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_周天游_64228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

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周天游　孙福喜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奠基时期。魏晋以降,历代封建国家的各项制度基本以秦汉之制为基准而发展变化,其基本内涵和主要矛盾并无实质性改变。基于秦汉历史这一重要特点,秦汉史研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20世纪的秦汉史研究在充分吸收消化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丰富养料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近代实证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历经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既取得累累硕果,又留下种种遗憾,其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深思。

一　1949年前的秦汉史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危机到创新的剧烈转型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与西方的进化论、实用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学习西方,反思传统,寻求自强之路成为时代大潮。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梁启超等人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指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行,即国民全部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秦汉史研究的范围得到拓展,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多样化的视角,取代了以往狭隘的为帝王将相撰写家谱式的枯燥单一的政治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史学家,在继承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考据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把地下文物与历史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由史料的考订辨伪论定古代的制度文物,再由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对古代社会各方面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并创立了一个“实证史学”的学术流派。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郭沫若、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和古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对许多重大史学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也给早期资产阶级史学带来了新的冲击。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疑经”为题,对先秦至两汉史书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清算。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不但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而且在具体的史学编纂学领域中,也开始打破传统的史书编纂体例,而代之以章节体、传记文学体,近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归纳法、分析法、综合法、比较法等先进的科学方法,已经开始进入史学研究领域,传统的简单罗列历史现象与史料的现象不复存在。由于秦汉史研究在中国古史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使这一时期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所呈现的各种特色在秦汉史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古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问题,多数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古史研究的热点问题就是以秦汉史研究为基点或范例的。

(一)基本史料的研究考证与实证主义学风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奠基时期,期间史学撰著事业相当发达,今天可考知的秦汉史籍就有200部左

①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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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可由于当时的造纸业尚不普及,印刷术也未产生,文献的传播主要靠口授笔录,困难重重,再加上西汉末年、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以及魏晋南北朝分裂纷争的战火劫掠,史籍大多散亡。传世之作仅有“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两汉纪”(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三辅黄图》、《华阳国志》等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由于这少数史籍大多为当代史,且多由私人撰述而成,一般都能避开官方的干扰较为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形成了司马迁直书、班固记实、范晔集美、陈寿质朴、袁宏简当的特点,千百年来成为史家研究秦汉史最基本的依据。又因秦汉时经史不分,相互错杂,自陆贾以评论秦亡、楚败、汉兴的原因为宗旨而作《新语》、《楚汉春秋》之后,以史为鉴成为当时学者十分感兴趣的课题。无论是经注、子书,还是诗赋、文集,都涉及一些史事,成为后人研究秦汉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来源。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前半叶的史家,在研究秦汉史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考据学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对有关的基本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考辨、阐述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涉及秦汉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有关这方面研究所出版的著作达50多种①,其中王先谦的《汉书补注》(1900年刊印)集历代67家对汉书进行考订和注释的作品的要义,体大思精,是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最基本的文献。《后汉书集解》(1915年刊印)在惠栋《后汉书补注》的基础上,综合清代数十家成说而成,颇有益于学者。1936—1937年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中的“前四史”部分最具代表性,顾实的《汉书艺文志讲疏》(商务印书馆,1925年)等最具学术性。这些成果不但为当时的秦汉史研究向深度、广度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是当代及今后深入研究秦汉史时与“前四史”同样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此外,刘文典《淮南鸿烈集释》(商务印书馆,1924年)、黄晖《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

许维《吕氏春秋集释》(清华大学,1935年),直到今天也都是我们研究秦汉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著作之外,同类史料与史事考据性的论文也占据20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论文的大半以上。据张传玺等人编著的《1900—1980年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仅对《史记》进行考辨的文章就有罗根泽《从〈史记〉本书考〈史记〉本原》(《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4期,1930年)、刘师培《〈史记〉述〈尧典〉考》(《国粹学报》第5卷第12期,1909年)、瞿方梅《〈史记〉三家注补证》(《学衡》第40—45、55、57、58卷,1925—1926年)等100余篇。对《汉书》进行考辨的文章有杨树达《班固所据古史料考》(《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9卷,1932年5月23日)等60余篇。对《后汉书》进行考辨的文章有刘盼遂《〈后汉书〉校笺》(《国学论丛》第2卷第1期,1929年)等10余篇。对《三国志》进行考辨的文章有郑天挺《〈三国志〉旧注之条例及今后治〈三国志〉之途径》(《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65卷,1939年10月)等近30篇②。除涉及“前四史”之外,对其他秦汉史籍及经、子、文赋进行考辨的论文也为数不少。主要有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史学与地学》第1卷,1926年12月),余嘉锡《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经世日报读书周刊》第5卷,1946年9月)等有关诸家《后汉书》的论文近10篇。《吴越春秋》、《楚汉春秋》、《盐铁论》、《三辅黄图》、《西京杂记》、《风俗通义》、《急就篇》等一批涉及秦汉史事的传统典籍也进入史家考辨的视角。对《吕氏春秋》进行考辨的论文有缪钺《〈吕氏春秋〉撰著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1947年)等近40篇,对《春秋繁露》进行考辨的有夏敬观《〈春秋繁露〉考逸》(《学海》第1卷第3期;第2卷第2期;1944、1945年)等10余篇,对《淮南子》进行考辨的有刘盼遂《〈淮南子〉许注汉语疏》(《国学论丛》第1卷第1期,1927年)等10余篇,对《法言》进行考辨的有汪东《〈法言疏证〉别录》(《华学月刊》第1卷第1—8期,1923、1924年)等10余篇,对《白虎通义》进行考辨的有孙诒让《〈白虎通义〉考》上、下(《国粹学报》第5卷第6期,1909年)等10余篇,对《新语》进行考辨的有胡适《陆贾〈新语〉考》(《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1期,1930年)等10余篇,对《新书》进行考辨的有刘师培《贾子〈春秋〉补释》(《国粹学报》第6卷第1—9期,1910年)等近10篇。赵万里《〈说苑〉校补》(《国学论丛》第1卷第4期,1926年)、罗根泽《〈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于刘向考》(《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29年)等对《说苑》、《列女传》进行了考辨。刘光汉发表了《谶纬考》(《国粹学报》第1卷第6期,1905年)等文章,对汉代谶纬书籍产生的原因、内容、影响等进行了考论。

此外,许多学人还对《说文》、《尔雅》以及汉代人对《十三经》的注疏进行研究,并试图从中释读有关汉代礼制、社会生活方面的相关问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传·133·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①②据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著《中国古籍整理研究论文索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三国志”部分统

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七十六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秦汉史”部分统计。

统文献进行考辨,使学人冲破了对古书的迷信,剥去了罩在秦汉史上的一些神话的伪装,使秦汉历史的本来面目比较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不但在顾颉刚个人的一系列论文,如《论康有为辨伪的成绩》(《史学年报》第2卷第2期,1935年)中有所反映,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朴社,编辑出版了《古史辨》,带动了顾实《重订古今伪书考》(上海大东书局,1926年)、

张心《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39年)等一大批辨伪专书和论文的出版。今天看来,被古史辨派判为伪书的一些古书并非伪书,某些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处;但这毕竟为学人批判地继承以乾嘉学者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学术遗产,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由顾颉刚在此思想与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两篇有关秦汉史研究的论文中最能得到说明。一篇是他于1927年写成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语历所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一文,从世界的范围入手,对秦汉史进行纵论横观,批判了传统史学那种以中原概全域,以汉族代中华,就中国谈中国的局限性,开阔了视域,为秦汉史研究的创新奠定了基础。而他的另一篇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1929年),又从微观入手,从宏观着眼,运用演进变化的观点分析历史传说,对神秘主义学说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展示出秦汉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直到今天都堪称力作。

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的另一特色,是“两重证据法”指导下的文献与文物相结合的实证主义学风盛行。秦汉考古资料极为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以载有文字的简牍、汉碑、秦石鼓文、瓦当、玺印、封泥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参证、相互发明、融会贯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广泛出现和运用,为秦汉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以下对这些资料在秦汉史研究中的作用略作分述。

1.汉简与秦汉史研究

早在西晋元康年间(291—299)至北宋政和年间(1111—1177),中国西北地区曾先后出土几批汉简。其中留传下来的简文,惟有北宋政和年间在陕西掘出的东汉永初二年(108)的讨羌檄文,载南宋黄伯思的《东面余论》和赵颜卫的《云麓漫钞》。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汉简开始大量出现,并被王国维、罗振玉、张凤、夏鼐、黄文弼、马衡、贺昌群、劳干、翦伯赞、何兹全、李源澄等运用到秦汉史研究中。

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开始对疏勒河流域汉简的发掘、收集和整理工作。1906年,他第二次到中亚考察,转年在敦煌以北长城遗址中得到汉简近千枚,著录发表705枚,其中100多枚可以考证出确切的年代。这批汉代文书的影印件及其考释的研究报告,载于法国汉学家沙畹的《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沙漠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中。王国维据此先后撰成了《简牍检署考》(上虞罗氏云窗丛刻,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贞松堂,1918年)。此后,罗振玉、王国维二人联合撰成由《流沙坠简》1卷、《考释》3卷、《补遗》1卷、《附录》1卷、《图表》1卷,共3册组成的《流沙坠简》(永慕园丛书,1934年)。1913年至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来到中国西北地区,再次于敦煌、酒泉两地发现竹简近200件,交由沙畹的高足马伯乐进行研究,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者张凤,从马伯乐处得到这次出土简牍的照片和出土地点的编号,连同沙畹书后所附的第二次出土简牍,经过考释,撰成《汉晋西垂木简汇编》初二编,1931年由有正书局出版。马伯乐把这些资料与其他文献资料相结合,于1932年在法国出版《关于汉代的某些物品》、《汉代中国人的私生活》两书。同年,陈邦福撰成《汉魏木简义证》一书,容肇祖撰成《西垂木简中的田章》一文,发表于1932年6月出版的《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陈直发表了《木简考略》(摹庐丛著本,1934年)一文。1926年,原北平中国学术协会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考察。1927年,黄文弼在罗布泊的默得沙尔发现汉简71枚,出土地是居卢訾仓故址。据此,他写成了《释居庐訾仓(罗布淖尔汉简考释之一)》(《国学季刊》第5卷第2期,1936年),确定这批简的时间在公元前49年至公元8年,并在1948年出版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中记录了此事。斯文赫定1899年曾在罗布泊北发现汉晋木简121枚,在他所写的《我的探险生涯》中记述了简牍的情况。德国人布姆莱·孔好古对这批简进行研究,写下《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及其它发现》一书,评述了汉代行政、官制、刑法、军事、农业、产业、关税制度等情况。1930年至1931年,原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又在甘肃额济纳旗居延地区掘得1100余支居延汉简。1931年起,这批汉简由马衡、刘复、向达、贺昌群、余逊、劳干等人释读整理。一批相关论文也开始发表,主要有傅振伦《西北近几年来考古学上两大重要发现》(《天山文化月刊》第1卷第3期,1934年)、劳干《从汉简所见之边郡制度(附表)》(《史语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1939年)、《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史语所集刊》第11本,1944年),董作宾《汉简永元六年历谱考》(《现代学报》第1卷第1期,1947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简牍照片原版被毁。劳干根据照片副本继续研究,于1944年出版《居延汉简考释释文》4册、《考证》2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44年),并发表了《〈居延汉简考证〉补正》(《史语所集刊》第14本,1948年)一文。1944年,由原中央博物院、北京大·134·历　史　研　究2003年第2期

学文科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前西北科学考察团,沿斯坦因走过的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塞遗址作了再调查,又获简48枚。夏鼐经考释,撰《新获之敦煌汉简》(《史语所集刊》第19本,1948年)。此后,陈

又发表了《居延汉“秋射”“爰书”两简述证》(《中央日报》1947年9月29日)、《汉晋遗简偶述》(《史语所集刊》第16本,1948年)等一系列论文。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劳干的《秦汉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1946年)、李源澄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也都运用汉简资料进行研究。

2.石刻与秦汉史研究

刻石之风兴起于先秦、西汉之间,极盛于东汉。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依据石刻论秦汉史事。20世纪初,皮锡瑞依据汉碑对经书、纬书进行考辨,于1904年出版《汉碑引经考证》、《汉碑引纬考》两书。接着罗振玉又出版了《西陲石刻录》(上虞罗氏云窗丛刻,1911年)、《石鼓文考释》(上虞罗氏,1916年)。1925年,吴兴刘氏希古楼又刊出了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极大地推动了依石刻论秦汉史事的工作。此后,罗振玉等人对汉熹平石经进行了广泛的补考,吴维孝的《新出汉魏石经考》(文瑞楼书局,1927年)、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经考》(1931年自刊)、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哈佛燕京学社,1930年)、郭沫若的《汉代石刻三种》(东京文求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本,1933年)、《石鼓文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容庚的《古石刻零拾七种》(考古学社,1935年)、《汉武梁祠画像考释录》(考古学社,1936年)先后出版。与此同时,一批相关的论文也发表,主要有罗群惕《秦刻十碣时代考》(《考古社刊》第1卷第3期,1935年)、马叙伦《石鼓文为秦文公时物考》(《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2期,1933年4月)、唐兰《石鼓文刻于秦灵公三年考》(《申报文史》第1、2卷,1947年)、

张政《猎碣考释》(《史学论丛》第1卷,1934年)、郭沫若《诅楚文考释》(《中国建设》第4卷第6期,1947年)、容庚《秦始皇刻石考》(《燕京学报》第17卷,1935年)、马衡《汉司空袁敞碑跋》(《北大国学周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0月)、王利器《泰山汉武帝刻石文考》(《经世日报禹贡周刊》第6卷,1946年)、贺昌群《三种汉画之发现》(《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34年)、孙次舟《论南阳汉画像中的乐舞》(《历史与考古》第3卷,1937年)、瞿益锴《汉代画像中之政治组织》(《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4期,1943年)等100余篇。汉碑的碑文虽多过誉不实之辞,但仍可以发掘出大量有用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生活诸问题多有补益。

3.其他文物考古资料与秦汉史研究

秦汉考古资料除简牍、石刻之外,尚有封泥、印章、铁器、铜器、漆器、货币、明器及文化遗址等。从20世纪初期起已经进入了秦汉史研究者的视野。这方面的主要专书与论文有: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上虞罗氏永慕园丛书,1914年)、王国维《古礼器略说》(雪堂丛刻本,1915年)、罗振玉《古镜图录》(上虞罗氏楚雨楼丛书初集本,1916年)、周明泰《封泥考略》(大公报社,1916年)、《续封泥考略》6卷,《再续》4卷(北京华印书局,1928年)、吴幼潜《封泥汇编》(西泠印社,1931年)、罗福颐《印谱考》(墨缘堂,1933年)、刘家漠《汉印临存》(四川漱翠山房,1935年)、杨守敬《古泉薮》(邻苏园,1904年)、郑文焯《古玉图考补正》(艺海一勺本,1926年)、郑师许《漆器考》(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容庚《汉代服御器考略》(《燕京学报》第3卷,1928年)、傅振伦《记新莽权衡》(《经世日报文献周刊》第5、6、8卷,1947年)、孙毓棠《秦汉的铜铸人像及其艺术史上的价值》(《天津益世报史学》第48卷,1937年)、杨宽《汉代的多层建筑》(《文物周刊》第43卷,1947年)等。这些论著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秦汉的物质文化史及社会、经济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秦汉断代史研究专著的出现与研究领域的拓展

唯物史观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20世纪前半叶的秦汉史研究注入活力。一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中各种因素之间的普遍联系,及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使学者可以从宏观角度对秦汉社会历史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从宏观角度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专著与论文几乎涉及秦汉史研究的各个层面,使秦汉史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性质、地位、影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成为可能。秦汉史研究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举凡秦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族关系、中外交往等方面,几乎都有专著与论文出版。

1.秦汉断代史研究专著的出现

20世纪上半叶,以《秦汉史》为名的秦汉断代史著作主要有4部。

(1)翦伯赞《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中国历史的代表作·135·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历　史　研　究

之一,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秦汉史专著。不仅对秦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同时十分重视各少数民族在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对旧史学中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史料运用上,除重点利用“前四史”外,又广泛开发《东观汉纪》等诸佚史辑本和经、子、集部书中的资料,同时尽量利用出土的各种考古资料,开辟了秦汉史研究的新途径。由于作者着力于探寻历史表象下的社会发展规律,故尔在全书结构体系的编排上,遵循了从社会经济及于政治性质、从社会关系及于意识形态的原则,力求对各方面进行详尽而精审的分析研究。此外,作者还将秦汉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中,从对比中说明秦汉时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使全书显得视野开阔。也正由于该书是第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秦汉史的断代史著作,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成熟之处,如该书对秦汉商业资本的作用作了较为夸大的估计,对刘邦、王充等的评价也因过分套用阶级分析法而失之偏颇,某些史实不准确等。

(2)劳干《秦汉史》(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1946年)对秦汉史籍和汉简有深入细致的研究,驾驭史料从容自如。该书用11章从秦的先祖简要叙述到蜀汉兴亡,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第12章专叙两汉的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书末附世系表和年号表。是一部通俗简要的秦汉史。全书特别重视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但对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较少探讨,因而显得深度不够。

(3)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文献资料丰富,选材精审,叙事明晰,论辩周详,是一部较有特色的秦汉史著作。全书共20章,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按时间顺序分12章,有条理地叙述秦汉至三国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演进,既钩稽史实,又有考证辨析和评论,创见迭出。第二部分用8章47节,分门别类地对秦汉时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情况、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没有利用文物考古资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质量。

(4)李源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由作者在浙江大学、四川大学讲授秦汉史的讲义改写而成。全书分二十三部分,前十五部分以帝王朝代系目,如“始皇二世”、“武帝”等。后八部分分类立目,如“政治思想”、“社会风尚”等。全书夹叙夹议,语体近于文言,不用考古材料,概念术语也多用传统内容,不太适合近代学风。

2.研究领域的拓展

政治制度方面。曾资生《中国政治制度史》(重庆南方印书馆,1943年)、宋式圭《中国监察史略》(中华书局,1937年)、程幸超《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中华书局,1948年)、程树德《中国法制史》(商务印书馆, 1928年)、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商务印书馆,1930年)等通论性著作,对秦汉政治史都作了一定的述论,虽然论述有些粗糙,但便于从发展的角度分析秦汉政治,特别是秦汉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陶希圣、沈巨尘《秦汉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1936年)、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程树德《汉律考》(自刊,1919年)等专著,与作民《秦代官制考》(《清华周刊》第38卷第12期,1932年)、马非百《秦之丞相制度及其人物》(《力行》第4卷第6期,1941年)、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清华学报》第9卷第4期,1934年)、沈巨尘《秦汉的尚书台》(《文化建设》第2卷第1期,1935年)、曾謇《秦汉的乡官制度》(《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第99卷,1936年7月16日)、许兴凯《秦汉市政官吏考》(《中央周刊》第9卷第33期,1947年8月)、马元材《两汉时代的吏治》(《河南政治月刊》第1卷第1期,1931年)、陶希圣《两汉的社会与政治》(《民族》第1卷第3—7期,1933年3—7月)、钱穆《汉初侯邑分布》(《齐鲁学报》第1卷,1941年)、孔玉芳《两汉诏举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1942年)、劳干《论西汉的内朝与外朝》(《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8年)、贺昌群《两汉政治制度论》(《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李源澄《尚书中书之起源及其升降》(《责善半月刊》第1卷第17期,1940年)等专题论文100余篇,对秦汉政治制度的各方面几乎都有论述。

经济和财政方面。1927年国共合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发生了由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引发的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起基础与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研究经济史的热潮。一些专门研究经济史、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的经济类通史中,都不同程度地对秦汉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论述。如马乘风《中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以秦汉经济、财政等为研究对象的经济专史。如陶希圣的《两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陈啸江的《两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6年)、王恒的《汉代土地制度》(正中书局,1945年)等。《中国经济》、《食货》、《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重要的经济期刊及其他学术刊物,也发表了大量有关秦汉社会经济研究的论文,其中主要有子刚的《西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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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之经济组织比较观》(《清华周刊》第33卷第2期,1930年)、马乘风《从西周到隋初一千七百余年的经济转轨》(《食货》第2卷第9期,1935年)、吕振羽《秦代经济研究》(《文史》第1卷第3期,1934年)、马非百《秦汉经济史资料》(《食货》第2卷第19期,第3卷第1、2、3、8、9期,1935—1936年)、谷霁光《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政策与实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7卷第1期,1945年)、石隐《周秦汉的商业经济及商人地位》(《经济论衡》第2卷第3期,1944年)、瞿兑之《两汉物价考》(《燕京学报》第5卷,1929年)、蒙文通《汉代的经济政策》(《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马元材《秦汉时代的租税制度》(《河南政治月刊》第2卷第7期,1932年)等。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又一重大影响,是使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出现,并在30年代至40年代一度辉煌。就秦汉史研究而言,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山书局,1929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袁世裕的《中国古代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著作都对秦汉时的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论述。还出现了一些专以秦汉社会为例证研究社会史的名著。如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考》(北平广业书社,1928年)等。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2年),是此类专题的最佳考证专著,至今仍不失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名著。劳干的《礼经制度与汉代宫室》(昆明,1940年),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社会史专著。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论文中,秦汉史方面在数量与质量上也占有明显的优势。代表性论文有:瞿兑之《两汉社会状况的鸟瞰》(《社会学界》第3卷,1929年)、吕思勉《汉人訾产杂论》(《齐鲁学报》第1卷,1941年)、侯外庐《汉代社会新论》(《大学》第6卷第3、4期,1947年)、周志远《东汉时代的社会风气》(《河北月刊》第5卷第4期,1937年)、陈衣凌《秦汉之豪族》(《现代史学》第1卷第1期,1933年)、杨联升《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卷第14期,1936年)、武仙卿《秦汉农民生活与农民暴动》(《中国经济》第2卷第10期,1934年)、李源澄《两汉兵客盛衰考》(《学思》第3卷第3期,1943年)、劳干《两汉社祀的源流》(《史语所集刊》第11本,1944年)、

陈

《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史语所集刊》第

17本,1948年)等。

思想文化方面的主要论著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皮锡瑞《经学历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世界书局,1935年)等都有关于秦汉思想文化史的概述。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上海明智大学,1916年)、谢无量《王充哲学》(中华书局,1917年)、郑鹤声《史汉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等更是有关秦汉史研究的专题著作。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陈钟凡《秦汉今文经师之方士化》(《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赵钟铎《黄老之研究》(《国学丛刊》第3卷第1期,1926年)、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哲学评论》第6卷第2、3期,1935年)、胡适《汉初儒道之争》(《北大国学季刊》第2卷,1925年)、刘光汉《谶纬考》(《国粹学报》第1卷第6期,1905年)、杨玉如《东汉迷信之研究》(《史地丛刊》第2卷第2期,1923年)、刘国钧《两汉时代道教概说》(《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1931年)等。

由于19世纪末与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的深重,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史、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史问题,在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中反映较多。一方面,涉及秦汉时期的民族史、边疆史地与中外关系史纷纷问世,主要有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向达《中西交通史》(中华书局,1930年)等。另一方面,研究秦汉民族、史地、中外关系史的专门论著也时有刊出。主要有王国维《秦汉郡考》(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年)、《古胡服考》(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1915年),马元材《自张骞至班超之丝路经营》(《河南政治月刊》第211卷,1941年),顾颉刚、童书业《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贡》第5卷第3、4期,1936年),劳干《秦汉帝国的领域及其边界》(《现代学报》第1卷第4、5期,1947年),钱穆《秦三十六郡考》(《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1932年),冉昭德《汉上林苑宫观考》(《东方杂志》第42卷第13期,1946年),谭其骧《西汉地理考辨》(《禹贡》第6卷第10期,1937年)等。

人物研究在这一时期也相当发达,主要论著有:杜呈祥《卫青霍去病》(南京青年出版社,1946年)、《张骞与苏武》(南京青年出版社,1946年)、孙毓修《马援》(商务印书馆,1926年)、胡哲敷《汉武帝》(中华书局,1935年)、马元材《秦始皇帝传》(商务印书馆,1941年)、钱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思想与时代》第27卷,1943年)、陈登原《秦始皇评》(《金陵学报》第1卷第2期,1931年)、常燕生《新撰李斯传》(《华文月刊》第1卷第4期,1942年)、张荫麟《张衡别传》(《学衡》第40卷,1925年)等。

综观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实证史学仍是主流,唯物史观与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传入中国,虽·137·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历　史　研　究

然运用于中国秦汉史研究取得许多成果,但多数显得肤浅。这既为秦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又向研究者提出了向深度、广度进军的要求。

二　50—70年代的秦汉史研究

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指导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于中国古史研究蔚然成风。50年代,史学界主要围绕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及其历史作用、关于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秦汉史研究来说,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尤其引人注目,与该问题相联系,涉及商鞅变法的性质与作用、汉代生产水平的总估价、两汉官私奴婢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秦汉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秦汉国家的政权性质、“重农抑商”政策的评价、秦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农民战争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成为史学界广泛讨论的问题。在此期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和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54年)率先问世。至60年代初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4年)、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0年)也以大学教材形式相继出版。其中关于秦汉史的部分,都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各自的观点。不仅如此,当时还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秦汉史专著。如早期秦汉经济史代表作之一,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中华书局1962年重版)。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以考古资料为主,文献资料为辅,集中考察西汉的屯戍制度、两汉手工业、两汉工人类别、盐铁及其他采矿业、两汉的徒、汉代内地与边郡物价等两汉的诸多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多发前人所未发,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1979年增订)系统利用居延和敦煌汉简、汉碑、秦汉铜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汉印玺、封泥、瓦当等资料,在考订之作中,独树一帜。漆侠的《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是50年代秦汉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总结性之作。上述诸书尽管或在理论运用上尚嫌幼稚、缺乏深度;或在史论结合上不够贴切,略显生硬;但是崭新的学术探索,严谨的治学精神,代表了当时秦汉史研究的水平。

从50年代末起,由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以论代史、教条主义、简单化、绝对化、非历史主义倾向和轻视史料的倾向愈来愈重,正常的研究工作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一些学者知难而进,试图挽回危局。如翦伯赞先后发表了《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系列文章,主张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统一,反对主观主义、虚无主义;主张史论结合,反对空谈理论而忽视史料积累的错误倾向。他还身体力行,在认真地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的前提下,熟读秦汉文献,精心搜集编撰了《秦汉考古资料汇编》,故在《中国史纲要》第1册“秦汉史”的写作中得心应手、精说叠出。然而,随着党内斗争的尖锐化,一场灾难无可挽回地降临了。“十年动乱”期间,极左思潮达到了顶峰。历史研究被所谓“儒法斗争史”取代,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舆论工具。秦汉史因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又成为重灾区,秦汉史研究的队伍受到严重摧残,正常的研究进程被截断。

总观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可以说是前进中有曲折,曲折中有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秦汉史专著有30多种,论文近万篇,以下就其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综述。

(一)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与讨论

由于古史分期学说的影响,这一时期秦汉社会性质问题研究出现了两次争论高潮。其中主张汉代是奴隶社会的魏晋封建论者认为:第一,两汉时期是以生产剩余价值为主的发展的奴隶制社会。第二,汉代虽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租佃制和为数众多的自耕农业土地所有制,但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方式。第三,西汉“重农抑商”政策和武帝打击工商大贾的行动,是贵族奴隶主和商人奴隶主之间的斗争。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著有:尚钺《中国历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9年)、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9期)、何兹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56年第8期)、罗祖基《春秋战国的变革标志着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吗?》(《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日知《我们在研究古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童书业《略论战国秦汉的社会性质》(《新建设》1957年第8期)、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等。而战国、西周封建论者主张汉代是封建社会。他们认为:第一,汉代租佃制是十分普及并占有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和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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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方式。第二,汉代的主要劳动者是农民,而不是奴隶。第三,西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抗,而不是奴隶主与奴隶对抗。第四,汉代“重农抑商”政策是封建国家消灭奴隶制残余的一种措施。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2年)、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杨伟立、魏君弟《汉代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胡珠生《汉代奴隶制说的根本缺陷在那里?》(《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张恒寿《试论两汉时代的社会性质》(《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等。

(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确立于秦汉,自然成为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其中关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国有制还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个体小农经济的论争一直相持不下。贺昌群《论西汉的土地占有形态》(《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等持前一种观点。张恒寿《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讨论中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等支持后一种观点。涉及秦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还有:巩绍英《略论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历史教学》1965年第1、2期)、周予同、汤志钧《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新建设》1963年第1期)、杨鸿年《汉魏中书》(《文史》第2集,1963年)等。王毓铨《汉代“亭”与“乡”、“里”不同行政系统说》(《光明日报》1954年12月23日)一文,对这一涉及秦汉基层行政组织机构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指出乡里和亭是两个不同的行政系统,乡里是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组织,亭则不主民事,主要负责治安和过往官吏的食宿,这个结论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并为深入研究秦汉时期基层组织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张政《秦汉刑徒的考古资料》(《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贺昌群《东汉更役戍役制度的废止》(《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三)经济问题

由于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经济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秦汉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是秦汉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侯外庐为代表的学者主张,秦汉虽存在着很多领主占有制和有一定的私有制,但土地国有制仍占主导地位。代表作有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李埏《论我国的“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张传玺等人认为,秦汉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是私有制。代表作有江泉《试论汉代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文史哲》1957年第8期)、张传玺《两汉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等。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秦汉时代土地国有、私有并存。代表作有朱绍侯《秦汉时代土地制度与生产关系》(《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1期)、刘毓璜《论汉晋南朝的封建庄园制度》(《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等。农业是汉代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业生产水平是衡量汉代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准,因而有关汉代社会性质的论著都对汉代的农业生产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探讨。此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胡寄窗《汉代的农业经济循环论》(《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陈垣力《前汉时代的农业》(《农业学报》1956年第2期)、戚其章《关于西汉农业中的收获量》(《光明日报》1957年2月3日)、万国鼎《耦耕考》(《农业研究集刊》1959年第1期)、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等,安作璋《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95年)所收有关西汉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4篇论文也值得一读。汉代手工业的研究,首推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一书。此外,孙毓棠《战国秦汉时代纺织业技术的进步》(《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一文对秦汉纺织技术业特点作了分析,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历史研究》1954年第6期)一文对手工业与封建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童书业《战国秦汉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文史哲》1958年第2期)、李祖德《论西汉的货币改制》(《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等文章也都对相关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四)阶级与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多。翦伯赞《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4期)·139·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一文指出,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不过是个别现象,工商业中的奴隶劳动也极不普遍,从事家务劳动才是汉代奴隶最常见的形式。奴隶是被作为消费的财产而不是作为一种生产的投资出现的。王思治等《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认为汉代官私奴婢数量小、来源少,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参加者,不能擅自改变身份。童书业《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文史哲》1955年第1期)一文认为汉代奴婢数量多、来源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可虐杀。由此引发了关于“徒”的性质的争论。一些学者通过对文献和文物资料的对证,指出奴隶和“徒”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于被杀戮,不仅奴隶本人奴籍终身,而且其子孙世代为奴;后者则是罪犯,在刑满后可以通过大赦、徙边、赎罪等方式重新恢复庶民身份,为徒的官吏在除刑后也能恢复官职(参见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对“徒”身份的确认,是这一时期取得的值得称道的学术成果。

束世《秦汉社会矛盾与阶级结构的分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贺昌群《秦汉间个体小农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杨曾文《试论东汉时期的豪族地主》(《文史哲》1978年第3期)、李庆世《关于秦汉的“苍头”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2期)、卢南乔《“闾左”辨疑》(《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等文章对秦汉社会各阶层及其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农民战争及其历史作用是这方面研究的另一重点。除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一书外,代表性的论文有:贺昌群《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论黄巾农民起义的口号》(《历史研究》1959年第6期)、李鼎芳《谈西汉末赤眉和绿林起义》(《历史教学》1954年第11期)、曾庸《汉碑中有关农民起义的一些材料》(《文物》1960年第8、9期)、杨宽《论〈太平道〉———记我国第一部农民革命的理论著作》(《学术月刊》1959年第9期)、刘汝霖《汉末魏晋流人考》(《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万绳楠《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历史教学》1964年第6期)等。

(五)思想文化研究

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使思想文化领域中逐渐形成文化专制主义。其影响又波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当首推侯外庐等合著的《中国思想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初版,1957年再版),以及其独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在这些著作中,侯外庐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精神,对秦汉思想的内容、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等也是这一领域的重要作品。在秦汉思想文化领域中争论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焚书坑儒”。一种意见认为,焚书对文化虽曾造成损失,但起到了巩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的积极作用。代表作有翦伯赞《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历史学》创刊号,1979年第1期)、何兹全《怎样评价秦始皇》(《新建设》1959年第4期)、林甘泉《论秦始皇》(《历史研究》1978年第4期)。一种意见认为,焚书坑儒虽对统一思想、巩固政权有迫切的必要性,但手段毒、效果微、不良影响久远。代表作是史苏苑的《谈谈关于秦始皇的评价和翻案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认为,焚书的出发点是对的,落脚点却大谬。代表作是刘泽华、王连升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秦汉政治思想上的大转折点,研究者甚多。林甘泉《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一文,是一篇全面探讨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全过程的重要论文。李民《试论董仲舒的自然观———哲学史笔记》(《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一文,认为董仲舒的自然观既有“有神论”的部分,也有“非神论”的部分。张岂之、杨超、李学勤《怎样理解董仲舒自然观的实质》(《新建设》1963年第8期)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是消极、保守的。而张恒寿《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一文,则认为董仲舒的哲学、政治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翦伯赞《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一文,对战国时期儒家和董仲舒的儒学作了比较。许抗生《略论黄老学派的产生和演变》(《文史哲》1979年第3期)对黄老思想作了探讨。杨荣国《桑弘羊的哲学思想》(《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胡鉴美《从〈盐铁论〉看桑弘羊的财政思想》(《江汉学报》1963年第5期),对桑弘羊的思想进行了探讨。侯外庐《论汉代思想的阶级性与总倾向》(《光明日报》1950年4月26日)、任继愈《秦汉的统一与哲学思想的变革》(《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与汉代经学》(《文史哲》1979年第5期)、冯友兰《贾谊的哲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喻松青《道教的起源和形成》(《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等也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在史学史方面,白寿彝有关《司马迁与班固》问题的三篇文章(《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对读者很有启发。冉昭·140·历　史　研　究

德《班固与〈汉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杨翼骧《裴松之和范晔》(《光明日报》1962年7月14日)等也较有代表性。

(六)历史人物评价

评价秦汉历史人物的论著较多,李鼎芳《王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张维华《论汉武帝》(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季镇淮《司马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杨宽《秦始皇》(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等都是这一时期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传记。论文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的评价方面。对秦始皇的评价除杨宽《秦始皇》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外,林甘泉《论秦始皇》、何兹全《怎样评价秦始皇》、刘泽华、王连生《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认为秦始皇功大过亦大。金立人《评秦始皇》(《复旦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认为秦始皇过大于功。刘泽华、王连升《论刘邦》(《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认为刘邦是一个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成的帝王。安作璋《论吕后》(《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1期)对吕后评价较高。邓经元《怎样正确评价吕后》(《历史研究》1979年第12期)在揭穿“四人帮”美化吕后的政治阴谋后,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评价吕后,认为她是一个应肯定的人物。项羽是秦汉史中又一位争议较大的人物,杨翼骧《为什么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历史教学》1954年第5期)认为项羽是农民起义领袖,并对其失败进行了分析。张传玺《项羽论》(《文史哲》1954年第10期)认为项羽是旧贵族,其失败与其个人品格关系重大。施丁《韩信批判》(《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11期)、康立《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吴则虞《论贾谊》(《光明日报》1961年10月25日)等也对相关的人物进行了评介。

(七)实证史学的继承与发展

在顾颉刚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主持与参与下,《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等前四史得到了颇为精到的校勘,并加注了新式标点,分别在1959、1962、1965年和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而陈直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将文献资料与文物考古资料相结合,出版了《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将王国维开创的实证主义学风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秦汉基本史实的考证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秦汉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方面的代表性书籍还有: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引用大量的考古资料与实物订补《史记》,独辟蹊径,多有精辟见解。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一书,是作者在深入研究《汉书补注》等历代各种《汉书》注释的基础上,反复考辨后,形成的对《汉书》文本进行分析、考辨的专著。郭沫若《〈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 1957年)也是目前为止,对《盐铁论》这部汉代经济名著进行考辨的最好的读本。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一书,在对《太平经》各种版本进行绎读的基础上,钩稽各种文献,收集佚文,形成的有关这部探讨东汉时期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社会影响的专著的最好校本。徐复《秦会要订补》(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59年再版)一书,在清孙楷编集的《秦会要》的基础上,钩稽群籍,逐条校正,并续有增补,便于读者翻检取资。论文方面主要有:陈直《谈谈秦汉史和秦汉考古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一文,积极倡导用考古材料考订文献记载,使二者相互参验,以求得信史,为秦汉史研究者指明了一条科学的道路。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地写作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若干问题考述》(《文物》1972年第9期)、《两汉陶器手工业》(《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略论云梦秦简》(《西北大学学报》1977年第1期)、《〈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考古》1960年第4期)、《秦汉瓦当概述》(《文物》1963年第11期)等一系列相关的文章,得出了一些信而有征的结论。王仲殊《汉代物质文化略说》(《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汉长安城考古收获续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第9期)、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曾良《汉代的铁制工具》(《文物》1959年第1期)、贺昌群《升斗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等利用考古资料对汉代的物质生活状况、城市规划和建设情况进行论述,解决了一大批利用文献资料无法解决的问题。云梦秦简的出土,带动了秦史研究的新高潮。唐赞功《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吴荣曾《论秦律的阶级本质》(《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从秦简看秦国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状况》(《文物》1978年第8期),利用秦简对秦的阶级矛盾、秦律的本质及秦国的商品货币流通状况进行了考辨。中华书局所编《云梦秦简研究》

(1981年)一书,汇集了秦简整理小组李学勤、裘锡圭、

张政、于豪亮等九位成员,及吴树平、高敏等人的论

文,反映了当时秦简研究的最新成果。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196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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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历　史　研　究

黄烈《释汉简中有关汉代社会性质诸例》(《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考古》1961年第8期)、陈公柔、徐苹芳《大湾出土的西汉用卒簿籍》(《考古》1978年第1期)、安志敏、陈公柔《长沙战国缯书及其有关问题》(《文物》1963年第9期)、孙祚云《长沙战国时代楚出土帛画考》(《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钟肇鹏《黄老帛书的哲学思想》(《文物》1978年第2期)、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1—9期)、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钟敬文《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第10辑, 1979年)等论文可以说从基本史料、史实的考订,到对秦汉社会物质生活、社会阶级结构、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再到思想意识领域中的有关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使学人对秦汉社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了解。

(八)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和边疆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但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足,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20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考古材料的发现,陈梦家、陈直等都在此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陈直在《汉晋过所通考》(《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两汉传递文书,邮驿并称。按其实际,则步递为邮,马递为驿;邮与亭相近,故联称邮亭,驿则因设站长短分为驿、置两种,大者称驿,小者为置。陈梦家《汉简考述》(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一文,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材料,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方面、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及收文者、邮站和传递者、邮站收发时刻、邮程及时限、传递方式和其他等10个方面,从而将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了更具体细致的深入探讨。冉昭德《汉代的大家、中家和小家》(《光明日报》1964年1月25日)、《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二文运用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互补证的方法,对过去极少有人论述的汉代人的家庭生活状况和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探讨,颇有新义。与之相似,秦汉时期自然环境的研究逐渐展开。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一书,依据文献资料,着重探讨了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常年气候。尽管由于作者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无法利用树木年轮和沉积物等自然现象资料,但这个研究方向还是相当科学的。1972年竺可桢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一文,又将这一研究推向前进。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则从人文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上,对黄河泛滥成灾和安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少数民族史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翦伯赞《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光明日报》1961年2月5日)、马长寿的《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1962年)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三　80年代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80年代以来,广大秦汉史研究者坚持史论结合的科学方法,坚持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研究途径,积极汲取自然科学研究的有益经验,有选择地借鉴外来的新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新领域,使秦汉史研究呈现出繁荣局面。概述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旧的重大的课题在新形势下,取得了较大进展。为了在宏观上实现突破,首先在微观上下功夫,成为秦汉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如由探讨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到对秦汉具体的典章制度进行大量的研究,尤其在官制、赋役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第二,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拓。在过去30年中被忽视的家族史、生活史、宗教史、风俗史、文化史、区域史、人口地理史、社会史方面的研究课题,涌现出了一批有分量的专著论文。

第三,随着云梦秦简、马王堆帛书、江陵汉简、新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放马滩秦简、尹湾汉简、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汉长安城遗址、西安西郊相家巷秦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宫遗址等重大考古资料的公布,极大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

第四,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成立和《秦汉史研究会通讯》、《秦汉史论丛》、《秦汉史译文集》的出版,初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学术网络。每两年或三年一届的秦汉史研究会的举办,不但加强了会员之间,也加强了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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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与港台及日本、欧美秦汉史研究者的交流合作,使研究工作更加富有成效。

以下从八个方面对本期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宏观研究著作不断问世,扩展了秦汉史研究的视野

在长期微观研究积累的基础上,20年来出版的秦汉史研究著作多达300余部。其中,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书,按秦人早期历史、秦国和秦朝三个历史时段研究了秦发展、强盛和衰亡的过程,在秦人来源、秦的土地制度和秦文明特征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长期从事秦史研究的马非百用数十年的时间写成的《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分纪、传、志、表四部分,分记秦人物事迹、典章制度、郡县设置、风俗、教育、交聘、会盟等,是一部文献资料丰富的秦史资料集。王云度用编年体例撰写的《秦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按年代勾勒出秦的发展轨迹,便于读者翻检。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1985年)一书,从秦汉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官爵、官员的设置、户籍、上计制度的变化等方面对秦汉的官制进行研究,颇多创获。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年),是一部全面考察秦汉赋役制度的专著,对秦汉的土地税、人头税、商业税及其他杂税,以及秦汉更卒徭役、正卒徭役、戍卒徭役和复除制度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不但在体例上吸收吕著秦汉史之长,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细致探讨,而且运用简牍等考古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专门撰写了对秦汉史研究的展望一节,指出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困难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一书专论秦汉选拔官吏制度。有关秦制的上编是开创性探讨,而对于汉制则着力于说明该制产生的合理性、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衰亡原因,较有新意。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以出土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主要依据,系统阐述了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则,全面论述了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并就秦简研究中的有关争论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一书,上编论述秦汉时代各个文化区域的划分和文化风貌,中编分析秦汉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与各区域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关系,下编探讨秦汉时代区域文化政策及其影响。全书从平民的日常生活和基层社会运行中发掘文化特质,用动态的眼光把握秦汉统一文化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共存的历史特征。是第一部关于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的专著。朱大昀《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1989年)、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年)、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泽华《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林干《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田继周《秦汉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熊铁基《秦汉新道家论略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戊国《秦汉礼制研究》(湖南出版社,1993年)、熊铁基《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高敏《云梦秦简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1年)、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97年)、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8月版)、王学理《秦陵兵马俑》(中华书局,1981年)、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对秦汉社会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与探索。

(二)政治史研究仍是热点,具体制度与官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林剑鸣《秦史稿》与《秦汉史》、白寿彝《中国通史·秦汉卷》从总体上论述了秦汉政治制度的概貌,及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林甘泉《论秦汉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秦汉史论丛》第2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文,认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庞卓恒《中西封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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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

马克《罗马和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秦汉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进行了论述。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对秦汉官制和有关官吏的选用、考课及其他各项制度作了探讨。臧云浦《秦汉职官制度的形成与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郭人民《秦汉制度渊源初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林剑鸣《秦代中央官制简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等文章对秦汉官职的渊源、特点和影响作了探讨。苏诚鉴《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孙福喜《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对秦汉中央政府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了探讨。杨宽《论秦汉的分封制》(《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期)、杨伟立《论汉初的分封》(《社会科学研究》(四川)1985年第2期)、李怀孔《汉初“郡国并行”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吴荣曾《西汉王国官制考实》(《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王云度《秦汉时期独相制论纲》(《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尚志儒《秦相的设置及其相关问题》(《文博》1997年第2期)、傅举有《汉代相国、丞相为两官》(《文史》第26辑)等对秦汉的相权王国与分封问题进行了探讨。张金龙《御史大夫职掌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魏向东《两汉谒者官制初探》(《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汤其领《太尉非秦官考辨》(《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王勇华《秦汉御史大夫的职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黄留珠《秦汉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罗义俊《秦汉的御史官制》(《江汉论坛》1986年第12期)等,对秦汉中央的其他官员进行了考论。选举制、地方官制与吏制研究是本期政治史研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领域。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是一部较系统、深入,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安作璋《汉代选官制度》(《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李孔怀《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文汇报》1980年8月15日)、张非凯《任子制新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仝晰纲《秦汉时期的官吏使用法规》(《学术界》1994年第5期)等论文对此也作了有益的探讨。云梦秦简、尹湾汉简的问世,进一步促进了秦汉地方官制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傅举有《有关秦汉乡亭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高敏《秦汉“都亭”考略》(《学术研究》1985年第5期)、余行迈《汉代县级官吏的长吏释义初析》(《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陈长琦《汉代郡政府行政职能考察》(《暨南学报》1993年第4期)、〔韩〕崔在容《西汉京畿制度的特征》(《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第1期)、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吴大林、尹必兰《西汉东海郡各县、邑、侯国及乡官的设置》(《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周振鹤《从汉代“部”的概念释县乡亭里制度》(《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对秦汉地方行政体制、职官等问题都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吏制研究是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中取得较大进展的又一个课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仝晰纲《秦汉乡官里吏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张鹤泉《东汉故吏问题试探》(《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抗生《两汉的“酷吏”》(《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冯一卜、胡大贵《汉代吏禄透视》(《文史杂志》1990年第2期)等。而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一文,把秦汉官僚体制的构成成分区分为文吏、儒生两个群体,探讨其差异及相互关系的演变,从而解释秦政与汉政间的差异,追寻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自身特征及演进的线索。于振波《秦汉时期的“文法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安作璋《汉代官吏的任用和考核制度》(《东岳论丛》1981年第3期)、于振波《汉代官吏的考课时间与方式》(《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等论文,则从官吏考核任用等方面对秦汉的吏治进行了研究。

秦汉监察制度、爵制、外戚与豪族世家制的研究也取得较大进展。就监察制度而言,已发表的近20篇论文,对其内容、特点、效果、演变、实质等进行全面研究,使其轮廓脉络基本清楚。代表作有苏俊良《试论秦汉御史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陈长琦《汉代刺史制度的演变及特点》(《史学月刊》1987年第4期)、余华青《论战国秦汉时代的廉政制度》(《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秦汉爵制研究也取得新进展,代表性论文有:高敏《秦的赐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等。外戚、豪强与皇权的矛盾,及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强弱变化,也是近20年来秦汉政治史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的一个课题。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田余庆《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何兹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文史知识》1983年第4期)、周天游《论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学术界》1989年第5期)、卫广来《论西汉纳妃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刘修明《东汉外戚集团和皇权土地所有制》(《史林》1987年第1期)、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1·144·历　史　研　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期)、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1996年)、秦学颀《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陈勇《董卓进京述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由于兵马俑、汉阳陵、徐州兵马俑及秦汉简牍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秦汉军制与法制的研究。其中军事方面,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运用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从多角度、全方位系统地论述了秦汉军制的形成和演变。王学理《秦陵兵马俑》、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等从宏观到微观对秦汉的军事制度作了系统考论。于豪亮《秦简所反映的军事制度》(《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孙言诚《秦汉的徭役和兵役》(《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黄今言《汉代期门羽林考释》(《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高敏《东汉魏晋时期州郡兵制度的演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胡宏起《两汉军费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等文也从不同侧面对秦汉的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法制方面,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一书,以新出土云梦秦简法律文书为依据,系统阐述了先秦法家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原则,全面论述了秦的法学理论和具体实践。安作璋、陈华《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一书,依据秦汉简牍法律文书与文献,对秦汉法学理论与法制的政策与实践状况作了全面论述,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方面的论文也有数百篇,其中代表性论文有: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刘海年《秦代法吏体系考略》(《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2期)、钱大群《再谈隶臣妾与秦代的刑罚制度》(《法学研究》1985年第6期)、于豪亮《西汉对法律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李学勤《〈奏谳书〉解说》(《文物》1993年第8期)、张建国《西汉刑制改革新探》(《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李振红《西汉官吏立法研究》(《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等。

秦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研究继续深入。随着云梦秦简的出土,秦简中“隶臣妾”的性质,成为秦汉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有学者认为“隶臣妾”是奴隶,有的认为是刑徒,还有人认为隶臣妾可分为奴隶、刑徒两类。代表性的论文有:吴树平《云梦秦简所反映的秦代社会阶级状况》、于豪亮《秦简中的奴隶》(《云梦秦简研究》)、林剑鸣《隶臣妾辨》、杨升南《云梦秦简中“隶臣妾”的身份和战国时秦国的社会性质》(《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此外,有关苍头、闾左、黔首、敖童等是否是奴隶的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深入考辨,主要论著有: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子今《“闾左”为“里佐”说》(《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李解民《民和黔首》(《文史》第23辑)、辛德勇《闾左臆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黄留珠《秦简“敖童”解》(《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汉代的官私奴婢是否是奴隶,这一老问题的争论也有一些新进展。一些学者认为,汉代的奴婢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职业概念。代表性论文有:林剑鸣《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学术月刊》1982年第3期)、杨作龙《汉代奴婢户籍问题商榷》(《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等。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秦汉生产者的身份进行了考察。代表性论文有:何兹全《秦汉地主与魏晋南北朝地主的不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徐扬杰《汉代雇佣劳动的几个问题》(《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孟明汉《关于西汉农业劳动者的身份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冷鹏飞《论西汉后期流民问题的社会动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安作璋、逢振镐《秦汉封建地主阶级构成的演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林剑鸣《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等。最后,农民战争也是秦汉政治史研究中取得成果较多的一个方面。代表性论著有:朱大昀《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年《秦末、西汉农民战争的特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田余庆《说张楚》(《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秦汉政治史研究方面的其他代表性论文还有:吉书时《试论西汉的侠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陈勇《论光武帝“退功臣进文吏”》(《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高敏《试论西汉前期政治上的安定方针》(《史学月刊》1996年第9期)、罗新《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等。

(三)经济史研究出现新高潮

林甘泉主编的80万字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人口、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手工业、商业、货币、赋税徭役、经济政策,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消费,少数民族经济等领域进行了全面综合研究,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见解。关于土地所有制形式、赋税制、生产力水平以及各项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也取得较多成果。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研究,代表性论著有林甘泉《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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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等力作。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4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提出了秦汉是等级土地所有制的新论。赵俪生《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文史哲》1982年第5期)一文,由分析两汉时期的自然经济和古典经济潮流入手,指出从战国到汉代,国家土地所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小土地私有制,就在这两股经济潮流的交错中发生发展、互相影响,形成一套完整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与社会经济结构。云梦秦简的出土,秦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黄展岳《云梦秦律简论》认为,自商鞅变法至二世灭亡,秦国实行土地国有制。熊铁基、王瑞明《秦代封建土地所有制》(《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认为秦代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姚澄宇《论秦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也认为,自商鞅变法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到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使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来。张金光《试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则认为,秦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但还没有对土地的完整的所有权。秦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制才确立。关于汉代的封国食邑制度,过去一直认为是土地国有制的研究对象。谢忠良《两汉的食封制度》(《秦汉史论丛》第2辑)认为它是披着国有制外衣的私有土地制度。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2册)则认为封国食邑是由国有土地的“公田”中赏赐的,诸侯王、列侯只有占有权。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在对封国食邑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后提出了疑异。认为诸侯王和列侯所食的租税,不是基于土地所有权向无地农民征收的地租,相反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地税。因此,封建食邑制本身,不属于土地所有制问题。逢振镐《试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认为,秦汉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土的变动性,亦即“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田无常主”的原因是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皇帝拥有最高土地所有权;“民无常居”反映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常脆弱。李祖德、刘光华、赵俪生等对两汉的屯田问题进行了论述。

农业是秦汉时期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业问题的研究自然成了秦汉史研究的重点之一。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林甘泉《论秦汉封建国家的农业政策》(《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安作璋《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代的农业经济》(《秦汉史论丛》第1辑,1981年),认为秦代农业经济是繁荣发展的,究其原因与秦代新兴地主阶级坚持重农政策分不开。吴荣曾《秦的官府手工业》(《云梦秦简研究》),对秦官府手工业作了全面的论述,认为秦从中央到地方都设工室管理手工业,按生产技能又可分将作、工官、铁官等独立的生产部门,工匠中有少数的自由身份者,其余都是缺乏自由身份的人,主要是刑徒。余华青《略论秦汉时期的园圃业》(《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秦汉林业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秦汉边郡牧师苑的兴衰及其影响》(《人文杂志》1984年第1期)三篇文章,对这些与农业密切相关的生产部门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杨荫楼《秦汉隋唐间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趋势与经济区域重心的转移》(《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陈文华《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农业生产技术》(《文物》1985年第8期)、李根蟠《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林甘泉《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对秦汉的农业生产工具、技术、方式及其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此外,近年出版的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两部著作也值得一读。

秦汉工商业经济相对也较为发达,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与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两书,不仅仅叙述了秦汉币制及其演进过程,而且探讨了钱币铸造技术和主管机构、物价和物价管理、公私借贷及其有关立法、高利贷与货币资本,以及货币政策和货币思想诸方面的问题。宋治民《汉代的铜器铸造手工业》(《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2期)、宋超《战国秦汉时期抑工商思想变化初探》(《秦汉史论丛》第3辑)、孙忠家《秦官营手工业管理制度初探》(《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钱剑夫《秦汉的产品检验和物价管理》(《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李祖德《试论秦汉的黄金货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张兆凯《两汉俸禄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孙忠家、王子今《秦汉时期的官营运输业》(《求是学刊》1996年第3期)、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等文章也都对秦汉的工商业思想、政策、生产部门进行了论述。

(四)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发展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水平日渐提升。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一书,首次全面论述了秦汉社会文明的特征,并对其物质生产、生活和精神生活概貌,作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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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探索。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以丰富的考古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紧密结合文献,深入考察了东周列国及秦统一后的文明发展史,论述了该时代的基本历史面貌:在考古学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在经济上,是井田制的崩溃和奴隶制关系的衰落;在政治上,是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向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的过渡;在文化艺术上,则宣告百家争鸣的繁荣和结束。同时强调秦人的社会制度保留了野蛮的奴隶制,并不比东方六国先进。周天游的《中国古代复仇面面观》(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以秦汉为中心,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复仇”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分七个专题考察了汉代的社会风尚。汉代人的精神世界和语言现象,得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结论。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1987年)一书,从生态环境、土地所有制类型及其变迁、农业经营方式、乡村工商业、乡村各阶层分析、农民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历史命运,到乡里村落、里社宗族、婚姻家庭、民间信仰、

神崇拜、巫术禁忌、民谣民谚、乡村风情等方面,较为全面深入地剖析了两汉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全景式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乡村生产生活的风貌。此外一些相关的论文集也有有关秦汉社会史的精到专论。

宗族、家族、家庭问题,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社会史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主要有:周天游就门阀形成于东汉的问题,连续发表的《论东汉门阀形成的标志》(《西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论东汉门阀形成的经济因素》(《史林》1989年增刊)、《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学术界》1989年第5期)三文,探讨了东汉宗族组织构成的特点、宗族内部、族人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及宗族对社会的影响等。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一文,论述了汉代墓祭祖先的墓上祠堂问题。黄金山《论汉代家庭的自然构成与等级构成》(《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汉代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义务》(《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等文章则对秦汉家庭的形态、家庭成员的关系及家庭在社会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婚姻人口问题是秦汉社会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又一领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除葛剑雄、彭卫的两部专著外,主要有彭卫《汉婚律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从云梦秦简看秦代人口再生产》(《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寒萍《秦汉时代的成婚礼俗》(《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王扬《试论汉代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地位》(《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等。

秦汉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特点及影响,也是秦汉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杨师群《东周秦汉私营工商阶层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一文,通过评述战国至两汉时期私营工商阶层沉浮的坎坷历程,探讨了私营工商阶层的社会作用及局限性。贺润坤《云梦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国社会阶层》(《江汉考古》1995年第5期)、刘修明等《秦汉历史变迁中知识分子及其作用》(《学术月刊》1989年第7期)、《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等文,则对秦汉的社会阶层划分,士人、游侠、党人等社会成员在秦汉的沉浮与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

秦汉社会史研究的又一特点,是开掘了许多新的社会史研究课题。如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子今《秦汉时期气候变迁的历史学考察》(《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文章,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秦汉社会的关系。王子今《西汉救荒运输略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认为,两汉政府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条件下,重视组织高效的救荒运输以减缓灾荒对社会的破坏。在救荒运输作为国家实行社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的另一方面,两汉社会的一些文化特征也体现出来了。彭卫《汉代“大丈夫”语汇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一文,考察了汉代“大丈夫”语辞的社会心理意义,认为这个语汇的流行,既是汉代社会雄风的体现,又是它的结果。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认为,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主要围绕和亲和战争两个方面展开,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守和亲”或“言征伐”交替成为社会心态的主流,对汉匈战争进程及汉匈民族关系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第2期)、《东汉墓葬及其反映的社会面貌》(《吉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等,则利用考古资料对秦汉社会的社会面貌进行了探讨。此外,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王子今《秦汉人的乡土意识》(《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方诗铭《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吴廷

、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

第2期)等文章也都较有新意,值得一读。·147·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历　史　研　究

(五)思想文化史研究继续活跃

这一领域虽然提出的新问题不多,但对传统课题的研究却不断深入。论著出版的也较多,除张舜徽《周秦道论发微》(中华书局,1982年)、金春峰《两汉思想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外,熊铁基《秦汉新道家论略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华文化通志·秦汉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景明《中华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丁启际《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等也各具特色,值得一读。此外,由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秦俑博物馆编的《秦文化论丛》8册及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等论著,也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了别具特色的论述。由于本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难以概述。现分儒生与古代政治史研究、经学、宗教神学、人物思想、学术文化与教育、道家思想、区域文化、其他8个方面,分别对其主要成果与研究特色作一概述。

关于儒生与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刘修明《儒生与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通史体裁的专著,其中第2章属于秦汉史的范围。作者对秦汉历史转折中的儒生及其作用,党锢之祸和太学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葛承雍《儒生·儒臣·儒君》(陕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一书则对秦汉儒生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颇多启发。张华松《秦代的博士与方士》(《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陈相生《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及众多有关“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的论文,也都对儒学、儒生与秦汉政治的关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探讨。

在经学史方面,成果较多。学人不但对汉代经学的演化和蜕变进行探讨,而且注意把经学的发展放到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中去加以研究。代表作有臧云浦《两汉经学的发展和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金春峰《论汉代中期思想领域的变化》(《晋阳学刊》1984年第2期)、卢仁龙《河间献王与汉代儒学》(《河北学刊》1990年第3期)、汤其领《董仲舒首推阴阳解〈春秋〉与汉代经学神学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田昌五《易学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杨天宇《刘秀与经学》(《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金春峰《东汉末经学的衰落与党锢之祸》(《求索》1987年第3期)等。

区域思想文化研究,是90年代形成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领域,成果有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一书及一批高质量论文。主要有:张鹤泉《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史学集刊》1995年第2期)、张荣芳《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王健《两汉徐州经学探论》(《中国哲学与哲学史》1996年第9期)、丁冠之、蔡德贵《试论秦汉齐学的内容》(《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冷鹏飞《“东南有天子气”释》(《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第4期)、李绪柏《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等。

由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使秦汉宗教神学研究硕果累累。代表性论著有:李晓东、黄晓芬《从〈日书〉看秦人鬼神观及秦文化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吴小强《论秦人宗教信仰的层次性》(《简牍学报》第14期)、刘信芳《〈日书〉驱鬼术发微》(《文博》1996年第4期)、黄留珠《试论秦始皇对祭礼制度的统一》(《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方诗铭《黄巾起义先驱与巫及原始道教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饶宗颐《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图诸神释》(《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2期)、刘乐贤《尹湾汉简〈行道吉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汤其领《秦汉五德终始初探》(《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李零《战国秦汉方士流派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2期)等。

道家思想研究是秦汉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一块虽经拓荒,但还缺乏深入研究的领地。主要论著有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生龙《汉代“无为”思想简论》(《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丁迎春《汉代道家思想的兴趣及其对文人的影响》(《齐鲁学刊》1996年第1期)、蒲卫忠《论黄老思想对〈谷梁传〉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熊铁基《秦代的道家思潮》(《秦文化论丛》第3辑)等。其中熊铁基的《秦汉新道家》一书,是在作者1984年出版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的基础上形成的。全书分“历史篇”和“思想篇”两部分,从纵横两个方面对秦汉时期新道家思想的产生、发展,及新道家的主要代表作和代表人物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

人物思想研究是秦汉思想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一个传统课题。80年代以来,人物思想研究相对集中在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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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等主要思想家的思想研究上,成果也较为集中。代表性文章有:陈德安《董仲舒的人性四品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林永光《简论董仲舒对儒学的齐学化》(《文史哲》1997年第5期)、李定生《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王保顶《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许殿才《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说》(《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

由于近年来学术、文化史研究的兴盛,秦汉学术文化与教育的研究也趋向深化,代表性作品有:林剑鸣《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孙筱《孝的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云度《西汉前中期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刘良郡《两汉太学论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周桂钿《汉代公羊学传播考》(《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书有《秦汉:中国文化丧失多元性与独立性的转折点》(《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11期)、李小树《论东汉道德教化网的形成》(《晋阳学刊》1997年第6期)、孙家洲、邬文玲《汉代士人“移风易俗”理论的构架及影响》(《中州学刊》1997年第4期)、胡青《试论汉代的家庭家族教育》(《秦汉史研究论丛》第6辑)、刘厚琴《汉代封建父权制思想研究》(《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等。

此外一些综述性论文与史学史研究论文,也是秦汉思想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其中李泽厚的《秦汉思想简议》(《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林剑鸣的《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熊铁基的《秦汉时期的统治思想与思想统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李宗桂的《秦汉之际社会思潮简论》(《浙江学刊》1987年第6期)等文章,都具有从总体上把握秦汉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特点。《史记》与《汉书》研究也在本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论文有:李泉《司马迁不是无神论者》(《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季镇淮《〈史记〉人物传记的思想性及其叙事特点》(《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刘隆有《试论〈汉书〉的学术成就》(《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施丁《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陈其泰《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4期)、许殿才《〈汉书〉典雅优美的历史记述》(《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等。

(六)民族史、历史地理与中外关系史研究渐趋深化

这为从整体上把握秦汉社会状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马长寿《氐与羌》、林干《匈奴通史》、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代表性论文有:朱振杰《“凿空”前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丘进《关于汉代丝绸国际贸易的几个问题》(《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何天明《两汉皇朝解决北方民族事务的统治机构———“护乌桓校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洗剑民《岭南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学术研究》1987年第4期)、辛士成《百越民族稻作农业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华林甫《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陈益民《秦汉陵邑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纪宗安《丝绸之路新北道网络及城镇考述》(《中国历史地理》第3辑)、高荣《东汉西安城的布局与结构》(《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徐鸿修《秦汉时期两次大规模更改地名的比较》(《文史哲》1997年第2期)、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等。

(七)历史人物研究创新与重复性劳动并存

这一时期,秦汉时期历史人物研究评价长盛不衰,人物传记接连不断,文章很多,其中虽不乏力作,可由于研究主要集中在少数政治人物身上,故重复性劳动在所难免,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如有关秦始皇的传记,从马非百的《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到耿宝珍的《秦始皇》(晨光出版社,1998年),在不到20年时间内,据笔者粗略统计,就达23种之多。其中其名称虽不乏新意,而其实际内容又有几多创新?实在令人生疑。我们在收获20世纪秦汉史研究的丰硕成果时,是否应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劳动呢?另外一些较为集中的人物传记有李惠民的《李斯》(中华书局,1981年)等李斯传记3种,任继愈《韩非》(中华书局,1982年)等有关韩非的传记3种,丁毅华《商鞅传》(重庆出版社,1999年)等有关商鞅的评传3种,安平秋《项羽》(中华书局,1981年)等有关项羽的评传4种,林剑鸣《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有关吕不韦的评传2种,孟祥才《王莽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有关王莽的评传3种,肖黎《司马迁评传》等有关司马迁的评传5种。此外,中华书局的人物传记系列书系、三秦出版社的风云人物丛书、解放军出版社的中国历代智囊人物丛书、学苑出版社的开朝帝王全传书系、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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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重庆出版社的宰相列传丛书等也有多种有关刘邦、吕后、汉武帝、刘秀、董仲舒、桑弘羊等人物的传记出版。另外,尚有王云度的《刘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人物传记之所以如此兴盛,一是因为人物传记拥有较广的读者面,二是各地为提高本地的知名度,纷纷打历史名人牌,三是传统史书有关人物传记的资料集中、典型、丰富,便于写作。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书不同的是,近年来的人物传记已经开始着力借鉴西方传记史学的某些优点,注重从人物的心理情感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文化氛围去解构人物,分析特定的社会因素与个人因素对人物所处社会的影响作用,使秦汉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色彩。

有关秦汉人物研究的论文主要有:林剑鸣《秦始皇的怨恨》(《人文杂志》1994年第3期)等评价秦始皇的论文70余篇,晁福林的《商鞅史事考》(《人文杂志》1994年第4期)等评价商鞅的论文60余篇,汝信《韩非评传》(《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等评价韩非的论文190余篇,洪家义《论吕不韦》(《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研究吕不韦的论文20余篇,张诚《李斯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等研究李斯的论文30余篇,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等研究徐福的论文近百篇,张传玺《项羽论评》(《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评论项羽的论文60余篇,王云度《刘邦血亲析疑》(《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研究刘邦的论文20余篇,吴刚《论光武帝的人生观》(《史林》1997年第1期)等有关刘秀研究的论文100余篇,王汉昌《应当怎样评价董仲舒》(《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等有关董仲舒评论的论文近100篇,等等。

(八)文献、文物考古资料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取得重大成就

就传统文献的整理、注释、翻译、研究而言,除了白寿彝《史记新论》(中华书局,1981年)、陕西司马迁研究会主编的《史记汇校汇注汇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等数十部有关“前四史”研究、注释的专著外,学人们对其他文献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扩大了秦汉史研究的文献史料源泉。周天游《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集明清诸本之长,重新加注新式标点;又比较诸家《后汉书》的史事记载,详加考校,以定是非。《八家后汉书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在清人诸辑本的基础上,既增辑张莹《后汉南纪》,又补充较多他书佚文,使诸家后汉书佚文更完备地汇集起来,并作了大量考订工作,是研究东汉历史不可或缺的资料。《汉官六种》点校本(中华书局,1990年)、吴树平《东观汉纪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石声汉

《胜之书汇释》(农业出版社,1980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李解民《尉缭子译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文献的整理、注译出版,扩大了文献资料的范围,为秦汉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献。

80年代以来,考古新发现似乎非常垂青秦汉史研究者。众多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使秦汉史研究取得诸多突破性研究成果。如秦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秦封泥与睡虎地云梦秦简出土前,学者对秦的制度、文化常常是语焉不详。时至今日,不但由于对秦俑的研究形成了“秦俑学”,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著作、报告、论文集,形成了一个秦文化的研究集体,而且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各类文章,从而使秦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云梦秦简出土后,文物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等4个有关秦简的不同版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了《云梦秦简初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了饶宗颐、曾宪通的《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了刘乐贤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等专著,数以百计的论文也先后发表。从而使学者对秦的徭役、土地、隶臣妾、赐爵、法律、户籍、官吏考核、官府手工业等制度,以及秦人的思想观念、禁忌习俗、秦国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有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认识。西安西郊相家巷秦封泥出土后,学者通过初步研究,对秦的官制、郡县制等制度也已有了许多新认识。相信随着科学发掘的秦封泥资料的公布,秦史研究会更上一层楼。又如随着《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1984年)、《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1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88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88年)、《敦煌汉简》(文物出版社,1988年)、《居延新简》(文化出版社,1992年)、《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以及《文物》有关张家山汉简有关释文的发表,使秦汉简帛研究成为了秦汉史研究的热点,不但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的《简帛研究》第1、2、3辑,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等一系列专著与专辑,还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相关论文。再加上《龙岗秦墓竹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袁仲一《秦代陶文》(三秦出版社,1987年)、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150·历　史　研　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徐锡台《周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98年)、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信立祥等《汉代画像石研究》等专著及相关论文的出版发表,使以往由于文献阙如造成的秦汉史研究徘徊不前的状况,已经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当然,我们还必须指出,由于一些考古文物资料长期不予公布,一些考古文物资料的研究失之简或浅,使考古文物资料在秦汉史研究中的突破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秦汉史研究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回顾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状况,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秦汉史研究的繁荣、昌盛而自豪,并坚信新的学术格局正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形成。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学术研究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有影响的研究专著为数不多,全新的能反映20世纪秦汉史研究水准的秦汉史专著更是阙如,经济制度与经济史的研究相对冷落,人物评价与思想研究不乏陈陈相因之论,社会史研究的选题相对散乱,严格的学术规范尚待建立。

四　50年代以来的港台秦汉史研究

自1949年后,以劳干、马先醒等为代表的一批港台秦汉史研究专家,非常重视利用简牍研究秦汉的有关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传统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港台秦汉史研究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呈不断发展提高趋势。

首先,以《秦汉史》为名的5部断代史著作各具特色。虽有两部在大陆初版,但在台湾重版时都有修订,并多次再版,影响较大。这两部专著分别是:劳干《秦汉史》。劳干是20世纪整理研究汉简的首席大师。他的这部《秦汉史》在充分利用文献与简牍资料的基础上,特别重视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问题,体现出了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全书简单、明洁,笔法通俗清新。李源澄《秦汉史》,全书夹叙夹议,重议不重叙,类似一部系统的秦汉史评论集。语体近文言,不用考古资料,概念术语多沿用传统名称。

在台湾出版的3部秦汉史分别是:钱穆《秦汉史》,大东图书公司1957年初版,此后不断再版。本书分7章,上起秦统一,下至王莽新朝,以学术文化为线索,考察分析秦汉史事,论事有详亦有略,结构不加推敲。由于历史观的限制,该书对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多有关注,而忽略了历史发展中更为根本的经济和阶级原因。姚秀彦《秦汉史》,三民书局1974年初版,后不断再版。该书共分4编12章。秦、西汉东汉各为一编,以时间为序,分段叙述政治举措与重大史事,翔实周密,又随时辟出专目,探讨胜衰成败原因,条分缕析,十分清晰。最后一编“秦汉制度”,分4章叙述职官、选举、周边民族、兵制、刑法、赋役、社会等级、经济、生活日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内容。全书除强调文化中心和重视重大背景外,也注意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比较真实全面地将秦汉社会的整体风貌体现了出来,虽有只引用传统文献,基本没有利用考古资料等不足,但堪称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韩复智等编著《秦汉史》,台湾大学1996年初版。该书对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都作了应用,内容翔实,是一部代表近20年来港台秦汉研究成果与水平的力作。

其次,以劳干、马先醒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秦汉简牍等考古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了较有质量的著作,推动了秦汉史研究的深化。其中劳干在大陆研究居延汉简的基础上,1957年在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六部,1960年出版了对图版的考释内容。接着又在七八十年代出版了《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劳干学术论文集乙编》。这是劳干在长期研究汉简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所写的秦汉史论文的汇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几乎秦汉史的各领域,创见纷出,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外,有影响的简牍专著有:马先醒《简牍论集》(简牍社刊,1977年)、徐富昌《睡虎地秦简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3年)、傅荣珂《睡虎地秦简刑律研究》(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余宗发《云梦秦简中思想与制度钩摭》(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吴福助《睡虎地秦简论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而最新成果是廖伯源依据尹湾汉简写成的专著,《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另外,张金仪《汉镜所反映的神话传说与神仙思想》(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黄麟书《秦始皇长城考初稿》(香港珠海书院,1976年)、曹树铭《秦玺考》(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66年)等书,也是利用考古资料研究秦汉史的重要著作。

第三,以钱穆为代表的史学“传统派”在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学术文化为线索,通过整理研究传统史料,对秦汉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考察。如钱穆、施之勉、劳干、王叔岷等在《大陆杂志》、《史语所集刊》等杂志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考证系列论文,对《史记》各篇都进行了疏证、考释、解释,使学人对《史记》所记史事、事例,甚至具体的语词都有了进一步认识了解,为秦汉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动力。而施之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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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1952年起,在《大陆杂志》连续发表了80余篇论文,对《汉书》所述西汉史事进行了考证,对《汉书补注》进行了辨证。与此同时,他还在《大陆杂志》上连续发表了近70篇论文,以《后汉书集解证疑》为题,对后汉书所述史事、人名、地名进行了考证。施之勉的这项研究,为进一步认识了解两汉史事,进一步读懂两汉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也就是港台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秦汉史研究论著,有的虽极少采用考古资料,但仍新意叠出、灼见纷呈的奥妙所在。

第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法新颖细密,成果丰硕。由于港台与欧美国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文化关系,多数学者又有留学经历,故而欧美等国史学界在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新思想、方法都能较迅速地在港台学界传播开来,并与传统史学研究相结合,为港台史学研究注入了活力。就社会史研究而言,代表性的著作有:何浩天《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9年)、刘伟民《中国古代奴婢制度史》(由殷代至两晋南北朝,香港龙门书店,1975年)、周林根《中国古代礼教》(台湾省立海军学院)、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北中华书局,1973年)、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台北启新书局,1968年)、张末元《汉朝服装图样资料》(香港太平书店,1963年)、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劳干《中国的社会与文学》(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等。以及任卓宣《周秦间之社会史问题》(《大陆杂志》第48卷第6期,1974年),张其昀《秦代的社会》(《华学月刊》第97期,1980年1月)、《西汉帝国的社会》(《华学月刊》第108期,1980年12月),徐复观《周秦汉政治社会之研究》(《明报》第9卷第6期,1974年),陶希圣《儒法关系之社会史的考察》(《中山学术文化》第17卷,1976年),施之勉《后汉“至孝”举》(《大陆杂志》第28卷第1期,1964年)等近百篇论文。这些论著对秦汉史各方面几乎都有所涉及。

由于以钱穆为首的港台“传统派”史学家非常注重以学术文化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史,因而20世纪后半叶的港台学术思想文化史也显得相当繁荣。以研究特色而言,如果说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大陆学者非常注重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努力熔社会史与思想史于一炉,力求把握社会思潮发展的脉搏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主线来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以钱穆为代表的港台学者,则力求把学术史与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努力熔学术史与思想史于一炉,力求探索思想发展的学术知识底蕴,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有: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维新书局,1968年)、徐复观《西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6年)、张金仪《汉镜所反映的神话传说与神仙思想》、钱穆等《中国学术史论集(四册)》(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发展委员会,1956年)、王云五《两汉三国政治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张美煜《荀悦申鉴思想探究》(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74年)、刘绍辅《中国经济思想史》(台北中央书局,1960年)、余精一《中国农业社会史论》(台北进

学书局,1970年)、

黄锦《秦汉思想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年)、台湾省博物馆《秦汉工艺史》(1989

年)、余宗发《秦人出入各家思想分期初探》(台北学海出版社,1987年)等。

由于受欧美各国学者醉心于社会制度史研究,及传统派学者注重王朝政治演变史研究的影响,港台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不断深入,代表性论著也时有出现。其中,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年)上编第一、二册,将文献与文物考古资料融为一体,对秦汉地方行政制度进行了深入、细密的论证,可谓20世纪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此外,周道济《汉唐宰相制度》(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4年)、陈世材《两汉监察制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芮和蒸《两汉御史制度》(台北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64年)等专著,及劳干《秦汉九卿考》(《大陆杂志》第15卷第11期,1957年)、《与严归田教授论秦汉郡吏制度书》(《大陆杂志》第28卷第4期,1964年)、《论两汉的内朝与外朝》(《史语所集刊》第13卷,1949年)、《汉代的吏员与察举》(《考铨月刊》第11卷,1952年)、《汉朝的县制》(《中研院院刊》第1卷,1954年)、齐觉生《秦博士制度与廷议》(《大陆杂志》第15卷第12期,1957年)、张其昀《秦帝国的政治》(《华学月刊》第96卷,1979年第12期)、饶宗颐《新莽职官考》(《东方学报》第1卷第1期,1959年)、杨树藩《两汉尚书制度研究》(《大陆杂志》第23卷第3期,1961年)、廖伯源《汉代爵位制度试释》(《新亚学报》第12卷,1977年)等数百篇论文,对秦汉政治制度的内涵、演化等都进行了深入细密的考证论述,为秦汉史研究的深入建立了基本的框架。

综上可知,20世纪后半叶港台从事秦汉史研究的人数虽少,但研究成果堪称丰富,是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台秦汉史研究人员少而精,研究方法专而细,研究成果的学术性与知识性、通俗性相交融,既注重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史学以文献考辨为基础的基本功训练,又注意吸取欧美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力求使秦汉史研究在保持其学术性的前提下,获得尽可能长久的生命力。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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