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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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1 Pub Talk and the King's English

酒吧闲聊与标准英语

亨利?费尔利

人类的一切活动中，只有闲谈最宜于增进友谊，而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动物之间的信息交流，不论其方式何等复杂，也是称不上交谈的。

闲谈的引人人胜之处就在于它没有一个事先定好的话题。它时而迂回流淌，时而奔腾起伏，时而火花四射，时而热情洋溢，话题最终会扯到什么地方去谁也拿不准。要是有人觉得“有些话要说”，那定会大煞风景，使闲聊无趣。闲聊不是为了进行争论。闲聊中常常会有争论，不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闲聊之中是不存在什么输赢胜负的。事实上，真正善于闲聊的人往往是随时准备让步的。也许他们偶然间会觉得该把自己最得意的奇闻轶事选出一件插进来讲一讲，但一转眼大家已谈到别处去了，插话的机会随之而失，他们也就听之任之。

或许是由于我从小混迹于英国小酒馆的缘故吧，我觉得酒瞎里的闲聊别有韵味。酒馆里的朋友对别人的生活毫无了解，他们只是临时凑到一起来的，彼此并无深交。他们之中也许有人面临婚因破裂，或恋爱失败，或碰到别的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但别人根本不管这些。他们就像大仲马笔下的三个火枪手一样，虽然日夕相处，却从不过问彼此的私事，也不去揣摸别人内心的秘密。

有一天晚上的情形正是这样。人们正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从最普通的凡人俗事谈到有关木星的科学趣闻。谈了半天也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事实上也不需要有一个中心话题。可突然间大伙儿的话题都集中到了一处，中心话题奇迹般地出现了。我记不起她那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她显然不是预先想好把那句话带到酒馆里来说的，那也不是什么非说不可的要紧话——我只知道她那句话是随着大伙儿的话题十分自然地脱口而出的。

“几天前，我听到一个人说‘标准英语’这个词语是带贬义的批评用语，指的是人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的英语。”

此语一出，谈话立即热烈起来。有人赞成，也有人怒斥，还有人则不以为然。最后，当然少不了要像处理所有这种场合下的意见分歧一样，由大家说定次日一早去查证一下。于是，问题便解决了。不过，酒馆闲聊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大伙儿仍旧可以糊里糊涂地继续闲扯下去。

告诉她“标准英语”应作那种解释的原来是个澳大利亚人。得悉此情，有些人便说起刻薄话来了，说什么囚犯的子孙这样说倒也不足为怪。这样，在五分钟内，大家便像到澳大利亚游览了一趟。在那样的社会里，“标准英语”自然是不受欢迎的。每当上流社会想给“规范英语”制订一些条条框框时，总会遭到下层人民的抵制

看看撒克逊农民与征服他们的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语言隔阂吧。于是话题又从19世纪的澳大利亚囚犯转到12世纪的英国农民。谁对谁错，并没有关系。闲聊依旧热火朝天。

有人举出了一个人所共知，但仍值得提出来发人深思的例子。我们谈到饭桌上的肉食时用法语词，而谈到提供这些肉食的牲畜时则用盎格鲁一撒克逊词。猪圈里的活猪叫pig，饭桌上吃的猪肉便成了pork(来自法语pore)；地里放牧着的牛叫cattle，席上吃的牛肉则叫beef(来自法语boeuf)；Chicken用作肉食时变成poultry(来自法语poulet)；calf加工成肉则变成veal(来自法语vcau)。即便我们的菜单没有为了装洋耍派头而写成法语，我们所用的英语仍然是诺曼底式的英语。这一切向我们昭示了诺曼底人征服之后英国文化上所存在的深刻的阶级裂痕。

撒克逊农民种地养畜，自己出产的肉自己却吃不起，全都送上了诺曼底人的餐桌。农民们只能吃到在地里乱窜的兔子。兔子肉因为便宜，诺曼底贵族自然不屑去吃它。因此，活兔子和吃的兔子肉共用rab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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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表示，而没有换成由法语lapin转化而来的某个词。

当我们今天听着有关双语教育问题的争论时，我们应该设身处地替当时的撒克逊农民想一想，新的统治阶级把法语用来对抗撒克逊农民自己的语言，从而在农民周围筑起一道文化障碍。当英国人在像觉醒者赫里沃德这样的撒克逊领袖领导下起来造反时，他们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上的屈辱。“标准英语”——如果那时候有这个名词的话——已经变成法语。而九百年后我们在美国这儿仍然继承了这种影响。

那晚闲聊过后，第二天一早便有人去查阅了资料。这个名词在16世纪已有人使用过。纳什作于1593年的《截获信函奇闻》中就有过“标准英语”(Queen’s English)的提法。1602年德克写到某人时有句话说：“你把‘标准英语’(King’s Engligh)简化了”。莎士比亚作品中是否也出现过这一提法呢?如出现过，那就证明这个词在当时即已通用。他用过一次，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快嘴桂嫂在讲到她家老爷回来后将会有的盛怒情形时说，“ 少不了一顿臭骂，骂得鬼哭神愁，伦敦的官话(即“标准英语”)不知要给他糟蹋成个什么样子啦。”(朱生豪译)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她说中了。

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词语就是那个时期产生的。经过前后五百年的发展和与诺曼底人、安茹王朝及金雀花王朝的法语的竞争，英语最终同化了法语。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英语取得了国语的地位。

这样便有了一种值得引以自豪的“标准英语”。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没费吹灰之力，使其影响日盛，遍及全球。“标准英语”再也不带有今天所谓的种族歧视的性质了。

不过，那个澳大利亚人所作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下层阶级在用这一名词时总带着一点轻蔑或讥讽的味道。我们会发现，就连快嘴桂嫂这样一个婢女也会说她的主子凯厄斯大夫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讲起平民百姓们所讲的那种粗话。如果说标准英语就是所谓“规范英语”，这种看法常常会受到下层人民的嘲笑讥讽，他们有时故意开玩笑地把它说成是“规反英语”。下层人民对文化上的专制仍是极为反感的。 正如卡莱尔所说，始终存在着的一种危险是，“对我们来说。词语会变成具体的事物”。词语本身并不是现实，它不过是用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而已。标准英语就像诺曼底人的盎格鲁法语一样，也是一个阶级用来表达现实的一种形式。让人们学着去讲也许不错，但既不应当把它作为法令，也不应当使它完全不接受来自下层的改变。

我一向对词典有着始终不渝的酷爱一奥登说过，一个作家的全部所需就是一支笔、够用的纸张和“他所能弄得到的最好的词典”——但我更赞同另一种说法，即把词典看成是一种常识的工具。标准英语是一种典范——一种丰富而有指导作用的典范——但并不是一种最高的典范。

由此我们可以回到我先前的话题上了。即便是那些学问再高、文学修养再好的人，他们所讲的标准英语在交谈中也常常会离谱走调。要是有谁闲聊时也像做文章一样句逗分明，或者像写一篇要发表的散文一样咬文嚼字的话，那他讲起话来就一定会极为倒人胃口。看到E?M?福斯特笔下写出“当今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其用语之生动及由其所产生的生动有力、甚至可怖的形象令我们拍案叫绝。但假若福斯特坐在我们的会客室里说“我们大家正一个接一个地步入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怖的长廊”时，那我们完全有理由请他走

常常有一些愚人要求大文豪们谈话时也像写文章一样字字珠玑。也有些人对18世纪巴黎的文艺沙龙里那些文人雅士的高谈阔论极表称羡。可是，说不定那些文人雅士们在那里也不过是闲聊，谈论酒食的好坏哩。当时的巴黎大法院第一厅厅长亨奥尔特在德苏侯爵夫人家的沙龙里作客时就曾大叫着说“调料糟透了”，接着还大发议论说侯爵夫人家的厨子和总厨师长布兰维利耶之间的唯一差别只不过用心不一而已。 会客室里和餐桌上是无需摆上词典的。闲聊过程中若遇上弄不明白需待查实的问题可留待第二天再说，不要话说到一半却去一边查起字典来。否则，谈话便会受到妨碍，不能如流水般无拘无束地进行。那天晚上，如果我们当场弄清了“标准英语”的意义，也就不可能再有那一场交谈论辩，我们也就不可能一会儿跳到澳大利亚去，一会儿扯回到诺曼底征服者时代了。

而且，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留到第二天去思考了。尤为重要的是，如果那个问题当场得到解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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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不会对于那位引出话题的“火枪手”那样发生兴趣，想多了解她的情况了。教黑猩猩说话之所以很困难，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往往可能尽想着要讲出些正经八百的话来，因而使得谈话失去意趣。

摘自1979年5月6日《华盛顿邮报》

Unit2 Marrakech

马拉喀什见闻

乔治·奥威尔

一具尸体抬过，成群的苍蝇从饭馆的餐桌上瓮嗡嗡而起追逐过去，但几分钟过后又飞了回来。

一支人数不多的送葬队伍——其中老少尽皆男性，没有一个女的——沿着集贸市场，从一堆堆石榴摊子以及出租汽车和骆驼中间挤道而行，一边走着一边悲痛地重复着一支短促的哀歌。苍蝇之所以群起追逐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死人的尸首从不装进棺木，只是用一块破布裹着放在一个草草做成的木头架子上，有四个朋友抬着送葬。朋友们到了安葬场后，便在地上挖出一个一二英尺深的长方形坑，将尸首往坑里一倒。再扔一些像碎砖头一样的日、干土块。不立墓碑，不留姓名，什么识别标志都没有。坟场只不过是一片土丘林立的荒野，恰似一片已废弃不用的建筑场地。一两个月过后，就谁也说不准自己的亲人葬于何处了。

当你穿行也这样的城镇——其居民20万中至少有2万是除开一身聊以蔽体的破衣烂衫之外完全一无所有——当你看到那些人是如何生活，又如何动辄死亡时，你永远难以相信自己是行走在人类之中。实际上，这是所有的殖民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这里的人都有一张褐色的脸，而且，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真的和你意义同属人类吗？难道他们也会有名有姓吗？也许他们只是像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的蜜蜂或珊瑚虫一样的东西。他们从泥土里长出来，受哭受累，忍饥挨饿过上几年，然后有被埋在那一个个无名的小坟丘里。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的离去。就是那些小坟丘本身也过不了很久便会变成平地。有时当你外出散步，穿过仙人掌丛时，你会感觉到地上有些绊脚的东西，只是在经过多次以后，摸清了其一般规律时，你才会知道你脚下踩的是死人的骷髅。

我正在公园里给一只瞪羚喂食。

动物中也恐怕只有瞪羚还活着时就让人觉得是美味佳肴。事实上，人们只要看到它们那两条后腿就会联想到薄荷酱。我现在喂着的这只瞪羚好象已经看透了我的心思。它虽然叼走了拿在手上的一块面包，但显然不喜欢我这个人。它一面啃食着面包，一面头一低向我顶过来，再啃一下面包又顶过来一次。它大概还因为把我赶开之后那块面包仍会悬在空中。

一个正在附近小道上干活的阿拉伯挖土工放下笨重的锄头，羞怯地侧着身子慢慢朝我们走过来。他把目光从瞪羚身上移向面包，又从面包转回到瞪羚身上，带着一点惊讶的神色，似乎以前从未建国这种情景。终于，他怯生生的用法语说道：“那面包让我吃一点吧。”

我撕下一块面包，他感激地把面包放进破衣裳贴身的地方。这人是市政当局的雇工。

当你走过这儿的犹太人聚居区时，你就会知道中世纪犹太人区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在摩尔人的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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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只能在划定的一些地区内保有土地。受这样的待遇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后，他们已经不再为拥挤不堪而烦扰了。这儿很多街道的宽度远远不足六英尺，房屋根本没有窗户，眼睛红肿的孩子随处可见，多的像一群群苍蝇，数也数不清。街上往往是尿流成河。

在集市上，一大家一大家的犹太人，全都身着黑色长袍，头戴黑色便帽，在看起来像洞窟一般阴暗无光，苍蝇麋集的摊篷里干活。一个木匠两脚交叉坐在一架老掉牙的车床旁，正以飞快的速度旋制椅子腿。他右手握弓开动车床，左脚引动旋刀。由于长期保持着种姿势，左脚已经弯翘变形了。他的一个年仅六岁的小孙子竟也在一旁开始帮着干一些简单的活计了。

我正要走过一个铜匠铺子时，突然有人发现我点着一支香烟。这一下子那些犹太人从四面八方的一个个黑洞窟里发疯四地围上来，其中有很多白胡子老汉，都吵着要讨支烟抽。甚至连一个盲人听到这讨烟的吵嚷声也从一个摊篷后面爬出来。伸手在空中乱摸。一分钟光景，我那一包香烟全分完了。我想这些人一天的工时谁都不回少于十二小时，可是他们个个都把一支香烟看成是一见十分难得的奢侈品。

犹太人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里，他们从事阿拉伯人所从事的行业，只是没有农业。他们中有买水果的，有陶工、银匠、铁匠、屠夫、皮匠、裁缝、运水工，还有乞丐、脚夫——放眼四顾，到处是犹太人。事实上，在这不过几英亩的空间内居住着的犹太人就足足有一万三千之多。也算这些犹太人好运气，希特勒未曾光顾这里。不过，他也许曾经准备来的。你常听到的有关犹太人的风言风语，不仅可以从阿拉伯人那里听到，而且还可以从较穷的欧洲人那里听到。

“我的老兄啊，他们把我的饭碗夺走给了犹太人。想必你也知道这些犹太人吧，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宰。我们的钱都进了他们的腰包。银行、财政——一切都被他们控制住了。”

“可是，”我说道，“到多数普通犹太人不也是为了一点微薄的工钱而辛勤劳作的苦力吗？”

“噢！那不过是做出样子来给人看的。事实上他们都是些放债获利的富豪。这些犹太人就是鬼得很。”

与此恰恰相似的是，几百年前，常常也有些苦命的老太婆被当成巫婆给活活烧死，然而事实上她们就连为自己变出一顿象样饭菜的巫术都没有。

所有靠自己的双手干活的人一般都有点不太引人注目，他们所干的活儿越是重要，就越不为人所注目。不过，白皮肤总是比较显眼的。在北欧，若是发现田里有一个工人在耕地，你多半会再看他一眼。而在一个热带国家，直布罗陀以南或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可能看不到田里耕作的人。这种情形我已经注意到多次了。在热带的景色总，万物皆可一目了然，惟独看不见人。那干巴巴的土壤、仙人掌、棕榈树和远方的山岭都可以尽收眼底，但那在地理耕作的农夫却往往每人看见。他们的肤色就和地里的土壤颜色一样，而且远不及土壤中看。

正因如此，贫穷至极的亚非国家反倒成了旅游观光的胜地。没有谁会有兴趣到本地的贫困地区去作依次毫无价值的旅行。但在那些居住着褐色皮肤的人的地方，他们的贫困却根本没有人能注意大批。摩洛哥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一个能买到橘子圆或者谋取一份政府差使的地方。对于一个英国人呢？不过是骆驼、城堡、棕榈树、外籍兵团、黄铜盘子和匪徒等富于浪漫色彩的字眼而已。就算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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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呆过多年的人也未必会注意得到，对于当地百分之九十的居民来说，现实生活只意味着永无休止、劳累至极的斗争，其目的是从贫瘠的土壤中费力地弄出点吃的来。

摩洛哥的土地大半是一片荒凉，赖以生存的走兽至大者莫如野兔。原先曾有的森林覆盖着的土地如今已成为光秃秃的荒漠，土壤跟碎砖头一般。尽管如此，仍有大片大片的土地被人们开垦，劳动强度十分惊人。一切活儿全靠手工完成。排着长队的妇女们弯着腰像一个个倒过来的大写字母L一样，以便慢慢地在地里移动着身子往前走，一边用手去拔除带刺的野草。农民采集苜蓿喂牲口时，不是用刀去割而是用手将一棵棵苜蓿连根拔起，免得割剩下来的一两寸的根茬白白浪费掉。犁是用木头做的劣货，一点也不结实，一个人可以毫不费力的扛在肩上。犁的底部安着一个粗劣的铁尖子，只能犁进地里4英寸来深。拉犁的牲口的力气也只有这么大。通常是用一头牛和一头驴子套在一起拉犁。这是因为两头驴子拉不动，而如用两头牛，耗费的饲料有太多。农民们都没有耙地的耙，他们指示顺着不同的方向犁上几遍，弄出一道道垄沟来，然后再用锄头把整块田地做成一块块长条形的小畦，以利蓄水。除了较为罕见的暴雨之后紧接着的那一两天外，这地方总是缺水。农民们在地边上挖出一道道深达三十至四十英尺的沟渠以便把土层深处的涓涓细流汇集起来。

每天下午都有一对年迈的妇女背着柴草从我屋外的路上走过。由于上了年纪而又饱经日晒，他们一个个都变得想木乃伊似的干瘪，而且身躯都是那么瘦小。在原始社会里，妇女超过了一定的年纪便萎缩得如孩子般大小，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天，一个身高不过四英尺的可怜人扛着老大的一捆柴草从我身边蹒跚而过。我叫住她，往她手上塞了一枚面值五个苏的钱币（略多于1/4个旧便士）。她的反应竟是一声近乎尖叫的哭喊，这喊叫含有感激的成分，主要还是出于惊讶。我想，在她看来，我虽然会注意她，似乎是违反了自然法则。对于自己作为一个老妇人，即作为一匹驮兽的地位，她是早已接受了的。每当一家人出门远行时，往往可以看到父亲和已经成年的儿子骑着驴子在前边走，而一个老太婆则背着包袱步行跟在后面。

然而这些人的真正奇特之处还在于他们的隐身的特性。一连几个星期，每天几乎在同一时候总有一队老妪扛着柴草从我房前蹒跚走过。虽然他们的身影以映入我的眼帘，但老实说，我并不曾看见她们。我所看见的是一捆捆的柴草从屋外掠过。直到有一天我碰巧走在她们身后时，堆柴草奇异的起伏动作才使我注意到原来下面有人。这才第一次看见那些与泥土同色的可怜老妪的躯体——枯瘦的只剩下皮包骨头、被沉重的负荷压得弯腰驼背的躯体。然而，我踏上摩洛哥国土还不到五分钟就已注意到驴子的负荷过重，并为此感到愤怒。驴子遭到荷虐，这是无疑的事实。摩洛哥的驴子不过如一只瑞士雪山救人犬一般大小，可它驮负的货物重量在英国军队里让一头五英尺高的大骡子来驮都嫌过重。而且，它还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不卸驮鞍。尤其让人觉得可悲的是，它是世上最驯服听话的牲畜。不需要鞍辔会僵绳。它便会像狗一样更随着自己的主人。为主人拼命干上十几年活后，它便猝然倒地死去，这时，主人就把它仍进沟里，尸体未寒，其五脏六腑便被村狗扒出来吃掉。

这种事情当然令人发指，可是，一般说来，人的苦难却没人理会。我并非在乱发议论，只不过是指出一个事实而已。这种人简直就是一种无影无行之物。一头背上被磨得皮破肉烂的驴子人人见了都会同情，而那驮着大捆柴草的老妇人则往往要有某种偶然因素才会受到注意。

白鹳鼓翼被去时，黑人正行军南下——一列长长的满身征尘的队伍：步兵，炮队，接着又是更多的步兵，总共大约四五千人，正靴声橐橐，车声辚辚地蜿蜒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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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塞内加尔人，是非洲肤色最黑的人——黑得简直难以看清他们颈项上的头发从何处生起。他们健硕的身躯罩在旧的卡其布制服里面，脚上套着一双看上去像块木板似的靴子，每个人头上戴着的钢盔似乎都小了一两号。天气正热,队伍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士兵们都被沉重的包袱压得疲惫不堪，敏感得出奇的黑脸颊上汗水闪闪发光。

当他们走过时，一个身体欣长，年纪很轻的黑人回头后顾，和我的目光相遇。他的那种目光完全超出人们意料之外。既不带敌意，又不含轻蔑，也没有愠怒，甚至连好奇的成分都没有。那是一种羞怯的，瞪圆双眼的黑人的目光，实际上就是一种表示深厚敬意的目光。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这可怜的小伙子，因为成了法国公民，所以被从森林里拉出来送到军队驻扎的城镇去擦洗地板，并染上了梅毒。他对于白种人的确是满怀敬意的。过去别人教导他说白种人是他的主人，对此他至今深信不疑。

然而，无论哪一个白人（哪怕是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也不例外），当他望着一支黑人军队从身边开过时，都会想到同一桩事：“我们还能愚弄他们多久？他们倒戈相向的日子离现在还有多远？”

真是怪有意思的。在场的每一个白人心里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心思。我有，其他旁观者也有，骑在汗涔涔的战马上的军官们有，走在队伍中的白人军士也有。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而有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有那些黑人对此尚茫然不知。看着这列一两英里长的队伍静静地向前开进，真好像看着一群牛羊一样，而那掠过它们头顶、朝着相反方向高翔的大白鹳恰似片片碎纸在空中泛着点点银光。

Unit 3 inaugural address

就职演说(1961年1月20日)

我们今天举行的不是一个政党的祝捷大会，而是一次自由的庆典。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因为刚才我已依照我们的先辈在将近一又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拟好的誓言在诸位和全能的上帝面前庄严宣誓。

当今的世界已与往昔大不相同了。人类手中已掌握的力量，既足以消除一切形式的人类贫困，也足以结束一切形式的人类生活。然而，我们的先辈曾为之奋斗的革命信念至今仍未能为举世所公认。这信念就是认定人权出自上帝所赐而非得自政府的恩典。

我们今天仍未敢忘记我们是第一次革命战争的接班人。此时此地我谨向我们的朋友，同时也向我们的敌人宣告：火炬已传到我们新一代美国人手中。这一代人在本世纪成长起来，经受过战火的锻炼，经历过冷峻的和平的考验，以珍视古老的传统而自豪，又决不愿坐视或容许人权逐渐遭到践踏。美国对这些人权一向负有责任，今天我们也正在本国及全世界范围内为之奋斗。

必须让每一个友邦和敌国都知道：为维护自由，使其长存不灭，我们将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肩负任何重担，迎战一切困难，援助一切朋友，反击一切敌人。

以上这些是我们保证要做到的——但我们保证要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对于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和精神渊源的传统盟邦，我们保证将报之以真诚不渝的友谊。只要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在许多合作性事业中就会无往而不胜；而一旦彼此分裂，我们就会无所作为。因为我们之间若起争端，彼此离异，便难以与我们面临的强大对手抗衡。

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其加入自由国家行列的各新兴国家，浅们发誓，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绝不应仅是为了被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所取代。我们并不期望这些国家总是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希望他们始终能够坚决地卫护自己的自由，并时刻牢记，过去那些企图骑上虎背为自己壮声势的愚人结果都没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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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葬身虎腹的命运。

对于那些居住在遍布半个地球的茅舍荒村中，正奋力冲破集体贫困的桎梏的各民族，我们保证将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脱贫自救，不管这样做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怕共产党会抢先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想获得那些国家的赞成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一个自由社会如若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也就无法保全少数的富人。

对于我国边界以南的各姊妹国家，我们要作一项特别的保证：把我们美妙的言辞付诸行动，为谋求进步而进行新的合作。帮助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政府挣脱贫困的锁链。但我们绝不能让这个充满希望的和平革命成为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要让所有的邻邦都知道，我们将和他们一起反对外国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的侵略或颠覆。也要让所有别的国家知道，我们这个半球仍得由自己当家做主。

在一个战争因素远远超过和平因素的时代，对于我们唯一的最好的希望赖以寄托的世界主权国家的联盟组织一一联合国，我们重申对它给予支持的保证：阻止其成为一个仅供谩骂的讲坛，加强其对新兴国家及弱小国家的保护作用，并扩大其职能范围。

最后，对于那些不惜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要提出的不是保证而是呼吁：希望双方重新开始努力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将整个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发生的自我毁灭之时。 我们不敢以示弱去诱惑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有了无可置疑的足够的武力时，我们才能有无可置疑的把握避免使用武力。

然而，目前的局势使两大国家集团都感到不安——双方都因现代军备的庞大开支而感到不堪重负，双方都为极端危险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慌不安，但双方又都在竞相谋求改变那种使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导致全人类毁灭的最后决战的小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记住：礼让并不表示软弱，而诚意则永远需要验证。我们决不能因为惧怕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惧怕谈判。

让双方寻求彼此的共同利益所在，而不要在引起分歧的问题上徒费精力。

让双方进行首次谈判，对监督和控制军备制订出严格可行的计划?并且把足以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世界各国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致力于揭开科学的奥秘，而不是科学的恐怖。让我们共同努力去探测星空，征服沙漠，消除疾病，开发洋底，并促进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一起在世界各个角落听取以赛亚的指示，去“卸下沉重的负担 (并)让被压迫者获得自由”。 如果初次的合作能够减少彼此之间的疑虑的话，那就让我们双方进而开始新的合作吧，不是寻求新的力量均衡，而是建立一个有法制的新世界，使强者公正，弱者安全，和平得以维持。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第一个一百天内完成，也不会在第一个一千天内完成，不会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会在我们这一辈子完成。但我们要让它从我们手上开始。

同胞们，我们事业的成败关键不仅仅是握在我的手中，更大一部分是握在你们手中。自从我国建立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应召验证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应召服役的美国青年的坟墓已遍布全球。

如今那号角又在召唤我们了。它不是在号召我们扛起武器一一尽管我们也需要武器，不是在号召我们去参战——尽管我们也准备应战，而是在号召我们肩负起一场长期的艰苦斗争的重任，年复一年，“忍受困苦，向往未来”，为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以及战争本身——而斗争。

我们能否建立一个把东西南北联在一起的伟大的全球联盟来对付这些敌人，以确保人类享有更为富有成效的生活呢?你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呢?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代人能在自由面临极大危险的时刻被赋予保卫自由的任务。在这一重任面前，我不退缩，我欢迎这一重任。我认为我们中间不会有人愿意与别人或另一代人调换位置。我们从事这一事业的那种精力、信念和献身精神将照耀我们的国家和一切为此出力的人们。这一火焰所发出的光芒将真正照亮这个世界。

因此，美国同胞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你们自己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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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处在同样地位的世界各国的公民们，你们应该问的不是美国会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一起能为人类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无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世界各国的公民，请以我们在此要求于你们的那种力量和牺牲的高标准反过来要求我们。良心是我们唯一可靠的报酬，历史是我们所作所为的最后裁判。让我们迈步向前，去领导我们所热爱的国家吧，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我们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摘自《世界著名演说集锦》，1965)

Unit 4 Love is a Fallacy

爱情就是谬误

马克斯舒尔曼

查尔斯．兰姆是一个世所罕见的性情欢快、富有进取心的人，他那笔下的散文《古瓷器》和《梦中的孩子》无拘无束、自由奔放。实在令人难忘。下面这篇文章比兰姆的作品更加自由奔放。实际上，用“自由奔放”的字眼来形容这篇文章并不十分确切，或许用“柔软”、“轻松”或“轻软而富有弹性”更为恰如其分。

尽管很难说清这篇文章是属于哪一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篇散文小品文。它提出了论点。引用了许多例证，并得出了结论。卡菜尔能写得更好吗?罗斯金呢?

这篇文章意在论证逻辑学非但不枯燥乏味而且活泼、清新、富于关感和激情，并给人以启迪。诸位不妨一读。

——作者注

我这个人头脑冷静，逻辑思维能力强。敏锐、慎重、聪慧、深刻、机智一一这些就是我的特点。我的大脑像发电机一样发达，孳化学家的天平一样精确，像手术刀一样锋利。一一你知道吗?我才十八岁呀。

年纪这么轻而智力又如此非凡的人并不常有。就拿在明尼苏达大学跟我同住一个房间的皮蒂·伯奇来说吧，他跟我年龄相哆’经历一样，可他笨得像头驴。小伙子长得年轻漂亮，可惜脑子里却空空如也。他易于激动，情绪反复无常，容易受别人的影响。最糟的是他爱赶时髦。我认为，赶时髦就是最缺乏理智的表现。见到一 q9种新鲜的东西就跟着学，以为别人都在那么干，自己也就卷进去傻干——这在我看来，简直愚蠢至极，但皮蒂却不以为然。

一天下午我看见皮蒂躺在床上，脸上显露出一种痛苦不堪的表情，我立刻断定他是得了阑尾炎。“别动，”我说，“别吃泻药，我就请医生来。”

“浣熊，”他咕哝着说。

“浣熊?”我停下来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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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件浣熊皮大衣，”他痛苦地哭叫着。

我明白了，他不是身体不舒服，而是精神上不太正常。“你为什么要浣熊皮大衣?”

“我本早该知道，”他哭叫着，用拳头捶打着太阳穴，“我早该知道查尔斯登舞再度流行时，浣熊皮大衣也会时兴起来的。我真傻，钱都买了课本，可现在不能买浣熊皮大衣了。”

我带着怀疑的眼神问道：“你是说人们真的又要穿浣熊皮大衣吗?”

“校园里有身分的人哪个不穿?你刚从哪儿来?”

“图书馆，”我说了一个有身分的人不常去的地方。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一定要弄到一件浣熊皮大衣，”他激动地说，“非弄到不可!”

“皮蒂，你怎么啦?冷静地想一想吧，浣熊皮大衣不卫生，掉毛，味道难闻，既笨重又不好看，而且

“你不懂，”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这就叫时髦。难道你不想赶时髦吗?”

“不想，”我坦率地回答。

“好啦，我可想着呢!”他肯定地说。“只要有浣熊皮大衣，要我什么我都给，什么都行!”

我的大脑一一这件精密的仪器一一即刻运转起来。我仔细地打量着他，问道：“什么都行?”

“什么都行!”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若有所思地抚着下巴。好极了，我知道哪儿能弄到浣熊皮大衣。我父亲在大学读书时就穿过一件，现在还放在家里顶楼的箱子里。恰好皮蒂也有我需要的东西。尽管他还没有弄到手，但至少他有优先权。我说的是他的女朋友波利.埃斯皮。

我早已钟情于波利埃斯皮了。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想得到这妙龄少女并不是由于感情的驱使。她确实是个易于使人动情的姑娘。可我不是那种让感情统治理智的人，我想得到波利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完全是出于理智上的原因。

我是法学院一年级的学生，过不了几年就要挂牌当律师了。我很清楚，一个合适的妻子对一个律师的前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大凡有成就的律师几乎都是和美丽、文雅、聪明的女子结婚的。波利只差一条就完全符合这些条件了。

她漂亮。尽管她的身材还没有挂在墙上的美女照片那么苗条，但我相信时间会弥补这个不足。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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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不差了。

她温文尔雅——我这里是指她很有风度。她婷婷玉立，落落大方，泰然自若，一眼就看得出她很有教养。她进餐时，动作是那样的优美。我曾看见过她在“舒适的校园之角”吃名点——一块夹有几片带汁的炖肉和碎核桃仁的三明治，还有一小杯泡菜——手指儿一点儿也没有沾湿。

她不聪明，实际上恰好相反。但我相信有我的指导，她会变得聪明的。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使一个漂亮的笨姑娘变得聪明比使一个聪明的丑姑娘变得漂亮毕竟要容易些。

“皮蒂，”我说，“你在跟波利谈恋爱吧?”

“我觉得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他回答说，“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叫做爱情。你问这个干吗?”

“你和她有什么正式的安排吗?我是说你们是不是常有约会，或者有诸如此类的事情?”我问。

“没有，我们常常见面。但我们俩各自有别的约会。你问这个干嘛?”

“还有没有别人使她特别喜欢呢?”我问道。

“那我可不知道。你问这些干吗?”

我满意地点点头说：“这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场地就是空着的。你说是吗?”

“我想是这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我若无其事地说，接着把手提皮箱从壁橱里拿了出来。

“你去哪儿?”皮蒂问。

“回家过周末。”我把几件衣服扔进了提箱。

“听着，”他焦急的抓住我的胳膊说，“你回家后，从你父亲那儿弄点钱来借给我买一件浣熊皮大衣，好吗?”

“也许不仅只是这样呢。”我神秘地眨着眼睛说，随后关上皮箱就走了。

星期一上午我回到学校时对皮蒂说：“你瞧!”我猛地打开皮箱，那件肥大、毛茸茸、散发着怪味的东西露了出来，这就是我父亲1925年在施图茨比尔凯特汽车里穿过的那一件浣熊皮大衣。

“太好了!”皮蒂恭敬的说。他把两只手插进那件皮大衣，然后把头也埋了进去。“太好啦!”他不断地重复了一二十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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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吗?”我问道。

“哦，喜欢!”他高声叫着，把那满是油腻的毛皮紧紧地搂在怀里。接着他眼里露出机警的神色，说着：“你要什么换呢?”

“你的女朋友，”我毫不讳言地说。

“波利?”他吃惊了，结结巴巴地说，“你要波利?”

“是的。”

他把皮大衣往旁一扔，毫不妥协的说：“那可不行。”

我耸了耸肩膀说：“好吧，如果你不想赶时髦，那就随你的便好了。”

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假装读书，暗暗地瞟着皮蒂。他神情不安，用面包店窗前的流浪儿那种馋涎欲滴的神情望着那件皮大衣，接着扭过头去，坚定地咬紧牙关。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那件皮大衣，脸上露出更加渴望的神情。等他再扭过头去，已经不那么坚决了。他看了又看，越看越爱，慢慢地决心也就减弱了。最后他再也不扭过头去，只是站在那儿，贪婪地盯着那件皮大衣。

“我和波利好像不是在谈恋爱，”他含含糊糊地说。“也说不上经常约会或有诸如此类的事情。”

“好的，”我低声地说。

“波利对我算得了什么?我对波利又算得了什么?”

“只不过是一时高兴-----不过是说说笑笑罢了，如此而已。”

“试试大衣吧。”我说

“他照办了。衣领蒙住了他的耳朵，下摆一直拖到脚跟。他看起 来活像一具浣熊尸体。他高兴地说：“挺合身的。”

“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成交了吗?”我说着，把手伸向他。

他轻易地接受了。“算数．”他说，并跟我握了握手。

第二天晚上，我与波利第一次约会了。这一次实际上是我对她的考察。我想弄清要作多大的努力才能使她的头脑达到我的要求。我首先请她去吃饭。“哈，这顿饭真够意思，”离开餐馆时她说。然后我请她去看电影。“嘿，这片子真好看，”走出影院时她说。最后我送她回家。和我道别时她说：“嘿，今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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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真痛快。”

我带着不大痛快的心情回到了房间。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得太低了。这姑娘的知识少得叫人吃惊。只是给她增加知识还不够，首先得教她学会思考。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我真想把她还给皮蒂算了。但我一想到她那充满魅力的身材，她那进屋时的模样，她那拿刀叉的姿式，我还是决定再作一番努力。

就像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我开始有计划地干了起来。我开始给她上辑课。幸好我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我自己也正在学逻辑学，所以对要教的内容我都很熟悉。当我接她赴第二次约会时，我对她说：“今晚上咱们去‘小山’谈谈吧”。

“啊，好极了，”她回答道。对这姑娘我要补充一句的是，像她这么好商量的人是不多见的。

我们去了“小山”，这是校园里人们幽会的地方。我们坐在一棵老橡树下，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我们谈些什么呢?”她问。

她想了一会儿，觉得不错，便说：“好极了。”

“逻辑学，”我清了清嗓了，“就是思维的科学。在我们能正确地思维之前，首先必须学会判别逻辑方面的常见谬误。我们今晚就要来谈谈这些。”

“哇!”她叫了起来，高兴地拍着手。

我打了个寒噤，但还是鼓足勇气讲下去：“首先我们来考究一下被称为绝对判断的谬误。” “好呀!”她眨了眨眼，催促着。

“绝对判断指的是根据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推出的论断。譬如说，运动是有益的，因此人人都要运动。”

“不错，”波利认真地说，“运动是非常有益的，它能增强体质，好处太多了!”

“波利，”我温和地说，“这种论点是谬误。运动有益是一种无条件的前提。比方说，假设你得了心脏病，运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有不少人医生就不准他们运动。你必须给这种前提加以限制。你应该说，一般来说运动是有益的。或者说，对大多数人是有益的。否则就是犯了绝对判断的错误，懂吗?”

“不懂，”她坦率地说。“这可太有意思了，讲吧!往下讲吧!”

“你最好别拉我袖子了，”我对她说。等她松了手，我继续讲：“下面我们讲一种被称为草率结论的谬误。你仔细听：你不会讲法语，我不会讲法语，皮蒂也不会讲法语。因此我就会断定在明尼苏达大学谁也不会讲法语。”

“真的?”波利好奇的问道，“谁也不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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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压住火气。“波利，这是一种谬误，这是一种草率的结论。能使这种结论成立的例证太少了。”

“你还知道其他的谬误吗?”她气喘吁吁地说：“这真比跳舞还有意思啦!”

我极力地使自己不灰心。我真拿这姑娘没办法，的确是毫无办法。可是，如果我不坚持下去，我就太没有用了。因此，我继续讲下去。

“现在听我讲讲‘牵强附会’的谬误。听着：我们不要带比尔出去野餐。每次带他一起去，天就下雨。”

“我就见过这样的人，”她感叹地说。“我们家乡有个女孩，名叫尤拉·蓓克尔。从没有例外，每次我们带她去野餐 ”

“波利，”我严厉地说，“这是一种谬误。下雨并不是尤拉蓓克尔造成的，下雨与她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责怪尤拉·蓓克尔，你就是犯了牵强附会的错误。”

“我再也不这样了，”她懊悔地保证说。“你生我的气了吗?”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波利，我没生气。”

“那么，给我再讲些谬误吧!”

“好，让我们来看看矛盾前提吧。”

“行，行，”她叽叽喳喳地叫着，两眼闪现出快乐的光芒。

我皱了皱眉头，但还是接着讲下去。“这里有一个矛盾前提的例子：如果上帝是万能的，他能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大石头吗?”

“当然能，”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但是如果他是万能的，他就能搬动那块石头呀，”我提醒她。

“是嘛!”她若有所思地说，“嗯，我想他造不出那样的石头。”

“但他是万能的啊，”我进一步提醒她。

她用手抓了抓她那漂亮而又空虚的脑袋。“我全搞糊涂了，”她承认说。

“你确实糊涂了。因为一种论点的各个前提相互问是矛盾的，这种论点就不能成立。如果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如果有一种不可移动的物体，就不可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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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给我讲些这类新奇的玩意儿吧，”她恳切地说。

我看了看表，说：“我想今晚就谈到这里。我现在该送你回去了。你把所学的东西复习一遍，我们明晚上再来上一课吧。”

我把她送到了女生宿舍，在那里她向我保证说这个晚上她过得非常痛快。我闷闷不乐地回到了我的房间，皮蒂正鼾声如雷地睡在床上。那件浣熊皮大衣像一头多毛的野兽扒在他的脚边。我当时真想把他叫醒，告诉他可以把他的女朋友要回去。看来我的计划会要落空了。这姑娘对逻辑简直是一点儿都不开窍。

但是我回过头一想，既然已经浪费了一个晚上，不妨还是再花一个晚上看看。天晓得，说不定她头脑里的死火山口中的什么地方，还有些火星会喷射出来呢。也许我会有办法能把这些火星扇成熊熊烈焰。当然，成功的希望是不大的，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坐在那棵橡树下，我说：“今晚上我们要谈的第一种谬误叫做文不对题。”

她高兴得都发抖了。

“注意听，”我说。“有个人申请工作，当老板问他所具备的条件时，他回答说他家有妻子和六个孩子。妻子完全残废了，孩子们没吃的，没穿的，睡觉没有床，生火没有煤，眼看冬天就要到了。”

两滴眼泪顺着波利那粉红的面颊往下滚。“啊，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抽泣着说。 “是的，是太可怕了，”我同意地说。“但这可不成其为申请工作的理由。那人根本没有回答老板提出的关于他的条件的间题，反而祈求老板的同情。他犯了文不对题的错误。你懂吗!”

“你带手帕了没有?”她哭着说

我把手帕递给她。当她擦眼泪时，我极力控制自己的火气。“下面，”我小心地压低声调说，“我们要讨论错误类比。这里有一个例子：应该允许学生考试时看课本。既然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可以看X光片，律师在审案时可以看案由，木匠在造房子时可以看蓝图，为什么学生在考试时不能看课本呢?”

“这个，”她满怀激情地说，“可是我多少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主意。”

“波利，”我生气地说，“这种论点全错了。医生、律师和木匠并不是以参加考试的方式去测验他们所学的东西。学生们才是这样。情况完全不同，你不能在不同的情况之间进行类比”。

“我还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波利说。

“咳!”我嘀咕着，但我还是执意地往下讲，“接下去我们试试与事实相反的假设吧。” 波利的反应是：“倒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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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着：如果居里夫人不是碰巧把一张照相底片放在装有一块沥清铀矿石的抽屉里，那么世人今天就不会知道镭。”

“对，对，”波利点头称是。“你看过那部影片吗?哦，真好看。沃尔特·皮金演得太好了．我是说他让我着迷了。”

“如果你能暂时忘记皮金先生，”我冷冰冰地说，“我会愿意指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也许居里夫人以后会发现镭的，也许由别人去发现，也许还会发生其他的事情。你不能从一个不实际的假设出发，从中得出任何可站得住脚的结论。”

“人们真应该让沃尔特皮金多拍些照片，”波利说，“我几乎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决定再试一次，但只能一次。一个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我说：“下一个谬误叫做井下放毒。”

“多聪明啊!”她咯咯笑了起来。

“有两个人在进行一场辩论。第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的论敌是个劣迹昭彰的骗子。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可信。’ 波利，现在你想想，好好想一想。这句话错在哪里?”

她紧锁着眉头，我凝神地看着她。突然，一道智慧的光芒——这是我从未看到过的一一闪现在她的眼中。“这不公平，”她气愤地说，“一点都不公平。如果第一个人不等第二个人开口就说他是骗子，那么第二个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我高兴地叫了起来，“百分之百的对，是不公平。第一个人还不等别人喝到井水，就在井下放毒了。他还不等他的对手开口就已经 伤害了他。 波利，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她轻轻地“哼”了一声，高兴得脸郡发红了。

“你看，亲爱的，这些问题并不深奥，只要精力集中，就能对付。思考——分析—一判断。来，让我们把所学过的东西再复习一遍吧。”

“来吧，”她说着。把手往上一晃。 看到波利并不那么傻，我的劲头上来了。于是，我便开始把对她讲过的一切，长时间地、耐心地复习了一遍。我给她一个一个地举出例子，指出其中的错误，不停地讲下去。就好比挖掘一条隧道，开始只有劳累、汗水和黑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亮，甚至还不知道能否见到光亮。但我坚持着，凿啊，挖啊，刮啊，终于得到了报偿。我见到了一线光亮，这光亮越来越大，终于阳光洒进来了，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我辛辛苦苦地花了五个晚上，但总算还是没有白费，我使波利变成一个逻辑学家了，我教她学会了思考。我的任务完成了，她最终还是配得上我的。她会成为我贤慧的妻子，我那些豪华公馆里出色的女主人。我那些有良好教养的孩子们的合格的母亲。

不要以为我不爱这姑娘了，恰恰相反。正如皮格马利翁珍爱他自己塑造的完美的少女像一样，我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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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地爱我的波利。我决定下次会面时把自己的感情向她倾吐。该是把我们师生式的关系转化为爱情的时候了。

“波利，”当我们又坐在我们那棵橡树下时，我说。“今晚我们不再讨论谬误了。”

“怎么啦?”她失望地问道。

“亲爱的，”我友好地对她笑了笑，“我们已经一起度过了五个晚上，我们相处得很好。显然我们俩是很相配的。”

“草率结论，”波利伶俐地说。

“你是说 ?”我问道。

“草率结论，”她重复了一遍。“你怎么能凭我们仅有的五次约会就说我们俩很相配呢?”

我咯咯一笑，觉得挺有意思。这可爱的小家伙功课学得可真不错。“亲爱的，”我耐心地拍打着她的手说，“五次约会就不少了，毕竟你不必把整个蛋糕吃下去才知道蛋糕的甜味。”

“错误类比，”波利敏捷地说。“我可不是蛋糕，我是个女孩子。”我微微一笑，但这次不感到那么有意思了。这可爱的孩子功课或许是学得太好了。我决定改变策略。显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态度明朗，直接了当地向她表示爱。我沉默了一会儿，用我特别发达的脑袋挑选着合适的词句。然后我便开始说：

“波利，我爱你。对我来说，你就是整个世界，是月亮，是星星，是整个宇宙。我亲爱的，请说你爱我吧。如果你不这样，我的生活就失去意义了。我将会萎靡不振，茶不饮，饭不思，到处游荡，成为一个步履蹒跚、双眼凹下的躯壳。”

我交叉着双手站在那里，心想这下子可打动了她。

“文不对题，”波利说。

我咬咬牙。我不是皮格马利翁，我是弗兰肯斯坦，我的喉咙似乎一下子让魔鬼卡住了。我极力地控制涌上心头的阵阵痛楚。无论怎样，我电要保持冷静。

“好了，波利，”我强装着笑脸说，“这些谬误你的确已学到家了。”

“这可说得很对，”她使劲地点了点头说道。

“可是波利，这一切是谁教给你的?”

“你教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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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那你得感谢我呀。是吗，亲爱的?要是我不和你在一起，你永远也不会学到这些谬误的”。

“与事实相反的假设，”波利不加思索地说着。

我摔掉了额前的汗珠。“波利，”我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不要死板地接受这些东西。我是说那只是课堂上讲的东西。你知道学校学的东西与现实生活毫不相关。”

“绝对判断，”她说道，嬉戏地向我摇摇指头。

这一下可使我恼火了。我猛地跳了起来，像公牛似地吼叫着，“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相爱?”

“我不想，”她答道。

“为什么不想?”我追问着。

“因为今天下午我答应了皮蒂伯奇，我愿意和他相爱。”

我被皮蒂这一无耻的行径气得一阵晕眩，情不自禁地向后退去。皮蒂答应了我，跟我成了交，还跟我握了手呢!“这个可耻的家伙!”我尖着嗓子大叫，把一块块草皮踢了起来。“你不能跟他在一起，波利。他是一个说谎的人，一个骗子，一个可耻的家伙!”

“井下放毒，”波利说。“别叫嚷了，我认为大声叫嚷就是一种谬误。”

我以极大的意志力把语气缓和下来。“好吧，”我说，“你是一个逻辑学家。那就让我们从逻辑上来分析这件事吧。你怎么会看得中皮蒂，而看不起我呢?你瞧我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一个前途无量的人；而皮蒂——一个笨蛋，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个吃了上顿不知有没有下顿的家伙。你能给我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说明你为什么要跟皮蒂好吗?”

“当然能，”波利肯定地说。“他有一件浣熊皮大衣。”

Unit5 The Sad Young Men

悲哀的青年一代

罗德w霍顿，赫伯特w爱德华兹

二十年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被人们评论得最多、渲染得最厉害的，莫过于青年一代的叛逆之行了。只要有只言片语提到那个时期，就会勾起中年人怀旧的回忆和青年人好奇的提问。中年人会回忆起第一次光顾非法酒店时的那种既高兴又不安的违法犯罪的刺激感，回忆起对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的勇猛抨击，回忆起停在乡间小路上的小轿车里颠鸾倒凤的时髦爱情试验方式；青年人则会问起有关那时的一些纵情狂欢的爵士舞会，问起那成天背着酒葫芦、勾引得女人团团转的“美男子”，问起那些“时髦少女”和“闲荡牛仔”的奇装异服和古怪行为等等的情况。“那时的青年果真这样狂放不羁吗?”今天的青年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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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好奇地向他们的师长问起这样的问题。“那时真的有过青年一代的问题吗?”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必然只能是既“对”又“不对”——说“对，，是因为人的成长过程中一贯就存在着所谓青年一代的问题；说“不对”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似乎是那么狂野。那么不负责任，那么不讲道德的行为，若是用今天的正确

眼光去看的话，却远远没有今天的一些迷恋爵士乐的狂荡青年的堕落行为那么耸人听闻。

实际上，青年一代的叛逆行为是当时的时代条件的必然结果。首先，值得记住的是，这种叛逆行为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作为百年之中第一次惨烈的战争的后遗症影响到整个西方世界。其次，在美国，有一些人已经很不情愿地认识到——如果不是明明白白地认识到，至少是下意识地认识到——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传统方面，我们的国家已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了；我们所取得的国际地位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再退缩到

狭隘道德规范的人造围墙之后，或是躲在相邻的两大洋的地理保护之中了。

在当时的美国，摒弃维多利亚式的温文尔雅无论如何都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了。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庞大的、机器轰鸣的工厂的出现，社会化大生产的非人格性，以及争强好胜意识的空前高涨，使得在较为平静而少竞争的年代里所形成的温文尔雅的礼貌行为和谦谦忍让的道德风范完全没有半点栖身之地。不论是否发生战争，随着时代的变化．要我们的年轻一代接受与他们必须在其中拼搏求胜的这个喧嚣的商业化社会格格不入的行为准则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战争只不过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加速了维多利亚式社会结构的崩溃。战争把年轻一代一下子推向一种大规模的屠杀战场，从而使他们体内潜藏的压抑已久的狂暴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待到战争一结束，这些被释放出来的狂暴力量便在欧洲和美国掉转矛头，

去摧毁那日渐衰朽的十九世纪的社会了。

这样一来，在一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中，青年一代便面临着使我们的道德习惯与时代合拍这一挑战。而与此同时，青年人。——至少美国的青年人——又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他们试图逃避自己的责任。沉溺于一种老于世故、以酒自娱的生活作风之中，装出一副波希米亚式的放荡不羁的样子。追求时尚，为了短暂的快乐和一时的新奇而大肆挥霍，纵情地狂欢，寻求各种各样的感官刺激——性行为，吸毒，酗酒以及各种各样的堕落行为——这些都是他们逃避责任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由社会的普遍繁荣及战后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限制和国际义务所产生的厌烦情绪所造成的逃避方式。禁酒法令使青年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寻求违禁取乐的刺激。文人墨客纷纷涌人格林威治村，他们那些被大肆渲染的放纵行为和挑战性言论也为青年人的逃避主义提供了一种表现形式和一套哲学辩护辞。这种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像大多数逃避主义者的纵情狂欢一样，一直要持续到狂欢者囊空如洗为止。到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结构总崩溃之时，这种狂欢宴

会便告停歇，那些寻欢作乐者也只得从酣醉中清醒过来，去面对新时代的各种难题了。

青年人的叛逆行为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开始的。1915—1916年间那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德国对美国所表现出的越来越傲慢无礼的态度，以及我国政府迟迟不愿宣布参战的作法，都使我们理想主义的公民觉得无法忍受。我们的青年，本身已怀着典型的美国式冒险精神，又多少受到西奥多·罗斯福的狂热沙文主义思想的怂恿，于是便开始在外国旗帜下入伍参战。用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人物乔·威廉斯的话说，他们“是想趁着战争还没结束就参加到这场游戏中去”。因为在1916—1917年间，入伍当兵还是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职业。在1917年正处于上大学年龄的年轻人对于现代战争还一无所知。1861—1865年间的那场战争早已通俗地在电影和小说中成了一部散发出木兰花香的连续剧。而1898年同西班牙之间的百日战争在影剧故事中总是被描写成美军在马尼拉大获全胜或是冲上圣胡安山顶的电影镜头式场面。此外，更有许多演说家们在中学生集会上大肆渲染战场上的紧张生活在培养性格方面的力量，使得那些本来还算有头脑的年轻小伙子们都信以为真，以为到欧洲战场上去服役不仅是一件令人兴奋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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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美事，而且具有巨大的人生价值。因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便开始加入各兵种，“知识分子型的人”加入救护兵团．其余的人则分别加入步兵部队、商船队．或到其他任何有其用武之地的单位去服役。那些不愿到外国军队里去服役的人则慷慨陈辞，表示自己随时“待命出征”；间或也有考虑参加国民自卫队的，待到我国最终决定参战时．他们便踊跃地报名参军。各征兵站的报名者都是人如潮涌，弄得主管征兵事务的军曹们焦头烂额，实在无法应付，以至于恳求志愿报名者“且先归家，静待征召”．然而，有自尊心的

人谁也不愿蒙受“被征召入伍”的耻辱，因此，青年人的参军热潮持久不衰。

一旦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饱尝了二十世纪战争的滋味以后，那种纵情狂欢的兴致和要从事轰轰烈烈的军事冒险的热情自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可以永远感到光荣，因为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919年从战场上回来的却是一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士兵。大学兵团的士兵们更是如此。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很早就到军中服役，可渭是屡经沙场。对他们来说，回到几乎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影响的故乡是一件痛苦的事，因为在那里，人们仍在像庆祝独立日时那样天真地大唱爱国的高调，而这是他们自己两三年前也曾犯过的错误。更令他们痛苦的是，他们发现自己原来的工作已被留在家里的人夺占了。而当时又正值经济萧条时期，新的工作无法找到，现有的工作机会本就为数不多，而且人们又宁愿聘用非退伍军人，而把退伍军人看作难对付的孩子，不愿聘用。就连他们自己的家对他们来说也常常是不舒服的；他们再也不能适应家乡和家庭了，并且萌生出一种突如其来的、迷惘的厌世之感。这种感觉不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亲友都不能理解。战争激起了他们的劲头，打掉了他们的天真幼稚。而现在，在遍布全国的沉睡的、落后的地方，到处都要求他们抑制他们的劲头，并恢复那种自欺欺人的、维多利亚式的天真无邪的态度。但是他们现在觉得这种态度同那种说什么他们的战斗已“使民主在这个世界有了保障”的论调一样，都是陈旧过时的。再者，似乎家乡的情况还不够受的，退伍军人还得面对凡尔赛和约那种愚蠢的、拿破仑式的犬儒主义、禁酒法令那种虚伪的行善主义，以及那些发了战争财的人们的洋洋自得的爱国主义。那些气鼓鼓的美国青年的不满迟早要爆发出来。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强烈的怨忿之后，它终于以一种彻底推翻温

文尔雅的行为规范的形式而爆发出来了。

格林威治村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自七十年代因其生活消费低廉而成为艺术家和作家聚居地以来，格林威治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享有波希米亚式生活和怪僻行为的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名声。过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中，这地方还曾栖居过许多大作家，因而使它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美国文人雅士中心。战后，那些脑子里和笔杆子里都充满着对战争、市侩气和“清教徒式的”道德修养的仇恨的怒火的年轻有为的作家们便自然而然地云集到这个传统的艺术中心(那儿的生活消费在1919年仍很低廉)，去倾泻他们那新近获得的创造力，去摧毁旧世界，嘲弄前辈们所信守的道德规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艺术、爱情和

感官享受。

很快，知识分子阶层以外的人便也开始仿效他们了。在全国各地，青年人蔑视法律和一切传统习惯，为“燃烧着的青年”的大火添柴加油越来越成为时髦之举，而煽起这场大火的正是格林威治村。“波希米亚”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每个城镇都有一群“生活放荡者”，他们为自己的反传统行为感到自豪。可实际上，这种有意识的反传统行为正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乡村俱乐部的富人们以及一些不那么富有的效仿者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没过多久，这场运动便得到了教会、电影杂志以及广告商们的正式承认：教会方面是通过谴责的方式对它予以承认；电影杂志则是一方面假意对它进行谴责，一方面又将它描写得放荡胡闹而又引人人胜；广告商们更是间接地对这场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他们不论是推销香烟还是推销汽车一类的商品时都在暗示说，这种商品将使买主具有不可抗拒的性感。在贝洛森林战役和蒂耶里堡战役正在进行之时，参战青年的小弟弟小妹妹们还在家里玩着弹子游戏和洋娃娃，他们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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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到真正的幻想破灭或失落感，可现在竞也学起兄长们的样子，玩起群众性的反传统游戏来了。他们的父母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便发现自己以及自己的朋友们也都正在接受这种时兴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了。及至二十年代中期，这种“放荡的狂欢会”便像摩登少女、T型汽车或弗拉洛花园的荷兰式房屋一样，成为美

国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了。

其时，真正的知识分子对此现象远远谈不上满意。他们原本所希望的是使美国成为一个对艺术和文化更为敏感，对物质利益不那么贪求，对标准化观念不那么轻易接受的国家。然而，他们的这种思想完全没有受到人们注意，而他们的行为却由于提供了一种已变得如同“扶轮国际午餐会”一样常规化的“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模式，反倒助长了这种标准化观念。结果，他们从战场上归来时本已十分强烈地对自己国家不满的情绪，现在就变得更加忍无可忍了。于是，他们的笔尖下便喷射出愤怒的火花，猛烈抨击着美国社会中的唯物质主义以及他们所称的文化市侩习气。由“三十位知识分子”合撰、哈罗德·斯特恩斯编辑出版的一部颇为庄重地题名为《美国的文明》的重要著作，汇集的便是一些憎恶美国的敏感人士的抨击性言论。这部著作的中心主题是：在美国，杰出人才得不到重视，艺术事业无人理解，大企业腐蚀败坏了整个社会。新闻事业沦为发财赚钱的工具，政治腐败，官场上充斥着庸才和骗子，而美国人的家庭生活也由于人们一心想着挣钱和与邻里斗富而变得索然无味，刻板单调，充满虚情假意。夫妻生活也缺乏鱼水之乐。本来只需让创造性艺术来指明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以上这些缺憾就会自动消失的。可是，美国举国上下除了亮晶晶响当当的美金之外，对其他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此，对那些敏感的才俊之士来说，唯一的出路便只有移居欧洲，“那儿的情形要好一些”。《美国的文明》正式出版(1921)之时该书的撰稿

人大多数已经接受自己的忠告寄居在国外了，还有许多别的艺术家和预备艺术家也纷纷步其后尘。

正是在他们那抗争性的，而总的说来又是短暂的侨居欧洲期间，二十年代我国的那些主要作家开始认识到自己一一用格特鲁德．斯坦的话说一一就是所谓“迷惘的一代”。“迷惘的一代”本身虽不是一场什么文学运动，但那些“迷惘的一代”的作家的态度却是那个时代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战争以及凡尔赛和约所表现出的犬儒主义的强权政治使这些青年男女们确信·精神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就像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中的那个受挫的唯美主义者约翰·安德鲁斯一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又像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流浪醉汉一样感到漂泊无依。除斯坦、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外，还有刘易斯·芒福德、埃兹拉·庞德、舍伍德．安德森、马修·约瑟夫森、J哈罗德斯特恩斯、TS‘艾略特、E．E．卡明斯、马尔科姆考利，以及其他许多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评论家，都曾在法国的昂蒂布和塞纳河左岸地区探索过自己的灵魂，都怀着满腔孤愤对自己的祖国进行过猛烈辛辣的抨击·而目．在几年之后，纯粹出于思乡情切，几乎无一例外地又都漂洋过海，回到祖国，定居于沿海小岛上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庄上，来创作他

们由于在一个更古老、更复杂的社会里经受磨炼而变得成熟了的作品。

实际上，所谓“迷惘的一代”根本不曾迷惘过。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曾有过惊愕、孤独无依的感觉，因而变得痛苦、尖刻，以致于反社会、反权威、好标新立异，其行为往往有些荒唐，更常常近于胡闹——但却从来“迷恫过”除上述那些作家外二十年代还产生出了诸如尤金·奥尼尔、埃德娜·St．文森特。米莱、F．司各特．菲沃杰拉德、威廉福克纳、辛苑莱刘易斯、斯蒂分’文森特·贝尼特、哈特·克莱恩、托马斯·沃尔夫等以及一大批其他人才。因此，即便这十年充满怨艾自怜之声，也绝不能将其看作是荒芜的年代而一笔抹煞。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也就是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称的“悲哀的青年一代”，诅咒过自己的命运，但并没有消亡；他们曾试图逃避现实，但又自动回到现实中来；他们痛责美国社会的市侩，但对自己的祖国却又充满热爱。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创作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气、最令人耳

目一新、最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

高级英语第二册课文翻译

Unit6 loving and heting New York

亦爱亦恨话纽约

那些赞美“大苹果”的广告活动，还有那些印着带有“我爱纽约”字样的心形图案的T恤衫，只不过是它们在绝望中发出悲哀的迹象，只不过是纽约这个非凡的城市日趋衰落的象征。纽约过去从不自我炫耀，而只让别的城市去这样做，因为自我炫耀显得“小家子气”。纽约既然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的而且是最好的城市，也就没有必要宣称自己是如何与众不同了。

然而，今日的纽约再不是头号城市了。至少，在开创时尚、领导潮流方面，纽约是再也配不_卜这个称号了。今日的纽约非但常常跟不上美国政治前进的步伐，而且往往也合不上美国人生活情趣变化的节拍。过去有一个时期，它曾是全国流行服装款式方面无可争议的权威，但由于长期抵制越来越流行的休闲服装款式而丧失了，其垄断地位。纽约已不再是众望所归、纷起仿效的对象了，如今它甚至以成为风行美国的时装潮流的抵制者，以成为摆脱全国清一色的单调局面的一隅逃遁之地而自鸣得意。

纽约无力保持排头兵的地位这一点已是越来越明显了。有十多座其他城市都已经有了一些在建筑艺术上很富有创造性的建筑物，而纽约最近二十年来所造的任何一幢建筑物都不能与之相比。曾是托斯卡尼尼全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演出场所的巨人般的曼哈顿电视演播厅，现在经常是空无一人，而好莱坞大量生产出的情景喜剧和约翰尼·卡森节目的实况转播却占满了加利福尼亚的广播电视发送频道。美国流行歌曲创作发行中心从纽约的廷潘胡同转移到了纳什维尔和好莱坞。拉斯韦加斯的赌场经常出高薪聘请曼哈顿没有哪一家夜总会请得起的歌手和艺员。而体育运动方面，那些规模较大的体育馆、比较激动人心的球队以及热情最高的球迷们，往往都出现在纽约以外的地方。

纽约从来都不是召集会议的好场所——因为那儿少友情．不安全，人口拥挤，消费高昂——但现在它似乎正在一定程度上争回其作为旅游胜地的地位。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对新奥尔良、旧金山、华盛顿或迪斯尼乐园等地的评价可能还是高于纽约。人们普遍认为，还有十几座其他城市，包括我的家乡西雅图，都比纽约更适于居住。

那么，为什么有许多欧洲人称纽约是他们最喜爱的城市呢?他们比大多数美国人更欣赏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五彩缤纷的生活，它那残存的、独此一家的欧洲社会准则以及它那众多外来民族混杂而居的社会。这些欧洲人中有些人也许是因为在麦迪逊大街和第五大街这两条双胞胎似的繁华大街上看到那些熟悉的国际名牌商号——那些专为迎合并蒙骗那些轻浮浅薄的有钱人而存在的珠宝店、鞋店和服装设计店 而感到心头踏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最令欧洲人激动不已的是这个城市的那种精神饱满的紧张气氛和它那种野性的活力。

纽约充满着活力、竞争和奋斗。同时，由于存在着一批能说会道的失意者，它也充满着嘲笑、轻侮和失意者的心灰意冷(“你说该咋办?”)。它充满着无休无止的斗争一一为了地铁上的座位，为了引起一个的士司机、一个办事员或一个侍者的注意，为了有一个立足之地，为了一次成功的机会。为了一个较好的居住地方，为了让自己名字出现在一张大一点的海报上。在纽约，一个人若成功了，他会感到惶惶不安；如果失败了，他就得和那灰心丧气的大多数人一起苦熬岁月。

纽约从来都不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尽管我在那儿生活了大半辈子，你却休想看到我穿上一件印着“我爱纽约”的文化衫。但总的说来，我倒还想不出这世界上有多少个地方我更愿意去居住。至于为什么，就很难说得清。

在纽约所能欣赏到的自然美景非常有限。你从来看不到一片繁星点点的夜空，城里的万家灯火交相辉映使得天空黯然失色。唯有日落时分的景色尚可谓壮观：泽西市草地上的天空染上了一块块深浅不一的橙红色，在曼哈顿那些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建筑物上的万千扇玻璃窗的反射下，更显得绚丽多彩。大自然对纽约人总是低头服输。只须看看人行道上那些脆弱的树木迎着四面进逼的水泥路面和阵阵袭来的石油烟气拚命挣扎的样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本应是城市贫民休养身体、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但如今园内有些地方已寸草不生，垃圾遍地，无复当年的清新质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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