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对话_访斯蒂芬_斯莱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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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对话

———访斯蒂芬 斯莱蒙教授

王玉括

斯莱蒙教授(StephenSlemon),,人物—(UniversityofAlberta)英语系任教———在北美学术界具有和哈琴一样的声誉,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具有比较大的影响。笔者2002年在阿尔伯塔大学英语系访学期间有幸认识斯莱蒙教授,并就后殖民主义研究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采访了他。采访自2002年11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2004年7月底。以下问者为王玉括,简称为王;答者为斯莱蒙教授,简称为斯。王:进入“严肃”的话题前,请您向中国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您在后殖民主义学习方面的经历。

斯:我对后殖民主义根本问题的主要兴趣———即16世纪以降欧洲许多帝国的兴起如何极大地影响了非欧洲世界,以及那时人们对许多殖民干预的行为有何反应———从孩童起就开始了。我10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印度,和我兄弟在一所著名的男子中学上学,我们是学校唯一的两个“白人”男孩。这使我在相对幼小的年龄就了解作为异域文化外来者的白人所享有的特权地位。

很久以后,我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纽[恩],选修他一门研讨“英语新文学”的课:需要阅读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非和南非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文学作品。我很喜欢阅读他给我们指定的文本,但是同时也觉得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仿佛缺乏政治,仿佛没有目标———比较无聊。当时关于英联邦文学的讨论很有趣,我就通过网络搜索,找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海伦 蒂芬,海伦写的那种文学批评正对我的胃口。她想理解其它文化,真诚地想

知道文学文本如何在产生它们的地方发挥作用。因此,我理解,她把文学批评当作旨在改变社会的必要承诺。

1985年我到昆士兰大学时,发现她正和比尔 阿斯克罗夫特和加雷思 格丽菲斯一起合作编写一本后来成为“后殖民文学研究”这块新领地的奠基性的批评教材《帝国反写》:。我去时正好赶上“英联邦文学研究”这块领地在“后殖民”的名字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新的精神。

王:有两个问题请您解释一下。1,您觉得“当时流行的文学批评———仿佛缺乏政治,仿佛没有目标———比较无聊”,当时文学批评状况如何?2,既然您把《帝国反写》作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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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文学研究”这块新领地的奠基性作品,那

么您认为“后殖民研究”始于何时?

斯“:英语”研究的专业人员总是政治化的,高里 维斯娃纳撒才气四溢的专论《征服

(1989),表明正规的英语文学研究始的面具》

于1830年代的英属印度。目的是为了帮助

英国人“生产一个阶层,在我们和数百万被统治者之间充当译者;一个具有印度皮肤与血统,但是具有英国趣味、观点、道德与智力的阶层”———此处引用托马斯 麦考利1835年关于教育的臭名昭著的“备忘录”。10年后,更加正式的英语文学研究,即文学批评的艺术与实践从殖民地的实验室回到老“家”,为40具,50,。关于教育的《纽博尔特报告》宣布这是帮助“国家联合的新元素,能联系各阶级的精神生活”,即把阶级问题包裹、置换进民族主义的情绪中。当然,英语文学批评竭尽全力否认自己源于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与父权制。最著名的抵赖是所谓“新批评”的发展,宣布文学文本根本不是社会或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自治文献,应该作为自立结构来研究。阿奇博尔德 麦克利什说“:诗歌在时间中是静止的/就像月亮升上来”“,诗歌不应表示什么/而就是什么”。但是文学批评无法跳出历史的影像。

我70年代获得硕士学位,后来发现来自古巴的费尔南德斯 雷塔摩和圭亚那的威尔逊 哈里斯所写的一些文学批评水平很高。但我自己对分析后殖民作家的文学批评很投入,这帮助我发现早期批评作品中自己以前忽略的东西。比尔 纽70年代早期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学习后殖民批评理论,我发现英语中的后殖民批评远在爱德华 赛义德1978年发表专著《东方学》时就已经存在。

然而90年代,学术界花了许多时间来定 168

义和归档“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理论”。其中的一个流派———主要在美国———认为是赛义德发明了这一学科,另一流派认为所有河流都源于弗朗茨 范农的社会心理冰原;而另一派则认为,后殖民批评的源头可以在英联邦文学批评这一模糊的故土中找到,是旧的英联邦奖学金计划意外的副产品。60年代,它把一些有天赋的学生,如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和索因卡和以及新西兰的肯德里克 史密斯曼带到英国利兹大学。但—,拉什迪。“取消”,把它变成后殖民小写文学,也为把后殖民文学作为社会和政治工作设立了一个可教的模式。这本书在设定后殖民批评实践的方向上比其它任何文献做的都多,尽管许多人不喜欢这种方向,许多人注意到该书中的几乎所有批评论点都已经存在,而且大家也注意到现在这本书已经被其它批评文献所超越:它们改善后殖民批评,重新定义后殖民批评甚至把后殖民研究变成新的学科,如全球化研究等。但是我认为《帝国反写》是后殖民文学批评的奠基性文献。既然是奠基性的,当然也就是基础性的。上面的楼房可以移动,下面的地基也可以移动,有时甚至整座房子都会倒下来。王

:中国学者大都把赛义德或范农作为后殖民研究的源头,据我所知,很少有中国学者到“英联邦文学批评模糊的故土”中去寻求后殖民的踪迹。我非常欣赏格雷戈里 卡斯尔对您的评价,他认为您对后殖民研究的贡献和罗伯特 杨一样是“元—批评”性的。请问您如何看待文学批评中的“没有政治”,又如何定义“后殖民研究”?

斯:我的一贯立场是“,后殖民研究”———无论它如何设计自己:作为后殖民文学理论,或后殖民批评理论,或后殖民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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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领域,而是一系列关于政治与表征关系的没有解决或确实无法解决的辩论的一个交汇点。1994年我指出———我引用自己题为《勉强拼凑后殖民主义》的文章———“后殖民主义”与其说是单一或精确地定义什么,不如说被许多研究领域用来描述一系列极其异质的主题立场、专业领域与批评计划。我是这么写的“:我看见它被用作区分西方历史相对论总括形式的分类;用作重组‘阶级’概念的一个混成词;用作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子集(而不合逻辑的是,形成这两种文化逻辑与文化批评自身结构的条件也正在显现出来);;;作为‘阅读实践’的对抗形式;以及———我第一次遭遇这个词的感受———作为源于过去称之为‘英联邦’文学研究范围内,一个新的受欢迎的政治能量‘文学’行动类别的名称。不管这种异质性如何,其明显的倾向是把‘后殖民主义’主要理解为批评实践的欲望客体:作为一个法宝,自身就有力量把政治的合法性授予制度化劳动的特殊形式,尤其授予那些在组成权力机器范围内,深受他们调停立场困扰的那些人”。前面的回答可以解释为何英语研究学科深受其扰。

实际上后殖民研究不是人们久已熟悉的一个学科,在此学科内操纵策略随处可见,人们对此深为不安。其中表现最强烈的是对“后殖民”这个词的争论“:后”是否意味着以后或反对或其他什么“殖民主义”,是否真能精确界说影响了过去或现在需要改变的权力。难道“后殖民主义”不在暗示长时期的殖民主义和它的各种霸权现在已经终止了?关于“后殖民主义”一词的适用性争论颇多,最吸引我的是争论中的这种潜在假设:其它研究领域,如“中世纪研究”,或“文艺复兴研究”

范围精确,惟有后殖民研究这一学科需要正

名。我觉得这种假设具有欺骗性:英语研究内的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描述发生在他们试图研究的领域内的各种异质性行为。我认为,长期以来围绕这个术语的争论已经分散了那些应该真正进行后殖民研究者的精力。

我也反对任何把“后殖民”或“后殖民性”或“后殖民主义”定义为单一东西的尝试,

反对把后殖民研究领域统一到一个单一的,具有特定批评方法论的研究计划。请允许我再,那么,它政治与方法论统、文选、教科书与导论应该追踪的。应该对后殖民思考中的矛盾与不连贯,而不是对它的统一性予以注意。这些矛盾是我们寻找更加公正的后殖民人物与真正的政治变化的有用同盟。”王:能否请您举例说明文学研究中关于种族问题的“后殖民思考”?由于后殖民研究涉及的是“政治与表征的关系”,你认为当代作家如何表征,当代读者又如何处理涉及种族问题的文本?比如说,索因卡与莫里森对种族问题的表征可能十分不同。

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无法简要回答,所以只能回答得长些。

学科界限总是不稳定的“后殖民思考”,

与其它批评性思考之间没有截然的区分。但我或许可以把后殖民思想确定在两种关于种族的流行论点之间———它有时在二者之间摇摆,有时又结合二者。第一种论点可能加纳哲学家克瓦默 安东尼 阿皮亚论述得最好,他指出“种族特征(racialism)”学说自身不需要达到“种族主义”的程度。阿皮亚说“种族特征”是关于群体特征的假设:认为某一假定群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拥有某些特征,而其它群体没有这些特征。如果一种假设拒绝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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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那么在理论上就差点儿成了“种族主义

者”。如果只是观察身体特征,而不做判断,而且不尝试在群体间分发道德的或性情的或智力的特征,那么“种族特征”可能保持价值中立。但是阿皮亚说,实际上“种族特征”几乎从不做价值判断。没有这种价值判断的基础,所以“种族特征”以及“种族主义”在道德层面都应该拒绝。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应该拒绝“种族特征”,因为它是个假说。很简单,并没有相同的特征可以自信地在一个假定的人类群体所有成员中分发,而其他人类假定群体的成员并不拥有这些特征。

“后殖民思考”对“种族”世主义的方法,段》,: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英语研究内出现普世与本质的新经典。我把这篇论文作为一种跨越文化相关性、一种说明、一种例外与友谊的姿态,作为履行后殖民智力协商的东西。它把种族差异的观点放在桌面上,但最终为一种新的普世主义服务。

在讨论第二论点以前,我想说明为何要把“后殖民思考”加上引号。简而言之,我同意阿皮亚的分类。确实没有智力原则或假定,1.为“后殖民主义者”所共享;2.为非“后殖民主义者”所共享。如果后殖民作为一个概念具有特殊意义的话,就一定要超越分类思考的基本假定。否则后殖民主义就会成为19世纪人类学无尽折射的一点———并成为现代种族主义的学科基石。

对“后殖民思考”中种族问题进行反思的最好例子是伟大的马提尼克岛理论家范农。他的伟大计划不是在挪用劳动的层面而是在心灵异化的层面思考殖民主义:范农书写了被殖民者的灵魂怎样经历“死亡与埋葬”,因为生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经历必然把被殖民者从他称之为他们“当地文化本原”中隔离开来。对范农来说,殖民主义造成无可挽回 170

的损失,至于殖民主义之后会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没啥不同,除非全部置换,使用一种新的语言,一个全新的人性。对范农来说,真正的后殖民只能在不可想象的层面考虑:这是范农的新人(他这么称呼),实际上,范农无法从理论上概述这个新人,这个殖民主义之后新的、没有异化的心灵状态。这个带有后殖民文化心态的新人只能经过根本的、激烈的转变才能进入历史。尽管在性别政治与心理分析理论中做过正确修正,的这个原则—辐射到;《殖民主义统治下自我论文中继续;它激活了历史学家帕撒 查特基重新组织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关于现代国家是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假设,查特基从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双重定位中阅读,最后成为后殖民的民族国家。当然,范农的分裂主体是霍米 巴巴所有作品的前文本[ur2text]:巴巴开始尝试在范农异化自我的中心确定一种不可能性,而更加重要的是通过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或欧洲与他者、或中心与外围这些对应词来重新合并自我的不可能性。巴巴的第一步是确定这种不可能性,第二步是把这种不可能性作为后殖民文化定位的定义。

范农对“种族主义”的经历———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说”,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分裂主体的社会与心理现象———是他《地球上苦难的人》所要表达的基础。他的早期文献《黑皮肤,白面具》确定了这种经历。在题为“黑人性事实”的章节中,范农从一个瞬间来阐述这个问题:一个小男孩看着他,然后指着他对母亲说“:瞧,黑鬼!”范农详细阐述了这种“

白人的凝视”对个性的透视与毁灭。在这个不可避免的瞬间“,黑人”成为他的皮肤颜色,并被碎化成三重结构,一个身体、一个种族、一段历史。他现在成为这个过程的心理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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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指着他的白人男孩的眼睛“黑人”,把自己客体化———并重新上演了自己的“社会死亡”———因而强化了原来的创伤。无疑,这不是一个人们可以生活的地方概念,对范农来说,这种实现有许多重要后果。范农自己深受欧洲启蒙运动智力传统的熏陶,但自己却不能在这个传统中得到庇护。即使在最

(尽管你的皮肤是黑的,但自由主义的部分“

),这个传统一定是你是文明人”“种族主义”

的:通过心理学的折射,启蒙思想再次证实范农在与白人关系上的绝对他者地位,从而感到愤怒、耻辱与恶心。萨特建议他采取“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立场。,,豪感—加勒比海地区知识分子逐步阐明这个假设,认为从非洲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种族的“本质”是各地黑人统一与稳定的原则,那么“黑人性”是使黑人自尊的积极因素。而“没有种族的人类社会”这种综合体,无论萨特的最终目标多么值得称道,都不能为范农所追寻,因为它把“黑人性”及其包含的一切,如团结、反对“、黑人热诚”等完全作为进步辩证法中的否定词汇在用。萨特的建议使得范农的“黑人意识”“走上了极端,成为自己毁灭的根源”。范农坚持说“我的黑人意识并不认为,自己是个缺陷”。所以对范农来说“黑人性,事实”是历史阴影中的“种族主义”,无法超越的。黑人民族被迫内化统治者把他们塑造成的那些刻板印象。他们无法求助于暗中拒绝他们的传统,从而解决那些内化问题;也无法通过求助于一种政治姿态———把“种族本质”的错误学说作为至今依然身份不明的普世主义词汇里关于种族暴力与将来解决办法中间级———来抵制它。所以对范农来说“,种族”是辨证思考中无法解决的暴力,仅仅是“阶级”范畴里很快读出的东西。“种族主义”是

不可避免的类别,在社会三段论中,没有第三

个和谐的词。

霍米 巴巴曾经探讨范农的种族立场与托尼 莫里森在文学创作中追寻理解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说,当你倾听的声音不仅在“说”诸如种族主义、暴力、内化及抵抗时,在小说的房子里会有“不家常的”声音。这个房子位于布卢斯通街124号,他指的是莫里森的杰作《宠儿》。

我认为后殖民思考从两种关于种族的论———,,实际。在《白人神话》这本重,剑桥学者罗伯特 杨指出,后殖民思想的一个统一性原则是拒绝“

历史主义者”假定有个联合所有人性,能够描述所有权力与变更模式的人类历史的。杨认为,历史主义试图确定在社会因果关系后面有个单一的原因或“原动力”———对黑格尔派哲学家来说就是主仆辩证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就是生产关系。有人提议用其它词作为历史主义的“原动力”,如种族、性别、性等。许多人说,后殖民主义真想把“殖民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另一单一原动力看待。我认为———这也是罗伯特 杨的观点———后殖民思想立足于持续不断地拒绝历史因果关系理论中的“单一原动力”。这意味着作为后殖民思想者,当我们转向社会行动与反应时,当我们在殖民与后殖民世界寻求理解文学表征时,总需要注意“种族”与“种族主义”,但绝对不能把它们作为单一原动力。

王:请问范农“异化的自我”是否仍在现代世界起作用,非裔美国人或非裔加拿大人等如何在21世纪重建自己的身份?霍米 巴巴的“后殖民文化定位”前景如何?您认为非裔美国分裂主义者真能重建一个“真正本质”的黑人国家或追溯、确认原始的黑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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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这是一组极富思想性的问题,玉括,

因为它们提出了我们总觉得十分棘手的问题:批评理论与基础社会实践之间是何关系?它不仅是“那时”一个特定理论“现在”是否仍发挥作用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同社会理论承认谁和向谁作出反应,何种情况下能够起作用,谁提出这些理论,这些理论满足了谁的利益,以及谁的理论在描述社会说明方面排斥或忽略其它理论的问题。我认为任何理论都不能在一个极富异质性的世界完全发挥作用,这也是我得出自己后殖民理论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后殖民理论拒绝社会原因后面的历史主义,或“单一原动力”是走向有人试图拒绝接受的理论多元(盾)卑。:我不知一特定社区,非裔美国人或非裔加拿大人或任何民族。作为文学批评者,我想做的是注意表征,我把理论当作表征的一种形式。至于范农分裂自我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抓住一个真正的世界:我确信范农分裂的自我与杜波依斯的《黑人灵魂》或赫斯顿关于美国黑人“民间生活”的权威性与实在论之间的艰难航行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似处。当然也有许多重大差异。他们说的都不完全一致。在教赫斯顿《她们的眼睛望着上帝》时,我让学生了解这本小说与美国的杜波依斯,加勒比海的加维主义以及巴黎对黑人文化传统自豪感真正对话的可能性。我要探索这些立场之间的一

现代性对文化的定位制造另一个单一原动力假设。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批评文献中,作为定义在某一特定地方当作“身份”的权威被引用。我认为这种做法根本不是巴巴“文化定位”要引领我们的东西。他的“文化定位”实际上是一本书,但或许我只要摘取他主要论点中的一个组成要素就能把意思说清楚———巴巴的“最小空间”概念。我经常发现巴巴“最小空间”这个词组被用来作为区分离散族裔,或移民,或贱民社区的标记,作为他“本质”。“文化定位”中的一个组,不是想指定一个“

中间身份”,而是从“指定身份的中间”来处理文化定位。巴巴认为“最小空间”,是“颠覆二元逻辑,从而构建身份与差异”的空间。从这个空间中,被置换,被剥削的个体与集体有必要亮出他们有权表示的部分语言,反对公认的权力与特权,所以他所说的是贱民不“仅仅”从边缘、从外围、或从下面说话———这儿用了几个关于空间的比喻。巴巴想让我们考虑的是,这些关于空间的暗喻没有抓住它们所指定的社会身份。他让我们考虑的是,我们在倾听那些被闭塞,被压抑的他者时,我们还需要倾听什么。

巴巴最小空间概念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指定身份的作品中承认空间比喻的力量;第二阶段是尝试超越空间定

些历史联接,请他们考虑这种观点:即这些作位,朝中间身份的空间前进。第一阶段是从家的一些计划,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适合这非裔美国艺术家勒妮 格林的批评作品中获种对话,而不想让他们仅仅固守某个建议。得,她从建筑的角度,通过楼梯间的比喻谈我总想让理论与文本材料中的复杂性对话。“最小空间”的。楼梯间是“上下楼之间的通我希望关注这些建议而不把它们简约为一个道”———这是格林对像她自己这样生活在指单一原动力。我认为更加注意材料的复杂定身份之间的许多人的文化定位,她们处在性,它是后殖民关注一个更公正社会的开始。“连接网络”所在地,比如说,在上下之间、或

你第二个问题———关于巴巴的文化定在黑白间、理智与疯狂间、同性恋与异性恋间位———许多人仿佛认为巴巴做的是就后殖民构筑差异等等。第二阶段把楼梯间比喻挤出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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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系统、挤出建筑领域,而进入时间。对巴巴来说,最小空间的社会生产力,有权表明稳定身份立场的空间,不仅仅是边缘化、或离散族裔、或被剥夺的社会状况所赋予的。还有更加复杂的东西需要注意:即巴巴称之为时差的示意复杂性。

巴巴经常专心致志地阅读这些历史、或文本中的瞬间,这些文本所说的在“意义丰富与毫无意义”之间有条令人绝望的分界线,而巴巴的伟大计划就是注意那些贱民团体,他们想重新让历史为自己所用,而我们在他们的代理人中是听不到他们声音的。他想保留那些有时很晚才出来的声音。的双重或“——,,他使用“时差”概念表明表征方面基础的与创新的不可理解。他让我们认真注意这个问题:如果大量来自贱民与支配身份的稳定标记,关于身份的主张一定像什么。他让我们承认这种比喻,感受其力量,而且注意趋向未来重新阅读范围内的不可理解性。这种将来导向在离散族裔、被边缘化或贱民社会身份的阐述是巴巴关于“最小空间”与“文化定位”论点第二阶段的必要内容。这种空间是被抑制与被压迫的生命经验———殖民主体、被剥夺公民权的主体,被性别、种族与性话语奴役的主体———的特定环境。在这种空间中,这些主体在一种“持续的暂时”中参与过去与将来的意义制造;这是关闭单一历史瞬间,而向深深嵌入伸展与变化叙述结构的社会可能性开放的空间;这也是一些社会姿态从主流视野的“下面”或“外面”消失转而致力于历史中的修正可能性的空间。

我认为,后殖民计划是关于公正未来的建立,而不是重建前殖民“真正的”,或“本质的”过去文化。毋庸质疑,这种公正的全球性的未来要求重新评价历史,这意味着在殖民

遭遇中被碎片化或饱受创伤的文化需要一定形式的重建,以便能与未来导向的后殖民计划达成平等的伙伴关系。因此,范农是对的:你无法想象一个公正的后殖民未来,如果它的基础是欧洲纯正单一的启蒙运动。为何一定是这样的部分原因自然是关于人类包容性的一个基本的、无法避免的论点。但是部分论点也是十分简单的:支配性的“白人”文化如果坚持无视其它文化的过去与现在,将是对自己的施暴。大部分北美人对这个大陆的。

王:谢谢您详细、深入的回答。不错,如果基础是偏颇的、有条件的,那些“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如何能够寻求公正的未来?他们是否不得不重新阅读并解构那些文本?

非裔美国人是不是希望重新阅读美国经典文本,尝试重新获得他们自己“真正的”位置,而第三世界学者是否需要重新阅读经典的帝国文本?

斯:你问了后殖民思想中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你得原谅我可能无法完全回答它。对公正未来的梦想是人类的普遍愿望。所有文化都表达了这样的梦想,没有哪种文化或理论能垄断这种梦想,因此任何理论方法,无论是单一原动力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一个真正公正的世界会怎样,更不用说如何实现了。后殖民思想对公正未来的相同的、与集体的对话做了一些明确的贡献,正如你的问题所指出的,许多贡献都立足于要迫切改变历史中的固定思想———或威尔逊 哈里斯的“现象学遗产”———把它变成在没有种族主义,反对男性至上以及真正后殖民语汇中想象人类社区的方式。后殖民思考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这种想象人类相似与差异的方式,经常是说起来容易,但很难实现。而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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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大部分工作是试图解释这种困难。

但你的问题特别强调“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在想象未来公正世界与努力实现的作用。我很快感到你的问题马上揭示了后殖民批评工作中的傲慢。所以对这个问题我得确定一个起跑线。如果后殖民思想不能为未来的公正服务,那么我认为它就不会对现在的批评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一个公正的未来如此紧迫,要求又是如此遥远,人们有理由觉得在希望层面受到挑战。对这个后殖民三段论是否有合成的第三个词汇,目前依然是个疑问。

所以,概念框架时,立公正来,住—,尽管他们是后殖民批评想象的中心,却生活在学术的、第一世界凝视的视野之外。简单的说是“贱民”生活在“理论家”之外,但这样会忘记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点,即所有人都想象、计划,所以“理论”无处不在。那些作为例证的“他者”的生活方式是大多数大学教师无法想象的,他们可能的未来是学院派后殖民思想所强烈预防的。但是追踪那个目标,学院派后殖民主义不应向实际能够回答你的问题的错误理解投降。你问:在全球化的人类安排中假如确实有持续的,基本的不公正“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如何真正要求“公正的未来”?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步的社会变化完全充分的理论,而且需要了解那些———地球上悲惨的人———既作为个体也作为全体的他者。后殖民理论最具影响的批评家斯皮瓦克的大部分批评思想都在反对这种了解的主张。她认为,从康德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到后现代理论家如德勒兹与伽塔里,哲学与社会学的“他者”有结构上的不可分离性。这种不可分离性遗产是西方“理论”出于结构上以“他者”名义说话的需要———为了巩固西方自我与民族一致的 174

学科主体。这种需要在西方伟大计划中到处

可见,所做的是把“他者”假定为一些仿佛“公正的”批评干涉,或表征或鼓吹,或利益的对象———“工人”“,土著/他者”,迈克尔 哈尔特

与安东尼奥 内格里的“大众”———为了把西方理论事业本身概念化为智力或概念营救任务的主要行动者。变化的中介硬性归于理论家,而不是“受压迫者”与“被遮蔽者”。所以对帝国的辩解仍在继续!

因此,如果要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会马,。后殖民“理论”本身无,更不能求助于跨文化的公共领域来亲近、交换及参与性辩论。所以后殖民批评实践不能仅仅谨慎行事还要有想象力。我们无法相信所有人都认可我们个体对参与文化的描述。我们不能假装知道人类的能力对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种族会怎样。我们无法对理想的全球变化展示一个单一的蓝图。我们能做的是对某种想象的批评工作提些建议,并试图理解那些批评模式与材料的真正困难。所以对你问题的明确回答是,对文学经典做批评性、质疑性的教学“阅读”确实很有用,重新阅读、重新写作一些社会认可的“主人”文本到没有等级的权力结构中确实很有用。这些技巧在恩古吉(NgugiwaThiongπo)称之为“精神的非殖民化”的综合计划中可能很有用。但这种技巧不必是那个计划所必需的,它们自身也远不充分,最多只是批评工具箱里的工具。王:通过电子邮件延续一年多的采访接近尾声时,您想对中国读者聊聊中国吗?您曾经写了几篇关于中国政治与文化的文章,如《帝国主义离去,但控制依旧》《攀登珠穆,朗玛峰》等。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后殖民研究与其它理论研究的相似处与交接处,如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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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研究以及跨文化研究等。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后殖民研究将来可能有那些新的发展?谢谢。

斯:我很喜欢这种交流,玉括,也感谢你问题的敏锐。过去20年“,后殖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正式的研究领域———有趣的是,一个公开致力于改善范农“地球上悲惨的人们”的学科实际上成为第一世界学术界首选的模式!后殖民研究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遭到攻击,反对它的主要观点是,它命名的社会压抑模式与主张全球现代性的当代体制中的任何人类压抑都没有关系。

我希望“后殖民研究”,。后有地方,任何时间构成社会区域主要秩序的根本要求,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因此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学者无法决定“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先于社会划分其他形式,如种族、性别、性、年龄或阶级。如果后殖民思想真有所谓基本原则,那就是:在权力运作后面没有单一的原动力。后殖民研究如果能做点什么,无非是为学者提供一个开始思考权力如何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运作,以及不同的社会划分形式(种族、阶级、性别、等级制度等)如何导致权力的那些特定与局部运作。后殖民研究还为学者提供了一个尝试理解的方式:理解受权力运作影响的人如何使用社会划分亮出自己反抗权力的声音,而且在反抗中寻求与其他人的联合。这意味着作为一个学科,后殖民研究不能单独存在,需要与其它学科———寻求如何在未来实现公正———有建设性的联合,如女性主义研究、种族研究、同性恋研究、全球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离散族裔研究、原住民研究等。它需要在体制上跨越人文学科,如文学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人文地理、社会学与“区

域”研究。它需要在经济与教育特权之外寻

求联盟:后殖民研究不仅仅只是立足于大学的各种研究形式的合并而应该有自己的东西:不仅需要讲更需要倾听。

我认为中国一定是后殖民研究关注的一部分,也是它的来源。早期后殖民研究对中国与中国人民在殖民与后殖民关系中的地位没有充分地考虑,因为中国在大部分时间内没有归入欧洲帝国扩张的版图,这种较早的联系,—:直接的“离岸”经济殖民主义有,因此,帝国主义仍在,而殖民主义以其它方式继续。当今世界没人能处于剥削性的现代性之外。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思考以及它与过去的关系中,中国无处不在。我们不应忘记香港、上海、澳门在殖民计划中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也不应忽视殖民主义历史与现在关于民族与地方政治自治的共振关系。我们不应忽略中国在当今全球化文化中的作

用。我想表达的观点是,在新—殖民主义的结构里,中国幅员辽阔,既是殖民者又是被殖民者;既是压迫者又是被压迫者的地位正是高度矛盾的后殖民研究学科在跨文化关系的层面应该关注的。后殖民主义不再是有的国家可以加入,其它国家无法加入的俱乐部。在道德层面,后殖民主义只在立足于跨文化关系中的平等原则及未来导向的计划中才有意义。目前,大部分西方人———包括我自己———对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学与文化非常无知,这很可耻。我们应该努力予以改变。

另外,后殖民研究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现散居海外的后殖民理论家如周蕾,伊恩昂(IenAng),或大卫 刘(DavidPalumbo2Liu)等人的工作,无法在批判性思考方面如此深入。我以前的学生周莉莉告诉我说,现在兴起一个批评运动想在保罗 吉尔罗伊“黑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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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对话_访斯蒂芬_斯莱蒙教授

当代外国文学　No.2,2005

西洋”的观点与持续关注太平洋区域(而不是

大西洋区域)殖民世界基础的观点之间达到一种平衡。

至于“后殖民研究可能的新发展”,我觉得后殖民研究学科并不擅长预测而是更加擅长想象,而公正的人类未来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计划。如果让我来预测后殖民批判性思考的下一个伟大的咆哮,那可能来自贱民与直接生活在种植园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奴隶的愤恨,以及他们反映在早期艺术与文学中的改革与反抗的咆哮;19世纪末20

世纪初强大

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以及经过斗争达到民族独立的伟大解殖民历史中的咆哮;尽管许多人听不到,但现在仍在继续的,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人经过无数努力,在当代现代性范围内实现解放并参与公共辩论的咆哮。如果允许我预测这一学科下面一个伟大的咆哮来自何处,我会说那是来自中国大陆批评家的声音。

〔作者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外语系〕

(:张　琦)

译林新书介绍

辉煌与失落———俄罗斯文学百年

严永兴著

本书以新的题材、手法、角度论述了二十世纪近百年的俄罗斯文学,涵盖了

三大部分: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苏联文学(包括官方与半官方文学、地下文学与侨民文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文学。既有对作家、作品的探幽,又有对各种文学流派及文学理论问题的精当分析,还有对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因素等的观照、联系、反思,充分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出一名资深学者在新时代看待近百年俄罗斯文学的独特眼光。

全书结构严谨,形式生动活泼,叙述富有情感却又十分客观公允,既发幽探微,又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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