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通典》、《唐会要》开启的典志系列

记录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

见于阮孝绪《七录》。其“传记录”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所著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唐朝前期，这四类书数量剧增，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二是注意沿革考察。三是初具总结性质。同时，注意到单项制度的撰述多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编于史志”的大都“伤于浅近”，“失于未达”，“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遗文余事，亦多散亡”。

由记录单项制度走向综合考察，由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的结合，促成典志史的出现。唐玄宗开元末，刘秩“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政典》已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继之而起的《通典》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一、“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通典》

《通典》适应社会变动而出现，为史学发展带来转机。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府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历经代宗、德宗数朝，自地方僚佐升迁封疆大吏，直至宰相。代宗大历三年（768）纂修《通典》初具规模，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完成《通典》200卷。

（一）《通典》的“篇第之旨”

《通典》纂修不完全遵循“圣人之道”，提出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对当时社会结构及内在联系做出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其沿革，认识其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从选举到设官，从文教到法制，从中央到地方，从汉族到边族。以这样的结构编排全书，不仅建立起一个认识社会结构的全新体系，而且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

历代史志中的律、历、天文、五行，包括符瑞、祥瑞、征灵等，不反映社会结构，不表现社会风貌，《通典》根本不取。历代史志中所无的选举、兵、边防，杜佑视为社会结构的重要内容，同食货、职官、礼并列。选举、兵独立门类是其首创，为其后史志仿效。边防所记周边政权或部族，相当于纪传史中“四夷传”、“外国传”。

（二）《通典》的性质与内容

杜佑《通典序》说要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其“篇第之旨”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如何认识《通典》的性质问题。《通典》一部是什么性质的书，自问世以来就认识不一。当时，“颇详旨趣”并为之作序的李翰为其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过。宋代数百年间大都“以类书目之”，《直斋书录解题》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为“典故”。明清谓其为“政书”，近代以来称典志史。下面，分四个点对其性质和内容进行考察。

1、从“体要”探“政理”

《通典》成书后二年摘要为《理道要诀》，《进理道要诀表》表述了这样的思想：“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理道”即“治道”治理之道，为避唐高宗李治名讳，改治为理。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沿革，是为了是探寻“理道”。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准确认识《通典》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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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理道要诀》自序表达出与以往探“理道”的区别：以往谈理道者“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先前谈治政得失，大多以议论、规谏为主，忽略“体要”。杜佑探寻“理道”不在“规谏”而在“体要”，从“体要”出发“探政理”，这是超越前人之处。所谓“体要”，指“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而体制是寓于社会结构之中的。“颇探政理，窃究始终”八字表明，考察“体要”的“始终”，为的是探寻“政理”。这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不同的是，司马迁处在社会制度大变革之后，认识“变”相对容易。杜佑处在同一制度自身起变化时，对“变”的察觉要困难得多。但杜佑恰恰把着眼点放在为政的关键——体制之“变”上，由此入手“探政理”，极大地推进了司马迁所欲稽之“理”。

不以皇帝个人作为为规谏对象，而要从“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施政之道，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才是杜佑修纂《通典》的旨趣，这一旨趣把史学功用推进了一大步。

2、酌古通今，既弊思变

“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这一思想贯穿《通典》全书，服从于“探政理”需要，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针对美化往昔社会的各种说法，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进行驳斥。在认识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基础上，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个人作为，而是从社会变革中去进行探寻，提出“势”、“形势”、“事理”等概念。古今异制，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这是杜佑探“政理”的重要内容。

（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认识到古今体制变化的不可抗拒，认识到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行之有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这不但体现其“酌古通今”思想，更反映杜佑“经世”的意识。

3、记述礼仪，考察社会

礼，从其产生之日始，就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一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个意义上讲，礼仪记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有维护“封建等级”和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礼100卷，按卷数计，占全书一半篇幅。吉礼为祭祀天地之礼，包括一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反映中华民族古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形式，从中可以探得中国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由婚姻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师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除吃饭问题在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100卷礼记述的重点。

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考察婚姻、宗族关系，是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的需要，也是其“探政理”的重要内容。由婚姻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反映“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完备地制定的亲属制度的基础”。透过嘉礼、凶礼的记述，可以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丧礼和祭礼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贯穿于现实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丧葬问题是嫁娶之外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又一重要内容。从杜佑有选择的记述，既可看清古代厚葬与薄葬的演变之迹，又表明他本人反对厚葬的立场。

总之，通过礼仪沿革了解中国古代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基本面貌，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决不应排斥在史学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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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礼”纳入“思理道”、“探政理”的范围，杜佑有两点过人之处。一是《通典》记述礼仪沿革与以往“滞儒”不同。“滞儒”们“空事钻研”的都是“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杜佑主张“从宜之旨”，记述“便俗适时”的有用内容。二是杜佑考察礼仪沿革，重“古今之异制”，强调“皆贵适时”，反对（因）“循往古之仪”！如果说“探政理”的话，这是杜佑所探“理”中最有价值的地方。

4、凡为著述，诚要审详

州郡门关于“星宿分野”的一则“议曰”写道：“凡为著述，诚要审详者也。但编旧文，不加考核，递相因袭，是误后学。”全书的说、评、议，都可以认为是杜佑对“旧文”的一种“考核”。这种严谨的著述态度，使其书保存的许多珍贵史料，深为辑佚家所重视。

总结一句：《通典》在历史认识方面开出认识社会结构的新体系，在历史编纂方面开出史书编纂的新系列。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是其基本著述宗旨。记述礼仪，是为详细考察社会。

二、“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志》

《史记》之后、宋代以前，出现两部纪传体通史：一是南朝梁武帝敕群臣续《史记》而修通史，二是中唐《高氏小史》。到了南宋高宗年间，郑樵“集天下之书”的“会通”之作《通志》问世，因为不能跻身“正史”行列，被视为“别史”。

（一）《通志》的编纂

郑樵（1104—1162，或1103—1161），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两宋交替，与兄郑厚在家乡夹漈山下、霞溪之滨隐居。兄住溪东，弟住溪西，号溪西遗民，有夹漈草堂。

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前后表示：“自司马（迁）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又诸史家各成一代之书，而无通体。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绍兴三十一年（1161）进献《通志》。

全书200卷，以纪、传（含世家）、谱、略、载记五体构成《史记》之后又一综合体（或曰纪传体）通史。纪传部分，汇总《史记》至《隋书》十五史，改变各史断代不相因、彼此有重复的弊端。按年代会同史事，进行补正，作贯通性编排。同时，核实辨妄、考信订误，用“臣谨按”的形式表示。

尽管郑樵十分推崇司马迁的“会通之法”，却没有司马迁的胆识，纪传不仅没有“通今”，如其所说至“今天子中兴”，甚至连《唐书》、《五代史》也因“本朝大臣所修”而“不敢议”。

（二）“总天下之大学术”的《通志略》

自序“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二十略，通常称《通志略》，总52卷。总序用一半篇幅序说各略宗旨。

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5略，取材于杜佑《通典》对应的5门。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为旧史所无，取自其本人著书。天文、地里、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10略，取自其本人著书。

1、会通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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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总序开宗明义：“百川异趋，必会于海，……万国殊途，必通诸夏，……会通之义大矣哉！”只有会通，才能“极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自中唐以后出现的新趋势。由于郑樵的经历不同于杜佑，只能从学术角度阐述其“会通之义”，即所谓“总天下之大学术”而已。

郑樵的会通，是尽可能汇总各种史料，按时序贯通各类事物，探其源流，理出线索，即所谓“会天下之书而修”，“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包括纵通、旁通两个方面。不仅容纳了社会历史所固有的内容，而且将氏族、文字、音韵、动物、植物等的内容进行贯通，使史学领域进一步扩大。郑樵的“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比起后来“五经皆史”、“六经皆史”，更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二十略体现“总天下之大学术”的旁通，各略又分别贯彻着纵通的原则。强调：“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将历代典章、学术分门别类，探其源流，本身自有体系。各略再分门类，纲目有序。郑樵区分类例，不单是为查考方便，重要之处有二：一是为辨明事物性质，二是为考镜学术源流。

《通志略》是在最广泛地搜集历代之书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整理而成，但局限也很明显，一是仅限于“总天下之大学术”，没有将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二是注意到某些具体典志、学术的前后演变，没有对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探讨。

2、反对空言，力行实学

《通志》总序深耻史书“皆准《春秋》，事事褒贬”，指出义理之学、辞章之学皆“非为实学”。揭露欺人、欺天“二学”：“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说《洪范》者，皆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此之谓欺天之学”。针对欺人、欺天之学，从“务实”角度作《灾祥略》，为“绝其妖”，“专以记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只记天象及地震、水、旱、火、风等灾害，成为一份上起春秋，下迄隋代天象与自然灾害的记录。

由于这两方面的巨大成就，《文史通义》肯定其“承通史家风而成一家言”，将其与《通典》、《资治通鉴》、《太和通选》相提并论。《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说：“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虽纯驳互见，而瑕不掩瑜，究非游谈无根者可及，至今资为考镜，与杜佑、马端临书并称‘三通’，亦有以焉。”“三通”之说，由此而来。

三、“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文献通考》

郑樵之后，南宋遗民马端临继《通典》及唐、宋会要，编著成《文献通考》，影响远及明、清。

（一）《文献通考》的编著

马端临生平，《宋元学案》有小传，并为《新元史》采用，但因简略造成一定混乱。应当综合《乐平县志》、李谨思《文献通考序》、余谦《文献通考叙记》等相关材料详加审定。

1、马端临编著《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据顺治《乐平县志·人物·文学》、《选举·乡举》记载推算，生当理宗宝祐二年（1254）。

李谨思《文献通考序》：“过江四丁未矣，而《通考》又成。”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南迁，到第四个丁未年即180年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丁未（1307）书成。余谦《叙记》（1339）以泰定元年（1324）西湖书院刊印完成，又过11年马端临已不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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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编著《文献通考》的三大原因：一是“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资治通鉴》虽然“会通”，却“略于典章经制”；二是《通典》有欠“明备”、“精审”，而唐以前尚无会要；三是“典章经制实相因”，“其变通张弛之故”需要“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因此，接过《通典》体例，承各史表、志，继唐及五代《会要》，汇聚“典章经制”，为一集大成之作。

自上古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分文、献、注三大基本类型：叙事，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论事，先取当时臣僚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以至名流燕谈，稗官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得失，证史传是非者，则采而录，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而可疑，稽诸先儒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作为叙事的“文”，以年代顺序编排，顶格书写；作为论事的“献”，臣僚奏疏低一格，诸儒评论低二格，标明“某人曰”，其父之言标“先公曰”；马端临自意加“按”字，低二格。

《自序》是了解全书的纲领，包括编纂旨趣、作24考的依据以及各考的基本内容。 2、更趋完备的认识社会结构的体系 在肯定《通典》“纲领宏大”的同时，参照唐、五代、宋会要以及各史志门类，将《通典》9门增为24考。经籍、帝系、氏族、封建、象纬5考为《通典》所无，仿唐及五代《会要》而增。象纬、物异，马端临认为反映人们对天象、各种异常现象的认识，应当纳入社会历史研究范围。特别是将灾祥归为“反常”的自然存在：“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对于《通典》原有的门类，区分更为精细。所增篇、目大都是宋代新出现的社会内容，反映马端临“详近”的编纂原则。经马端临的新增、细分，《文献通考》较比《通典》在编纂结构上更趋完备，反映社会历史更为丰富，将认识社会结构的体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文献通考》的旨趣：“推寻变通张弛之故”

《文献通考自序》开篇写道：“《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这与郑樵的“会通之义”完全相通，但马端临进一步提出：“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显然是要继承杜佑从“礼法刑政”变革中“探政理”的旨趣，但杜佑旨在探“政理”，马端临旨在推寻“变通之故”，着眼点不同：杜佑作为长期从政的高级官员，着眼于为政之道的“理”；马端临作为社会下层的遗民学者，着眼于客观历史变革之“故”。因此，他们的认识、编著兴趣自然有所区别。应当注意的是，马端临提出探寻“变通张弛之故”，将历史主体意识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1、历史变革存在必然性 注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形势（“时”），看到社会历史演进的必然性，提出“古今异宜”、“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这是马端临“推寻”出的一则“变通之故”。

2、历史变革存在阶段性

在注意到某些具体社会现象存在阶段性的同时，划分出中国历史演进的不同阶段，是马端临“推寻”出的又一“变通之故”。

对整个历史演进阶段的划分，充分展示出“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卓识。论封建，以公与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准，将夏商周三代“私其位”、“私其国”，与“唐虞以公心”区分开，划分两大历史阶段。把秦灭六国之后“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与古之帝王、诸侯未尝以“天下”、“封内”视为“己私”、“己物”截然区分，视秦以后为一大历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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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论户口，以社会分工划分历史阶段。上古人皆能为士、为农、为兵，因而“民众则其国强”，立国者在于民。“光岳既分”，以“家天下自夏始”为界限，“士”只会舞文弄墨，“农”只知耕田种地，出现了社会分工。三教九流日渐充斥，民之多寡再不足以影响国之盛衰了。

具体社会现象的阶段区分，反映其对秦以后社会变革的认识。论田赋，将商鞅变法、杨炎两税法作为中国田赋制度变革的历史性标志。叙户役，以唐、宋职役制度为区分前后的标志。对于秦以后社会阶段的区分，基本上以汉、唐、宋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阶段。对唐代社会变化尤为瞩目，论述篇幅仅次于宋。

3、揭示专制集权制度的弊端

这是马端临推寻“变通张弛之故”的重要内容，表现在诸多方面。

通过征榷、和籴的变化，揭示专制集权国家利用其经济职能进行巧取豪夺，进而将“明君”与“郡盗”、“县官”与“剧盗”对比，称赞“群盗贤哉”而“县官乃愧于剧盗”。

考察职役，揭示官民对立是书中的精彩之笔：“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上下狙伺，巧相计度。”官民彼此敌视，几乎到了不两立的对抗程度，这不是宋代形成的，而是自秦始皇以来“一君之身”，“以国之民自养”的必然结果。

揭示选举制度、科举制度带来的弊端，只要有“司升沉之权”或“阶荣进之路”，“选贤与能”就不复存在。同时，清楚看到集权体制自身的矛盾：“儒与吏异趣，政与教殊途”，“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为吏者，皆以政”；“所谓学者，姑视为粉饰太平之一事”，“庸人俗吏直以为无益于兴衰理乱”。

考兵制，揭示专制集权的腐败以及官民对立导致乱亡。论宋兵，侧重于南宋兵将卖国求荣、祸国殃民，反映南宋政权的腐败。

考刑律，更有发人不敢发之论：“夫子曰……诽谤古所有也。周公曰……祝诅亦古所有也。然未尝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则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诛夷之。……此二法者，终汉之世未尝除也。”不仅终汉未除，历朝历代都不曾废除。

作为南宋遗民，马端临久居民间，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深感亡国亡家之痛，使其更多地关注社会下层，从民间疾苦中推寻社会变通之“故”，因而他的“融会错综，原始要终”大大超越杜佑的“酌古通今”、郑樵的“会通之义”，认识更深刻、更接近历史本来面貌。

《四库全书总目》比较《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后的评论，以《文献通考》“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三）明代续修《文献通考》

马端临《文献通考》刊印行世近三个世纪，明神宗万历年间王圻《续文献通考》刊印行世。

王圻，字元翰，上海人。以马端临《文献通考》于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理学名儒，类皆不载，而且“详于文而献则略”，于是辑辽、金、元及明朝典故以续其后，“以补其遗”。不单单是续，还有增补。全书254卷，30门，起南宋宁宗嘉定末，迄明万历三十年之前。1）补续内容，为辽、金、元、明四代相关典故。2）增立类目，新增六考：氏族、谥法、六书仿郑樵《通志》旧例，节义、道统、方外为纪传史类传的延伸。增加书院，却是“附学校考之末”，并未单独为一考。方外考实为仙释考。3）体例方面，凡当代典故“只据事节录，并不敢以己意褒贬一字。野史稗说亦不敢混入”。从《凡例》看，新增类目俱受明代理学的影响。反转过来表明，在理学盛行宋元的之际，《文献通考》却很少关于理学的内容。

四、清代续修成“九通”，“称三通”始于清，成系列成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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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四库馆以《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以前，续修者仅北宋《续通典》、南宋《国朝通典》与明《续文献通考》。称“三通”以后，皇家续修形成“九通”系列。

（一）《文献通考》的续修

续修《文献通考》，一次在清乾隆年间，一次在民国年间。

乾隆十二年（1747），特设文献通考馆续修《文献通考》。二十六年以“前朝旧事，例用平书”，国朝典章“当出格跳行，体例迥异，殊难划一”，遂命自清“开国以后，别自为书”，便有了《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之分。

《续文献通考》250卷26考，凡例8，起南宋理宗，迄明末思宗。《清朝文献通考》（初名《皇朝文献通考》，清亡以后改，或称《清文献通考》）300卷26考，凡例16，起清开国，迄乾隆五十年。具体细目，皆以清制“所有而加”、“所无而省”。

20世纪20年代，刘锦藻以个人之力续成《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继“九通”而成为“十通”系列中最后一部巨编。

（二）《通典》的续修

续修《通典》，北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宋白纂成《续通典》200卷，自唐肃宗至德初至五代后周显德末。南宋理宗时，魏了翁纂《国朝通典》200卷，为未成之书。元、明两代无续修。

乾隆三十二年（1767）敕修《续通典》、《续通志》，并沿《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例“古今分帙”，撤销文献通考馆设立三通馆。《续通典》、《皇朝通典》、《续通志》、《皇朝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六通”，同时成书、同时刊行。

《续通典》150卷，凡例14，沿《通典》旧例，起唐肃宗至德元载，迄明思宗崇祯末年。

《清朝通典》（初名《皇朝通典》，清亡以后改，或称《清通典》）100卷，凡例4，起清开国，迄乾隆五十年。细目因古今异制，清所废者一律删除。兵首叙八旗，为清代特有制度。因疆域变动，州郡不按九州区划，而以乾隆《一统志》为准，分省编纂。

（三）《通志》的续修

《续通志》640卷，凡例20则，“一仍郑氏之旧”，起唐初，迄元末。各史类传不一，“参考异同，折衷沿革”：“异名者归一”，“未备者增修”。略20类100卷，续郑樵，迄明末。艺文补入撰人名氏、爵里；图谱细分子目为8类。

《清朝通志》（初名《皇朝通志》，清亡以后改，或称《清通志》）126卷，凡例12则，起清开国，迄乾隆五十年。“纪、传、年谱省而不作”，“二十略之目，与郑樵原本同”。增补者五：六书增西域、蒙古、西番、托忒回部诸字，七音增汉、满、梵音翻切配合之音，天文补仪象，地理补因地域扩大而增加的河流（大河以北、大江以南以及滇南、漠北诸水），昆虫草木“补漏”。删汰者六：都邑削四裔所居，谥法仅录赐谥，金石仅录御定诸帖及奉敕石刻，艺文、校雠、图谱，以四库著录为基准。

《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通”的出现，为中国史学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开出一条颇富新意的路径。但当这种新的编纂形式被专制统治接过去用作粉饰“盛世”的“面子工程”之后，便失却最初的创意，落入御用的圈套之中。《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完全抛弃“会通之义”，又变成“因仍其旧”的断代之作。其他史书编纂，亦多有与此相似之处。凡倾注个人精力创新的史体，一旦被皇家接过去，无论打着“鉴戒”的幌子，还是用于粉饰“盛世”，无不改变了其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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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要与会典

会要，汇集“沿革损益之制”的断代之作，与记“礼法刑政沿革”的会通之作同时产生。自中唐至清，会要纂修逐渐形成系列。

（一）会要的创修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苏弁与兄苏冕“缵国朝故事”40卷，“叙高祖至德宗九朝沿革损益之制”，为会要之始。这一年，正是杜佑上《理道要诀》的一年，只不过会要尚在萌芽阶段。半个世纪后，宣宗大中七年（853），崔铉监修、杨绍复等纂修《续会要》40卷，记德宗以后至大中六年事，“补苏冕前录之缺”。又经历一个多世纪，北宋建隆二年（961），王溥采唐宣宗以后至唐亡故事续成100卷，名为《新编唐会要》，即今本《唐会要》，完整记录一代“沿革损益之制”。

续成《唐会要》同时，王溥又采梁开平至周显德事，为《五代会要》30卷，建隆四年（963）七月奏上。几大门类与《唐会要》略同，而具体类目、分卷与《唐会要》不尽相同，都存在类目、分卷错杂的情况。现存五代典志，唯有《五代会要》保存一手材料，“读五代史者，不可无此一书”。

《唐会要》、《五代会要》虽类目琐碎，又无总目，但以开创之功、重要史料价值，在记一代“沿革损益之制”的会要系列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

（二）宋代会要的纂修

宋代会要的纂修，当代会要基本为皇家垄断，前代会要则由私人编集。 1、宋修会要与《宋会要辑稿》 当代会要，宋代十修，皇家所修14部：北宋3部，均称《国朝会要》，庆历年间所修《三朝会要》分15类，元丰年间所修《五朝会要》增为21类。南宋11部，乾道年间《续国朝会要》为南宋所修第一部会要，确定21类不改。自孝宗、宁宗两朝起，皇帝在位时即修，一修、二修以至三修，直至退位时修成，因而孝宗、宁宗各有4部会要。

当代会要，有两部私修，都是会通之作，一为张从祖《国朝会要》（又作《嘉定国朝会要》），通宋代十一朝；二为李心传《国朝会要总类》（又称《十三朝会要》），起太祖，止宁宗，是最完整的一部会通之作，也是宋代唯一一部有刻本的会要。

明初，宋代皇家所修会要基本完整录入《永乐大典》。《永乐大典》遭厄运后，正本下落不明，副本残缺不全。清乾隆时整理《四库全书》，徐松借机自《永乐大典》中抄出《宋会要》500卷，未及整理即散落书肆，辗转流传，形成三个传本。《辑稿》价值高但问题多，广雅书局本、嘉业堂清本亦各有得失。有待汇集三个传本与《永乐大典》，形成一个尽可能完善的《宋会要》集校本。

2、前代会要的编集

南宋修当代会要带动了前代会要的编集，此类编集都是私修。 最早出现的前代会要是南宋宁宗、理宗时徐天麟所编《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西汉会要》70卷，取材班固《汉书》，每条均注出处。

《东汉会要》40卷、目录1卷。取材不限一书，以范晔《后汉书》为基本史源，兼取多家东汉史以及《通典》、《汉官仪》等。分门有所变化，增加评论。两书比较，《东汉会要》略胜《西汉会要》。

（三）会典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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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沿唐、宋之制纂集当代典志，但体例已变，以六部为纲，叙其职掌及历年事例。 1、元修典志 1）《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英宗至治二年至三年（1322—1323）纂集。 前集60卷，世祖即位至英宗初政，其纲凡十：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新集不分卷，其纲凡八：国典、朝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随事立名，与前集不尽相同，“似未竟之本”。

2）《经世大典》，文宗天历二年（1329）九月敕翰林国史院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编集。至顺二年（1331）五月成书。据《序录》所记，全书10篇，君事4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6篇：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臣事六典，各有子目。

2、明修会典

明代皇家纂修会典主要有四次：1）弘治十年三月敕修，十五年（1502）底进呈《大明会典》。2）正德四年（1509）命重校刊行，为今天所见《正德会典》180卷，止弘治十五年。3）嘉靖八年四月降敕续修，“通前梓为一书，以成一代完典”，二十八年（1549）修成《续修大明会典》53卷，进呈后未刊行。4）万历四年六月下诏续修，十五年（1587）年初《万历重修会典》修成刊行，即通行的228卷本，止万历十四年。

私修一部，徐学聚以“国朝诸书，世（宗）、穆（宗）两朝，阙焉未备”，采当代典故，纂成《国朝汇典》200卷，起洪武，迄隆庆，“多诸书所未悉载”，但不注出处。

（四）清修会要、会典

清修会要、会典，会要为私修，会典则由皇家垄断。

南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开启了私人纂集前代会要的端绪，至清代会要续修才形成系列。

姚彦渠《春秋会要》4卷，体例有所不同，列国世系附执政、后、夫人1卷，吉、宾、嘉礼各1卷，凶、军礼1卷。

孙楷《秦会要》26卷，分世系、礼、乐、舆服、学校、历数、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方域、四裔14类。取40余种典籍，引书均注出处。

杨晨《三国会要》22卷，分帝系、历法、天文、五行、方域、职官、礼、乐、学校、选举、兵、刑、食货、庶政、四夷15类。琐闻轶事，为杂录附后。另有钱仪吉未完稿《三国会要》，引用书目，包括不少地方志。

朱铭盘《晋会要》80卷，分帝系、礼、乐、舆服、文学、术数、封建、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法、方域、蕃夷15类，取材均注出处。

朱铭盘《宋齐梁陈会要》，分类与《晋会要》同，取材均注出处。

龙文彬《明会要》80卷，分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祥异、方域、蕃夷15类。有辨证考证，低二格排列。取材广泛，《明史》而外，引书200余种。方域、外藩引书未注出处。

董说《七国考》14卷，体例与会要同，分类纂集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事，分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征14类，每类1卷。

此类会要，均为后人根据相关史书辑录，多属因袭而无创新，是程式化的一种表现。 清修会典，除汉文文本，另有满文文本。仿《明会典》“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形式，将有关制度分置各衙门之下。康熙《会典》162卷，雍正《会典》250卷，乾隆《会典》100卷、则例180卷，嘉庆《会典》80卷、事例920卷、图132卷，光绪《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自乾隆《会典》将典与例分为两部分，“典为经，例为纬”。例作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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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各门各目按年排比，既有门类，又有时间顺序。自嘉庆《会典》增图，即礼部仪式、祭器、卤簿，户部舆图、钦天监天体图等，称“会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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