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新青年”

《新青年》与“新青年”

《新青年》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倡导启蒙文化运动，一个是倡导青春文化运动。后人都知道前者，却不太了解后者。其实，这个杂志创刊初期，其关键词并不是“德先生”，更不是“赛先生”，而是“青年”或“青春”。从1卷1号到2卷2号的7册杂志中，就有10篇“主题文章”①专门针对青年立论，倡导青春文化运动②。另外，在“通信”、“读者论坛”等栏目中还有十几篇有关青年论题的文章，围绕这些主题文章对“青年”作出种种规划和设想③。这些“主题文章”，表达的是对国政不昌和思想革命的双重忧虑。作为对未来“国民”形象的寄托，“新青年”在一种民族精神迟暮之感中被创造出来，同时在晚清以来的启蒙语境中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伦理教育的色彩。不了解《新青年》对“新青年”的创造和呼唤，也很难了解“五四”新文化的复杂性。 一“国家”迟暮之感和“国民”形象寄托

1914年的陈独秀困苦不堪。在给章士钊的信中，他不无沮丧地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阁笔，静待饿死而已。……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④信中既透露着生活的困窘和重操办刊旧业的信息，更透露着对国政不昌的迟暮之感。章士钊之所以慨叹此信“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⑤，正是同感于老革命党颓唐沮丧的思想状态。在这种思想状态中，陈独秀如果办刊，其目的也

可见一斑：所谓“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

说的恰是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远远没有通过政治教育广布人间。政治教育是陈独秀从党人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过渡桥梁，其中，思想文化价值趋向仍然内在地与政治革命相关联。在混乱的政治局面中，1915年陈独秀重整精神创办的《青年杂志》，正是一份由辛亥以来的革命党人和新文化力量相结合而出现的政治教育刊物。它集政治、思想、文化、革命、启蒙于一体，其综合性刊物的性质，明显透露着近代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与启蒙并举的强烈的价值取向。在这种价值取向中，青年成为革命与启蒙的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毋庸置疑的。 在发表高一涵《共和国家和青年之自觉》（续一）的末页，附有陆游的《夜泊山村》：“腰间羽剑久凋零，太息燕然未勒名。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船泊处，卧闻新燕落寒汀”⑥。此处引用该诗意味深长：壮志未酬的感叹（“羽剑久凋零”）、对革命者风流云散的质询（“何至泣新亭“）、对青春革命岁月不再的怅惘（“双鬓向人无再青”）、对新一代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期许（“新燕落寒汀”），句句传达出陈独秀此时的思想倾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悲观沮丧中，陈独秀“勇猛精进”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激情仍然在胸中激荡。在启蒙运动发展到民国政体已经成立旋即名存实亡的时代倒退中，必须把握住未来社会的中坚——青年力量，教育他们，引导他们，让“民国”政治思想的新原则占据这些“染毒较少”的心灵。丰富的革命经历，办报的成功经验，青春年代的昂扬斗志，这三者结合起来，正是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初衷，只不过他已经不再青春年少，急需启蒙、动员

起一大批更年轻的热血志士，汇聚足够撼动社会根基的青年力量，以完成壮志未酬的思想启蒙运动甚至社会革命。

启蒙主义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萌芽到发展而出现的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人权反对神权和皇权、以理性探索为核心原则、以个性解放为目的的文化思潮。成熟的启蒙主义思想应该具有相互联系的三大内涵即自由、法制和理性。其中，自由的核心内涵是个性解放。罗素说：“18世纪启蒙运动把一切都押在这样的一个信念上：如果每个个人的能量得到解放，它们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⑦就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启蒙思潮而言，它是在晚清以来启蒙思想的延续下，在共和制政体建立以来的“共和国”的想象中，借助西方启蒙主义的理性话语，在“国民”和“共和国”之间建立的思想改造的桥梁。思想改造或者思想革命最切近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体、笼统的“社会”和军事经济力量，这也是五四启蒙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倾向但依然区别于革命政党及组织的暴力革命的重要的标征。启蒙主义中的“法制”内涵在《新青年》时期付之阙如。即便像高一涵这样留学政治哲学的知识分子，其谈论的“政治”、“共和国家”也很少涉及具体的法制制度和法制精神，而是从共和国家的一般形象角度，侧重谈论“国民”的必备素质。另外，众所周知，“理性”作为启蒙主义的核心原则，在中国20世纪初期的启蒙思潮中，仅仅作为“原则”而被广泛提及，实际上，“理性”的呐喊中呈现的却是在释放人的能量，发挥人的个性，解放人身上诸如礼教、伦理、规范、权力等种种束缚人性的规条中时而激扬飞动、时而伤感悲情的浪漫主义精神。没有这种鼓动人“犯禁”、“出轨”的浪漫品格，不会受到青年们的高度迎合和真正的欲望、勇气、胆识的充分展开。从启蒙主体的意义上来说，启蒙主义可以分为“他者启蒙”和“自我启蒙”。“他者启蒙”侧重于从理性精神的高度和情感作用的鼓动性上对被启蒙者进行批判、改造和教育，启发他们走上个性解放的道路；从启蒙主体的主导性作用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将作为一种时代的“超人”或先知先觉者来参与历史的发展和创造⑧。而“自我启蒙”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启蒙者的批判、教育和启发中接受启蒙思想，作为启蒙者的“客体”产生“效应”；一是个体形成的一种类似探寻“我是什么”的批判精神和态度即我如何思考，我怎样理解自身，我怎样把自己“照亮”（Enlight-enment）的自我剖析⑨。所以，“自我启蒙”实际上还是一个不仅存在于“被启蒙者”，而且也存在于“启蒙者”自身的一种批判精神。尽管近藤邦康对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等文中的“忏悔”主题作出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由“他者启蒙”转向“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启蒙”的论述⑩，但是，在《新青年》上的青年启蒙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他的《青春》、《青年和老人》、《“今”》这样的扬青年而弃“白首”的对青年的殷切召唤。作为“新青年”的启蒙者，陈独秀、高一涵、高语罕、李大钊、易白沙等的“青年主题”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同时映射出自己作为批判者、指导者、教育者的人格和思想上的“导师”形象，联系几年后《新青年》的主要编辑大都任教于蔡元培执掌的新北大，这一“导师”形象连同他们对“新青年”的单向启蒙将会和自己的学生们直接对接。“他者启蒙”的内容难道不是直接可以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而得到充分实践了吗?所以，在北京大学学生的自办报刊和其他学生社团背后，总是站着几位学生们在读《新青年》时就早已仰慕的“导师”们。

从这些“青年”主题的文章中，我们感受到的确是作者们对“国家”和“青年”之间紧张关系的忧虑、焦灼和殷切期盼。首先，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描述了世风浇漓、国民昏睡、民国政体几近夭折的“国家”形象。陈独秀引用当时西方强国呼中国人“老大病夫”、“好利无耻”、“放纵卑劣”、“工于诈伪”、“服权力不服公理”、“猪

性”等等11的蔑称来倡导“爱国主义”。前有梁启超，后有鲁迅，现在是陈独秀，他们集中对中国人的弱点进行批判，一方面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国家”、“民族”的危机意识的显现，另一方面则是怎样的中国人来改变“老大帝国”，建设“青春中国”的紧张思考，其中当然包含着对理想“国民”的深远期许。上文提到的高一涵的《共和国家和青年之自觉》写于日本，开篇即铺写悲观意绪：“秋风萧瑟，霖雨经旬，槛前淋沥之声，似有意扰吾旅人，故示其变征音节以相逼。……乃反瞻故国，萧墙之内，隐伏干戈，激变挑，……独怪吾辈活泼青年，本自居于国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职而不尽，是谓自暴自弃”12。其次，这些文章均在这样的“国民”形象中，痛陈青年对于国家的责任。“主题文章”中充满了“敬告青年”、“寄语青年”、“泣告青年”的语句，如“予所欲涕泣陈词者，谓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13；“欲改造吾国民之德知……唯在染毒较少之青年，其或有以自觉，此不佞之所以专对我菁菁茁茁之青年而一陈其忠告也”14；“呜呼，吾至爱之青年乎，呜呼，吾至敬之青年乎，吾至爱至敬之青年……又何不幸而生兹国削民弱，耻辱频仍，岌岌乎殆哉之中国耶，吾又为吾青年惧”15；“记者一线之希望，在吾亲爱之青年，故敢擘肌为纸，刳肝为墨，哀鸣于吾青年之前”16等等。这些语词及渗透其中的浓重情感，均把“青年”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突出了青年作为国民主体的新形象。 二“新青年”的想象

《新青年》创造的“新青年”不仅具有理性的启蒙文化内涵，还具有感性的青春文化内涵。前人只看到陈独秀对“新青年”提出的六大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17。这六个方面同属于一个层次，即都是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对未来的“新青年”寄寓希望。然而，陈独秀虽是《新青年》的“主撰”，但不能完全代表这份同人杂志。而且，单单从思想的意义上也不能真正把握《新青年》同人对“新青年”身份的想象，还应包括“新青年”的身体。“文化研究”理论认为，人的身体不仅是自然的一部分，带有动物的一切生理属性，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客体，人体的外观、状态和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构成。我们是谁和我们被当作谁与我们的外表和人体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拥有特定年龄和特定性别的身体使我们从文化的意义上被期望成为某种人，当期待落空时，它就成了惊讶、烦恼或是娱乐的来源18。《新青年》对青年身体的赞美和批评可不是仅仅从体育生理学角度来做的普通教师的工作（虽然这样的工作在当时的意义也不小）。中国近现代的启蒙逻辑是从“立人”开始的，其起点恰是“本能欲望”。民族的觉醒首先与人的“食的饥渴、性的饥渴、爱的饥渴、生的饥渴”等自然欲望息息相关，这就是“辟人荒”，这就是发现人、建设人、发展人的开端。释放和弘扬健全的体能、生死感受、爱恨、欲望、冲动、激情，不正是将国人从懦弱驯顺、麻木不仁的心理惯性中解放出来的启蒙任务的最初工作吗?《新青年》对当下“染毒较少”的青年的精神、思想状况抱着深深的忧虑甚至悲观，他们对“新青年”的召唤不是从赞扬而是从对当下青年的“身体”状况做出批判开始，实际上也就是从塑造青年的“文化身体”或者身体的文化含义入手，唤起青年身体的久被遗忘或者长期被压抑的本能的鲜活程度。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说：“吾见夫青年之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19。在《新青年》一文中，陈独秀批评当代青年没有“桓武之态”20。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陈独秀批评当代缺乏体魄

健壮、孔武有力的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细腰，妩媚如处子；畏寒怯热，柔弱如病夫”21。等等。在陈独秀看来，青年的身体因为被老年的脑神经所禁锢，因此才变成了今天这种弯腰低眉、面无生机、柔弱胆怯的“阉寺人”形相，遑论朝气、生机和雄性?这种对青年人的形象的批判，在以后的鲁迅的文字中还不断出现，比如《论睁了眼看》中说：“现在青年人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22。可见，不论是从“脑神经”看身体，还是从“体质”看“精神”，“身体”在启蒙者的眼里绝非审美规范的对象，而是创造“青春文化”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对青年“身体”的批判和赞美是一种文化工程的一体两面，其目标均指向一种“新青年”形象的身体规定性。《新青年》“主题文章”中对“新青年”的想象中还存在大量的对青年身体应然的企盼和赞美。在“青年”这个词语的周围，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让“新青年”形象呼之欲出。比如，陈独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23。高语罕拿老年、幼者与青年作比较：“老者血气既衰，殆如秋草斜阳，萎谢之期将至；幼者年力未壮，方似春芽初发，郁茂之日尚早。而国势危亡，迫不可待，求于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24易白沙取庄子《逍遥游》中的比喻来劝说青年：“放弃责任之青年即一钱不值之青年也，即朝菌蟪蛄、婴儿老朽而非青年也。”25最为生动的是李大钊的《青春》：“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观祖邦……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丝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26这些比喻为“青年”一词提供了一个由“春天”、“朝日”、“激情”、“生机”、“希望”、“新鲜”、“活泼”等名词、形容词组成的语词系统中，烘托出了一个朝气蓬勃、血气方刚的青年形象。而在这个青年形象的对面，在“秋草”、“斜阳”、“白首”、“陈腐”、“朽败”的语词系统中，一个老态龙钟、气血朽败的老年形象更加衬托出他体能充沛、充满无限希望的气质。这种青年、老年生理机能的对比是日常生活中明显的身体现象，人们在这种“自然”现象面前司空见惯。但是，这一“自然”现象如果被放到20世纪10年代一份以“青年”命名的文化杂志上被有意识地集中地以对比方式来描写，它就会由一种“自然现象”被语言转喻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塑造的形象性期待。更有意味的是，《新青年》的“新青年”形象，决不到此为止。在此基础上，这种对“新青年”体能充沛、血气旺盛的身体要求，还曾经被鲁迅和陈独秀不约而同的“兽性主义”主张而被继续彰现：鲁迅主张以“猛兽式”的凶勇去除“家畜式”的怯弱，以兽性拯救人类，提倡“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的作风27；陈独秀则直接宣扬“兽性”的长处为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28。他甚至继续把“身体”特征推溯为东方民族“安息”的文化特性和精神，认为“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详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29。到这里，“身体”直接与人种人类学相接，直接与“强国保种”的民族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尼采的“超人”、拜伦的“狠勇”、威廉皇帝的“雄武”受到《新青年》的青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尽管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族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

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在中国这一代近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倒正是士大夫传统光芒的最后耀照”30。陈万雄的研究指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思想特征和价值取向普遍带有强烈的自我内省意识和道德感心态以及惯以道德性衡量问题的特征31。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这样的教育背景和心理结构上，我们看到《新青年》的“新青年”形象的塑造同样带上了强烈的道德化的意识。深受传统道德观念影响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新青年”的身体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内曜”、心灵、精神、思想，即心智状态方面，他们普遍认为这比“争于力”更重要。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进行“自我启蒙”的证据，其实不尽然。“文化研究”理论认为，身体既可能是心智的载体，又可能被欲望和爱好所驱使，这些欲望和爱好需要心智来控制、影响、指导和分配。启蒙主义中的“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可以催生西方《巨人传》似的身体及其消化、排泄、生殖等生理机能的极度夸张和人体欲望的狂热追求，同时也可以提供给文学以强大的语言转喻能力，将此类身体现象转化为“狂欢化”的文化书写32。但是，中国的启蒙思潮则相反，《新青年》的“新青年”形象塑造却在强烈的道德心态中把“身体”和“心智”二者的相互联系和协调作为肉体性社会构建的关键内容。《新青年》在青年心智上的要求明显侧重于社会人格的建立，而不是充分焕发青年的身体欲望。陈独秀快人快语，他直接把“新青年”和“新国民”等同。在《新青年》一文中，他提出的“青年资格”问题实际上就是“新国民”的资格问题：“青年资格不以年龄论，而以生理、心理为绝对之鸿沟”，在心理上“当明人生归宿问题”，“当明人生幸福问题”，并提出了人生幸福的“五条原则”。从这里看，他的《敬告青年》的“六大主义”、《今日之教育方针》中的四条方针、《我之爱国主义》中提出的“勤、俭、廉、洁、诚、信”的“救国之道”，名为“敬告青年”，实际上便成为对国民心智的具体要求。较之陈独秀，其他作者在心智要求上则具体详细的多。高一涵在《共和国家和青年之自觉》中告诫青年，欲争求独立自主之人格，“故青年之戒，第一在扶墙摸壁，依傍他人；第二在明知违性，姑息瞻依，自贼天才，莫过于二者”。该文论青年“自觉之道”：“青年自觉之道，首在练志……又在练胆……又在练识。”而高语罕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中谈论青年如何看待“生死问题”时，则劝诫青年“生其心勿徒生其身，身死事小，心死事大。终身役役谓之死，则所谓生者，此心此理也”。在如何看待“人我问题”时，则劝诫青年说：“我有二，曰理性和躯壳。我与人所异者躯壳，所同者理性”。在《青年之敌》中，高语罕更是把国民心智方面的缺陷视为青年成长的敌人：“顶门方被铁锤微绝痛苦，尾后偶戢鞭影辄又欢腾，实吾民之写真也”。他列举了“笼统”、“将就”、“敷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观望”、“首鼠两端”、“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等国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一文要求青年的自觉一靠奋斗，二靠坚忍33。有一篇《青年之生死关头》

的文章，从享福与刻苦、诚实与虚伪、事业心与侥幸心、自立性与依倚性等方面对青年提出要求34。从上述一系列对青年“身体”提出的种种“心智”要求来看，无论“青年资格”、“青年自觉”，还是“青年之敌”、“青年教训”等，无不渗透着启蒙者明显的“道德教训”，而且均是否定“身体”的自然欲望，而共同指向“国家前途”、“时局责任”、“国民”、“爱国”的宏大目标。作为“导师”的“他者启蒙”的形象异常鲜明，作为“被教育”出来的“新青年”形象也异常鲜明。

青年最自然的区分是年龄，而身份的确立最重要的是区分。只有在区分中，我们才能最清晰地看到事物各自的特征。同时，年龄不仅是一个生物学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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