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道德状况及其引导-最新资料

农民工的道德状况及其引导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日益加大，成为城市经济建设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然而农民工仍处于城市的边缘，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体系，实际上脱离了原先的乡村行政管理，最容易成为现有道德教育系统中被遗忘的对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全方位理性地分析当代农民工的道德状况，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课题组根据农民外出打工区域分布特点，有意识地选取了重庆市主城九区农民工的多个从业行业，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发放农民工问卷调查表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6份，通过SPSS软件对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农民工属于公民，对于农民工道德状况的调查必须置于公民道德的范畴内。除了国家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外，公民道德规范还主要包括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等多个领域的道德要求，因此问卷的调查内容集中这几个方面。为了确保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弥补问卷调查之不足，课题组还进行了必要的访谈，并从重庆市政府相关机构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之上，对

农民工道德状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即是成果之一。 二、重庆市农民工的道德状况

据重庆市人民政府进城务工农民调研组2004年11月底的调查，重庆市主城九区加万州区的进城民工达150余万人，其中固定工约占70％，约105万人左右，散工约占30％，为45万人，其中，棒棒、擦皮鞋、摆地摊、挑卖者、拾荒者约25―30万人，其中棒棒约为15～20万人。农民工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劳动方式发生了变化，居住环境的不稳定性增强，这些必然会对农民工的道德状况产生影响。根据调查，当前重庆市农民工的道德状况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道德水平总体上良好

调查发现，农民工对于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社会道德规范普遍认同。86.4％的农民工认为社会公德是每个公民必须具备的道德素质；80.5％的农民工认为乘车、买票都应该自觉主动排队；61.2％的农民工认为不应该随地吐痰；74.7％的农民工认为过马路时，应当依据红绿灯指示，并走人行横道；91.3％的农民工觉得赡养老人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80.3％的农民工认为人应该讲信用；52.5％的农民工认为见义勇为的行为是每个人应该做的(表1)。这一点也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得到印证，重庆市政府对重庆市38名见义勇为英雄给予了表彰。这38人中有11人是农民工，占见义勇为人数的近三成。除了见义勇为，重庆农民工的讲诚信、助人为乐也为普通市民树立了榜样。当前媒体关于重庆农

民工的正面报道已经屡见不鲜，农民工不仅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活力。 (二)道德选择趋利动机明显增强

虽然农民工进城的动机是多指向的，但最重要的动机是赚钱，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在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根据调查，以赚钱为进城务工原因的农民工占到41.8％(表2)。进城前，他们大多数衣食无忧，对钱的渴望不是那么强烈。进城后，农民工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住问题，有了钱才能在城里站稳脚跟，才会有发展。其次，有了钱，才能帮助家乡摆脱贫穷，实现小康生活目标。最后，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对城市生活有了近距离的了解，农民工对于城乡差距有了切身的体会，由此也带来了对生存状态的不满和趋利动机的加强。重庆市企调队2004年9月22日发布的重庆民工生存状况专项调查报告表明，在重庆，只有两成多民工对生存状况表示满意，其余均认为一般或是不满意。重庆市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但每个月挣的钱却要比城镇职工少301元。在调查中有13.3％人认为只要能赚钱，用什么手段都可以，还有17.2％的人对此观点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农民工道德选择的趋利动机的增强主要表现在职业道德领域。职业道德，就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履行职业责任，而从道德层面出发，对不同行业提出的行为准则及其规范。职业道德的特性是既有益于人也有益于己，良好的职业道德会得到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回报。少部分农民工在工作领域为了钱而违背

职业道德、甚至出卖人格尊严的事情也大量存在。一些农民工的职业道德缺失，只要有机会就追求短、平、快，出工不出力、偷工减料，偶尔还做点顺手牵羊的事。一些农民工不惜出卖肉体来换取金钱，该群体也是治安刑事案件的多发群体。 (三)道德是非的辨析和评价难度增大

农民工道德是非的辨析和评价能力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包括传统文化、社会思潮、道德教育的物质投入，接受学校教育的程度，个体道德内化的程度。这些因素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个体的道德认知水平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出现差异。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进入城市之前，农民工就已经具有一定的道德评价能力与道德认知水平。进城后，生活方式、生活环境、生产方式的改变加上经济转型期多元的生活方式、不同道德观念的冲击，农民工必须对自身的道德认知进行调整。然而多数农民工自身从事城市社会活动的机会较少，办事能力和处理问题的技巧略显不足，增加了心理层面的负面影响，对于一些具体道德问题，农民工进行道德辨析和道德评价的难度加大。进城农民工多数经济困难，时常受到歧视，每有欺侮事件发生，多是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其内心愤懑，对城市爱恨交织。农民工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孤独压抑，有的甚至还存在怨恨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极易受到外界的不良煽动，诱发破坏事件。由于各种原因重庆主城区农民工上

吊塔、爬电杆、集体闹事的过激事件在近几年有所上升。 (四)道德外在约束力和社会监督力减弱

名誉和社会舆论某种程度上能够对个体实施道德约束和监督。家庭、家族、邻里都曾是实现农村社会控制的重要单位，传统伦理道德和社会舆论及密切的血缘、地缘关系构成了农村社会控制的重要力 量。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城市，脱离同原来所属群体的联系，传统的社会约束力减弱。进城之前，农村社区的舆论对农民工个体的道德行为能够实施比较有效的监控。进城之后，农民工人际关系圈、居住地点、工作岗位的不稳定使得社会舆论和名誉的监控功能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实际上，道德的外在约束力和监督力减弱。根据课题组调查，重庆2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8％，20～30岁的农民工占到40.8％，这一部分农民工道德实践和锤炼道德意志的机会较少，面对复杂的城市道德环境、新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使独处他乡的农民工精神空虚，缺少寄托，自我控制能力和道德约束力相对弱化。被调查农民工中30.2％的人以电视、电影为主要的娱乐方式，29.4％人没有什么文娱活动(表3)，多数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主要是看电视、聊天、斗地主，也有少数农民工到录相厅、小酒吧、小发廊观看黄色录像。进城前，农民工的道德生活主要受到父母、亲友和教师的指导，道德约束以他律为主。而进城之后，外在约束的软化，使得不少农民工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中迷失了自我，越来越不满足于现状，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淡化，家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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