成从同一时间开始，并在单一的历史“时间”中一致地发展，这没什么意义的。例如：现代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就有差别很大的“历史”和“时间”。这样一来，你就会发现，尽管不同章节都交叉指涉到这几个进程，但并没有把现代社会的形成路线画成单线的历史进程。十九世纪进化论的社会理论中，历史的概念处于主导地位且较为统一，而本书写于这一历史概念被打碎之后，即：成书时间是在历史时间某种程度上被相对化之后。复数的使用，如诸多历史、诸多社会、多重构建、多重条件、多种原因等，就是一种承认并标记这些“历史”的不同时间尺度的方法，避免了一些理论所称的“同质性时间”（本雅明, 1970; 安德森, 1986）。

与这种单一历史时间尺度的观念紧密相连的，是把现代性只当作是一件事的看法：尽管发展的速率不同，每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朝现代性这个方向移动。一些社会科学家不仅把历史想象成按照统一时间尺度运作的单一进程，还把历史看作是根据某一必要定律或逻辑朝一个预先规定的、无法逃避的终结点前进的过程。某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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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那些不接受马克思主义模式但认为西方某种形式的现代性是所有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的理论家，也同样是如此。这种认为社会不可避免地沿着唯一一条发展道路前进的想法，让人更容易找到历史的意义，因为它似乎指出了历史的方向，让我们提前知道了历史的结局——尽管许多证据证明并非如此。这种设想也很难与历史发展中的多种多样的实际形式相一致。评论家们现在把这种单行道式的观点称为历史的“目的论”观——走向一个预先注定的目的或目标。现代社会理论家们越来越清楚这种立场（包括其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的局限性。把历史看作是按一个逻辑发展的观念已越来越难讲得通。看来，不同的时间性、迥异的结果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许多事件看上去并不符合任何理性的逻辑，而更多地是意外结果的偶发效应——是人们所未曾设想到的结果。这种结果与该事件的主要推动力的方向不一致，甚至常常背道而驰。当然，社会构建的诸进程并非是自主的、相互隔绝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关联——它们通过彼此来言说自己。但它们又不一定捆绑在一起，不需要同步地移动或变化。

历史目的论观点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倾向于认为只有一条社会发展的路径——就是西方社会所走的那条——并认为这就是所有社会都必须遵循的普遍模式，所有社会经过特定阶段将到达同一目的地。因此，部落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封建主义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资本主义，农业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跨入工业化社会，诸如此类。有一个版本把它称为“现代化理论”，这种观点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变得十分流行，尤其在罗斯托（Walter Rostow）的作品（罗斯托, 1971）中。这构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西方政策的基本内容，以便尽可能快地具备现代化理论家所说的西方式发展与繁荣所需的条件。现代化的理论也认为只有一个主要的动力推动社会向更高阶层发展——这个动力就是经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规律——资本积累、供给与需求、高速工业化、市场动力——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发动机组。尽管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后果有不同看法，现代性的理论家们大都在把社会发展最终归结于一个主要因素（经济因素）方面，与马克思主义者别无二致。这种认为所有社会都可以在同一进化轴上找到不同对应点（当然，西方是在最前面！）的观念是一个启蒙主义的观念，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现在许多其它社会的人认为这两种理论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了。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总的来说，本书划清了与这种单行道现代化理论的界线，摆脱了作为这种理论主要特征的经济简化论。整体上，本书对现代性如何在西欧发展的问题采用了一种更为多元的解释。我们也注意到很少有两个现代社会相同或看似相同。考虑一下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每个都经历了一条根本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它们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都曾依赖许多决定性因素，而不是一个因素。总的来说，尽管经济组织是一个巨大的、具有塑造作用的历史力量，经济却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单独起作用，更不用说带来持久的发展。现代社会理所当然地不会表现出唯一的发展逻辑。形成现代社会的各进程在每一个社会中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例如，日本把极其现代的、高科技的经济与极端传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专制，与民主一样，也曾是德国、日本和前苏联工业化的有力推进剂。武力、暴乱与高压政策，也与和平的经济竞争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起了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对比分析，作为本书的一个特色，其目标之一就是既特出相似点又凸现差异之处，从而强调摆脱社会发展的一元因素论和简化论的解释的必要性。

其实，“发展”是历史内在属性而社会朝着“发展”这个方向前进或向前推动，这个观点本身也可能有待商榷。的确，发展已成为众多社会的目标。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都真正地在“发展”。并且，一部分社会的欠发达状况看来是与另一些社会的过度发展有一系列的必然联系。因此，历史发展的“法则”总是偏离轨道或不能付诸实践。如果审视一下，发展本身原来也是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是一把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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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许多社会理论家把不平衡与差异看作是比平衡、相似和统一更为强大的历史逻辑。

因此，历史构建过程的复数概念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形成。这种观念更强调发展的不同路径、多样的结果、有差异的思想、不平衡、矛盾、偶发性（而不是必然性）等等。然而，也应指出，论述社会发展时更侧重于偶发性并不意味着历史只是一系列纯属或然的事件带来的结果。但它却暗示了历史事件不是按照某一内在逻辑或普遍法则毫无裂痕地发展着。

这些都是社会科学中有争议的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也尚未解决。例如，本书的六个章节在这些问题上也持不同观点。但上文简述的评论已被广泛接受。本书的撰写者们依然认为存在着对西方社会起构建作用的若干进程，认为这些进程可以被找到、描述与分析，还认为可以解释为何这些进程朝着某些方向移动。也就是说，本书依然可以被说成是启蒙运动信念的一个合格版本：社会进展是可以作理性分析和解释的。但与许多倾向于赋予阶级“主宰”地位的早期社会理论不一样，本书没有明确地划分等级或区别主次原因，总体上也对经济还原论持批评态度——所谓经济还原论，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归根结底”，经济基础是历史的决定力量。正如法国社会理论家、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曾评论的那样，问题是“历史从不会归根也不会结底。”与此相反，本书分析了不同的、相互依存的“组织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它们“在欧洲的原有联系”，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是偶然的”（安德森, 1990, p. 53）。总的来说，本书的作者们消弱了构建和因果关系的意义，使用了前文所说的那些关键概念的复数形式。

我们已经提过为什么现代社会的历史没有一个绝对的起点或预先设定的目的地。然而，要描述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而不使用“起源”、“发展”、“结局” （至少有这样的意思）这样的语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组织一篇现代社会形成的“故事”看来也具有其自身的叙事逻辑。叙事线索给事件外加了格式，不然这些事情是无规则的、混乱的。叙事给每一章节带来活力，使其流畅而连贯，使它能够自然地从“开始”讲到“一个有意义的结尾”（就像所有好故事做到的那样）。这样就给事件强加了某种事发当时可能并不具有的秩序和意义。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始质疑语言、叙事和文学手段在我们组织陈述时对论证的内容和逻辑产生的冲击（怀特（White）, 1987; 德里达（Derrida）, 1981）。例如，某些“解构”哲学家甚至认为哲学论证的说服力通常更多地取决于其使用的修辞手段和隐喻，而不是其理性的逻辑。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叙事除了给事件强加了意义之外，还赋予叙述本身一种不容质疑的权威或“真理”。

本书作者们试图在仔细筛选证据与论证的基础上建立本书的叙述形式，从而讲清楚其理论假设。不过，你也可以注意到作者们对语言、写作和形式的高度反思和自我意识所带来的震撼感，而这些语言、写作和形式正是本书各章节中的阐释所采用的方式。作者们经常意识到是他们给事件强加了某种形式；他们也清楚，所有叙述不管经过如何仔细地测试和证实最终还得“署名”。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企图赋予事物以意义的作者的观点。这并不具有对必然性和真理的非个人的保证。所以，这里提出的论证和观点更多地使用了尝试性和暂时性的口吻。这更多地是一种选择——对能够有说服力地处理所有证据（甚至包括那些并不适合本理论的部分）的令人信服的多种解释作出的选择，而不是一种简单地对“正”、“误”解释的抉择。读者应该认识到本书所用的论证是可以商榷的，而不是一个权威版。

当然，对语言、意义和叙事效果有较强的意识，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仅仅是创造一系列无优劣的“好故事”。这可能是相对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会有损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意义。有一些评价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评判不同解释版本之间谁更有分量、更具有解释力。大多数社会分析家还致力于提供系统的、有力的、连贯的、全面的、概念明确的、有充分证据的解释，从而让读者弄清楚他们设想的理论结构和价值，进而让人们可以对他们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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