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领导作用

略论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领导作用

引言

朱德，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

一九0 九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

一九一三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曾参加护国、护法战争。

一九二二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

一九二八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在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往的历史在对共军战略指挥系统的描述中，往往把灯光聚焦在毛泽东身上，通过

以《毛泽东选集》为代表的各种论述，让后人往往简单地认为共产党军对的战略指挥系统是简单的，即基本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英明领导和天才指挥。这让现在的军事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产生一个巨大的疑问：人民解放战争中，毛有的决策显得很英明，不愧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领袖；毛有的决策却又显得很荒谬，显然对军队的作战和指挥缺乏基本的认识。为什么在同一个人身上，英明决策和低级错误并存？ 朱德作为全军总司令和军队领袖，军史却只是简单介绍如下“1946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1948年 5月，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1948年9月后，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到底他做了那些工作，现在大家还是不知道。给人感觉朱德似乎对军队的战略指挥没做什么工作，好象在那儿休息一样。

实际上，朱德作为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不仅是靠他的资历，也是和他的对战略战术的精通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分不开的。客观的说，指挥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素养，周恩来都不在毛之下，更别说军事素养超一流的朱德。不过朱德为人党性坚忍、做事低调、为人海量，甘心藏在党的领

导人的背后，因此后人从历史书上不易简单看出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在文革中，林彪为了达到自己私下的秘密，张口批朱是光杆司令，说都是毛的英明指挥，到是毛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赶紧站出来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就没有毛”，让林彪那样胡说只是为了批倒朱德，倒不敢就此否认历史。共产党军队中军事素养最高的当数“刘伯承、徐向前、粟裕、林彪、陈赓”等除林彪外，谁不对朱德敬仰之至？其中，粟裕在解放战争中每称朱，言必“他老人家”（建国后对毛可也没这样）；徐向前在红四说“这中央，那中央，离开老总没中央”。国民党的优秀将领——四大金刚之一的卫立煌能够被朱德吸引以至于变成\近朱者赤\如果朱德只有高尚的品德恐怕难以成为卫的知音和指路人吧.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解放军的指挥中枢---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成员来看：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武汉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林彪、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为委员，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其中，刘少奇、杨尚昆的军事素质明显低于其他人员，只能主要从事后勤和土地改革等政治辅助；彭德怀、陈毅、贺龙、林彪、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等在前方一线各战略区应付国军的进攻；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常务人员实际只有毛泽东、周恩来（同时指导国民党

统治区的革命运动）、朱德主要从事全国战略部署和指挥。众所周知，毛的性格霸道专横，在七大彻底取得党权后，当仁不让地站在舞台最前面，故此朱、刘、周、叶等只能站在毛的背影中发挥作用。

一、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一功，是45年和刘少奇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其实毛、周等在重庆谈判，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争端。（那个时候就说共军必胜，恐怕和疯子一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实施，使共产党抢的先手，占据了军事和政治的主动权，现在大家都可以说既奠定了南线共军集结兵力，运动作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北线东北野战军的产生和壮大的基础。

1945年8月23日，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8月28日，他再次强调：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作。蒋介石的部队大部分在南方，到东北要走半年。即使他到了东北，顶多是他占城市，我占乡村，像日本占领东北那样。打日本我们有办法，对他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不怕！东北工业发达，又挨着苏联，不受夹击，就是打退却，也应该向东北退，退华北还不够。现在要派五万队伍插过去，再派万把干部，将来还要去。这是很长远、很巩固的路，是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争取3000万群众和我们在一起。（《朱德传》，

1945年9月14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去，要准备40万至60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17日，他与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向北推进，向南防御”，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察。在得到毛、周复电同意后，9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各战略区，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372页）

1945年9月14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版，279页）

1945年9月14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失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苏北、皖中、长江流域，准备做交换条件，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版，548页）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很明显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决策的，是以牺牲南面控制地区、党和党控制的政府为代价的，因此这个决策如其说是朱德和刘少奇共同提出的，不如说是朱德的主意得到刘的支持。中原李先念部却没有执行这个方针向刘邓部或陈粟部靠拢，从毛和周亲自指挥李先念行动就可以看出，很显然是出自毛和周的考虑和安排

而作出的例外。从以后朱德对晋察冀野战军的严格批评和聂对朱德的敬而远之/不恭来看，聂执行的外线出击攻城也不会出自朱德的安排.

二、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二功是促成南线决战胜利的保证——解放军三路大军品字型作战态势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简史介绍“。。。。。。经过一年多的作战，人民军队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1947年6月，人民军队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到150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95万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以解放军主力打到外线，调动敌人回防空虚的后方，粉碎蒋介石的战略企图与方针，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之间的攻防形势。中共中央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人民军队逐步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三军的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

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即西线兵团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的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20万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至11月歼敌3万余人，建立33个县的民主政权，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形成“品”字形进攻阵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12月，三路大军协同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的重点围攻。中原地区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实际上，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只是毛的心血来潮之举。几个月前，即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朱德和刘少奇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工作。因此此项决策应未得到朱德的同意也没有去征得

朱德的明确同意，因为刘邓本人未事先得到明确指示，也没有去作相应的准备工作。毛不得不以“（陕北）中央甚为困难”的电报，通过邓以政委身份去压刘率军挺进大别山，导致原来合作无间的两人以后一度为此发生严重争吵，以至毛请陈毅去排解。

由于此项决策脱离战争实际，刘邓军长期脱离后方作战，困苦不堪，部队严重削弱，失去较大的战斗力，一直到1948年仍未翻身。刘邓军部队困难难以自身解决，不得不向老解放区和陈粟大军求助。刘伯承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关于大别山形势与今后部署问题”上指出

“一、我们感到，最近两个月来，领导和指挥上困难很多，大别山斗争紧张，后方炸弹厂、医院、学校、报纸、通讯社，都不能办。现各纵队多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和作战。因敌情紧张，很难得到休整机会，手榴弹都无法供应，影响作战甚大。三万新兵，从鲁西南陆续输送到大别山，要经过陇海、淮河间六、七百里基本上无土改的地区，地主土匪武装到处都是。最近，加以敌第五军盘据沙河北之淮阳、鹿邑、毫县各地，整十师、整十一师盘据沙河、淮河间，寻找一纵作战，分散破坏起初之几处土改地区。因此，如何使新兵到手，及到手以后如何巩固（不能集结和休整），成为极大的问题。第一批准备补充一万六千新兵，各纵都需要补充，但都怕不易到手和不易巩固而浪费掉。自去年十二月中旬起，

小平、先念、李达同志，带野司五百人，在大别山区，直接指挥各纵队、各军区（最近已感无法兼顾路西）；其余同志，则带机关大部共九百人，同一纵队转到淮西区（1），以便一面与各区党委、军区保持经常通报，一面就便开辟淮西区机动战场，以便尔后和路西、淮河以南地区、华南、华北相联结。一个多月来，两次反“清剿”中，协同张国华及豫皖苏刚建立之第四分区（2），进行土改，仅在萌芽。尤其敌整十师、整十一师最近停留在淮西区，寻找一纵作战，并到处“清剿”，镇压土改。野后经常行动，与各方联系亦经常中断。最近，中央把榘唐‘（3）、陈谢（4）一并划归我们指挥，领导分散，不集中。为了全面领导指挥的便利，是否可以考虑，把中原领导机关转移到豫西和桐柏间；那里虽然贫瘠，但不像大别山动荡，安置后方及与后方联系都可能要便利些。请中央考虑指示。

二、大别山地势，东、南两面为江湖地带，机动困难；西面鸡公、桐柏两山对峙，只广水以南、信阳以北容易东西交通，宏坤纵队在柳林过铁路之受损失（5），此亦是原因之一；北面为淮西区，淮河上游除雨季涨水外，可以转移，且可以东、西、南、北机动，协同各方作战，特别淮西区连接皖西、鄂豫、桐柏、豫西四个区，便于抓住西安至南京公路之信阳演川段，以策应大别山作战。近两月，野后及一纵，正竭力在淮西从事土改与布置游击战争，设置医院，就地筹粮等工

作。是否可以将淮西区划归中原局，以便于坚持巩固大别山战略阵地。我们认为，中原战场，东依山东，南依大别，西依伏牛，立足策应，非常重要。邓、李有何意见，直报中央，并告我们。”

为了修补此项错误决策导致的困难，毛又将陈粟军一分为三，置陈粟军当面主力国军和山东解放区不顾，突入鲁西南和豫北掩护刘邓作战，导致陈粟军连战连北，部队遭到严重削弱。等陈粟军稍做休整后，又要粟军主力渡江南下。

从当时国共军力分析：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中毛泽东指出：

“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二）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海军、空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

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⑴。”

“（六）敌军分布，到今年八月底止，连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都算在内，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七十个旅，国民党后方二十一个旅，全国总数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实际人数约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警察、保安部队等约一百二十万人；敌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约一百万人。敌全军共约三百七十万人。南线各军中，顾祝同系统一百十七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七个旅，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顾军一百十七个旅中，被我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六十三个旅。其中一部尚未补充；一部虽已补充，但人数很少，战斗力很弱；另一部虽有较多人员武器补充，战斗力也恢复到某种程度，但仍然远不如前。尚未被歼和尚未受歼灭性打击者只有五十四个旅。全部顾军，使用于守备和仅能作地方性机动之用者占了八十二到八十五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三十二到三十五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的七个旅大体均只能任守备，其中一个旅曾受歼灭性打击。胡宗南系统（包括兰州以东，宁夏榆林以南，临汾洛阳以西）之三十三个旅中，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十二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七个旅，其余均任守备。北线敌军共有七十个旅。其中，东北系统二十六个旅，内有十六个旅被歼灭和

受歼灭性打击；孙连仲系统十九个旅，内有八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傅作义十个旅，内有二个旅受歼灭性打击；阎锡山十五个旅，内有九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这些敌军现在大体均取守势，能机动作战的兵力只有一小部分。国民党后方任守备的兵力仅有二十一个旅。其中，新疆和甘西八个旅，川、康七个旅，云南两个旅，广东两个旅（即被歼灭的第六十九师），台湾两个旅，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六省全无正规军。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今年计划征兵一百万补充前线并训练若干新旅和若干补充团。但是，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七、八两月已歼敌十六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国民党虽有征兵百万训练新旅和补充团之计划，也将无济于事。其征兵纯用捕捉和购买方法，必难达到百万，而且逃亡甚多。我军执行外线作战方针，又可缩小其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南线国军中，顾祝同系统一百十七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七个旅，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我们可以计算，解放军中原在地区的主要作战对象顾祝同系统，有一百一十七个旅占全国二百四十八个旅的47%，占国共作战区域的国军51.5%，是东北国军的4.5倍，是国军的绝对主力所在。按国

军平均一个旅6000人计算，约70万人。

南线共军，刘邓部经大别山后，由12万人下降到不足9万人，陈粟大军经过鲁西南损失和分出山东兵团后，余部约16万人，两部合计约25万左右。

可见在中原地区，国共军力对比大致是70万：25万=2.8：1，按照兵法五则围之，三则攻之，国军是没有各个包围的力量，但有进攻的力量。在此情形下，如果刘邓部和陈粟军（不含山东）合二为一，则仍很难摆脱国军进攻的不利态势。而两者如果完全独立作战，则不免被各个击破。因此两部最好的作战态势就是分开休养和补充，协同进行作战。考虑刘邓部已沦为游击大军，失去规模作战的能力，这种配合作战还是困难的。这时将4到5万人的陈赓兵团调往西北还是中原就是关键之招。陈赓部如加入西北对胡宗南系统作战，加上彭德怀部2万人，也不过7万人，不到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加二马约30万人的1/5，不用考虑西北的补充条件，就人数对比也摆脱不了被包围作战的困境。而如果陈赓部加入中原，一则胡宗南系统不可能全部调到中原，二则即使胡宗南部全调到中原，加上顾祝同系统一共150个旅90万人，只有共军总数30万（加上陈赓部）的三倍，仍不能进行包围作战，不能打破共军的品字阵。这时，连陈赓也看出自己的正确进军方向，但毛仍坚持要陈赓兵团开赴西北。陈赓正是在朱德的支持下，找到毛住处向毛进言，从而改变毛的认

识，改为进入中原作战。

三部共军形成三路大军外线“品”字形进攻阵势后，退可各自轮换休整和补充；进可创造战机，协同作战。国军对哪一部共军的进攻都只能一面推进，否则就会遭到另两部共军的攻击。共军任两部协同就可以消灭两处之间的国军。国军想对三部进行包围和压缩，则因三部共军形成的广大区域和共军的实力而决无可能。从豫东战役到淮海战役的胜利，无不是三部共军协同的结果。

1948年8月23日，他在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发表意见：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敌人在中原组织许多大兵团，企图同我们决战，我们则不同他们决战。因为时机还未到，过早决战对我们不利。所以目前还是同他们在中原进行一些机动作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准备物质条件（主要是炮弹、炸药），到条件成熟时再同他们在中原决战。对东北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进关，蒋介石说要守住长春、沈阳，这很好。因为他们把这样多的军队放到这样远的地方，每天靠飞机运输接济，这就增加他们许多麻烦和消耗。如果让他们进关，不论增至华北或华中，都会增加我们不少的麻烦。（《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602页） 1948年9月13日的“9月会议”上，他预见地说：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朱德传》，人

民出版社1993版，240—241页）

我们说，促成三路大军外线 “品”字形进攻阵势为扭转南线困境以至决战胜利的功劳是朱德的杰作。原因是，此人必须对刘邓、陈粟、陈庚都有足够的影响力，以至能协调三部领导统一认识，这个人只能是总部军委中毛、周、朱三人之一，其他人在前面已说明。 首先不是毛泽东的功绩，原因有三：

1）刘邓军跃进时，并没有相应的安排，只是让陈粟在鲁西南掩护，甚至划定粟部作战区域不能越过津浦铁路，可见根本就没有打算让粟部和刘邓部协同作战；

2）陈赓军作战方向的更改，前言已述。

3）毛提出成立粟兵团军过江作战的构想，如果得到执行，则共军品字阵不攻自破。显然毛没有认识到品字阵的作用和威力，以至不自觉地要自己拆散品字阵。

第二，不是周恩来的功绩。很简单，毛提出成立粟兵团军过江作战的构想，能得到周、陈毅的同意和支持，就已经表明周对品字阵没有什么认识。陈毅的军事素养还在毛、周之上，所以粟裕一解释，就想通了。周还要粟开会详细解释才行。

第三，当时毛周朱已经重新汇合了，毛提出成立粟兵团军过江作战的构想，历史书上却没提到朱德是否同意，这是很有意味的。试想如果朱德和毛周意见统一，毛不可能会认

真考虑下级的下级---粟的建议。显然在朱毛周三人意见严重不一的情况下，毛才会想到让粟过来详细地给大家解释一下，也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啊。当粟裕被招往城南庄时，最支持粟向大家详细说明中原会战好处的就是朱德。从中央派朱德和陈毅到华东野战军驻地宣布中央对粟的新任命，也可看出朱是完全支持粟部留在中原进行三军协同作战的。豫东战役中，陈赓部积极配合粟部作战，连刘部也初步进行协同（邓部倒是反应很慢）。没有朱德的支持，这种局面就很难想象。没有适时决战思想,朱德就不会支持粟裕的在江北打大仗.结合支持徐向前攻太原,东北攻锦州等,可知朱德对大兵团作战的火候把握也是相当的高超.

三、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三功是扭转华北战局，整顿和锻炼晋察冀野战军，使之从而走出困境。

史书记载“1947年，11月，朱德。。。亲自筹划、指导石家庄战役，开创对大中城市进行攻坚战的先例，并发表 “关于石家庄战役的电报”*“打下石家庄的意义和经验教训”等文，调整了晋察冀野战军的作战指挥机构，锻炼了晋察冀野战军作战能力，为平津战役解决傅作义兵团奠定基础。总之，把差点被毛、聂败光的晋察冀野战军又亲自扶起来，送上一程。毛请朱德去晋察冀解救危局，本身也表明毛对朱指挥能力的绝对信任。

朱德对晋察冀野战军的整顿，使得晋察冀野战军终于成

长为一只有战斗力的部队，从而能拖住平津傅作义兵团，使之不能在辽沈战役中放手增援锦州国军，避免了像1947年秋季攻势那样的结局。

四、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第四功，是对军队后勤主要是兵工生产和武器弹药统一协调的领导，基本保证各解放军野战部队的作战需要，

以华东、华北、大连等为主的兵工生产，无不包含了朱德的努力和指导。朱主持召开了华北各解放区军工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兵工生产，为战略进攻提供军火保障。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再查找和补充这方面的资料。

五、朱德在解放战争中的第五功是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之前和初期，论证了东北野战军完全有能力一举攻占长春或锦州，反驳了林彪和刘亚楼提出的很难

攻占较大城市的意见，最大地支持了毛决定首攻锦州的决心。（毛向林彪传达朱德的能够攻克锦州的意见，那意思实际上是告诉林“你能蒙我，可你蒙不了老总。老总都说能打下来，你还胡诌什么？”）此处就不详细说了。

总结：

从解放战争中看，

毛不在军委指挥位置时（重庆谈判），朱德的战略指挥没有任何失误，为共产党军队抢得先手，占据了主动；

毛朱在一起指挥时1946到1947年3月），毛除外线出

击外没有犯下太大的错误；而当朱毛分开时，毛就错误连连，先后将胜仗连连、正在兴头上的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几乎断送。

1948年中，朱毛又汇合后直到建国时，毛在战略指挥上就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

可见，就军事战略指挥而言，朱可以离开毛，毛却离不得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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