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俊

李守俊传

李守俊，字念劬，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任高要知县，迁户部主事，差榷九江，掌九江关，迁广东按察司副使，明泰昌元年（1620）十月甲辰升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又迁浙江右布政使，明天启五年（1625）迁广西左布政使，明崇贞四年（1631）五月调广东左布政使，明崇贞四年（1631）辛未九月壬申调湖广右布政分守下荊南道。

李守俊，字念劬，万历二十九年进士。任高要知县，迁户部主事，差榷九江。未及期，度无亏课，即放关通舶，免其税，商人立生祠祀之。天启五年，历迁广西布政使。时天下藩司皆为逆党建生祠，守俊耻之，不赴任。御史田景（魏党）新劾之，削夺听勘。崇祯改补湖广左布政，卒于官。櫬归过浔阳，父老携羊酒泣奠。日放关一事，目中不复睹矣。 ——《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卷八治绩》

东林党人李守俊掌九江关时，放关免税，民感其德，为立生祠，后李卒于湖广任上，棺木过九江，“父老相率携鸡酒泣奠曰：放关一事，目中不可复睹矣”(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九《李守俊传》)

○李守俊1601年明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殿试金榜第三甲第27名同进士出身 ○泰昌元年(1620)十月己酉升广东按察司副使李守俊为福建布政使司右参政《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二》

○天启五年（1625）九月升浙江右布政李守俊为广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三》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辛未广西道御史田景新再参兵部侍郎唐世济、工部侍郎王惟俭、左通政王孟震、广西布政使李守俊、江西参政蒋□得旨、唐世济作夏嘉遇盟主、为左光斗先锋、已有旨处分王惟俭依附当路朦胧屡转着冠带闲住，王孟震巡城不简居乡凶横，李守俊贪横异尝，蒋谨贪忍诡秘俱削籍为民，仍追夺诰命。《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六十五》 ○崇祯元年（1631）四月甲午复逆珰削夺尚书周嘉谟、崔景荣、李腾芳、乔允升、徐兆魁、高第、徐大化、侍郎孙居相、王国祯、吴用、先觧、经邦扶、克俭、沈演南、居益、董应举，都御史曹于汴、申用懋、孙鼎相、魏云中、亓诗教、杨鹤，通政使马从龙、左右通政王孟震、涂一榛、大理寺少卿吴之皞、寺丞张廷拱、太常寺少卿甄淑、麻僖、曾汝诏、姜志礼、太仆寺卿潘文韩、策少卿孙之益、冯梦祯、欧阳调律、孟习礼、南太仆寺卿汪先岸、光禄寺卿管少卿事钱春、少卿王国瑚、史记事、张光房、寺丞吴尔成、李炳恭、赵昌运、尚宝司少卿陈以闻、范凤翼、陆师贽、司丞吴殿邦、都给事中刘弘化、御史刘之待、江秉谦、李乔仑、樊尚燝、李日宣、房可壮、郑宗周、荆飬乔、吏部郎中唐晖、主事刘行义、王任杰、户部主事惠承芳、李孔度、礼部郎中张笃敬、兵部主事沈正宗叚然、刑部主事彭参、李瓒、员外郎李淑问、主事冯士?、翟师偃、工部郎中张醇儒、周凤岐、叶宪祖、员外笪继良、潘达、何显宗、主事刘鳞长、王元翰、布政使李守俊、参政霍镇芳、张国绅、副使曹学佺、余思明、陈镳、贺仲轼、知府杨所蕴、姜玉菓、王尧民、祝万龄、石万程等九十二人官补给诰命品，望年力可用者仍令酌起《崇祯长编卷之八》

○崇祯四年（1631）春正月，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言：“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未有年余不罢者。捐助搜括，二者犹难为训。”上曰：“加派原不累贫，捐助听之好义，惟搜括滋奸，若得良有司奉行，亦岂至病民乎！”不听。上召廷臣及各省监司于平台，问浙江按察副使周汝弼浙、闽相连，海寇备御之策。对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问江西布政使何应瑞：“尔省宗禄，何以不报？”应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贫，抚按查核，有司尚未报耳。”问湖广右布政使杜诗：“尔楚去夏，民变树帜何也？”诗曰：“树帜之后，地方仍安。”问福建布政吴、陆之祺：“海寇备御若何？”曰：“海寇与陆寇不同，故权抚之。但官军狃抚为安，贼又因抚益恣，故数年未息耳。”上问实计安在？祺曰：“海上官兵，肯出死力。有司练

乡兵，筑城，要地多设火器，以战为守，此上策也。”问河南布政杨公翰、贾鸿洙以收税耗重，宜斥有司。鸿洙曰：“近奉上命，已革去矣。”问广东布政陈应元、焦元溥曰：“尔省所负宣、大兵饷数十万，何也？”应元曰：“近已解纳。”问其数，曰：“七千两。”上少之，曰：“宣、大重镇，急需，其毋玩！”问山西按察使杜乔林：“流氛若何？”对曰：“寇在平阳，或在河曲，须大创之，但兵寡饷乏耳。”上曰：“前言寇平，何尚阻也？”曰：“山、陕界河，倏去倏来，故河曲被困。”问河曲之陷。曰：“贼未尝攻，失于内应。”问：“导贼何人乎？”乔林曰：“大抵出于饥民。”问陕西参政刘嘉遇。对曰：“寇见官兵即散，退复啸聚。”上曰：“寇亦我赤子也，可抚抚之。”曰：“今方用抚。”上曰：“前王子顺既降，何又杀之？”曰：“彼抚仍掠，宜其夷也。”“近寇何如？”对曰：“一在延安，一在云岩、宜川。”问广东布政使陆问礼、按察使孙朝肃。时问礼已除南赣巡抚。上曰：“南赣多盗若何？”对曰：“南赣在万山中，接壤四省，当行保甲，练兵伍，庶足弭贼。”上曰：“此须实效，空言何为？”问：“海寇若何？”曰：“广东海寇，俱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兵船难近，但守海门，勿令登陆，则不为害。”问广西布政郑茂华、李守俊：“靖江王府争继，何也？”对曰：“宪定王二子履祥、履佑，履祥早没，王请立履佑为世子，而履祥有未奏选之妾生子，今已长矣，是以争。”问四川布政华敦复：“乡绅挟御史，何也？”以逋赋对。上曰：“守臣何不弹压？”对曰：“远方有司多科贡，故不能耳！”时云南布政娄九德被劾，问贵州布政朱芹以安位事。对曰：“督抚臣责安位以四事：一擒奢崇明，一献樊虎、奢寅、妻马人、子阿甫，一送贼巡抚王三善人，一责削地，故议未决。”对毕，召各官谕之：“正已率属，爱养百姓。用命有显擢，不则罚随之。”各退谢。召左都御史闵洪学，左副佥都御史张捷、高洪图，谕洪学曰：“巡按贤则守臣皆贤，若巡按不肖，其误非小。屡饬回道严核，何近日不称职之多也？”又曰：“卿与吏部实心任事，天下不难为。”乃退。《明史纪事本末 卷七十二》

○崇祯四年（1631）五月甲午调广西左布政使李守俊为广东左布政使《崇祯长编卷之四十六》

○崇祯四年（1631）九月以王道元为广东右布政高肇兵备道李守俊为湖广右布政分守下荆南道（郧阳、襄阳二府）《崇祯长编卷之之五十》

毛士龙李守俊列传

毛士龙字禹门宜兴人万厯癸丑进士授杭州府推官以贤能着擢刑科给事中过同里何士晋寓适杨涟至士龙从未识涟避屏后闻涟语慷慨激烈知其非庸人也即往拜定交自是毎事与杨左相左右羣小嫉之内官刘朝以盗宫下狱时魏忠贤用事朝夤缘内宣士龙严为指叅旨中寝既而朝以阁援得脱典禁兵嗾忠贤害士龙适苏有五人击杀缇骑之变忠贤惧乃变计离其籍而杀之先戍士龙于平阳随而逮之士龙乃挈妻子潜遁深山中珰败乃免崇祯登极得复其官

李守俊，字念敬，由进士授髙要令，两入秋闱，皆称得人以治，行擢户部主事，司榷九江，未及期，而课足即放闗通舶，免其税，商人徳之，为立祠以祀焉，歴官至司道，天启五年迁广西布政，时天下藩司皆为逆珰建祠，守俊耻不赴任，珰使御史田景新劾，守俊党髙攀龙，削夺听勘，崇祯改元补广西布政召对，改湖广左布政，卒于官，榇过九江，父老相率，携鸡酒泣奠，曰放闗一事目中不可复覩矣。

外史氏曰禹门先生与汉之张俭其行径何异哉嗟乎汉与明之亡也以用宦寺而逐清流同一轨焉奈何后世君王信任宦官甘之如石蜜而忘其毒甚于虺蛇也耶念敬先生放关一事脍炙人口至今商民追思不置万厯崇祯间用宦官司榷天下元气剥削尽矣盖关税一重则百货俱昂凡民间日用布帛菽粟无不倍价而细民重困咸思为盗此中原所以涂炭也元耶律楚材柄国济益甚多至税课长贰悉用士人尝语人曰不读书人见小而贪利罔知亷耻俾司钱榖必至刼掠平民者矣及其卒悉更其所用者曰类人类人者同类之人也斥士人为异路异路者不同道者也一切财赋盐榷之司士人不得望见焉而平章省路津要之官所用非人交相徇庇上下征利直至民穷财尽人人思乱

而朝廷不知卒亡天下而后已嗟乎元与明用小人与民争利而亡又同一轨也

《欽定四庫全書-東林列傳卷十九-江陰陳鼎 撰》

李守俊是东林党人，东林党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原籍都在商品经济有了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他们中有的人或先辈经商，甚至有的本人参与商业活动，如顾宪成的父亲即致力于工商业活动，曾“试为酒人、豆人、饴人、染人，渐能自衣食”，又“再迁泾僦廛于市”。高攀龙的生父兼营高利贷。缪昌期的生父是商品交易的经纪人，李三才在张家湾也开设店铺。即使先辈或本人未曾经商者，也与新兴的早期市民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都对遭受专 制压迫和剥削的市民阶层抱同情的态度，为他们请命，支持他们反对超经济掠夺的斗争。顾宪成和李应升为此都曾先后写信给苏州浒墅关的官吏，呼吁减免商税，为商民鸣不平。顾宪成陈述了小经纪营生和在家门贸易不出四十里之内者，也要到关纳税为极不合理，并对税棍借漏税为名擅杀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赵焕一事十分愤慨，为赵焕呼冤，要求彻底查清此事，为民除害。李应升在信中更严词批评苏州浒墅关的官吏，指出浒墅关“利在东南西北，而乡民斗争斗粟鱼舟，动遭科迫”，建议他们要“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王纪为北方河间府商贩日稀民生日乏的情况而大声疾呼，要求减免那里的重叠小税。叶茂才是东林书院的主讲之一，也是著名的“东林八君子”之一，在他掌管芜湖商关期间，经常放关免税，很受商民的爱戴。掌管九江商关的东林党人李守俊也是如此。

东林党人。万历1604年，顾宪成(泾阳，1550-1612)、高攀龙(景逸，1562-1626)与钱一本、顾允成等在无锡重建东林书院，顿成讲学盛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记学者共17人。他们讲忠义，评骘时政，劾斥阉党，声援市民抗矿监、税使的斗争，黄宗羲赞曰“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他们不避斧钺，气节凛然，一时四方响应者皆称东林党人。清人陈鼎作《东林列传》，入传者达180余人，包括吏部尚书赵南星(梦白，1550-1629)等在朝者多人。天启1625年魏忠贤令毁东林书院，并颁“东林党人榜”，治罪309人，生者削籍、禁锢，死者追夺。

顾宪成按师承是王守仁的三传弟子，惟后主治朱熹之学。高攀龙则宗朱学。《东林书院志》卷十六、十七所载建院公启等文均以朱学为正统。然而，东林讲朱学，并不尊《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官书教条，与官方举业之学异趣。他们对王学主要是批判“王学末流之空虚”(指流入禅)，也批判朱学末流之“章句”(指教条化)。对王守仁，集中批评他“四句教”中“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语。盖东林学者都是道、性善论者。顾宪成说：“夫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是，功夫如是”。王守仁“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明儒学案》卷八顾宪成传)。这就发生本体与工夫问题。东林学者最重工夫，而王学最重内悟。高攀龙说：“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工夫不密”(同上高攀龙传)。钱一本说：“工夫为主，??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尽其才始能见得本体，不可以石火电光便作家当也”(同上卷五九钱一本传)。石火电光都是虚，才即工夫乃是实。

东林学者重实学，提出“讲习”“有用”两个论点。讲是讲理论，习即工夫。顾宪成说：“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讲习结合以群：“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者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士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东林书院志》卷三《丽泽衍》)。这也是学必有用。高攀龙说“学问不是空谈而贵实行”，“心为体则身为用，身为体则心为用，无用便是落空学问”；“东林朋友俱是硁硁者，不知玄” (同上卷六《东林论学语》下)。这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思想，对立于学以致仕的举业，也有异于传统的书院。东林学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真有点像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

东林学风反映了社会对知识价值观的转变。原来中国的所谓知识，只是个进仕的阶梯，并无社会价值，一旦科场失败，则十年寒窗等于白废，顶多做个教书秀才混饭而已。东林时

代，书院的“清议”，以及士绅的“乡议”，都成为统治阶级最头痛的东西，也为社会尊重。知识有了社会价值，争取讲学自由，成为一种社会斗争。知识价值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因素。

晚明，中国工商业有较快发展，出现工场手工业，即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十大商帮中，徽、晋、陕、粤、闽帮均形成于16世纪，其余在17世纪前叶。东林党人中普遍有“惠商”思想，并出现“工商皆本”论。

东林党人李应昇上书巡抚朱寰同，要求减税惠商，“曲体商人之意”，“为商为国”(《落落斋遗集》卷四)；又以东南最大的钞关浒墅关科索过严，要求改变政策，“爱商恤民，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同上卷五《答刘念劬》)。商人赵焕被税使孙隆处死，又捕其子，顾宪成特《柬浒墅关使者》以营救之(《泾皋藏稿》卷四)。党人李守俊掌九江关时，放关免税，民感其德，为立生祠，后李卒于湖广任上，棺木过九江，“父老相率携鸡酒泣奠曰：放关一事，目中不可复睹矣”(陈鼎《东林列传》卷十九《李守俊传》)。天津巡抚李懋明议恢复关税，高攀龙闻之“顿足而叹”，上《罢商税揭》曰：“商税之失人心倍蓰于加派，加派之害以岁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高子遗书》卷七))。高攀龙、李应昇均1626年“七君子”冤狱中人，高于逮捕前投湖自沉。

“工商皆本”论不仅是反映商业的发展，而是反对传统崇本抑末思想、要求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新思维。原来王守仁即有“四民异业而同道”语，而所讲是“修治具养”之道(《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五《节安方公墓表》)，未见社会平等观。何心隐：“商贾大于农工”，农工“不得不主于商贾”(《爨桐集》卷三《答作主》)，其说只比较经济力，且未涉及士。朱国桢说“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涌幢小品》卷九)，提出“国本”，也未涉及最高地位的士。冯应京说“士农工商，各执一业，又如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也”(《月令广义?授时》)。这里是四民并论的，但是从治生出发，不涉及本末。冯应京反对矿监最力，并因而入狱，但冯非东林党人。赵南星是东林党人掌中枢者，他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赵忠毅公文集》卷四《寿仰西雷翁七十序》)这里明确提出四民平等，并说称贤不必仕进。不过，一般认为“工商皆本”论定于黄宗羲。黄先说：“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原是指制造和贩卖佛、巫、倡、优用品及奇技淫巧之物者，应于抑禁。然后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

二十五世孙 占均摘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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