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蒙古故元情结论

明与蒙古故元情结论

王炳文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历史学基地班）

内容摘要：1368年元顺帝北逃后，元朝并未立即灭亡。作为一个仍然强大的政权，它与明

朝对峙了二十年之久。纵使在此之后，一种恢复大元正统的情结仍然强烈地存在于蒙古各部之中。与此相应，在明朝统治者心中，也长期存在着一种蒙古南下颠覆明朝正统的恐惧。我们把蒙古的这一力图恢复大元的感情与明朝统治者对蒙古南下颠覆明朝正统的心态统称为故元情结。这种情结长期存在于明与蒙古双方心中，深刻影响了由洪武至正统八十年间双方的政策走向和战略格局。本文对此将进行讨论。 关键词：故元情结 明 鞑靼 瓦剌

一

公元1402年，43岁的燕王朱棣率军进入南京金川门，登上大明皇位，并于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几年之后，在遥远的北方沙漠，一个叫阿鲁台的蒙古酋长在杀死当政的僭主者后，迎立故元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起初，这位汉族大皇帝与这位蒙古族的酋长关系似乎不错，但不久两人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从永乐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始终在对日渐削弱的阿鲁台部进行着不断的大规模征讨，颇有斩草除根之意。甚至于成祖五出漠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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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次都是直接针对阿鲁台的。这一现象曾引起过和田清博士的困惑。的确，这种做法似乎与中原王朝历来所奉行的以抚为先、以夷制夷的驭夷方略大相径庭。更何况五次亲征的结果是尽管鞑靼分崩，实力大减，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更为强大且更不友好的瓦剌，而且成祖也在最后一次亲征时病死途中，这不免令人沮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成祖不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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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规模地用兵漠北？难道仅仅只如和田清博士所说，是其好大喜功的性格使然？

成祖病死榆木川二十五年后，亦即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的实际统治者也先兵分三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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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南下，不仅一举击溃帝国几十万精锐，而且俘虏了亲征的大明皇帝。这一被称为“土木之变”的事件在大明一朝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含义。经此变故，帝国精锐尽没，无数辎重火器丢弃，对北虏的防御立成问题。英宗被俘，天朝颜面尽丧。也先则因此身分倍增，蒙古诸部对其更是俯首听命。随即瓦剌骑兵长趋北京，九门戒严，京畿震动，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年少位卑的郕王临危受命，在太后皇后等皇室高层、于谦等实力主战派以及一大群英宗旧僚的激烈斗争、尽力妥协下，于仓卒中组建起一个京师防御系统。所幸大明王朝这时候显示出了它顽强的抵抗能力和足够的调整能力。大量禁军以最快速度从南方调来，各地卫所援兵继至，帝国的心脏得到了及时的血液补充。北京城的保卫战最终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然而这一次帝国权力的突然易手以及随之而来的中枢大换血，与八年后被称为“南宫之变”的夺权行动一起，使得明王朝陷入了继“靖难之役”之后又一次巨大而持久的高层政治动荡。这一变动的重要程度往往未被史家所重视，部分原因是明帝国与蒙古的这一军事冲突过于抢眼。而事实上，英宗朱祁镇在夺回权力后不仅暗中置其弟于死地（这一点几乎是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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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疑的）、残忍地处死了于谦等主战派，而且对景帝一派的清洗更是与天顺一朝相始终。这一切使得“土木之变”对明王朝最大的影响不是外部的、军事的、暂时而急剧的，而是内部的、政治的、缓慢而持久的。英宗既殁，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年号成化。而众所周 ①②③

《明史》卷327《鞑靼传》。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87页。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下同。 《明史》卷328《瓦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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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12《英宗后纪》。

知，成化一朝的大明已是边衅不断日见衰疲。大明王朝尚未从国初的盛世大梦中醒来，就已猝然进入了纷扰多事的一个新的时期。

显而易见，制造了这起伟大的“土木之变”并兵临北京的也先，其野心远远不是仅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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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虚报贡使被明廷揭穿而恼怒般简单。蒙古此次大规模南下不同于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攻掠，也先的目标是要重新恢复大元帝国，入主中原。而其手中的王牌，就是元室后裔脱脱不花。

历史上不乏北方游牧民族乘中原王朝衰落或内乱而大举入侵并成功地取而代之的事例，这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屡见不鲜。但像也先这样以其全部力量“猝然”对一个尚处全盛（至少在表面上）的中原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几乎得手，在历史上却实属罕见。上面的“猝然”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从更深层来说，也先此举实是一种必然，是蒙古部族恢复大元的情结所致。这种情结，我们姑且称之为故元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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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蒙古以斡难河源一游牧民族而迅速壮大并终于一统中原入承大统，其历史影响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江南立足后并未率尔北上，而是先荡平江南据有半壁河山，然后方才以重兵趋大都。明太祖对故元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直到洪武四年在全国大定的背景下太祖与徐达等于五凤楼观兵议及荡平漠北时，他仍对诸臣用兵之请表示不能苟同。当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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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请时，他更是提醒徐达十万之请是不足的，再三强调定要出征则非十五万不可。作为开国之君，明太祖这一认识是极富远见的。当时的残元，绝不仅仅是一支兵强马壮的游牧力量。它仍打着大元国号，有着自皇帝至诸臣百官的完整的建制，以及丞相纳哈出、王保保等数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还据有东起辽东、西至天山的北方大片领土（包括河西走廊及昆仑山两侧大部分地方），以及与之相应的强大的经济潜力。它甚至还在明朝诸多边陲重地具有不可忽视的宗教号召力，而这在河湟洮岷一线的番区以及更南的乌斯藏则被更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事实上，在次年即洪武五年进行的大规模征服残元的军事行动中，作为主力的中路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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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恰恰大败而归，损兵数万。

洪武五年的军事行动使由太祖到众臣均深切认识到明与残元斗争的艰难性与持久性。之后 ，明朝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战略性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王保保、纳哈出或死或降。至洪武二十一年春，蓝玉率大军自大宁出发，直至捕鱼儿海，彻底击溃残元最后的势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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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至此，“漠北削平”。

脱古思帖木儿后来在逃跑途中为其部所杀。此后，东部蒙古陷入纷争，“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不复知帝号”。直至鬼力赤篡立，去元国号，自称可汗，此部蒙古遂被称为“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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靼”。

另一方面，从明朝来说，经过洪武朝三十年的经营开拓，残元已灭，蒙古诸部陷入纷乱，一时间不足构成大的威胁。在东北，明朝设立了兀良哈三卫，西控鞑靼，东扼女真，与辽蓟 ①

从成化年间起，蒙古局部性的军事搔扰明显增多，这从各种史料中明朝北方边事的增多及军事设施的频频建设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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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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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实录》洪武五年春正月庚午条。

明代各种史料对这一事件均讳莫如深，记载极为简略，但我们仍可从《实录》中寻出些许踪迹。《实录》中虽未明载军队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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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但却罗列出一系列阵亡的凤阳故将，并以相当的篇幅记述了他们的生平。而且从太祖在随后的抚慰性诏书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失去诸爱将的沉痛心情。和田清对此也有论及。参《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及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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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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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宣大诸镇遥相呼应，成为洪武朝羁縻政策的典范。而在西部它更是招降吐蕃，通好乌斯藏，打通河西，威及瓜沙，再现了汉唐雄风。然而太祖既殁，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元建文。在随后的四年中，帝国内部两股政治势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角逐，并最终以建文帝的叔父燕王朱棣的获胜而结束。这场被称为“靖难之役”的内乱使得帝国统治者们无暇北顾，而当他们安置好手头家务再次往外看时，却发现大门口早己不是太祖当年打理的那般顺手了。于是，成祖又得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开始了。

永乐初年，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立元室后裔本雅失里。而此时的瓦剌则分为马哈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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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主要势力。其实成祖即位之初的北方情形并不是很复杂。此时蒙古诸部势力适承洪武朝三十年的打击，尚显凋敝，未有复苏迹象。而其主要部落鞑靼与瓦剌又忙于彼此攻杀，与明朝的矛盾并不是很突出。这一表象颇具迷惑性，往往会使人将随后永乐八年的首次御驾亲征看成是成祖小题大做、好大喜功的一种举动。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被阿鲁台所迎立的本雅失里。作为元室后裔，本雅失里无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政治导向作用，而这正是明朝皇帝最为敏感之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会奇怪为什么明使郭骥会被鞑靼“鲁莽”地杀掉，而永乐皇帝竟会为此震怒并更加“鲁莽”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郭骥被杀发生在永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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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同年丘福即率大军远征鞑靼。这次北征的结果是明军遇伏全军覆没。这更从反面证实了鞑靼其实蓄谋已久，而永乐初年的和平局面不过是一种假象。次年，成祖随即进行了亲征，并一发不可收拾，至其病死榆木川，凡亲征五次，对明朝北方形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三

这里不免让人产生另外一个疑问，即本雅失里在成祖第一次亲征后即被瓦剌马哈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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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而明朝此后又进行了多次针对鞑靼的军事行动，仿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何如此？这便涉及到了上述问题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鞑靼与瓦剌有着明显的地位差异。鞑靼是作为北元一个直接的遗留或者说延续而存在，而瓦剌则仅仅是蒙古的一个分支集团，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它的分量甚至远逊于纳哈出一系的兀良哈三卫。至于瓦剌做大并决定了明朝中期的命运与走向，那是后话。

鞑靼与瓦剌的这一差异，在明朝前期尤为显著。成祖煞费心血屡次用兵鞑靼，并不是为了一个阿鲁台，而是在于阿鲁台身后那个“知院”头衔，在于本雅失里那元室后裔的身份，或者更直接地说，在于他，也是所有明朝皇帝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故元。成祖第二次亲征的目标是瓦剌，但这一行动的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亲征瓦剌完全是因为瓦剌已做出进攻明朝的挑衅态势，明朝不得已而为之。早在永乐八年明朝击破本雅失里及阿鲁台后，瓦剌首领马哈木就乘势上言要求对鞑靼因而灭之。随后在永乐十年，马哈木径自攻杀本雅失里，并提出进一步除掉阿鲁台等一系列明显的挑衅要求。纵在此时，成祖的反应仍是“瓦剌骄矣，然不足较”。永乐十一年，马哈木扣留了明朝派去的敕使，并提出了将甘肃、宁夏归附鞑靼的蒙古诸部还给瓦剌。瓦剌意欲挑起战端的企图已是再明显不过了。成祖这次果真动怒了。但他仍试图做最后的和解努力。一个叫做海童的宦官被派往瓦剌进行严厉责问，而得到的回答则是其年冬天马哈木会集于饮马河的瓦剌诸部铁骑。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开平守将战报上至，成祖遂下诏亲征。这次亲征的过程因与本文无关，故不赘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成祖于次年即永乐十二年兵抵漠北时，瓦剌的反应并不是游牧民族通常情况下的远遁极北，而是“三部扫境来战”。这恰恰说明瓦剌此次是有意与明朝倾力一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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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结果是瓦剌大败，其实是不难想见的。盘踞漠北一隅的瓦剌，此时的实力还远远不是 ①②

参《明史》《鞑靼传》及《瓦剌传》。 《明史》卷327《鞑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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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明史》卷328《瓦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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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中天的明朝的对手。作为故元北遁后的重要一部，它此时对明朝扰边有余，至于实力相拼，还是差得很远。种种资料表明，瓦剌此时尚不足以构成对明朝决定性的威胁。

终永乐一朝，瓦剌尽管在漠北扮演着日益活跃和重要的角色，但他却始终没有表现出对明帝国的政治野心。因而它此时还未能被列入明朝北方战略的日程中去。这一点在随后瓦剌的重新归附和成祖所表现出的宽容中再次被充分地证明了。史载马哈木等于永乐十三年春贡马谢罪，并送还前所扣留的明使，语气极为卑顺。而成祖的反应仍是“瓦剌故不足较”，并接受贡品，款待其使，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优容。在此之后，瓦剌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蛰伏期。永乐十四年，在与阿鲁台部的战争中瓦剌战败，不久其首领马哈木死去。明朝乘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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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诸部进行分化策封和赏赉，使瓦剌在永乐朝后期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明史 瓦剌传》对这一时期瓦剌活动的用词。《明史》凡涉蒙古南下之事，均用“寇”字，唯独对于洪武永乐两朝时瓦剌未用此字。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向我们暗示了当时明朝皇帝们对于瓦剌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

既然瓦剌并不足较，那么鞑靼呢？这一北元亡后遗留的唯一直系残余成了明朝统治者头顶上一片徘徊不散的阴云。因而在推翻建文帝势力并坐稳宝座后，成祖朱棣便立即开始了对鞑靼一系列有计划的战略措施。从遣使通好到敕使赍书再到反复切责，直到最后大举用兵，事态的发展如此水到渠成，以至于我们不能不怀疑成祖是在有条不紊地按预定计划“制造”着这步步激化的一系列事件。这里我们省去其间繁冗反复的过程，而单就成祖的心态作一分析。

如果稍加用心，我们就会发现，成祖即位之初对蒙古诸部实行的和好政策是有着明显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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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对于瓦剌及兀良哈三卫，成祖是敕书封赐，而唯独对于鞑靼，则是遗使通好。这样的字眼被写入大明国史，多少会令人觉得有些刺眼。倒不是因为作为天朝就必须使周边四夷俯首称臣----事实上天朝历史上周边国家或势力形式上对天朝认同的先例要远多于所谓臣服----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面临的这个建制尚全地域尚广的鞑靼不是一个普通的周边国家，而是被明太祖逐出中原的曾入承大统凡一个世纪的元朝的直接且唯一的遗留。如前所述，这点对于明朝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曾身为燕王的朱棣在即位前即已数入大漠，故元顽强的生命力和对北方蒙古诸部巨大的号召力想必他不会陌生。如何彻底消灭残元势力，或者退一步讲，消除故元所具有的潜在的号召力以达到对北方诸部有效的控制，成了朱棣长期思索的一个问题。太祖三十年的经营无疑是极为成功的，它使得鞑靼受到东西两边的有效牵制。但这又恰恰从另一个层面构成了对明朝严重的隐患。被暂时削弱的鞑靼在被“囚禁”的同时也可以说是被“养”着，一旦它再次强大，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某种程度上说，成吉思汗在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开创的伟业已成为蒙古后代一种坚定的信仰，即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们要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这一信仰在随后几个世纪中持续的效力究竟有多么强大，我们已难充考察。但经由大元帝国而将这一信仰具体化的故元情结，却在明朝前期始终被我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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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8《瓦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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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载永乐初年明朝与鞑靼的关系如下：“成祖即位，遣使谕之通好，赐以银币并及其知院阿鲁台、丞

相马儿哈咱等”，同时“敕边将各严兵备之”。永乐六年，成祖曾“以书谕本雅失里”，并劝其内附，但遭拒绝。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明与鞑靼仍处于一种相当紧张而尴尬的关系之中。尽管成祖似乎在尝试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使其内附，但他却从未放弃军事准备。而和田清则更明确地认为纵使在永乐七年郭骥被杀，也只是明朝发兵的一个借口。“成祖本意想乘这时鞑靼的汗位还没有稳定，蒙古内部正在动摇的机会，一举立威定霸。”而事实上永乐七年三月成祖已从南京来到北京。而据《瓦剌传》，永乐七年，成祖“封马哈木等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赐印诰”。至于兀良哈三卫，则不仅作为其前身的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早在太祖初年即已“相率乞内附”，且这三卫在“靖难之役”中还曾帮助成祖除掉宁王，解除后患，立了大功。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明史》鞑靼、瓦剌及兀良哈同列为“外国”，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烈地感受着。尤其是当元室后裔尚存，“传国玉玺”尚在，蒙古诸部尚强之时，这一情结就随时会因时机成熟而转化为大规模的现实行动。而这当然是明朝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我们无法揣测成祖心中“好大喜功”和“深谋远虑”两种因素各占了多少，但却很容易看出把成祖对鞑靼的过分打击仅仅看成是“好大喜功”，显然是不妥的。终成祖一生，他始终力图完成对鞑靼肉体的消灭或者至少是最大限度的削弱，以及随之而来的其精神上的臣服。五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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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三犁虏庭，瓦剌既伏，鞑靼亦颓，而阿鲁台也在永乐十年做出了动机复杂的内附。阿鲁台此次内附，是继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彻底击溃残元后，明朝对蒙古又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如果说前者是实际性的，那么后者则是精神性的。以此为转折点，蒙古与明朝间的国家关系色彩明显淡化，而更多具有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当然，故元情结此后级然存在，这点将在随后论及。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成祖在死时已基本上实现了他经营北方的初衷，同时也取得了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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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武功。那珂通世更是盛赞“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成祖一人。”然而我们即将看到，正是成祖这一系列赫赫武功，给明朝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

成祖既没，他年长持重的儿子朱高炽及年少聪慧的孙子朱瞻基相继继位，明朝进入了所谓“仁宣之治”的盛世。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明朝与蒙古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明朝来说，成祖一朝广筑边墙，修成大典，六下西洋，耗帑无算。而屡次用兵漠北，更是使国库为之一空。仁宗享祚仅一年有奇，既无大过，终鲜作为。及至宣宗这个被视为代表升平富庶的皇帝登极时，明朝却实质上早已日见腐败，宦官势力明显增大，大量粉饰太平的举动更是耗尽了国库所剩无多的银两。同时承平日久，军备渐趋废弛，边防空虚。大明王朝失去太祖成祖的雄风，已是多时了。

那么蒙古方面呢？我们依稀记得，在永乐十四年与阿鲁台部的战争中，瓦剌首领马哈木战败并在不久死去。马哈木死后，他的儿子脱懽承袭爵位，被成祖封为顺宁王。脱懽承乃父之志，始终将目光锁定在东方早已衰败的阿鲁台部身上，并终于在宣德九年袭杀阿鲁台，实现了马哈木未竟的目标。然而这位瓦剌的新统治者被证明具有更大的野心。正统初年，他杀死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成为瓦剌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之后脱懽与众酋商议共立元后脱脱不花为汗，以阿鲁台旧部属之。脱懽自任丞相，并降服哈喇嗔等部，袭破朵儿只伯，胁迫兀良哈三卫，俨然已是漠北盟主了。正统四年，脱懽死，他的野心勃勃的儿子也先嗣位。随后的几年，他先后攻破哈密，联姻沙赤，击破兀良哈，进而号令直抵朝鲜。正如我们在开篇所述及的那样，正统十四年，这位年轻的蒙古霸主胁着徒具空名的大汗脱脱不花，在东西两千余里的边线上同时南下，险些葬送了大明王朝。太祖、成祖所最最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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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至此，我们有必要对明初蒙古政策的源流做一大致梳理了。我们应当还记得洪武五年的常胜将军徐达在出征漠北时遭到了惨败。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已经述及，但是此后呢？翻检 ①②

《明史》卷327《鞑靼传》。

那珂通世《东洋小史》215页，转引自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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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8《瓦剌传》。

《明史》，我们发现次年徐达即被派往西北筹划镇边事宜。这次短暂而沉重的挫折让明太祖从洪武初年一系列对元重大胜利的得意情绪中惊醒，深刻感受到局势的复杂性。此后十几年，太祖对元战略表现出了与他自江南北上时所实行的方针出奇的相似。事实上正是在徐达败绩的洪武五年这次征元行动中，作为偏师的西路军由冯胜率领，却取得了骄人的战绩。这一路明军不仅成功地攻下西北重镇兰州及河湟诸地，而且它的前锋傅友德部更是沿河西走廊长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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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在与冯胜的主力军会师扫林山后，经由姑臧以北的亦集乃路，直抵瓜沙。明朝在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在此之前，邓愈、沐英等人已于洪武三年攻下洮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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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成功地招降了吐蕃。也正是在这个充满戏剧性与转折性的洪武五年底，乌斯藏精神与政治领袖喃加巴藏卜派往明朝朝贡的使者到达了北京，并受到太祖极为热情和细致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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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乌斯藏的归附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精神意义。我们知道，从元朝起，西藏黄教势力与蒙古关系非同寻常，甚至可以说西藏是蒙古人的第二精神家园（第一家园姑且认为是斡难河源）。明朝中后期大批鄂尔多斯部蒙古开始由青海或四川进入乌斯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企图打破因明朝建立而一度隔绝的蒙古与西藏黄教的联系。而明代最后一个漠北盟主俺答汗更是曾大入青海，建仰华寺，作为他参拜活佛的一个重要场所（很遗憾这座仰华寺不久即告消失。在万历十九年对青海蒙古一次大规模清剿行动中，帝国以经略边务著称的将军郑洛鲁莽地将它付之一炬。这在当时似乎从源头上根除了祸乱，但事实表明这次举动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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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更大的不友好行动）。很明显西藏黄教对蒙古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故而乌斯藏的此次归附，极大地提高了大明作为新的天朝的地位，而对北元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总之，经过洪武朝前期艰难的斗争与争取，明朝在西部陆续建立起一个镇、府、州、卫互为呼应的完备的政治军事体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东部的情形更为复杂一些。洪武五年以后，大约七八年间明朝没有再向北元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此时均只限于一些试探性的攻击，纵使在洪武六年及七年徐达、蓝玉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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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柔与兴和有过较大的作战（而且明朝均大获全胜），但如果考虑到这两处地方与北京如此近的距离，我们就不难想见这两次战争应该更接近于战略防守的性质。时间一直推移至洪武十三年，这时元室北遁也正有十三年之久，其间元主凡两易，时已为顺帝之孙脱古思帖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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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这时的北元非但没有陷入纷乱，反而因其失掉大片领土退保漠北而令明朝颇有鞭长莫及难以根除之感。当时北元势力主要盘踞在东部的应昌和西部的和林，两地不仅距离北京均有近两千里之遥，而且这两个地域间也有上千里的距离。这大大增加了对其做根本性清除的困难。当时的北元还不能说是一个组织涣散的游牧集团，但它却毋庸置疑地具有游牧民族与生俱来的流动性特点。因此要想进一步对这个强硬的对手进行毁灭性打击，充分的经济军事准备固然重要，但周密的进军计划却同样不容忽视。洪武十三年，在经过长期准备后，沐英率军由灵州渡黄河，越贺兰山，涉流沙千里，直趋和林。这次远征相当成功，擒获了一部分故元高官，并俘获其大量部曲凯旋。同年冬天，完者不花就擒。紧接着，在次年春天，徐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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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和、傅友德即率大军远征乃儿不花，“斩获甚众”。经过这两次远征，故元皇室集团进一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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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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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明史》卷330《西域传二》。 《明史》卷330《西域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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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31《西域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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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和田清认为脱古思帖木儿应为故元太子爱犹识里达腊之弟，那顺帝之子。参《明代蒙古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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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327《鞑靼传》。

步衰落，“诸巨魁或平或降”，加之此前元室左右臂、悍将王保保又已于洪武八年死去，故漠北已是基本荡平。此时唯一尚在且实力强劲的故元集团，便是拥众二十万于金山的丞相纳哈出了。他在六年之后被明朝政府成功地招降并封为海西侯。同年冬天，故元丞相脱脱降。至此，明朝征服残元的行动应该宣告结束了。然而太祖此时表现出了对故元的一种近乎狠毒的情绪。史载“帝以故元遗寇终为边患，乃即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唐胜、郭英副之，耿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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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师十五万往征之。”于是便有了我们前文所提及的洪武二十一年“削平漠北”之事。

可以看出，太祖一朝对于北元的战略大体有两条，其一是巩固东西，牵制中部，其二则是尽全力清除北元直系势力。实际上成祖仍然在忠实地履行着这两条政策，但他对于后一条的着力程度显然远远超出了必要限度。于是，鞑靼的衰落也就必然伴随着瓦剌的崛起。

无论从政治军事的实际层面还是从带有信仰性的精神层面来说，明与蒙古的斗争都含有一种对天朝权威的争夺的因素。而这种权威，又是与故元情结紧紧连在一起的。所谓天朝的权威通常被我们当作是中原王朝统治者一种虚骄自大的情绪而对其过于轻视，但它恰恰在某些时期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明与蒙古恰为此例。在明初，大明作为一个新兴而强大的中央王朝，以其高超的政治手段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获得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承认，而在全国性起义洪流中仓卒退出中原舞台的大元，则是兵败山倾威信扫地。故而此时天朝的权威完全掌握在明朝手中。及至成祖，虽然明朝统治者尽了最大努力使帝国从内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并在各方面成功地超过洪武朝，但蒙古诸部或者说北元残余势力的重新组合崛起，却是他无能为力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故元乃至成吉思汗两百年来的权威积淀开始发挥可怕的作用，北方各部开始显现出合并的趋势。成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细微而巨大的变化，并以一次次大规模用兵漠北作为天朝的回应。毫无疑问，此时的天朝权威仍牢牢地掌握在明朝手里，成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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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征调用大量吐蕃及朝鲜兵力即是明证。然而情形在英宗一朝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也先打着一统大元的旗号，挟东西众番南下，让大明帝国狼狈之极。史书的记载反映出也先此时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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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杂的心态。但无论如何天朝的权威却已无可挽回地滑向蒙古，或者至少可以说，也先与英宗对半。如前所析，这一转变部分是由于明与蒙古自身实力的消长，部分则是大元可汗与大明天子两种天朝权威相互斗法的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们最终或是狂热、或是胁从地会聚在一起，就连白山黑水下的朝鲜，也从二十年前大明的旗帜下走出去，站在了蒙古嘶鸣的马队旁边。成祖也许忽视了一个常识性问题，即无论鞑靼还是瓦剌，他们却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六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成祖不对鞑靼全力打压，如果他能继续太祖朝那种牵制策略（尽管这并非太祖所愿），天朝的绝对权威是否会存在更长的时间呢？明朝是否会免于“土木之变”的厄运呢？然而我们很容易预见这种假设的一个后果，即不受任何实质性制约的鞑靼将会迅速强大，随之而来的也许将是一个为时更早的“土木之变”。这近乎是一个吊诡的 ①②

《明史》卷327《鞑靼传》。

和田清据《李朝实录》认为永乐七年亲征已征调到朝鲜的军马。参《明代蒙古史论集》页55。

据《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英宗在战场上被俘后被“拥出雷家站，见也先之弟赛刊王。上问曰：“子其也先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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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闻其语大惊，驰见也先日：“部下获一人甚异，得非大明天子乎？”而当英宗身份被证明后，“也先喜日：“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统，今果有此胜。”又据同书卷35所记一年后英宗南还时的情形：“癸酉，上皇驾行，也先与渠帅送车驾可半日许，下马，解弓箭战裙以进，诸渠帅罗拜哭而去。伯颜帖木儿独送上皇至野狐岭，进酒帐房。既毕，屏人语哈铭日：“我也先顺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帝此来，为天下也，归时还当作皇帝，即我主人，有缓急我可得告朔。”众皆道傍送驾，进牛羊。（杨）善口呼日：“皇帝行矣！”伯颜帖木儿再送驾出野狐岭口，上皇揽辔，慰藉而与之别。伯颜帖木儿大哭归，仍命渠帅率五百骑送至京师。可以看出也先此时对于大明皇帝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他既一心恢复大元，却又似乎对英宗心存敬意。尤其是蒙古诸渠帅，则更是表现出一种对于天朝皇帝的敬畏。

悖论。或许我们可以作这样一种解释，即成吉思汗西征激活了亚欧大陆北方草原民族，而这些民族的活跃以及壮大使得他们相对于南方农耕区占了必然或绝对的优势。雷纳 格鲁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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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观点。但这种笼统而概括的解释又近乎是苍白无力的。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至少我们现在还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故元情结深刻影响到明朝前期的北方格局，却是事实。我们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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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已经结束，但历史却仍在继续。景泰六年，也先为部下所杀。之后经过长期混战，鞑靼又再次兴起。“土木之变”发生一个世纪以后，俺答汗作为明代蒙古最后一个霸主而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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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俺答汗即Altan Khan，又译阿勒坦汗，这曾是蒙古的祖先铁木真对金主的称呼。这是否暗示着他可怕的企图呢？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临北京城下，制造了被称为“庚戌之变”的帝国大恐慌。但俺答的兴趣似乎已不在南方的明朝了。隆庆四年一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明朝对俺答成功的笼络，他被封为顺义王，并赐互市。尽管有资料表明此后明朝仍对俺答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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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但此时的他已是忙着在打理大漠西北不听话的瓦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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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书铎、翁独键译，商务印书馆。 《明史》卷328《瓦剌传》。 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

据《鞑靼传》，早在促成俺答封贡的重要人物之一、三边总督王崇古的上书中，即已明言“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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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 是以明朝始终没有放松对蒙古诸部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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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源流》施密特译本丙午（1576）年载切黄台吉言于俺答：“你曾占领和宁，灭卫拉特，并杀戮其诸延及人民。”卫喇特

即瓦剌，考诸史料，俺答进兵瓦剌当在隆庆四年封贡之后。详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和田清同时认为：“俺答和北元各主不同，他看到也先和达延汗的先例，已经没有夺回汉地的野心，只满足于做个蒙古霸主，求得年来的宿愿贡市于愿已足。从明朝方面来说，已经不像嘉靖皇帝那么执拗，反而苦于嘉靖以来北虏的侵寇，得以媾和，于愿已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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