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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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媒介研究

作者：刘艳娇

来源：《课程教育研究》2017年第44期

【摘要】本文从大众媒体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分别论证了传统媒介以及自媒体在各方面对公众巨大的引导作用。在大众媒体时代，结合国家机器、审查制度和新闻调控手段论述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在自媒体时代，则结合大数据以论述媒介对公众的负面影响；最后，结合技术学派的尼尔·波兹曼和乔治·奥威尔两位学者的前瞻性观点论述在泛娱乐化时代公众在意识形态领域该何去何从。

【关键词】泛娱乐化现象 数据时代 媒介乱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44-0037-02 一、传播学与政治学科交叉研究的合理性

传播学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求在原始时代体现为抵御和战胜强大的自然力量与野兽袭击，因此，群居应时而生，而群居又必须相互沟通与交流，因此，生存与发展是人类交流即新闻传播行为发生的本质动因，而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建立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传播学可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研究的基础，是学科研究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

因此，把传播学当成一个前提来探讨其他延伸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众所周知，传播学的分支包括新闻传播和政治传播等，而新闻与民众又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因此，笔者选择将传播学与民众意识形态进行交叉研究。 二、大众媒体时代

在大众媒体时代，媒介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家机器。印刷媒介以及传统电子媒介的所属机构实际上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新闻媒介要维护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则致力于服务其所属的利益集团。国家机器中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都是对公众行为的规范，而新闻媒介就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国家机器。

新闻传播调控最常见的手段是审查制度。利用审查制度控制流入市场的涉及恐怖宣传、邪教宣传等目的信息。各国政府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报纸、电影、书刊、电视和广播的内容，由政府直接审查（管制），或通过类似广电总局等机构进行管控。例如中国、美国等国对网络信息的审查，对特定信息的过滤以及广电总局对于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内容的审查等。如果审查制度被不合理地应用，则会危害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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