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而不近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以北京市B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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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巢老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亲而不近’，＝城市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亲子关系

——以北京市Ｂ大学退休教师养老状况为例

陈文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现代城市中子女在国外的空巢老人与其子女的亲子关系不是“分而不

离”，而是一种“亲而不近”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与知识分子本身的特质、两代

问的空间距离、亲代对“责任伦理”的奉行、子代“孝”意识的淡化、两个家庭生命周

期的冲突等是密切相关的。

【关键词】“分而不离”“亲而不近”知识分子空巢家庭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几年前已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①。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

示，６０岁及以上的人口为１４，４０８万人，占总人ＩＺｌ的１１．０３％（其中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为１０，０４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７．６９％）。与第五次全国人Ｅｌ普查相比，６０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０．７６％（其中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０．７３％）⑦。同期北京市的数据显示，全市常住人口中，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为１６６万人，占常住人口的１０．７９％。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６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２．３７％④ｏ通过数据比较，不难看出，不管是整个国家范围，还是北京市，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都呈上升趋势；其中，不管是老年人口的比例，还是比例上升的百分点，北京市的水平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老龄委第十次全体会议上公布，北京的“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家庭户的比例达到３３．３％④。上述数据有力地说明了北京市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

已有的关于城市空巢老人的研究，大多探讨的是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面临的养老问题，以

及对空巢老人的养老模式等。很多研究者提出老人与子女“分而不离”的关系是空巢老人的理想的养老模式，也有一些研究认为，空巢家庭的老人与子女虽然分开居住，但普遍存在一种“分而不离”的关系。在对北京市Ｂ大学的老年知识分子的养老调查中，我们发现了知识分子空巢家庭作为城市空巢家庭当中的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是与“分而不离”有所不同的另一种亲子关收祷日期：２００７—Ｄ９－２６

作者简介：陈文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家庭社会学、城乡社会学。

①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１２１中所占比例超过７％，或６０岁以上的人口超过１０％．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

②国家统计局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ｘ贮．／ｔｊｇｈ／ｒｋｐｅｇｈ／ｑｇｒｋｐｅｇｈ／ｔ２００６０３１６４０２３１０９２３．ｈｔｍ

③国家统计局网页ｈｔｔｐ＇．／／ｗｗ．ＳｔＳＩ．８，．ｇｏｖ．ｅＣ／ｔｊｇｈ／ｒｋｐｃｇｈ／ｄｆｒｋｐｅｇＮｔ２００６０３１７＿．４０２３１１３２９．ｈｔｍ

（蓟敷据由北京市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根据北京市２００５年ｌ％的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得出。１３４

空巢老人

系：“亲而不近”。本文的目的是，在肯定“分而不离”的普遍性的基础上，探寻老年知识分子群体养老的特殊性并给予解释。

二、已有研究的回顾

根据中国期刊网检索。比较早的相关研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胡汝泉通过对天津、武汉等

市的调查发现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一种称之为“网络家庭”的家庭生活模式．即在一个母家庭周围，联结着几个子家庭，形成一个家庭网络。作者认为这种家庭模式的优点之一在于，老年人虽与已婚子女分居，但分而不离，父母仍然能得到子女的照顾。同时期，王来华提倡“分而不离”的生活方式，认为这可以使青老之间在生活上既可分又有联系，其中，关键要使他们的居住地点相距较近，减少相互帮助和探望老人方面的诸多不便。

１９９０年代中期，王树新分析了中青年人与老年人分而不离的供养方式的可行性、现实性及

存在问题与对策。随后，鄢盛明等对不同的居住安排影响子女赡养行为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确并不等于子女完全抛弃了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城市中与父母分开居住的子女也为其父母提供着各种帮助，特别是那些住在父母附近的子女，为父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更大，在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情形下，住在父母附近对家庭养老来说确实是一种比较有利的选择．这一结果为国内学术界提出的“分而不离”的赡养模式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杨善华等在２００５年的研究中。通过对北京市两个城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发现那些所谓的空巢家庭表现出的情形是虽然两代人独立居住，但代际之间的联系却是紧密的，是一种分而不离的状态。虽然其子女有自己的房子，经济上也相对独立。但是老年人担当起照顾孙代的主要责任的情况非常普遍。

文献检索发现，针对老年知识分子的研究总量上不多。陈天勇等以老年心理健康问卷为评

定工具，对４２４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进行调查，研究高学历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主要相关因素。研究结果发现，空巢现象在高学历老年人群体中更为普遍。熊汉富根据北京大学老干部处１９９７年对北京大学存在的２６０个空巢家庭（指子女在外省市或境外居住的家庭）中的１０４个家庭的问卷式调查，提出空巢家庭是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这个研究的很大贡献在于，这个调查比较早地反映出城市空巢老人的增多。尤其是高校退休教职工子女出国比例之大的社会现实，使知识分子空巢家庭的问题得以展现，但他并没有凸显出知识分子的空巢家庭与一般空巢家庭相比的特殊性，而是试图通过知识分子空巢家庭展现城市空巢家庭的普遍特征。　三、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７年１月对Ｂ大学所属的三个社区

以及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调查。具体采取了召开座谈会、深度访谈、实地参观等形式．与社区内近３０位离退休教职工、居委会和街道干部以及老年协会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与交流。

此外，关于本文的研究着眼点：北京大学老干部处１９９７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９１个家庭的

１３５个子女在国外，占不在老人身边的子女总数的９７．１％。就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项来看。数据显示，父母主动与子女联系的情况，每月一次的占２６．５％，每季一次的占２０．６％。半年一次或更少的占８１％；子女主动与父母联系的情况，每月一次的占到３７．Ｏ％，每季一次的占１５．２％，半年一次或更少的占到５６％ｔ１１。问卷当中，关于父母与子女的联系频率，没有一个月多次的选项，应该是这一选项因为所占比例太少而被忽略掉了。数据显示，作者认为。两代人感情上的联系仍１３５

空巢老人

然是紧密的。如果我们都默认这样的假定，联系频率越多，亲子关系越紧密（当然排除一些因为纠纷矛盾而联系的情形），那么，联系频率为多少时，我们才能判定两代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呢？这涉及到一个评价标准的问题，而评价标准的不同则直接决定了结论的大不相同。进入老年又处于空巢的父母，对与子女交流的渴望相对较大，所以，就关注老年人的角度而言，老年人自身的主观感受最能表明他们对自己同子女关系的认定。针对让子女出国不在自己身边的选择，老人们是否后悔的问卷，老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后悔；但是如果做访谈，在老人们的语言表达中，调查者就会发现其语气当中透出了无奈，这是问卷调查所不能揭示的。老年人自己的话语表达才能更真实反映他们内心的想法。所以。本文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对老年人的访谈，通过老年人自己的话语判断来作出解释。

四、亲而不近的亲子关系

Ｂ大学社区的老年人多为高学历①的老年人，生育子女较少，子女出国留学继而留在国外的

较多，相应的社区中空巢老人的比例也很大，据Ｙ街道统计，整个街道空巢老人为１，５４１人，独居２７２人。亲子关系主要表现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而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关系，都可以在这些老人的养老现状中得到具体的体现。根据区位学理论，人们的空间距离反映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距离。子女出国以后，老人空巢了，这种空间的距离有没有影响子女对老人养老的关照？他们能做到“分而不离”吗？

（一）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与对疾病、养老的担忧

　Ｂ大学的离退休老人的月退休金可达两三千元．这让他们用于平常的开销已经绰绰有余，

“吃是吃不完的”②，大部分退休老人这样说。但是，钱够花也是建立在老人们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上。很多老人家即使腿脚不灵便，也还是要到早市购买相对便宜的生活用品，在小时工和保姆费用日益上涨的情况下．也尽量少用或者不用保姆。“你说他拿着３，０００块钱，很知足了，但是负担也是很重的。这些人为什么知足？就是因为他非常勤俭过日子，我们在座这些老师都去早市买菜吧？为什么去早市买菜啊？为什么不去超市？年轻人可以去超市，我们为什么不去啊？还是从经济上去考虑。”老年人普遍节俭，除了年轻时候生活习惯的沿袭，更重要的是对疾病到来的一种资金准备，因为同大部分普通家庭一样，碰到生病吃药住院的，也会让他们的经济陷入紧张。Ｙ社区的一位老教师满怀忧虑：“我觉得最大的后顾之优总是担心我要是有病了怎么办。子女管不上我们，我们自己在家没人管，可能就是突发的病，就我们自己在家，别人不知道。有病呢，还要走很远的路去看，打的呢又嫌花钱，你说怎么打得起？偶尔打一次两次无所谓，一天一趟，一天两趟那就打不起，一天让你５０块钱打的费你哪打得起啊？”

郭志刚采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持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的数据，重新检验了

以往有关文献中关于子女数对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影响的研究结果，研究的一个发现就是，如果老年一代有较高的收入水平，或者国家有较高的支持帮助，老年一代可以减少抑或消除在经济上对于子女的依赖。Ｂ大学的老年知识分子有相对较高退休金，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由此对子女经济上的支持没有太多要求，而根据街道干部的反映，出国在外的子女寄钱回来的也很少。老年人经济上的相对独立。避免或减少了由经济原因引发的养老问题和与此相关的代际冲突，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亲子之间有经济上的往来，尤其是倾斜于父代的经济流动，则会提升老人的经济储备，由此增加老人对看病以及养老的踏实感。

（Ｄ结合调查对象的年龄、所处的时代等．这里的高学历指中专及以上学历。

（参潦自被访谈者，以下相关引文同此．不再另注。１３６

空巢老人

（二）生活需要照料但难指望子女

子女在国外的空巢老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活上的照料，包括日常的买菜、做饭、洗衣

服、打扫房间和生病看护等。Ｃ社区一位７０岁的男教授非常无奈：“孩子都在国外。就是一年也不一定回来看你一下，孩子到了外国了，打电话，就问怎么样啊？我们说没事，其实有事，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告诉你干吗？我说我肚子疼，告诉你能怎么样？他也救不了你的命，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不说肚子疼、脑袋疼，就说挺好。”在Ｙ社区有这样一户老人，情况更加糟糕：“女儿现在在美国，是绝对的空巢，很困难，而且在空巢里面我们家是更困难，困难在我老伴腿动不了，眼睛也不行，失明的边缘，弱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很切实的，现在我老伴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照顾她，反过来，如果我突然得了脑血栓、心梗，她叫１２０，恐怕打电话还行，剩下的事情什么也干不了，她现在离开我是不行的。我们门洞这样的就有三户。”Ｃ社区一位年纪较轻的老人告诉我们：“我们这儿的空巢家庭特别多啊，就是有子女，也是都在国外，你指望不上。你像她（指座谈中另一位老年女性）老伴儿瘫痪在床，就指望她呢。前些日子，保姆走了，换个保姆不行，给她急得什么似的。现在这种情况挺多的。”

身在国外的子女，不会像住在附近或者一个城市的子女那样能够或多或少给予父母日常生

活上的照顾，甚至一两年都不能回来看望父母，这让老人根本指望不上。钟点工或保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解决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照料．但并不是很多老人都能够通过钟点工和保姆解决生活照料上的难题，因为小时工和保姆的市场供给远小于需求，而请来的保姆也不放心。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或者因为心理、生理上的疾病导致性情古怪，也很难与保姆和谐相处。“现在的保姆很难清，因为农业税不是免了吗？回去了很多，原来是特别多。现在海淀区三八服务中心，一摞全是要求请保姆的，保姆一个都没有。而且找保姆也不是很方便，谁家要是特别需要找保姆的时　候，才知道找保姆有多难。”“现在有的也不放心，素质比较低。放心吗？偷的话，老年人你怎么

办？严重的一刀攮死人．现在不敢随便请保姆。好多保姆挺厉害的。”子女指望不上。这些空巢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所属的社区以及退休前的单位，社区的组织以及群体能够帮助解决他们在生活照料上面对的难题，而单位的关怀与慰问，也能慰藉他们退休以后感觉被边缘化的心灵，而老年人彼此的互助则更为实际。

（三）精神慰藉不足只能在群体中满足

老人精神上的慰藉主要通过几个方面得以实现：Ｅｌ常生活促进两代人情感上的交往与相互

寄托；第三代带给老人天伦之乐，搭起两代人感情的桥梁；意外事件和有困难时候彼此的相互扶持，而这几点都是子女在国外的空巢老人普遍难以实现的。日常生活中子女长期缺席，偶尔的电话联系，虽然能让老人得到些许安慰，但老人只能“报喜不报忧”，实际存在的问题没法跟子女讲，即使讲了也无济于事，所以，老人病痛的身体得不到关怀，心里的疙瘩无处消解，感情上的交流无法实现，更为凄惨的则是临逝世前子女不能在身边，这种凄惨场景对访谈中的老年人触动很大。“我们这儿老龄化的问题很严重，真的，空巢很多，有一家，有一个老头老太太，女儿呢，在外国。老头儿死了，打电话，那女儿坐飞机回来，哭都没有地方哭去。就是这样，我的一个老同事，无线电系的，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还有的就是孤寡老人死在家里，子女在国外，居委会发现了，就和保安一起把去世老人抬出来，再给他们子女打电话。”这样的场景往往会使子女在国外的老人对自己的晚年没法乐观起来。

但作为知识分子的优势也体现在老有所为上。Ｙ社区老年协会以自组织、自管理、自服务的

宗旨服务于老人，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为宗旨，坚持自愿、量力、安全的原则，开展合法的为老人服务的工作。根据自愿的原则，老年协会将社区内的老年人发展为会员，根据会员们的兴趣爱好划分为不同的活动组，再由大家选出来的负责人１３７

空巢老人

分别组织活动。活动组分长寿保健组、饮食养生组等２０个交流组，摄影爱好组、京剧爱好组等１０个爱好组以及舞蹈队、歌咏队等１０个代表队。这使得老年人有了跟自己兴趣相投的其他老人交流、联谊的机会，无疑丰富了老人们的退休生活，填补了空巢老人精神慰藉方面的缺失。更有新意的是，“老年协会”联合其他大学的离退休教师，办起了单身老人联谊会，为的是帮这些单身的老人找一个伴儿，不至于生病在床没个端水的人，能够消除寂寞，安度晚年。

通过以上访谈内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空巢家庭的老人，虽然感受着子女的“冷漠”，但对

子女们的冷漠老人也不会抱怨，相反在提到子女出国的事实时，还是感觉骄傲，尽管我们看到了这种骄傲背后老人们的尴尬处境。老人们的选择是面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策略。因为，他们现实地考虑到这种倾诉不仅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还给子女平添了几分烦恼。所以，与自己的天伦之乐相比，老人们更体谅现代生活中子女的种种压力，主动且无奈地选择独立自主，尽量不去打扰和依赖子女，只能“报喜不报忧”。这是作为传统观点的沉积以及具有道德成分的“责任伦理”为大多数老年人接受并奉行的表现。“老年人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各方面对子女（包括孙子女）不计回报地付出，当子女在养老方面尽‘孝’不到位时则给以宽容（或者说对“孝”的含义和标准作出自己的与传统标准不一样的解释），同时在赡养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和自己解决（即强调老年人自养和老夫妻互养），以减轻子代的赡养负担。”闭其中体现出来的亲子关系，彼此的“亲”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亲是对血缘亲情的肯定，不管亲子关系如何。亲情都是很难被抹煞的；这个近不仅体现为空间的距离，也体现了两代人心的距离。因为彼此交流的不多，老人的病痛、心事不能也不想向子女倾诉，这必然影响彼此心灵的贴近。因为老年知识分子家庭的空巢更多是因为子女身在国外，而不像～般的空巢家庭，虽然也有子女在国外，但还是有很大比例的子女与老人生活在同一城区、同一城市，由此对老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的需求更有条件满足。空间距离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程度，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亲子关系。通过对以上访谈资料的分析，从老年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城市中子女在国外的空巢老人与其子女的亲子关系不是“分而不离”，而是一种“亲而不近”的关系。　五、讨论

知识分子空巢家庭表现出来的“亲而不近”的亲子关系，主要是由于子女身在国外。费孝通

教授曾经提出中西方养老模式的不同：西方社会是“接力式”的养老模式；中国社会是“反馈式”的养老模式。那么。西方的赡养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孝”文化，对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亲代以及近距离遭遇西方文化的子代有没有影响？这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在西方，由于养老的责任并不一定由子女承担，而且公众养老机构发展也较早，因而

老人对儿女的依赖也不像中国那么大，对社会养老的心理适应性也较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老人强。在西方，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感召下，成年子女都奔赴发展自己才华的环境中去，而不必牵挂父母，有着完全的自由选择，当然，父母也无需像中国的父母一样大包大揽来帮助子女。但很多资料告诉我们。西方的老年人经常从早到晚孤寂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们极力回避与惧怕自己年老体衰的现实。这也表明，即使在西方社会，当老年人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与关爱时，他们的处境也是极为悲凉的。所以当我们跨越地域以及文化的差异来看老年人这个群体时，会发现他们内心的渴望是相似的。都渴望被关爱，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社会强势群体关怀和照顾，而是被看作社会诸要素中的平常的组成部分，他们最难以面对整个社会看待老年人的异样的眼光，他们不愿被看作社会的负担和累赘。再回到中国的文化圈来看中国的老年人，不管现代化的程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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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多高，不管西方文化带来多大的冲击，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还是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观念与行为，以及他们对理想的亲子关系的认定与渴望，即享受天伦之乐，子女在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方面给予他们亲情的回报。现实中，我们看到亲子关系的变化．以及老年人养老意识以及养老行为的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是西方文化对老年人的影响，而是老人对“责任伦理”的一种奉行。所以，老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子女的宽容和理解。养老意识和行为的独立，不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是老年人面对客观现实、权衡双方利弊而不得不作出的无奈选择。当然，这种选择会越来越自愿和自如。

（二）对于走出国门的子代，我们没有访谈，所以不能妄下结论，但通过他们的父母以及旁观

者的话语表达，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已经反映在他们同父母的关系，以及对父母养老的态度上。与亲代选择独立的原因不同，子代的受影响，有无奈选择的成分，也有主动接受的成分。无奈选择是父母希望子女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但子女的这种追求却与赡养父母难以两全，这是两个家庭生命周期的冲突；主动接受是子代走出国门后，西方亲子关系的模式对他们传统思想的削弱。观念的削弱加上父母长久以来的宽容和“报喜不报忧”夸大了自身追求与赡养父母这种难以两全的困境，也放松了他们对自己“孝”意识与“孝”行为的要求。他们将个人及其构建的核心家庭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父母的渴求被搁置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父母没有得到很多的照料，精神慰藉也得不到满足。虽然老人们没有抱怨子女的“不孝”，但子女出国带来的荣耀与骄傲掩藏不住现实的尴尬。

（三）养也分个优良中差，所以，养老问题的解决，还要考虑到如何使老人们的晚年生活更加

美好。不管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发展到多么完善的地步，也不管老人们的独立意识和独立能力变得多么强，子女对老人们的关爱还是很难被全部替代的。父母对子女有期望。子女自身的成功与安定能够给父母很大的安慰，为了子女的前途与幸福，父母可以作出牺牲，放弃理想的养老模式；作为子女，尽管身在国外，赡养父母与自身事业家庭有冲突。也要认识到老人的牺牲与无奈，要尽量去补偿老人，包括经济的贴补、看望次数的增加以及沟通的加强。所以，本着对更为理想的养老模式以及和谐亲子关系的诉求，我们不得不反思现实的代际关系以及作为子女的“孝”的观念。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加速以及中西文化彼此的交融，传统的“孝道”究竟应该被放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呢？传统的“孝道”有着丰富的、综合的文化意蕴，更有着严苛的礼仪。对于传统的“孝道”，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继承，我们不是固执地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孝就是要守在父母身边端茶倒水。社会在发展，“孝道”也可以以一种变通的方式适应现实的需要。所以，不管老人对独立养老的适应能力有多强，子女们也理应多投入感情与精力在自己的父母身上。　【参考文献】

【１】熊汉富：《空巢家庭：一个应当关注的老年群体——北京大学身边无子女家庭探析》，载＜人口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２Ｊ杨善华贺常梅：‘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１为例），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责任编辑：任天成）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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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用次数：陈文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87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2008，27(2)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